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
師大畢業到國中實習的那一年，我被派去帶領放牛班。可以想像在師大學的「愛的教育」那一套，在這裡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屢勸不聽的學生，我只好用拳頭收服，面對從街頭出身，「實戰」經驗豐富的我，沒有學生能打得過。在暴力威脅之下，他們變得聽話，即便我非常不願意用暴力對待學生，卻也找不到其他辦法。時常學生做完掃除工作跑來問我：「老師，我們可不可以抽根菸？」「別讓我看到就可以。」我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時，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地方，沒有出路，心情極度鬱悶，所以寫了一句話：「屬於大海的動物，需要大一點的空間。」來勉勵自己走出陰霾。沒想到，這句話，竟成為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寫照。
老師的世界有多大，學生的夢想就會有多大
一直以來，我深信如果父母把孩子關在室內教育，他的世界就只有房間那麼大，就算再有錢，頂多也是幾百坪；一個老師的世界倘若只有教室或研究室那麼大，他教出來的學生也不過那樣大的視野。
有些時候，教室如同圍牆一樣，把我們上課內容與時間關起來，學生的創意被上了鎖，夢想的翅膀也被綁住，考試只是像機械化的勞動，把學生的精力消磨掉。圍牆外面，有許多有意義的學習，雖然考試不考，卻是人生樂趣所在。但牆外的東西往往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我們被關在牆內長達十二年，甚至更久。常有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從此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帶給他們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經驗。
我一直努力突破教室的圍牆，把學生帶到戶外，帶入生活，帶向世界。二０一一年的暑假，兩位男同學去攀登布羅德峰，海拔八０五一公尺；五位畢業生帶著十二個藥物濫用的孩子，進行二十一天荒野治療課程；四位畢業生，帶領台大為期十天的冒險領導課程；一位男同學，為急難家庭募款而環島義走；兩位女同學，前往新疆旅行並蒐集夢想與希望；一位女同學在美國流浪四個月；一位聽障男同學去獨攀南湖大山；一位老師帶著十多個學生騎車環島；一位老師帶著八個學生去尼泊爾爬山，並為當地募款蓋社區儲水槽、舉辦夏令營。
這些――都是我的學生，他們見證了學習是寬廣無限的，只要激發他們學習的樂趣，認同學習的意義，他們會願意花三倍的時間來投入學習。
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如果把孩子放在金魚缸裡，層層保護，仔細照料他們，可以養出有禮貌、很漂亮的金魚，但這樣的孩子可能是脆弱的，不敢面對挑戰，甚至膚淺的以為，幾株水草，就是全世界。我們應該教出大器的孩子，讓他們在大海裡學習，陪他們對話與思辯，豐富的閱讀，鼓勵獨立思考，目睹他們生命卓越的蛻變。我想看見他們變成大鯨魚，充滿自信地在世界遨遊，只有如大海般，寬廣無限的空間，才裝得下孩子無限的可能。所以，不要怕孩子冒險，帶他們離開金魚缸，進入大海裡吧。
登頂不是課程目標
我剛回國任教時，在美國學的專業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學校教的是一些運動社會學、行銷學與休閒經營等科目。後來有機會才在實務課程中，把以前所學的戶外及平面遊戲帶進課程裡。那時不僅沒有活動器材，連戶外的器材都要向南港國中童軍團借。就這樣開始，一群人慢慢跨到戶外。後來又開了一門課——單車跨北橫，接著加入溯溪、登山、划獨木舟、建造竹筏、建繩索場，也開始接營隊及活動，舉辦冒險治療課程和治療性營隊，帶領學生去幫助中輟生、受家暴性侵的孩子、殘疾人士，以及社會各個弱勢階層。
為了讓學生擁有國際視野，所以我開了海外登山領導課程，先後進行美國國王峽谷冒險計畫、阿拉斯加遠拓獨木舟學習計畫，後來在帶領學生喜馬拉雅登山計畫的同時，也開始嘗試將服務學習放在領導力課程內，讓學生為尼泊爾蓋教室募款、和壢新醫院合作義診。之後，與好朋友成立外展教育學校（OBT），在大家的協助下，成立亞洲體驗教育學會。二００七年，除了戶外體驗教育之外，我增加了服務體驗教育，引導學生們進行各種服務計畫，包括關心全球暖化議題、幫流浪狗結紮、陪讀計畫、募書與閱讀計畫、推動無痕山林等，學生的足跡踏遍台灣各鄉各鎮，以及尼泊爾、甘肅、四川、希臘各地。
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
回首這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在思索，要教出什麼樣的孩子。我沒有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教學，只是用心貼近學生的生命，去聽他內心深處的故事，挖掘被輕忽的能力。根據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
我帶領一群沒有戶外經驗的學生，經過一學期的準備及訓練，攀登喜馬拉雅山。在過程中，他們一起開會討論，學習登山技巧、訓練體能、打電話募款（學習被拒絕）、主動尋找師資（學習尋求協助與資源）、打包（學會取捨）、與家人溝通、學會風險控管、解決團隊衝突、情境演練（在重要時刻如何做決策）等。登頂不是我的課程目標。重要的是，他們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有別於傳統競爭學習模式。
過去傳統教育總是教我們要打敗別人，學習就像賽跑，第一名只有一位，只要往前衝，不需要等待，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競爭模式下成長，容易養成自私的孩子，不懂團隊合作，也沒有耐心。同事如果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會開始抱怨，認為別人拖慢團隊速度，妨礙他的事業往上爬。這樣的心態，只會讓他失去快樂，失去人對他的敬重。
而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我們的目標不是比誰第一個登頂，而是全部隊員要一起登頂。在過程中，速度快的要等慢的，經驗豐富的要等沒經驗的。爬山的時候，他們親密的相處在一起，真誠地關心伙伴的身體狀況，彼此扶持。如果有隊員必須下撤，大家會抱在一起哭泣，捨不得分開。他們眼中不再只有自己，而是會發自內心去關懷人。
在這些冒險挑戰中，學生和我的生命不斷被更新與擴張，我們對生命有新的闡述和認識。雖然說不清楚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但我確信他們學到的，遠比我想像得更多。
這堂課喚起學生對生命的熱情、對能力的想像，如果一群沒有經驗的人，透過學習可以攀上喜馬拉雅山，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登上生命的高峰呢？還有什麼能限制他們的夢想呢？
瘋狂期末考
當我成為基督徒後，本來立志要當牧師，但是上帝並沒有開啟這條路，反而帶領我進入國立體育大學教書。也許祂認為我可以把老師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一直希望能教出具有僕人氣息與領袖特質的學生。顯然，這不是用紙筆測驗就能測得出來。
我對研究生出的期末考題，是請他們分組做專題，接著說明評分標準：一、要對社會有幫助；二、要對團隊有挑戰性；三、要有永續性。
根據這三個規則評分，學期中不考試。
若學生無法達成這三項規則，這門課稱不上領導學。我認為在教室裡的學習，不能成為唯一，必須透過實踐、反思，發展自我認同與利他服務，才能使學習內化，彰顯學習的意義與價值。培訓領導力，不是以口頭的方式授課，要學生背誦教科書，最後寫一篇報告，就能夠學會。
你可以想像，這對在傳統紙筆測驗中長大的學生來說，是多大的挑戰。但如果問我，這些年教學最大的感想是什麼，我會回答：永遠都要相信你的學生做得到。老師深信學生做得到，用這樣的信念教學，學生會感受到你對他們的信心，更會激發他們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做得遠比我想像得更好。
在課堂上，我會先分享自己做過什麼，或以前的學長姐做過什麼，有時會邀請一些成功的典範來分享。
有一次，我分享和學生帶領盲人去登山和攀岩。如果盲人可以爬山，還有誰不能爬山。我跟學生說，我曾在喜馬拉雅山上，看見當地七歲的孩子在那裡跑上跑下，根本不當作爬山。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心臟沒有比較大顆，要相信上帝創造人類的潛能。你現在做不到，並不代表未來無法做到。
然後我雙眼直盯著他們，口氣堅決地說：「你們可以做得更好。」真的，學生們相信了。他們帶領國中生參與社區關懷探訪；有一組募了幾百本書給偏遠國小，並協助整理圖書室；有一組帶四位特殊兒童去爬雪山，帶著小朋友在山上撿垃圾；有人替學校募電腦，替弱勢兒童募集鞋子；有人帶領癌症病人攀岩，結果攀完岩，病人告訴他們還想要去潛水。
有一組學生在西門町放一座巨型監牢，一名學生在裡面讀書，鐵窗外貼著「爸媽！我不要坐牢」的大海報，象徵教育被綁架了十二年。透過街頭的即興表演，傳達「做中學」及「服務學習」的教育理念。
學生們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心。每一屆學生的經驗會激發下一屆學生的創意，沒有一年的期末考是一樣的。他們付出生命，並影響生命，匯集成巨大的力量。
我聽著期末考報告，學生在過程中成長，從服務對象得到回饋，體認到學習的價值。看見學生生命的轉化，心裡十分感動，眼眶也忍不住泛淚。我的學生真的很棒。
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登山是一件非常耗費體力的活動，尤其是高海拔登山。因為體力與缺氧的緣故，更容易經歷到平地無法經驗的累。到了體力耗盡的臨界點，開始就是一連串的自我對話與自我掙扎。選擇放棄常會是第一個跑出來的念頭，然而接著出來的是更多的自我激勵、自我支持的往前力量。這兩者會在交織過程中彼此衝突，腳步在停停走走之間繼續邁進。如果不小心跌了一跤，放棄的念頭就會像落石一樣，狠狠砸在你頭上，你會望著山頂，停在那裡忍著哭的衝動，想放棄。
在爬喜馬拉雅山那年，我有個學生當時已經快五十歲了，比我年紀還大上幾歲。在登山四千公尺之後，他走路的速度，以及身體各項指數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關心著他的身體狀況，猜想他應該無法登頂。沒想到他最後穿上冰爪，一步一步走上去。他重複揮舞著冰斧、上升、移動，三個動作，一語不發專注讓腳跨出每一步。當他每跨一步，就覺得氣力用盡，好像沒有力氣再跨下一步。但是攻頂的強烈渴望支撐著他，終於踏上銀白色的小小平台。放眼望去，周遭都是七八千公尺的山嶺，連綿不絕，一望無際的雪白。登頂，風景真的很不一樣。
我激動地拍拍他，摟著他的肩膀，除了看著一樣的風景外，還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毅力，心裡充滿感動。
人生的第一次下撤
然而不是每一次登山，所有的人都能成功登頂。當峰頂近在眼前時，來到這裡的登山者通常也已筋疲力盡，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和高原反應程度不盡相同。為了增加登頂的機率，我們通常會依據速度，將隊伍分成A、B兩隊；接著看團隊狀況，評估是不是需要將B隊再拆成B、C兩隊。B隊還有機會追上登頂，但若留在C隊，就代表與登頂無望了。
二００八年帶學生去吉力馬札羅山，那是我第一次加入速度較慢的分隊，不是身體狀況不好的緣故，而是為了陪伴太太怡婷。
自從我生病之後，原本不爬山的怡婷開始陪我爬山，因為她怕我在山上會發生意外。
當爬到五千五百公尺高時，B隊需要再拆成兩隊，我很想留在還有機會登頂的B隊。但怡婷的身體不是很理想，她跟我說：「智謀，可以留下來陪我嗎？」語氣盡是疲憊。
我望著相去咫尺的頂峰，再回頭看看氣喘吁吁的妻子，回想起這幾年她對我無怨無悔地照顧，心裡湧起極大的感動──決定這次換我陪著她。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撤，以往爬山的目的就是為了登頂，然而在那一刻，我察覺人生有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也因為那一次我沒有離棄她，所以後來幾年去爬喜馬拉雅山、安娜普納峰時，她都願意陪我同行。
登上愛的頂峰
人生的第二次下撤是在二０一０年，我率領團隊陪著六龜育幼院、那瑪夏鄉的孩子遠征六一七八公尺高的青海玉珠峰，為的是幫助他們從莫拉克風災的創傷中走出來，找回重生的力量。
我們從格爾木基地營出發，在四千公尺高的地方待兩晚，完成高度適應後，開車到五千一百公尺高的基地營搭帳棚。那天晚上，我被一陣慌亂聲音驚醒。有位女同學激烈地咳嗽，我先檢查她的嘴唇是否發紺（編注：血管脫氧，使皮膚呈青色徵狀），再聽她的咳嗽是否有鑼音，檢查其心跳、血氧、血壓數據。情況不是很樂觀，我知道再這樣咳下去，恐怕會把肋骨咳斷，只好咬牙立下決定，連同另外一位高原反應嚴重的男同學，一起緊急下撤。
那位男同學和我吵起來，他說：「老師，我可以撐下去，請你相信我。」然而，我已經觀察了他幾天，雖然他的鬥志堅強，可是頭痛、嘔吐等症狀並沒有改善，行動也越來越緩慢，看著他近乎絕望的臉龐，雖然不忍心，我還是堅決命令他下撤。
但是不久前，車子才剛送走一批下撤的學生，等到回來時已是凌晨一點多。我們再度進行下撤，只是司機體力早已透支，所以這回換我開車。一路上大霧濃濃，加上對青藏公路不熟悉，我只能勉強撐起精神開車。同車的女同學知道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好，就陪著我聊天、協助注意路況。
到達格爾木基地營已是凌晨五點多，我累壞了，看到床立刻倒下睡著，睡了兩個小時後，司機的體力也恢復一些，才又換他開車載我回到五千公尺的基地營，然而我知道自己體力已到極限，需要好好休息，無法登頂了。
經歷這幾年爬山的經驗，讓我開始對登頂有不一樣的詮釋。過去我是一個登頂狂熱者，爬山就是為了登頂，為了證明自我。然而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我體會到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意義，那位女同學說，當她看見我強打精神開車的模樣，彷彿看見一個剛毅的父親形象，給她很大的愛與安全感。從妻子和學生的回饋中，讓我察覺到沒有登頂也沒有關係，下撤也是生命中重要的體驗。不管最後身體有沒有登頂，我們的心靈因著愛，早已攀上頂峰。
當下最好的決定
每當說出「下撤」兩個字的時候，我的語氣總是堅決肯定，不留有商量的空間，但心裡其實充滿不捨。我知道如果心軟把患者留下，就是讓他們的生命置於更危險的狀況。
在高海拔的山上，要下撤隊員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考量。對一個總領隊來說，要評估可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很不容易卻重要的決定。學生們為計畫付出了幾個月的心力與勞力，眼看登峰近在咫尺，身體卻不聽使喚，那種不甘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選擇下撤是不得已的決定，在當下卻是最好的決定。
人生似乎也是如此，當我們全力以赴面對生命的許多挑戰，屢屢無法突破和解決，甚至到了不得不放棄的地步，並不代表自己失敗了。一個人能夠瞭解自己的極限，正視自己的感受，不為成功的虛名強迫自己，不正也是一種自我的突破？
也許這次沒有登頂，不代表下一次不會成功。山永遠矗立在那裡，耐心等著你；山也是你最棒的生命導師，你在探索她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探索自己。
師大畢業到國中實習的那一年，我被派去帶領放牛班。可以想像在師大學的「愛的教育」那一套，在這裡一點也派不上用場。屢勸不聽的學生，我只好用拳頭收服，面對從街頭出身，「實戰」經驗豐富的我，沒有學生能打得過。在暴力威脅之下，他們變得聽話，即便我非常不願意用暴力對待學生，卻也找不到其他辦法。時常學生做完掃除工作跑來問我：「老師，我們可不可以抽根菸？」「別讓我看到就可以。」我選擇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當時，覺得自己被困在一個地方，沒有出路，心情極度鬱悶，所以寫了一句話：「屬於大海的動物，需要大一點的空間。」來勉勵自己走出陰霾。沒想到，這句話，竟成為我後半生教學生涯的寫照。
老師的世界有多大，學生的夢想就會有多大
一直以來，我深信如果父母把孩子關在室內教育，他的世界就只有房間那麼大，就算再有錢，頂多也是幾百坪；一個老師的世界倘若只有教室或研究室那麼大，他教出來的學生也不過那樣大的視野。
有些時候，教室如同圍牆一樣，把我們上課內容與時間關起來，學生的創意被上了鎖，夢想的翅膀也被綁住，考試只是像機械化的勞動，把學生的精力消磨掉。圍牆外面，有許多有意義的學習，雖然考試不考，卻是人生樂趣所在。但牆外的東西往往讓我們感到陌生，因為我們被關在牆內長達十二年，甚至更久。常有學生在離開學校後，從此不想學習，因為學習帶給他們的，竟是如此痛苦的經驗。
我一直努力突破教室的圍牆，把學生帶到戶外，帶入生活，帶向世界。二０一一年的暑假，兩位男同學去攀登布羅德峰，海拔八０五一公尺；五位畢業生帶著十二個藥物濫用的孩子，進行二十一天荒野治療課程；四位畢業生，帶領台大為期十天的冒險領導課程；一位男同學，為急難家庭募款而環島義走；兩位女同學，前往新疆旅行並蒐集夢想與希望；一位女同學在美國流浪四個月；一位聽障男同學去獨攀南湖大山；一位老師帶著十多個學生騎車環島；一位老師帶著八個學生去尼泊爾爬山，並為當地募款蓋社區儲水槽、舉辦夏令營。
這些――都是我的學生，他們見證了學習是寬廣無限的，只要激發他們學習的樂趣，認同學習的意義，他們會願意花三倍的時間來投入學習。
金魚缸裡養不出鯨魚。如果把孩子放在金魚缸裡，層層保護，仔細照料他們，可以養出有禮貌、很漂亮的金魚，但這樣的孩子可能是脆弱的，不敢面對挑戰，甚至膚淺的以為，幾株水草，就是全世界。我們應該教出大器的孩子，讓他們在大海裡學習，陪他們對話與思辯，豐富的閱讀，鼓勵獨立思考，目睹他們生命卓越的蛻變。我想看見他們變成大鯨魚，充滿自信地在世界遨遊，只有如大海般，寬廣無限的空間，才裝得下孩子無限的可能。所以，不要怕孩子冒險，帶他們離開金魚缸，進入大海裡吧。
登頂不是課程目標
我剛回國任教時，在美國學的專業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學校教的是一些運動社會學、行銷學與休閒經營等科目。後來有機會才在實務課程中，把以前所學的戶外及平面遊戲帶進課程裡。那時不僅沒有活動器材，連戶外的器材都要向南港國中童軍團借。就這樣開始，一群人慢慢跨到戶外。後來又開了一門課——單車跨北橫，接著加入溯溪、登山、划獨木舟、建造竹筏、建繩索場，也開始接營隊及活動，舉辦冒險治療課程和治療性營隊，帶領學生去幫助中輟生、受家暴性侵的孩子、殘疾人士，以及社會各個弱勢階層。
為了讓學生擁有國際視野，所以我開了海外登山領導課程，先後進行美國國王峽谷冒險計畫、阿拉斯加遠拓獨木舟學習計畫，後來在帶領學生喜馬拉雅登山計畫的同時，也開始嘗試將服務學習放在領導力課程內，讓學生為尼泊爾蓋教室募款、和壢新醫院合作義診。之後，與好朋友成立外展教育學校（OBT），在大家的協助下，成立亞洲體驗教育學會。二００七年，除了戶外體驗教育之外，我增加了服務體驗教育，引導學生們進行各種服務計畫，包括關心全球暖化議題、幫流浪狗結紮、陪讀計畫、募書與閱讀計畫、推動無痕山林等，學生的足跡踏遍台灣各鄉各鎮，以及尼泊爾、甘肅、四川、希臘各地。
團隊合作的學習模式
回首這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我一直在思索，要教出什麼樣的孩子。我沒有發展出一套固定的模式教學，只是用心貼近學生的生命，去聽他內心深處的故事，挖掘被輕忽的能力。根據學生的需要，設計不同的教學活動。
我帶領一群沒有戶外經驗的學生，經過一學期的準備及訓練，攀登喜馬拉雅山。在過程中，他們一起開會討論，學習登山技巧、訓練體能、打電話募款（學習被拒絕）、主動尋找師資（學習尋求協助與資源）、打包（學會取捨）、與家人溝通、學會風險控管、解決團隊衝突、情境演練（在重要時刻如何做決策）等。登頂不是我的課程目標。重要的是，他們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有別於傳統競爭學習模式。
過去傳統教育總是教我們要打敗別人，學習就像賽跑，第一名只有一位，只要往前衝，不需要等待，所有人都是敵人。在這種競爭模式下成長，容易養成自私的孩子，不懂團隊合作，也沒有耐心。同事如果跟不上他的速度，就會開始抱怨，認為別人拖慢團隊速度，妨礙他的事業往上爬。這樣的心態，只會讓他失去快樂，失去人對他的敬重。
而在團隊合作模式下學習，我們的目標不是比誰第一個登頂，而是全部隊員要一起登頂。在過程中，速度快的要等慢的，經驗豐富的要等沒經驗的。爬山的時候，他們親密的相處在一起，真誠地關心伙伴的身體狀況，彼此扶持。如果有隊員必須下撤，大家會抱在一起哭泣，捨不得分開。他們眼中不再只有自己，而是會發自內心去關懷人。
在這些冒險挑戰中，學生和我的生命不斷被更新與擴張，我們對生命有新的闡述和認識。雖然說不清楚學生到底學到了什麼，但我確信他們學到的，遠比我想像得更多。
這堂課喚起學生對生命的熱情、對能力的想像，如果一群沒有經驗的人，透過學習可以攀上喜馬拉雅山，還有什麼能阻止他們登上生命的高峰呢？還有什麼能限制他們的夢想呢？
瘋狂期末考
當我成為基督徒後，本來立志要當牧師，但是上帝並沒有開啟這條路，反而帶領我進入國立體育大學教書。也許祂認為我可以把老師的工作做得更好。
我一直希望能教出具有僕人氣息與領袖特質的學生。顯然，這不是用紙筆測驗就能測得出來。
我對研究生出的期末考題，是請他們分組做專題，接著說明評分標準：一、要對社會有幫助；二、要對團隊有挑戰性；三、要有永續性。
根據這三個規則評分，學期中不考試。
若學生無法達成這三項規則，這門課稱不上領導學。我認為在教室裡的學習，不能成為唯一，必須透過實踐、反思，發展自我認同與利他服務，才能使學習內化，彰顯學習的意義與價值。培訓領導力，不是以口頭的方式授課，要學生背誦教科書，最後寫一篇報告，就能夠學會。
你可以想像，這對在傳統紙筆測驗中長大的學生來說，是多大的挑戰。但如果問我，這些年教學最大的感想是什麼，我會回答：永遠都要相信你的學生做得到。老師深信學生做得到，用這樣的信念教學，學生會感受到你對他們的信心，更會激發他們的能力。事實上，他們做得遠比我想像得更好。
在課堂上，我會先分享自己做過什麼，或以前的學長姐做過什麼，有時會邀請一些成功的典範來分享。
有一次，我分享和學生帶領盲人去登山和攀岩。如果盲人可以爬山，還有誰不能爬山。我跟學生說，我曾在喜馬拉雅山上，看見當地七歲的孩子在那裡跑上跑下，根本不當作爬山。他們跟我們並沒有什麼不同，心臟沒有比較大顆，要相信上帝創造人類的潛能。你現在做不到，並不代表未來無法做到。
然後我雙眼直盯著他們，口氣堅決地說：「你們可以做得更好。」真的，學生們相信了。他們帶領國中生參與社區關懷探訪；有一組募了幾百本書給偏遠國小，並協助整理圖書室；有一組帶四位特殊兒童去爬雪山，帶著小朋友在山上撿垃圾；有人替學校募電腦，替弱勢兒童募集鞋子；有人帶領癌症病人攀岩，結果攀完岩，病人告訴他們還想要去潛水。
有一組學生在西門町放一座巨型監牢，一名學生在裡面讀書，鐵窗外貼著「爸媽！我不要坐牢」的大海報，象徵教育被綁架了十二年。透過街頭的即興表演，傳達「做中學」及「服務學習」的教育理念。
學生們運用各式各樣的方式，表達對社會議題的關心。每一屆學生的經驗會激發下一屆學生的創意，沒有一年的期末考是一樣的。他們付出生命，並影響生命，匯集成巨大的力量。
我聽著期末考報告，學生在過程中成長，從服務對象得到回饋，體認到學習的價值。看見學生生命的轉化，心裡十分感動，眼眶也忍不住泛淚。我的學生真的很棒。
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登山是一件非常耗費體力的活動，尤其是高海拔登山。因為體力與缺氧的緣故，更容易經歷到平地無法經驗的累。到了體力耗盡的臨界點，開始就是一連串的自我對話與自我掙扎。選擇放棄常會是第一個跑出來的念頭，然而接著出來的是更多的自我激勵、自我支持的往前力量。這兩者會在交織過程中彼此衝突，腳步在停停走走之間繼續邁進。如果不小心跌了一跤，放棄的念頭就會像落石一樣，狠狠砸在你頭上，你會望著山頂，停在那裡忍著哭的衝動，想放棄。
在爬喜馬拉雅山那年，我有個學生當時已經快五十歲了，比我年紀還大上幾歲。在登山四千公尺之後，他走路的速度，以及身體各項指數都不是很理想。我一直關心著他的身體狀況，猜想他應該無法登頂。沒想到他最後穿上冰爪，一步一步走上去。他重複揮舞著冰斧、上升、移動，三個動作，一語不發專注讓腳跨出每一步。當他每跨一步，就覺得氣力用盡，好像沒有力氣再跨下一步。但是攻頂的強烈渴望支撐著他，終於踏上銀白色的小小平台。放眼望去，周遭都是七八千公尺的山嶺，連綿不絕，一望無際的雪白。登頂，風景真的很不一樣。
我激動地拍拍他，摟著他的肩膀，除了看著一樣的風景外，還看到一個中年男子的毅力，心裡充滿感動。
人生的第一次下撤
然而不是每一次登山，所有的人都能成功登頂。當峰頂近在眼前時，來到這裡的登山者通常也已筋疲力盡，每個人的身體狀況和高原反應程度不盡相同。為了增加登頂的機率，我們通常會依據速度，將隊伍分成A、B兩隊；接著看團隊狀況，評估是不是需要將B隊再拆成B、C兩隊。B隊還有機會追上登頂，但若留在C隊，就代表與登頂無望了。
二００八年帶學生去吉力馬札羅山，那是我第一次加入速度較慢的分隊，不是身體狀況不好的緣故，而是為了陪伴太太怡婷。
自從我生病之後，原本不爬山的怡婷開始陪我爬山，因為她怕我在山上會發生意外。
當爬到五千五百公尺高時，B隊需要再拆成兩隊，我很想留在還有機會登頂的B隊。但怡婷的身體不是很理想，她跟我說：「智謀，可以留下來陪我嗎？」語氣盡是疲憊。
我望著相去咫尺的頂峰，再回頭看看氣喘吁吁的妻子，回想起這幾年她對我無怨無悔地照顧，心裡湧起極大的感動──決定這次換我陪著她。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下撤，以往爬山的目的就是為了登頂，然而在那一刻，我察覺人生有比登頂更重要的事。
也因為那一次我沒有離棄她，所以後來幾年去爬喜馬拉雅山、安娜普納峰時，她都願意陪我同行。
登上愛的頂峰
人生的第二次下撤是在二０一０年，我率領團隊陪著六龜育幼院、那瑪夏鄉的孩子遠征六一七八公尺高的青海玉珠峰，為的是幫助他們從莫拉克風災的創傷中走出來，找回重生的力量。
我們從格爾木基地營出發，在四千公尺高的地方待兩晚，完成高度適應後，開車到五千一百公尺高的基地營搭帳棚。那天晚上，我被一陣慌亂聲音驚醒。有位女同學激烈地咳嗽，我先檢查她的嘴唇是否發紺（編注：血管脫氧，使皮膚呈青色徵狀），再聽她的咳嗽是否有鑼音，檢查其心跳、血氧、血壓數據。情況不是很樂觀，我知道再這樣咳下去，恐怕會把肋骨咳斷，只好咬牙立下決定，連同另外一位高原反應嚴重的男同學，一起緊急下撤。
那位男同學和我吵起來，他說：「老師，我可以撐下去，請你相信我。」然而，我已經觀察了他幾天，雖然他的鬥志堅強，可是頭痛、嘔吐等症狀並沒有改善，行動也越來越緩慢，看著他近乎絕望的臉龐，雖然不忍心，我還是堅決命令他下撤。
但是不久前，車子才剛送走一批下撤的學生，等到回來時已是凌晨一點多。我們再度進行下撤，只是司機體力早已透支，所以這回換我開車。一路上大霧濃濃，加上對青藏公路不熟悉，我只能勉強撐起精神開車。同車的女同學知道我的身體狀況也不好，就陪著我聊天、協助注意路況。
到達格爾木基地營已是凌晨五點多，我累壞了，看到床立刻倒下睡著，睡了兩個小時後，司機的體力也恢復一些，才又換他開車載我回到五千公尺的基地營，然而我知道自己體力已到極限，需要好好休息，無法登頂了。
經歷這幾年爬山的經驗，讓我開始對登頂有不一樣的詮釋。過去我是一個登頂狂熱者，爬山就是為了登頂，為了證明自我。然而在陪伴學生的過程中，我體會到身為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意義，那位女同學說，當她看見我強打精神開車的模樣，彷彿看見一個剛毅的父親形象，給她很大的愛與安全感。從妻子和學生的回饋中，讓我察覺到沒有登頂也沒有關係，下撤也是生命中重要的體驗。不管最後身體有沒有登頂，我們的心靈因著愛，早已攀上頂峰。
當下最好的決定
每當說出「下撤」兩個字的時候，我的語氣總是堅決肯定，不留有商量的空間，但心裡其實充滿不捨。我知道如果心軟把患者留下，就是讓他們的生命置於更危險的狀況。
在高海拔的山上，要下撤隊員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要考量。對一個總領隊來說，要評估可承受的風險程度，是很不容易卻重要的決定。學生們為計畫付出了幾個月的心力與勞力，眼看登峰近在咫尺，身體卻不聽使喚，那種不甘心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選擇下撤是不得已的決定，在當下卻是最好的決定。
人生似乎也是如此，當我們全力以赴面對生命的許多挑戰，屢屢無法突破和解決，甚至到了不得不放棄的地步，並不代表自己失敗了。一個人能夠瞭解自己的極限，正視自己的感受，不為成功的虛名強迫自己，不正也是一種自我的突破？
也許這次沒有登頂，不代表下一次不會成功。山永遠矗立在那裡，耐心等著你；山也是你最棒的生命導師，你在探索她的同時，其實也是在探索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