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釣魚台列嶼主權屬中華民國所有，1972年5月15日美國將行政權交予日本迄今，主權爭議緊緊牽動東亞局勢。2012年日本推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再次造成東亞緊張局勢。本文從溫特（Alexander Wendt）的「社會建構主義」（Social Constructivism）角度觀察，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爭議的實質意涵是新興崛起大國（中共）與戰後經濟大國（日本）在洛克文化下，競爭東亞區域之身分與利益的延續。

中共與日本1972年9月29日共同發表「聯合聲明」走向關係正常化，可視為二戰以來雙方結束霍布斯文化的「敵人」身分起始。而「國有化」引發爭取領土與搶占戰略要域的「競爭」，尚不及惡化至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故循洛克文化的「競爭」邏輯思考，中共與日本之間確實存在暴力衝突的可能，甚至觸發範圍局部、規模有限與時間短暫之戰爭風險。

「國有化」爭議嚴厲考驗雙方建交40餘年的關係，卻也同時給予重新建構釣魚台列嶼主權爭議規範的機會。面對潛存衝突與戰爭風險的緊繃情勢下，雙方各自進行內部組織與機制改造，以強化爭議熱區及時資訊分享、整合指揮平臺與精簡決策鏈路，期以至當決策避免肇生意外；在對外方面則藉由各層面的溝通平臺逐步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規則」1、磋商海上聯絡機制2、重啟安全對話等控制情勢。在陷入膠著的對峙中，中共依托崛起大國與東亞軍事強權的自信下，將過去雙方在處理爭議的「默契」，擴大建構為「擦槍不走火」的具體規範3，做為雙方避免意外事故的「集體性瞭解（Collective Understandings）」。

國家的對外政策受到國內因素之影響為溫特所認同，回顧2012年起「國有化」爭議的演變與中共、日本權力交替有著密不可分的關聯。在日本安倍晉三邁向「正常國家」之目標中，藉由釣魚台列嶼主權「國有化」操作「中國威脅論」之對「中」政策4，顯然發揮誘導日本選民投票意向的應援功效，執政聯盟得以繼續掌握執政優勢，於2014年7月藉內閣會議重新解釋「集體自衛權」，初步跨越憲法障礙的重大契機5，12月第四十七屆眾議院選舉的壓倒性勝利，並且於2015年7月通過安保法案，助益安倍晉三跨越和平憲法範疇，持續推進「正常國家」的修憲工程。相對於中共，習近平掌權初期延續操作大陸內部反日示威遊行外，同步派遣軍方與海事公務部門艦、機常態巡航釣魚台列嶼周邊海、空域，強硬回應「國有化」之對日政策，在民族情緒渲染下凝聚齊心護土的共識，爭取到扳倒薄熙來以「排除威脅」、查辦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郭伯雄以「握緊槍桿」，拔除前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以「穩定政局」的空間與時間，迄2015年4月正式起訴周永康後，象徵最高權力已穩穩在握，同樣穩步推進實現「中國夢」6的期望。從時間的軸線觀察，很顯然的習近平與安倍晉三自2014年7月以來穩定掌握國內政治權力，造就2015年3月重啟安全對話的機會。

本文由「宏觀（macro-level）」之國際政治層次說明日本推動釣魚台列嶼「國有化」的舉動，激化洛克文化之「競爭」身分下與中共爆發局部戰爭的風險，並從「微觀（micro-level）」層次之國內政治因素角度，分析中共與日本競爭釣魚台列嶼主權下，安倍晉三走向「正常國家」 目標和習近平掌握大權之下，國家行為體保持理性互動下產生身分與利益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