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戰後初期的轉型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日本帝國主義者因敗戰投降而全部退出台灣，改由中華民國政府派員來台受降和進行接管，由於國民政府堅持不接受在台日本民眾繼續在台地居和擁有其原居所或相關產業，所以除少數的特殊例外，包括日本各派在台僧尼和相關寺產，都被迫須於短期內變賣、轉讓、拋棄，或被視為「敵產」，而被官方的有關單位接管，或有特殊背景的私人趁機據為己有。
所以，不論社會或個人，在當時，都是處於非常態的混亂與失序時期。台灣佛教界的戰後開展，當然也不可能只由於單是台灣「戰後」的到來，就能一切安然或不受絲毫影響地，繼續開展下去。
此種情形，正如清末台灣割讓給日本統治時那樣，掌有最高統治權和宗教行政管理權的官方當局，將要如何進行其統治的方式、態度和效能，便決定了—包括台灣僧尼在內—所能擁有宗教活動的自由度如何？以及彼等是否必須立刻反向進行其所謂「去日趨中化」的新佛教信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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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才剛掌握台灣統治權不久的上級中央政府—即總統府大陸南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權──隨即與由蘇聯在背後支持的中國共產黨軍隊，爆發了激烈的大規模國共「內戰」，致使國府無暇專注於台灣的有效統治，終於導致民眾和政府之間爆發了嚴重衝突的「二二八事件」，對此後的政局影響，至為深遠。
而此一動盪局勢的持續惡化，其歷史開展和變革的臨界點，就是中華民國政權在1949年，喪失大陸的統治權，改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產政權，定都北京和展開「解放」(1949)後迄今(2011)的全面性統治新局。
問題在於，1949年喪失大陸的全部統治權的中華民國政府，其實是國共「內戰」失敗後的「殘存黨政軍三位一體」的威權保守勢力。所以遷台之後的統治形態，是建構在藉「內戰持續中」的「戒嚴體制」，來貫徹其自上而下的統治威權意志。
因而，此一掌握黨政軍三位一體的中央威權核心領導者，除了極力避免被區域化的在地勢力所分權，並召來主客易位的不利統治局面外，還須結合新從大陸各省來台的大量政治難民和數百名相繼逃難來台的大陸僧侶，以去除原在日本殖民時期所形成的台灣在地有組織社會集體行動的可能復活之火苗和可能再度串連之燎原擴張趨勢。所以其地方黨部、民眾服務站和三民主義反共青年救國團等單位，所進行的「監視及掌握地方動員主導權的周邊組織系統」，也被有效地在台灣各地逐漸建置起來。
如此一來，由中央最高威權當局所指令，亦即必須：「盡全力去除地方意識」和「徹底壓制有分離傾向顧慮的在地社會有組織地遂行其集體行動的可能串連」的最高任務指導原則，便被貫徹為對所謂「佛教黨員的吸收」和「佛教黨務組織的建構與運作」，都因而更加劇其對台灣地區原宗教社會的生態變革衝擊，與曾在日治時期受日本佛教深刻影響的台灣本土佛教僧尼或齋教徒，被迫必須接受其所謂「去日本化佛教」的再教育或相關的改造運動 。
但是，此種「非常態情況」所以能夠在此後的歲月持續多年，而未遭到在地強烈反彈，其實是由於當時的世界局勢，正處於戰後美蘇兩大強權的「冷戰」對立時期，所以台灣當時所進行的獨裁威權統治形式和其種種反民主的作為，也因此被美國基於「冷戰」的需要而容忍下來。可見，戰後的台灣政局發展，是形成了「內戰持續」和「冷戰對峙」的雙結構趨勢；而此一「雙結構趨勢」的出現和持續存在，就當時現實面的具體影響而言，可說它既決定了台灣此後的長期威權統治型態，也同時主導了「反共抗俄」潮流下的台灣佛教開展趨勢。
根據上述情勢的理解，我們可以不誇張地說，此兩者其實是由同一源頭(「雙結構趨勢」)所衍生的，亦即兩者皆具有密切命運關連的政教混合之威權共同體性質。而此兩者的主從隸屬位階與其彼此之間所掌控權力大小的差別，只在於前者，是作為上級政令的指導者和開展方向的規範者，至於後者，則只是奉前者命的服從者——或者，單就被重建後的佛教組織和其重要成員來說，彼等就是已被「高度黨化」的所謂「反共抗俄」時期的「佛教政策執行者」罷了。
可是，到1960年代後期，由於國際局勢已從「冷戰」的對峙狀況，轉為美國新總統尼克森所謂「溝通和談判的時代」。因此台灣做為反共陣營的價值大為降低，除被迫退出聯合國席位（1971年），以及台美正式斷交（1978年）之外，甚至台灣內部的反對勢力也已漸成氣候（※1986年，雖非合法，但「民主進步黨」已正式成立）。
所以蔣氏強人政權的第二代（即執政後期的蔣經國總統）在其晚年(1980代的中後期)，便不得不被迫逐漸讓步。而其最大的政策轉向就是，官方不但於1987年夏季，正式宣佈政治解嚴，並開放老兵回大陸探親，連台商與各宗教人士，也紛紛到大陸參訪或交流。因此，解嚴以來，台灣當代佛教的各種組織型態和活動方式，已可在新的＜人民團體組織法＞立法通過之後，自由地朝向多元開展和因之而形成佛教發展的趨勢大好及快速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