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陳儀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陳儀（一八八三～一九五○），中國浙江紹興人。戰後，國民政府派他來接收台灣，出任長官公署行政長官。
雖名為長官，但他卻失政連連，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許多台籍菁英不明下落，他也因此下台，但後來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顯露投共傾向，終至被押來台。一九四九年底，國民政府結束在中國大陸二十二年的統治，「播遷」來台，翌年陳儀以通（共）匪謀叛遭槍決。
陳儀從而立之年開始，即現身中國近代史舞台，舉凡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的政府，或是袁世凱、孫傳芳陣營，都可見其蹤影。自從蔣介石北伐、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七年成立後，他即在蔣陣營效命，深獲蔣介石器重。
陳儀與蔣介石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出身黃大浙 高人一等
台灣在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逝世於任內之後，即結束兩蔣威權體制時代（溯自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底將國民政府遷台），此後有關兩蔣時代的文章或文獻，即蜂擁而出。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黨、政、軍首長以出身於「黃大浙」者為主流。黃者，指黃埔軍校；大者，指陸軍大學；浙即浙江，泛指江（蘇）浙（江）。
其中的指標人物之一：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即吻合這個「規格」—出生於浙江鎮海，黃埔一期。來台後，進入「國防大學」（陸大結束後來台改設），一九五九年國防研究院第一期。身後葬在陽明山蔣介石營建的最後行館、今陽明書屋旁。當時陽明山為禁葬區，是在陸軍總司令劉安祺的指點下，由胡夫人寫信給蔣介石要求這塊「福地」而終獲應允。
「青山有幸埋忠骨」，胡宗南是蔣介石的愛將，而且對「校長」忠心耿耿，才能獲得這樣的殊遇。
關於黃埔軍校，最前身是清末一九○二年開辦的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一九一一年變成保定預備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正式開辦保定軍校，名軍事學家、陳儀的學長蔣百里，即出任該校第二任校長。
保定軍校於一九二三年停辦。
一九二四年，陸軍軍官學校開辦於黃埔，通稱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秉持其一貫「作之君、作之師」的君臨姿態，畢業生也以「天子門生」自居，從此「黃埔×期」成為晉升的重要識別證。儘管黃埔時期僅歷時六年，即一～七期，隨後即遷至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但仍接續黃埔的期別，也通稱為黃埔軍校。一九五○年十月，在台灣鳳山復校，仍稱陸軍軍官學校。
至於陸軍大學，前身是一九○六年創辦的陸軍隨營軍官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制為陸軍大學，一九一三年遷到北京（學員有徐永昌、熊斌……等），一九三一年遷校至南京，蔣介石自兼校長，實際校務由代行校長執行。一九三五年，全中國所有的軍事學校概由蔣介石兼任校長，校務由教育長執行。對日戰爭爆發後，由蔣百里出任陸軍大學代行校長，在長沙就職；蔣百里後病歿於由湖南經廣西轉雲南途中，由陳儀接任代行校長，教育長則由他在浙軍一師師長任內的參謀徐培根出任。陳儀自一師時代開始，即對訓練活動非常重視，而這也構成了蔣、陳彼此關係密切的一個同心圓。
自一九二九年開始，始有黃埔軍校畢業生進入陸大。之後，黃埔畢業生成為陸大學生的基本來源。至此，陸大接續黃埔而更有出路，也變得更有生氣。
抗戰末期，蔣家「內廷」的侍從室參謀人員，以陸大出身者為基幹。蔣介石習慣以手令交辦事項，於是「奉諭」成為對下屬交辦事項「承上啟下」、開門見山的用語；「行營」、「行轅」都出自他的獨創；以「侍從」為名，更是矮化了事奉的人才……諸如此類，都可見蔣介石帝王思想之一斑。來台後，他「南面王」的架勢更加成熟，行館林立，而長期開辦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班次名目繁多，他又習慣以合照題贈優秀學員，成為學員掛在辦公室、會客室的最佳門神！
蔣介石祖籍浙江奉化，而其母是王太夫人，元配是毛夫人，因此浙江人，以及姓王、姓毛的，都是「自家人」。
至於陳儀的出線，則是沾了「黃大浙」中的「浙」江同鄉的邊。
人脈、金脈 經典之作
大部份的傳記資料，都對蔣介石運黃金來台著墨甚多，有關其運用，若結合上述人脈，則經典之作為《聯合報》前身《民族報》的創刊，這比起陳儀沾上「浙」字邊，又多了「黃」字邊。
《民族報》創刊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創辦人王永濤（王逸芬）來台之初，即參與該黃金運台工作，且在長年擔任侍衛長的俞濟時（一九○四～一九九○）指示下，運用過一小部份黃金（一百條，一條十兩）當作創業資本。未料，創業之初即因社論呼籲軍公教調薪（總主筆為殷海光）而觸怒當局，旋即遭停刊處分。隨後，參與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一期（同年十月開辦）受訓的王惕吾，在俞濟時的愷切建議下同意接辦，同樣也受惠於該批黃金中的兩百條，外加一筆美元，從此王氏出任《民族報》發行人兼社長。
為什麼俞濟時有如此權限呢？
其實，他的出處進退，得力於叔叔俞飛鵬（一八八四～一九六六）的提攜。他們是浙江奉化人，辛亥革命後，滬軍都督陳其美（蔣介石的拜把盟兄）將俞飛鵬保送入北京軍需學校，黃埔創校時，俞飛鵬即擔任軍需部副主任。
軍需部主任周駿彥（枕琴），與陳其美是日本東京警監學校同學，回國後，於一九二○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時，擔任監察人，陳其美的侄兒陳果夫，則為第五十四號經紀人，而該經紀人店名取為恒泰號。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張靜江家族……等，都是恒泰號股東，可視為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濫觴。
後來，周駿彥、俞飛鵬先後出任軍需署長，抗戰勝利後，俞飛鵬任交通部長。後來出任交通部長者，如賀衷寒、袁守謙（陳儀妹婿），都是黃埔一期。
俞濟時也是黃埔一期。黃埔創校的同時，蔣介石也在身邊成立衛兵隊，後迭經演變，直到一九四○年，軍事委員會成立警衛團，黃埔水陸巡察大隊改編為該團第二營，由原任該大隊大隊長的俞濟時出任營長。王瑞鍾（王惕吾本名）也擔任其中一營的營長，而他是浙江東陽人，黃埔八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俞濟時出任蔣介石侍衛長。
一九五一年，《民族報》與《經濟時報》、《全民日報》合併為聯合版，兩年後改組為《聯合報》，社長范鶴言為浙江鄞縣人，是知名藏書樓「天一閣」創建人范欽後人，曾任中央銀行祕書處處長，之前曾入寧波商業學校就讀，當時校長即為周駿彥。《民族報》的創刊為什麼會得到金條的資助？這跟它創刊初期言論重點放在鼓吹蔣介石復職、建立領導中心有關。此外，周駿彥的孫子周宏濤，也於來台之初隨蔣介石的復職而出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結合這些金脈、人脈，當蔣介石復職前夕在台北賓館集會時，王惕吾得以「事先聞風」地開著吉普車、帶著記者駛進該館，隨後發行《民族報》第一號號外，免費贈送，見證此歷史性的一幕。
總之，從《民族報》創刊，再演進到創辦《聯合報》，象徵國府遷台後，台灣報業發展史上重大的一頁，在人脈、金脈的牽引下，自家人貫穿其間，終克有成。
暗殺手法 幫會文化
江浙人來台，自成「自家人」，最早始自陳儀於戰後前來接收，任用以江浙同鄉為主流的各級首長，台籍出身者居然僅教育處次長一席，如此「隔離」，民心難服。
陳儀偏愛用自家人，其來有自。
清末江南以江蘇、浙江為中心，形成了兩個政治團體，一是以張謇、湯壽潛為代表的立憲派；另一是以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為代表，於一九○四年成立的光復會。陳儀兩邊都沾得上邊，與兄長陳威都是光復會成員。
一九○五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這是反清革命運動後，傳統幫會蛻變為近代結社組黨（國民黨前身）的重大轉折。同盟會與光復會最大的分歧點是：同盟會更注重幫會的宣誓儀式，尤其是辛亥革命後，國民黨主政，更將光復會說得一文不值，其中一位指標性人物陶成章，本是光復會領袖人物，辛亥革命後，他與多人爭取浙江都督職位，最後由湯壽潛出任，陶氏只好出任參議，抑鬱不得志；後來他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於上海，進行募兵，引來陳其美的忌恨，派蔣介石將他暗殺，蔣也由此起家。後來蔣介石對付共產黨，進行清黨、剿共，暗殺手法更是常見，尤其是軍統、中統全盛時代，暗殺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軍統在戴笠（黃埔六期，未畢業）主持下，人員多時達八萬人，經費實報實銷，連孔祥熙、宋子文先後主持財經大計，也額外支持，不敢怠慢。戴笠與湯恩伯關係匪淺，抗戰期間，戴笠赴河南湯部駐地，黃埔一期如孫元良（明星秦漢之父）、陳大慶……等，都要陪宴觀劇。
儘管戴笠主持軍統，搜集情資有如天羅地網，但是從相關人物的動向，卻可看出「百密一疏」的致命弱點。
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後，進行「清鄉」之際，胡宗南率領十五萬人進攻共產黨的老巢延安，自誇俘虜五萬、血戰七晝夜……云云，蔣介石自認占領延安，自己就勝利了，還派中央大員前往慰問，論功行賞一番。
其實，對方是擺了「空城計」，早就撤退了！原因無他，胡宗南身邊的副官、機要祕書……都是周恩來佈置的眼線。
這跟日後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都是共產黨員，如出一轍。
戰後，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會談，毛澤東的特務頭子王若飛，由重慶飛返延安途中墜機身亡，是戴笠於事前派人動了手腳。不久，對方以牙還牙，戴笠座機也告墜毀，之後接班的毛人鳳有如斷了線的風箏，過去針對「自家人」建立的監控網隨之失靈，國府軍隊叛將如圖窮匕現，不斷湧現，接著就是兵敗如山倒。
軍統到台灣
早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戴笠即推定台灣必為重要基地，從此有所佈建，也影響台灣人士的出處進退，與本書有關的人物如下：
一、翁俊明：一九四二年八月，軍統局成立沿海工作區，下設台灣組，並以翁氏出任台灣直屬組組長。
二、劉啟光：一九四五年二月，軍統局成立台灣工作團，以福州為前進基地，劉啟光擔任團主任。
三、陳達元、陳逸松：一九四五年底，原任軍統閩南站站長的陳達元，轉任台灣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翌年軍統局改組為保密局，由台灣站長林頂立與毛人鳳之弟毛簡擔任書記。陳逸松與陳達元為福建漳浦宗親，輩份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侄兒輩。林頂立則秉持軍統一向的辦報模式，主持《全民日報》。
四、王新衡：蔣經國留俄時期的同學，回國後結識戴笠，編譯《格柏烏》（即KGB）、《切卡》，成為軍統的教材。一九三五年出任軍統局上海區區長，書記為秦承志（馬英九外公）。抗戰後，王氏任香港區長，與杜月笙合作密切。戴笠死後，上海市軍統人馬多賴王氏運籌帷幄，居間處理「漢奸」案，舉足輕重。
光復會員 班底來源
陳儀少年得志，從民國初年開始，即在浙江政軍界顯露頭角，最大背景即光復會。
辛亥革命後，陳儀（當時名為「陳毅」）是浙江省四位代表之一，前往南京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台灣出身的丘逢甲，也見證了這個歷史性場面。另三位代表中，湯爾和、陳時夏是光復會會員，而黃群則與陳儀家族事業關係密切，將詳述於後面的章節中。
後來陳儀加入孫傳芳陣營，一度當到浙江省長，而出任江蘇省長的陳陶遺，也是光復會會員。
陳儀在蔣介石領導北伐後，棄孫投蔣，被蔣介石派到德國考察，也因此推薦了俞大維，結識了徐學禹……等，與光復會淵源深厚。
俞大維的堂兄俞大純是光復會會員，大純之父俞明震是「台灣民主國」內政部長。大純之子俞啟威（黃敬），曾與未嫁給毛澤東之前的江青同居過，到延安後與新聞記者出身的范瑾結婚。
范瑾從母姓，父親許壽昌，叔父許壽裳；陳儀主持台政後，聘許壽裳主持編譯館。
許壽昌、許壽裳兄弟相差十七歲，因而許壽裳的啟蒙教育即由兄長聘請老師許克丞（字仲卿）傳授，許仲卿也是光復會會員。
陳儀留日時，即與紹興同鄉魯迅、許壽裳……等來往密切，都是光復會會員。
光復會的領導人物徐錫麟，其弟徐錫麒在一九二六年左右買下蔡元培在紹興的故居，也是光復會會員，徐學禹是他的兒子。
蔡元培堂哥蔡谷清，與陳威是連襟，都是會員。
徐錫麟獨生子徐學文，陳儀來台後安排他主持專賣局旗下的一個化學工業公司；他的女兒徐乃錦，後來嫁給蔣經國的長男蔣孝文。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則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徐學禹、沈銘訓（仲九）……都是陳儀主持閩政時期起用的親信，共同點是同樣來自光復會。
陳儀親日 其來有自
在陳儀主持閩政的同時，日本侵華也日益熾烈，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此後，日本軍方的策略即為在占領地成立傀儡政權。
當年底，日本在北平成立臨時政府，要員以來自浙江的留日者為主流。如湯爾和任議政委員長、教育總署署長，王蔭泰任議政委員，俞大純任建設總署總務局長（上任第一天即在途中遭暗殺，這是對投日份子的恐怖攻擊事件）……而他們也都是光復會成員。
其間，陳儀主持閩政重用的李擇一，也是指標性人物之一。
李擇一（宣韓），福建人，日本慶應大學畢業，歸國後效力於黃郛旗下，與殷汝耕、袁良……等活躍於上海政界。一九三三年，黃郛北上主持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李氏出任參議。一九三五年該會撤消，袁良出任北平市長，李則南下到陳儀主持的福建省政府擔任顧問。
李擇一的兄長李宣威，在臨時政府擔任交通局長。該政府委員長王克敏，曾在陳威之後擔任中國銀行總裁，而該政府的對日事務則交由王克敏的女婿邵東湖負責。邵氏與李宣威都畢業自東京高工學校。
繼之，南京維新政府在一九三八年成立，李擇一即為催生者。
不過，表面上是由他的日本義子岡田尚、岡田清兄弟（化名江天左、江天右）出面，他們在上海頻訪陳群（陳英士的拜把兄弟，排行第八，上海熟人暱稱他為「陳老八」），再與梁鴻志（段祺瑞時期的北洋政府要人，其父梁居實，與丘逢甲在廣州素有交情，其妹梁筠端嫁給丘念台，即丘逢甲之子）接頭，終告拍板定案。
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一度組成聯合委員會，由李宣威出任祕書處長。
一九四○年，汪記國民政府成立，編制取法國民黨，黨、政機構一應俱全，其黨中央監察委員之一的葛敬恩（光復會會員），是黃郛第二任夫人沈亦雲的五舅，也是陳果夫在杭州陸軍小學堂時的啟蒙老師。
而同是光復會成員、黃郛在浙江武備學堂的同窗趙正平，則在該政府擔任教育部長，也是上海大學校長。
李擇一的另一位兄長李宣倜（日本士校四期），擔任政務參贊、陸軍部次長；汪精衛死後，他撰有輓聯：「三年奔走空皮骨，萬古雲霄一羽毛。」
葛敬恩於抗戰期間始終在敵偽占領區（上海），未曾到過大後方。當接收台灣的新職發表後，他竟名列《新華日報》所揭露的汪記政權名單中。有人將此事告訴陳儀，陳儀卻說：「他可能沒有就職，或者只領生活費，不做事。」其包庇之心切，可見一斑。
未任偽官 出路出眾
另一個指標性人物是洪炎秋（一八九九～一九八○），他是陳儀義子蔡繼琨的表兄，鹿港出身，後赴北大深造，上過徐旭生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與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校長錢稻孫、華北教育總署署長周作人（魯迅之弟，繼湯爾和之後接任）……都熟識。戰後，這些人都遭到批判，甚至入獄，可是洪炎秋卻能置身事外，因為他除了教書以外，從未當過偽官，他曾自嘲：「使我這個深通國情，而又懂得日本語文的最有資格當漢奸的材料，能夠出污泥而不染。……」
戰後，洪炎秋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返台，七月隨即在許壽裳（其子許世瑛抗戰時在北大文學院擔任講師）的介紹下，到台北師範學院任教，一個月後出掌台中師範學校。前任是薛建吾。關於薛建吾這項人事動向，林獻堂曾留下記載：
「師範學校校長昨日《新報》發表為浙江人，而父兄會欲推攀龍，遂作罷論。」
攀龍為林獻堂長男，看來本有意出任該校長職位，可是「浙江人」優先（實則薛建吾為江蘇鹽城人，外人對「江」蘇、「浙」江難以區分，概以江浙稱之），台人無緣。
儘管如此，薛氏在位不及一年，由於學生掀起排斥風潮，隨即換由後台更硬的洪炎秋接任。
林獻堂被公認是台灣民間領袖，可是與陳儀素無淵源，未受到敬重，反而遭到排擠。林家除了與校長人選失之交臂外，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參議會議長選舉，也因陳儀力保黃朝琴，而硬是把德高望重的林獻堂擠掉。林氏受到的重創，可以想見。
簡言之，陳儀把黃朝琴當「自家人」，有如築起長城，劃分關內、關外，也種下了二二八事件的前因。
自家評斷 自有公論
當然，江浙「自家人」也不見得都對陳儀持正面看法。
江蘇東海人、曾任江蘇省主席的丁治磐評述道：
「我看他（指陳儀）聲名雖大，全是作官的一套，虛有其名。」
他還指出：一九四七年六月行憲後，翁文灝首次組閣。有次院會上，陳儀「大談經濟學，講了半天，也沒有切實的綱領，這種人還做了幾十年大官，不知道是什麼道理，簡直是莫名其妙」。
其實，道理很簡單，一言以蔽之：只要被歸類為「自家人」，一切好談！升官有門路，出事受庇護。
盟兄指證 所言不虛
蔣介石的盟兄馮玉祥也曾指出：抗戰時，交通處長姓竺，偷賣汽油、軍米，經人告發，結果只被罰住何應欽家的客廳，後來還升官哩！
近人研究指出：該竺姓處長即竺鳴濤，其父竺紹康，是光復會要角、著名的會黨領袖，更是蔣介石早期的盟兄，曾追隨徐錫麟、秋瑾參加反清革命。一九一○年竺紹康病逝上海後，竺鳴濤赴日入成城學校，畢業後回上海，經蔣介石介紹，入黃埔第三期，再到日本野戰砲兵射擊學校（彭孟緝是黃埔五期，再入該校），回國後歷任要職，戰後任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國大代表；來台後任國防部參議、經濟部顧問……等。
蔣介石、陳儀用人有交集
蔣介石先後任命陳儀主持閩政、台政、浙政，可謂重用有加，其箇中緣由，可從下述一則人事動向看出梗概：蔣母王太夫人有弟王賢鉅，其孫王忠澤，之江大學政治系畢業，即被蔣介石擢用為福建浦城縣長，時陳儀在閩主政。陳儀主持台政時，本有意調他來台，但並未到任，改任浙江新昌縣長。
江浙「自家人」的官場文化，可謂根深蒂固，盤根錯節。陳儀一來，豈能例外。
陳儀帶來的中國官場文化
陳儀（一八八三～一九五○），中國浙江紹興人。戰後，國民政府派他來接收台灣，出任長官公署行政長官。
雖名為長官，但他卻失政連連，導致二二八事件爆發，許多台籍菁英不明下落，他也因此下台，但後來又出任浙江省主席，顯露投共傾向，終至被押來台。一九四九年底，國民政府結束在中國大陸二十二年的統治，「播遷」來台，翌年陳儀以通（共）匪謀叛遭槍決。
陳儀從而立之年開始，即現身中國近代史舞台，舉凡孫文當選臨時大總統時的政府，或是袁世凱、孫傳芳陣營，都可見其蹤影。自從蔣介石北伐、國民政府於一九二七年成立後，他即在蔣陣營效命，深獲蔣介石器重。
陳儀與蔣介石究竟是什麼關係呢？
出身黃大浙 高人一等
台灣在一九八八年、蔣經國總統逝世於任內之後，即結束兩蔣威權體制時代（溯自蔣介石於一九四九年底將國民政府遷台），此後有關兩蔣時代的文章或文獻，即蜂擁而出。
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黨、政、軍首長以出身於「黃大浙」者為主流。黃者，指黃埔軍校；大者，指陸軍大學；浙即浙江，泛指江（蘇）浙（江）。
其中的指標人物之一：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即吻合這個「規格」—出生於浙江鎮海，黃埔一期。來台後，進入「國防大學」（陸大結束後來台改設），一九五九年國防研究院第一期。身後葬在陽明山蔣介石營建的最後行館、今陽明書屋旁。當時陽明山為禁葬區，是在陸軍總司令劉安祺的指點下，由胡夫人寫信給蔣介石要求這塊「福地」而終獲應允。
「青山有幸埋忠骨」，胡宗南是蔣介石的愛將，而且對「校長」忠心耿耿，才能獲得這樣的殊遇。
關於黃埔軍校，最前身是清末一九○二年開辦的北洋行營將弁學堂，一九一一年變成保定預備大學堂，一九一二年正式開辦保定軍校，名軍事學家、陳儀的學長蔣百里，即出任該校第二任校長。
保定軍校於一九二三年停辦。
一九二四年，陸軍軍官學校開辦於黃埔，通稱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秉持其一貫「作之君、作之師」的君臨姿態，畢業生也以「天子門生」自居，從此「黃埔×期」成為晉升的重要識別證。儘管黃埔時期僅歷時六年，即一～七期，隨後即遷至南京改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但仍接續黃埔的期別，也通稱為黃埔軍校。一九五○年十月，在台灣鳳山復校，仍稱陸軍軍官學校。
至於陸軍大學，前身是一九○六年創辦的陸軍隨營軍官學堂，一九一二年改制為陸軍大學，一九一三年遷到北京（學員有徐永昌、熊斌……等），一九三一年遷校至南京，蔣介石自兼校長，實際校務由代行校長執行。一九三五年，全中國所有的軍事學校概由蔣介石兼任校長，校務由教育長執行。對日戰爭爆發後，由蔣百里出任陸軍大學代行校長，在長沙就職；蔣百里後病歿於由湖南經廣西轉雲南途中，由陳儀接任代行校長，教育長則由他在浙軍一師師長任內的參謀徐培根出任。陳儀自一師時代開始，即對訓練活動非常重視，而這也構成了蔣、陳彼此關係密切的一個同心圓。
自一九二九年開始，始有黃埔軍校畢業生進入陸大。之後，黃埔畢業生成為陸大學生的基本來源。至此，陸大接續黃埔而更有出路，也變得更有生氣。
抗戰末期，蔣家「內廷」的侍從室參謀人員，以陸大出身者為基幹。蔣介石習慣以手令交辦事項，於是「奉諭」成為對下屬交辦事項「承上啟下」、開門見山的用語；「行營」、「行轅」都出自他的獨創；以「侍從」為名，更是矮化了事奉的人才……諸如此類，都可見蔣介石帝王思想之一斑。來台後，他「南面王」的架勢更加成熟，行館林立，而長期開辦的革命實踐研究院，班次名目繁多，他又習慣以合照題贈優秀學員，成為學員掛在辦公室、會客室的最佳門神！
蔣介石祖籍浙江奉化，而其母是王太夫人，元配是毛夫人，因此浙江人，以及姓王、姓毛的，都是「自家人」。
至於陳儀的出線，則是沾了「黃大浙」中的「浙」江同鄉的邊。
人脈、金脈 經典之作
大部份的傳記資料，都對蔣介石運黃金來台著墨甚多，有關其運用，若結合上述人脈，則經典之作為《聯合報》前身《民族報》的創刊，這比起陳儀沾上「浙」字邊，又多了「黃」字邊。
《民族報》創刊於一九四九年五月，創辦人王永濤（王逸芬）來台之初，即參與該黃金運台工作，且在長年擔任侍衛長的俞濟時（一九○四～一九九○）指示下，運用過一小部份黃金（一百條，一條十兩）當作創業資本。未料，創業之初即因社論呼籲軍公教調薪（總主筆為殷海光）而觸怒當局，旋即遭停刊處分。隨後，參與革命實踐研究院第一期（同年十月開辦）受訓的王惕吾，在俞濟時的愷切建議下同意接辦，同樣也受惠於該批黃金中的兩百條，外加一筆美元，從此王氏出任《民族報》發行人兼社長。
為什麼俞濟時有如此權限呢？
其實，他的出處進退，得力於叔叔俞飛鵬（一八八四～一九六六）的提攜。他們是浙江奉化人，辛亥革命後，滬軍都督陳其美（蔣介石的拜把盟兄）將俞飛鵬保送入北京軍需學校，黃埔創校時，俞飛鵬即擔任軍需部副主任。
軍需部主任周駿彥（枕琴），與陳其美是日本東京警監學校同學，回國後，於一九二○年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成立時，擔任監察人，陳其美的侄兒陳果夫，則為第五十四號經紀人，而該經紀人店名取為恒泰號。蔣介石、陳果夫、戴季陶、張靜江家族……等，都是恒泰號股東，可視為國民黨黨營事業的濫觴。
後來，周駿彥、俞飛鵬先後出任軍需署長，抗戰勝利後，俞飛鵬任交通部長。後來出任交通部長者，如賀衷寒、袁守謙（陳儀妹婿），都是黃埔一期。
俞濟時也是黃埔一期。黃埔創校的同時，蔣介石也在身邊成立衛兵隊，後迭經演變，直到一九四○年，軍事委員會成立警衛團，黃埔水陸巡察大隊改編為該團第二營，由原任該大隊大隊長的俞濟時出任營長。王瑞鍾（王惕吾本名）也擔任其中一營的營長，而他是浙江東陽人，黃埔八期。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俞濟時出任蔣介石侍衛長。
一九五一年，《民族報》與《經濟時報》、《全民日報》合併為聯合版，兩年後改組為《聯合報》，社長范鶴言為浙江鄞縣人，是知名藏書樓「天一閣」創建人范欽後人，曾任中央銀行祕書處處長，之前曾入寧波商業學校就讀，當時校長即為周駿彥。《民族報》的創刊為什麼會得到金條的資助？這跟它創刊初期言論重點放在鼓吹蔣介石復職、建立領導中心有關。此外，周駿彥的孫子周宏濤，也於來台之初隨蔣介石的復職而出任總統府機要室主任。結合這些金脈、人脈，當蔣介石復職前夕在台北賓館集會時，王惕吾得以「事先聞風」地開著吉普車、帶著記者駛進該館，隨後發行《民族報》第一號號外，免費贈送，見證此歷史性的一幕。
總之，從《民族報》創刊，再演進到創辦《聯合報》，象徵國府遷台後，台灣報業發展史上重大的一頁，在人脈、金脈的牽引下，自家人貫穿其間，終克有成。
暗殺手法 幫會文化
江浙人來台，自成「自家人」，最早始自陳儀於戰後前來接收，任用以江浙同鄉為主流的各級首長，台籍出身者居然僅教育處次長一席，如此「隔離」，民心難服。
陳儀偏愛用自家人，其來有自。
清末江南以江蘇、浙江為中心，形成了兩個政治團體，一是以張謇、湯壽潛為代表的立憲派；另一是以章太炎、蔡元培、徐錫麟為代表，於一九○四年成立的光復會。陳儀兩邊都沾得上邊，與兄長陳威都是光復會成員。
一九○五年，同盟會在日本成立，這是反清革命運動後，傳統幫會蛻變為近代結社組黨（國民黨前身）的重大轉折。同盟會與光復會最大的分歧點是：同盟會更注重幫會的宣誓儀式，尤其是辛亥革命後，國民黨主政，更將光復會說得一文不值，其中一位指標性人物陶成章，本是光復會領袖人物，辛亥革命後，他與多人爭取浙江都督職位，最後由湯壽潛出任，陶氏只好出任參議，抑鬱不得志；後來他自設光復軍總司令部於上海，進行募兵，引來陳其美的忌恨，派蔣介石將他暗殺，蔣也由此起家。後來蔣介石對付共產黨，進行清黨、剿共，暗殺手法更是常見，尤其是軍統、中統全盛時代，暗殺文化更加發揚光大。
軍統在戴笠（黃埔六期，未畢業）主持下，人員多時達八萬人，經費實報實銷，連孔祥熙、宋子文先後主持財經大計，也額外支持，不敢怠慢。戴笠與湯恩伯關係匪淺，抗戰期間，戴笠赴河南湯部駐地，黃埔一期如孫元良（明星秦漢之父）、陳大慶……等，都要陪宴觀劇。
儘管戴笠主持軍統，搜集情資有如天羅地網，但是從相關人物的動向，卻可看出「百密一疏」的致命弱點。
在台灣二二八事件後，進行「清鄉」之際，胡宗南率領十五萬人進攻共產黨的老巢延安，自誇俘虜五萬、血戰七晝夜……云云，蔣介石自認占領延安，自己就勝利了，還派中央大員前往慰問，論功行賞一番。
其實，對方是擺了「空城計」，早就撤退了！原因無他，胡宗南身邊的副官、機要祕書……都是周恩來佈置的眼線。
這跟日後蔣介石文膽陳布雷的女兒陳璉、女婿袁永熙都是共產黨員，如出一轍。
戰後，國共雙方在重慶展開會談，毛澤東的特務頭子王若飛，由重慶飛返延安途中墜機身亡，是戴笠於事前派人動了手腳。不久，對方以牙還牙，戴笠座機也告墜毀，之後接班的毛人鳳有如斷了線的風箏，過去針對「自家人」建立的監控網隨之失靈，國府軍隊叛將如圖窮匕現，不斷湧現，接著就是兵敗如山倒。
軍統到台灣
早在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前夕，戴笠即推定台灣必為重要基地，從此有所佈建，也影響台灣人士的出處進退，與本書有關的人物如下：
一、翁俊明：一九四二年八月，軍統局成立沿海工作區，下設台灣組，並以翁氏出任台灣直屬組組長。
二、劉啟光：一九四五年二月，軍統局成立台灣工作團，以福州為前進基地，劉啟光擔任團主任。
三、陳達元、陳逸松：一九四五年底，原任軍統閩南站站長的陳達元，轉任台灣警備總部調查室主任，翌年軍統局改組為保密局，由台灣站長林頂立與毛人鳳之弟毛簡擔任書記。陳逸松與陳達元為福建漳浦宗親，輩份上，陳達元為陳逸松的侄兒輩。林頂立則秉持軍統一向的辦報模式，主持《全民日報》。
四、王新衡：蔣經國留俄時期的同學，回國後結識戴笠，編譯《格柏烏》（即KGB）、《切卡》，成為軍統的教材。一九三五年出任軍統局上海區區長，書記為秦承志（馬英九外公）。抗戰後，王氏任香港區長，與杜月笙合作密切。戴笠死後，上海市軍統人馬多賴王氏運籌帷幄，居間處理「漢奸」案，舉足輕重。
光復會員 班底來源
陳儀少年得志，從民國初年開始，即在浙江政軍界顯露頭角，最大背景即光復會。
辛亥革命後，陳儀（當時名為「陳毅」）是浙江省四位代表之一，前往南京選出孫中山為臨時大總統。台灣出身的丘逢甲，也見證了這個歷史性場面。另三位代表中，湯爾和、陳時夏是光復會會員，而黃群則與陳儀家族事業關係密切，將詳述於後面的章節中。
後來陳儀加入孫傳芳陣營，一度當到浙江省長，而出任江蘇省長的陳陶遺，也是光復會會員。
陳儀在蔣介石領導北伐後，棄孫投蔣，被蔣介石派到德國考察，也因此推薦了俞大維，結識了徐學禹……等，與光復會淵源深厚。
俞大維的堂兄俞大純是光復會會員，大純之父俞明震是「台灣民主國」內政部長。大純之子俞啟威（黃敬），曾與未嫁給毛澤東之前的江青同居過，到延安後與新聞記者出身的范瑾結婚。
范瑾從母姓，父親許壽昌，叔父許壽裳；陳儀主持台政後，聘許壽裳主持編譯館。
許壽昌、許壽裳兄弟相差十七歲，因而許壽裳的啟蒙教育即由兄長聘請老師許克丞（字仲卿）傳授，許仲卿也是光復會會員。
陳儀留日時，即與紹興同鄉魯迅、許壽裳……等來往密切，都是光復會會員。
光復會的領導人物徐錫麟，其弟徐錫麒在一九二六年左右買下蔡元培在紹興的故居，也是光復會會員，徐學禹是他的兒子。
蔡元培堂哥蔡谷清，與陳威是連襟，都是會員。
徐錫麟獨生子徐學文，陳儀來台後安排他主持專賣局旗下的一個化學工業公司；他的女兒徐乃錦，後來嫁給蔣經國的長男蔣孝文。俞大維的兒子俞揚和，則娶了蔣經國的女兒蔣孝章。
徐學禹、沈銘訓（仲九）……都是陳儀主持閩政時期起用的親信，共同點是同樣來自光復會。
陳儀親日 其來有自
在陳儀主持閩政的同時，日本侵華也日益熾烈，一九三七年七月盧溝橋事變後，中日戰爭爆發，此後，日本軍方的策略即為在占領地成立傀儡政權。
當年底，日本在北平成立臨時政府，要員以來自浙江的留日者為主流。如湯爾和任議政委員長、教育總署署長，王蔭泰任議政委員，俞大純任建設總署總務局長（上任第一天即在途中遭暗殺，這是對投日份子的恐怖攻擊事件）……而他們也都是光復會成員。
其間，陳儀主持閩政重用的李擇一，也是指標性人物之一。
李擇一（宣韓），福建人，日本慶應大學畢業，歸國後效力於黃郛旗下，與殷汝耕、袁良……等活躍於上海政界。一九三三年，黃郛北上主持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李氏出任參議。一九三五年該會撤消，袁良出任北平市長，李則南下到陳儀主持的福建省政府擔任顧問。
李擇一的兄長李宣威，在臨時政府擔任交通局長。該政府委員長王克敏，曾在陳威之後擔任中國銀行總裁，而該政府的對日事務則交由王克敏的女婿邵東湖負責。邵氏與李宣威都畢業自東京高工學校。
繼之，南京維新政府在一九三八年成立，李擇一即為催生者。
不過，表面上是由他的日本義子岡田尚、岡田清兄弟（化名江天左、江天右）出面，他們在上海頻訪陳群（陳英士的拜把兄弟，排行第八，上海熟人暱稱他為「陳老八」），再與梁鴻志（段祺瑞時期的北洋政府要人，其父梁居實，與丘逢甲在廣州素有交情，其妹梁筠端嫁給丘念台，即丘逢甲之子）接頭，終告拍板定案。
臨時政府與維新政府一度組成聯合委員會，由李宣威出任祕書處長。
一九四○年，汪記國民政府成立，編制取法國民黨，黨、政機構一應俱全，其黨中央監察委員之一的葛敬恩（光復會會員），是黃郛第二任夫人沈亦雲的五舅，也是陳果夫在杭州陸軍小學堂時的啟蒙老師。
而同是光復會成員、黃郛在浙江武備學堂的同窗趙正平，則在該政府擔任教育部長，也是上海大學校長。
李擇一的另一位兄長李宣倜（日本士校四期），擔任政務參贊、陸軍部次長；汪精衛死後，他撰有輓聯：「三年奔走空皮骨，萬古雲霄一羽毛。」
葛敬恩於抗戰期間始終在敵偽占領區（上海），未曾到過大後方。當接收台灣的新職發表後，他竟名列《新華日報》所揭露的汪記政權名單中。有人將此事告訴陳儀，陳儀卻說：「他可能沒有就職，或者只領生活費，不做事。」其包庇之心切，可見一斑。
未任偽官 出路出眾
另一個指標性人物是洪炎秋（一八九九～一九八○），他是陳儀義子蔡繼琨的表兄，鹿港出身，後赴北大深造，上過徐旭生講授的中國哲學史，與北平淪陷後的北大校長錢稻孫、華北教育總署署長周作人（魯迅之弟，繼湯爾和之後接任）……都熟識。戰後，這些人都遭到批判，甚至入獄，可是洪炎秋卻能置身事外，因為他除了教書以外，從未當過偽官，他曾自嘲：「使我這個深通國情，而又懂得日本語文的最有資格當漢奸的材料，能夠出污泥而不染。……」
戰後，洪炎秋於一九四六年五月返台，七月隨即在許壽裳（其子許世瑛抗戰時在北大文學院擔任講師）的介紹下，到台北師範學院任教，一個月後出掌台中師範學校。前任是薛建吾。關於薛建吾這項人事動向，林獻堂曾留下記載：
「師範學校校長昨日《新報》發表為浙江人，而父兄會欲推攀龍，遂作罷論。」
攀龍為林獻堂長男，看來本有意出任該校長職位，可是「浙江人」優先（實則薛建吾為江蘇鹽城人，外人對「江」蘇、「浙」江難以區分，概以江浙稱之），台人無緣。
儘管如此，薛氏在位不及一年，由於學生掀起排斥風潮，隨即換由後台更硬的洪炎秋接任。
林獻堂被公認是台灣民間領袖，可是與陳儀素無淵源，未受到敬重，反而遭到排擠。林家除了與校長人選失之交臂外，一九四六年五月的參議會議長選舉，也因陳儀力保黃朝琴，而硬是把德高望重的林獻堂擠掉。林氏受到的重創，可以想見。
簡言之，陳儀把黃朝琴當「自家人」，有如築起長城，劃分關內、關外，也種下了二二八事件的前因。
自家評斷 自有公論
當然，江浙「自家人」也不見得都對陳儀持正面看法。
江蘇東海人、曾任江蘇省主席的丁治磐評述道：
「我看他（指陳儀）聲名雖大，全是作官的一套，虛有其名。」
他還指出：一九四七年六月行憲後，翁文灝首次組閣。有次院會上，陳儀「大談經濟學，講了半天，也沒有切實的綱領，這種人還做了幾十年大官，不知道是什麼道理，簡直是莫名其妙」。
其實，道理很簡單，一言以蔽之：只要被歸類為「自家人」，一切好談！升官有門路，出事受庇護。
盟兄指證 所言不虛
蔣介石的盟兄馮玉祥也曾指出：抗戰時，交通處長姓竺，偷賣汽油、軍米，經人告發，結果只被罰住何應欽家的客廳，後來還升官哩！
近人研究指出：該竺姓處長即竺鳴濤，其父竺紹康，是光復會要角、著名的會黨領袖，更是蔣介石早期的盟兄，曾追隨徐錫麟、秋瑾參加反清革命。一九一○年竺紹康病逝上海後，竺鳴濤赴日入成城學校，畢業後回上海，經蔣介石介紹，入黃埔第三期，再到日本野戰砲兵射擊學校（彭孟緝是黃埔五期，再入該校），回國後歷任要職，戰後任衢州綏靖公署副主任、國大代表；來台後任國防部參議、經濟部顧問……等。
蔣介石、陳儀用人有交集
蔣介石先後任命陳儀主持閩政、台政、浙政，可謂重用有加，其箇中緣由，可從下述一則人事動向看出梗概：蔣母王太夫人有弟王賢鉅，其孫王忠澤，之江大學政治系畢業，即被蔣介石擢用為福建浦城縣長，時陳儀在閩主政。陳儀主持台政時，本有意調他來台，但並未到任，改任浙江新昌縣長。
江浙「自家人」的官場文化，可謂根深蒂固，盤根錯節。陳儀一來，豈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