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毛澤東與鄧小平（節錄）
叛逆者毛澤東
本書並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傳記。因此，於本章所敘述的兩人人物形象，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第二章以後的歷史記述所提供的切入點。在此前提之下，最先浮現腦海的，分別是兩人的「叛逆者」與「逆境者」形象。回顧毛澤東的生涯，一般而言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在先前所述近藤邦康的《毛澤東》一書中，將前期的毛澤東視為革命家，後期視為建設者。關於前期的認識，大多呈現共通的看法，但也有論者提出，毛澤東後期的作為實為獨裁者，甚至是皇帝化的見解。又或者是在一九七○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時，曾說自己是「無髮無天」，也有人因此評論他為「孤獨的修行僧」或是「孤獨的、永遠的革命家」。
若要問我毛澤東一生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何？我想應該就是面對著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所展現的「叛逆」精神。然而矛盾的是，當毛澤東自己成為「權威者」時，卻不容許被他人否定。促使毛澤東成為叛逆者，是年少時代對「父親」的反抗。他對艾德加．史諾陳述自己少年時期的軼事，也大多是與父親的對立回憶。
「家中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也就是統治者。反對黨則是我與母親、弟弟，有時候也包含家中雇人。……約在我十三歲時，某次父親招待許多客人來到家中，我卻當場與父親起了口角衝突。我父親當著眾人之面罵我是個懶人、廢物。這樣的言詞激怒了我，我也以咒罵還擊，並離家出走。」
十四歲時，父母單方面安排毛澤東與一位二十歲的女性結婚，毛澤東拒絕接受，而且也從來沒有與這位女性一同生活。
毛澤東二十五歲時（一九一八年），大約是他離開湖南半年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擔任事務員，此時他對於北京大學所象徵的「知識人的權威」之觀念，萌生反感之意。與毛澤東同年紀，後來成為知識界中最高權威者之一的梁漱溟，當時已於北京大學執教。雖然兩人見過幾次面，但梁漱溟完全沒有把當時的毛澤東放在眼裡。建國後，兩人立場倒置，毛對著梁漱溟大罵說：「你實在是又臭又髒。」此後，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地位排名第九，臭不可聞之人），直至文革結束前都翻不了身。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黨大會十二名參加者的其中一人。後來，不管是受到軍閥與國民黨、地主勢力等嚴厲的壓迫，亦或是在上層領導者遭到殺害、改變政治立場、失勢等瞬息萬變的局勢中，毛秉持一貫的精神，擔負革命運動的一翼。儘管如此，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之後，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等深受蘇聯、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者志趣相左，被黨中央劃為黨內非主流。
但毛澤東秉持獨自的想法與強烈的意志，以湖南、江西一帶為中心，建立農村根據地，並加以擴大，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毛澤東在農村根據地的防禦被蔣介石的軍隊攻破（當時他的軍事指導權被剝奪）後，於「長征」的大遷徙中，在貴州省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獲得中國共產黨內實際的領導權。這已經是建黨十四年後的事情。
向蘇聯的權威挑戰
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向矗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挑戰。其一是抗日戰爭期間及其結束時，挑戰了中國的最高權威者蔣介石。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後正式開始。所謂一致抗日，意思是在以蔣介石為最高司令官的統一政府、統一國民革命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抗日活動。對此，雖然毛澤東在表面上予以承認，實際上卻已經在西安北部黃土高原一帶的根據地，取得實質的統治權，當時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共產黨軍，毛亦未交出指揮權。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召開以「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為目標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亦即所謂的「重慶會談」，雙方同意實現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而統一的中華民國。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願讓出自己手中的政權及軍權，最後爆發國共內戰。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說是毛澤東向「蔣介石的權威」的反叛、挑戰。
毛的另一個「叛逆」，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長期以來，史達林都無視毛澤東的存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自建黨以來都是跟隨共產國際的腳步，而毛澤東則是唯一一位不是共產國際及史達林指名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毛的叛逆之矛，並沒有直接針對史達林。但是，據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件（西安事變）中，毛澤東看見史達林「盡快釋放蔣介石」的秘密電報後十分憤怒，因為他原本強硬主張，應該將軟禁中的蔣介石處死。
儘管如此，在建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便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雖然在莫斯科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毛卻受到史達林冷淡地對待，嘗盡辛酸。先不管表面上的態度如何，實際上毛恐怕一直拒絕臣服於史達林的權力之下。一九五○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表面上是「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以中國的立場看來，背後卻是被強迫簽定數個「侵害主權」的秘密協定。這對誕生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其實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得不依附蘇聯的現實。
不難想像，在史達林死後，毛會將累積的怨憤不滿，一股腦兒地擲向蘇聯。相對於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毛則是以「擁護史達林」的形式，開始公然地挑戰「蘇聯的權威」。中蘇對立的嚴峻程度，正如後所述，就連共產主義的大義、與強敵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被模糊化。最後，甚至愚弄、犧牲一同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當自身是「弱者」之時，叛逆大多意味著革命。而當自己成為「強者」之時，若仍鼓吹「叛逆」，則容易導致巨大的「破壞、混亂」。
逆境者鄧小平
若是將「叛逆者」視為毛澤東的首要特徵，那麼該如何看待鄧小平？眾所周知，鄧小平是身高約一百五十多公分的矮個子，既不能說是儀表非凡，也不算是引人注目。生長在四川鄉下的富裕家庭，擁有最好的環境，並受到家中長輩的疼愛。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大相逕庭。楊炳章的《鄧小平――政治的傳記》中，對於少年時期的鄧小平有如下的評述：「成績不上不下，是個普通的學生」、「鄧在（準備留學的）補習班中也表現平平，並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印象」、「鄧本來的政治意識不高，年紀也輕。……並沒有像陳毅、聶榮臻等、其他的四川同鄉讓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鄧小平獲得至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因而離開中國，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於法國半工半讀，這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但是這個時期的鄧小平，並沒有像周恩來一樣有著輝煌的活動經歷，他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少年》中工作，幫忙蠟版油印，最後獲得「油印博士」的封號，這段軼事亦十分有名。一九二六年鄧小平經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後便負責黨中央內部的記錄工作等秘書性質的活動。從這些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顯露出任何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的跡象。
雖然鄧小平個子矮小，稱不上風度翩翩，能力也不怎麼起眼，但或許是基於強烈的自尊心，使他鍛鍊出「忍耐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貫徹自我主張的精神」。勤工儉學計畫也因他的成績不佳，而必須自付一半的留學支出。年僅十六歲的他，是參加者中年紀最小的。他在船艙最下等的底層甲板上待了近一百天的時日，到了法國在最糟的勞動條件下工作，被揶揄為「油印博士」般的、勤勉持續地做著屈居人下的差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鄧小平不知不覺地鍛鍊成「逆境中的強者」＝逆境者。
關於鄧小平的私人生活雖然只是外界臆測，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時，與姿色端麗的金維映女鬥士結為連理，無奈這段婚姻只維持短短一年便告結束。金維映在離婚後不久與李維漢再婚。李維漢比鄧小平年長八歲，是法國勤工儉學計畫的學長，擁有輝煌的經歷。一九二八年任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其後歷任上海、江蘇的最高幹部，一九三一年外派至蘇聯，一九三三年回國後成為黨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組織部長。金維映與李維漢結婚後不久便生下李鐵映（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這一連串的事情，而有鄧小平被李維漢「奪妻」的說法。話雖如此，寒山碧卻指稱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
無論如何，這對鄧小平而言，確實是「身為男性的屈辱」。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中，鄧小平也不得不忍耐。鄧小平在離婚後不久便任職江西省黨委員會宣傳部長，在留蘇派掌握權力的黨中央內，被批判為「羅明路線」的推進者，被剝奪所有職務，並「留黨察看」，這是他在黨內第一次失勢。這個事件的原委是，為了對抗國民黨軍的「包圍討伐」，黨中央採取「寸土不讓」的方針，但福建省黨委員會代理書記羅明卻與中央不同調，表明採用毛澤東的「放棄據點，展開游擊戰」的方式，鄧小平也表示支持；因此被黨中央批判為「右傾的機會主義」，遭到整肅。鄧小平在「留黨察看」的狀態下開始長征，被編入前妻金維映所指揮的中央第二縱隊，其上又有司令官兼政治委員李維漢，他不得不像一名兵士般表現出追隨與服從。對鄧小平個人來說，這恐怕像是在巨大的屈辱之下偷生，才得以完成不可思議的長征。
再度失勢
然而，對鄧小平而言，其後，特別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為止，他在政治舞台的活動經歷，可以用「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來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憑藉著親近毛澤東而逐漸活躍，並浮上了檯面。然而，在大躍進的「大挫折」後，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設國家及社會的方式抱持著疑義，實際上打算推行完全迥異的經濟建設模式，不料等待著他的、卻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特大號陷阱。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不久，他便被紅衛兵拖上街，冠上「中國排名第二的當權派」的罪名，受盡屈辱而失勢。
不過，與最大當權派的劉少奇，被剝除黨籍、永久除名後失意病死的狀況相比，鄧小平被處分「留黨察看」三年半，軟禁在江西省農村中的境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此逆境中，鄧小平把時間花費在讀書、勞動以及鍛鍊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看見他在宿舍庭院中繞了數十圈的身影後，寫下這段文字：「看著父親堅定且快速的步伐，便能清楚明白，他是為了將來的戰鬥做準備，父親的信念、計畫及決心已越來越明確，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穩固。」
一九七六年一月，堪稱為鄧小平的伯樂─周恩來因癌症逝世後，鄧被冠以「死不悔改的當權派」之罪名再度失勢。鄧小平對於這次的失勢，展現了頑強不屈的姿態。之後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華國鋒懇求，希望華國鋒允許自己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民眾離開廣場。此時，鄧小平與「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爭論，被記錄在某一部後來被禁止發行的書籍中：
張春橋冷笑地說道：「太遲了，小平同志。你就不要再演戲了。」鄧小平以威懾的眼神使勁地瞪著他，露出冷冷的一抹笑容回答說：「春橋同志，這次我倒想要看看你的把戲，要怎麼落幕。」語畢，鄧小平憤然起身，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
對於年過七十、數度戰勝逆境的鄧小平而言，這種程度的「挫折」，或許已經不到值得賭上生死的程度。其後，正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失勢，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如同不死鳥一般復活於政壇，帶領著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路線邁進。
農村包圍都市
毛澤東與鄧小平皆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如果說寫著「啊，中國就快要滅亡了」的小冊子是驅使毛澤東走向革命的契機，那麼，鄧小平以「中國正是因為孱弱所以想要變強。正是因為貧困所以想要富裕。為了找尋救贖中國的道路而想向西洋學習」作為留學法國的動機，同樣也是基於民族感情的驅使而道出的內心話。兩人皆是基於民族的危機意識而參加革命運動，而且在其後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在其思想上較能探尋出清楚的軌跡，鄧小平就未必如此。
毛澤東在少年時代便喜愛中國的古典作品，特別是《水滸傳》、《孫子兵法》等作品的思想，這是受到清末時期故鄉的英雄曾國藩的影響。在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有機會接觸歐美各種革命的新思想，他認為當時的自己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之觀念的混合物」。毛澤東傾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受到俄國革命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紀念俄國革命三周年，於長沙展開的反軍閥示威運動的經驗中，毛澤東更加地確信：「只有憑藉著群眾運動中民眾的政治性力量，才能夠保障改革的實現。」
自覺到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當時接受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階級鬥爭」、「勞動者階級的進步性」等觀念，信奉並實踐著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以都市為中心的工人革命多次宣告失敗，毛澤東漸漸地察覺到，農村與農民才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在毛澤東初期著作中，最有名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中，他斷言：「如果將民主革命的功績以十分來計算，市民與軍事的功績為三分，而農民在鄉村的革命功績則是占了七分。」
往後，就算當時的黨中央領導者再怎麼強調都市的奪取、以工人為軸心的都市革命，毛澤東依舊主張「從農村包圍都市」，堅持以組織農民軍及農民革命，擴大農村根據地的方式，最後終於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共產黨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有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亦斷言：「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際上就是賦予農民權力。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
在與「留蘇派」等教條主義的領袖們的鬥爭中，毛澤東主張「馬克思主義只有在中國化以後才有意義」，全面性地導入中國特色。這包括了：以農村為根據地、帶著強烈傳統性的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另外，「共產主義即是大同社會」之觀念，也與中國傳統理想社會相互連結。這樣的傾向，讓中國在建國後暫時中斷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久後出現「土法」（鄉村、本地的做法）方式的「大躍進」之挑戰。
客觀看待國際社會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活動以後，對於外國事務的關心也越來越冷淡。毛澤東首次出國，是在先前所述建國後的蘇聯訪問。而第二次前往莫斯科，是在一九五七年俄國革命四十周年之時，他出國的次數，前前後後數來也就只有這兩回。進入中南海（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辦公室及領導者的居住區）以後，喜愛閱讀的毛澤東，更加傾心於中國古典作品。有位曾經進入過毛澤東的寢室兼書齋「菊香書屋」的人，形容毛的書櫃：「在一個又一個的書櫃上，可見龐大數量的中國文學及歷史書籍。外國文學的翻譯書並不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十分稀少，史達林的著作則是一本也沒有，在這方面的藏書可以說是極度地欠缺。」由此可知，將毛澤東稱為「土著派的革命家」並不為過。
那麼，鄧小平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正如前文所指出，一九二○年鄧小平以十六歲少年的身分遠赴法國、一九二六年前往莫斯科，最後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回到中國，約莫六年半的青春歲月都在國外度過。在此一過程中，鄧小平無意間認識了許多激進派的留學生，不知不覺間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並漸漸地開始參加相關的活動。楊炳章在述說留法時代的鄧小平時，對鄧曾有如下評述：「並非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理論色彩去參加黨的活動。不僅是一九二○年代的留法期間，在整體的政治生涯上，鄧幾乎是不閱讀，也不寫長文的人。但是，其行動卻讓人看見他強烈的決斷力與熱情。」
因此，雖說鄧小平也在國外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卻與「留蘇派」的王明、博古（秦邦憲）等國際派領導者不同，他們往往埋首於馬克思、列寧及史達林的著作之中，甚至可說是將這些著作內容當成是金科玉律的教條。回國後參加革命運動的鄧小平，透過實際的行動而逐漸向毛澤東的革命、軍事戰略論靠攏，日日投身於農村戰爭，與國際派的形象越顯疏離。在建國後，像是謀求與蘇聯關係的緊密化，或是如周恩來一般、展開以世界為舞台的外交活動等的思考行為，對鄧小平來說，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在一九六○年代前半期的中蘇爭論中，鄧小平身為中國方面的代表，面對蘇聯的代表卻一步也不肯退讓。這就是身為愛國主義者的鄧小平所應有的表現吧。另外，他在復出後不久的一九七四年，出席紐約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以中國代表的身分發表「三個世界論」的演說，受到世界的注目。其後，毛澤東逝世，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鄧小平逐次訪問日本、美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致力於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同時，為了能夠積極引進先進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大幅修正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的鎖國政策，推動大膽的開放路線。或許是因為青年時代在國際社會的體驗，使得鄧小平能用客觀的眼光看待國際社會，並能夠積極地接受進步的事物。基於上述，可將鄧小平歸類為「國際派」。
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若要舉出毛澤東的另一個顯著特徵，那便是作為軍事戰略家的卓越能力與實力。我不贊同「毛並非大家所認為的軍事天才」之說法。雖然無法提出確切的論證，但以客觀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以我的立場看來，這已經是十分保守的說法，因為我內心認為，毛澤東的傑出程度，並不遜於拿破崙、凱撒、成吉思汗等軍事戰略家。那麼，毛澤東的傑出之處為何？我想，那就是毛始終貫徹著「弱小的自己面對著強大的敵人，該如何取勝」的思考原點。自與父親的對抗開始，與地主階級的戰鬥、與日本軍隊的戰鬥、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戰鬥，甚至是到最後與美國、蘇聯的戰鬥，都是以認識「弱小的自己」為出發點，構想著叛逆＝戰鬥的藍圖。
在此，首先想到的是「自強」。毛澤東最初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是一九一七年的〈體育的研究〉，他於文章開頭便感嘆國家力量的弱化、武風的不振，以及民族體質的虛弱傾向，並主張應該要有自覺，以鍛鍊的方式謀求體力的精實。將這樣的想法應用於組織論的成果，便是「根據地理論」。當然並非是絕對的，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下，創造出相對強大的據點。在建立根據地的同時，想要將自己推進到相對優勢的地位，則需要兩個條件：（一）充分活用空間、（二）盡可能地拉攏廣大的人群，使他們和自己站在同一邊。換言之，（一）就是游擊戰，（二）就是統一戰線理論。游擊戰的戰略可以歸納為以下十六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敵人進攻我就撤退、敵人駐紮我就擾亂、敵人疲憊我就攻擊、敵人撤退我就追擊）另外，重視統一戰線理論，將敵人縮減到最少，在各個階段盡量連結可聯絡的勢力，將敵人層層包圍。
除了活用（一）、（二）的戰術外，也有必要逐漸地轉換敵我之間的力量關係，在此能夠運用的是（三）持久戰理論。其中又分為三階段：一是戰略性的防禦階段，二是戰略性的對峙階段，三是戰略性的反攻階段。在第一階段，要完全避開大型的決戰及陣地戰，以運動戰的方式逐漸破壞敵方的士氣及戰鬥力。第二階段，基本上一邊威脅敵方的占領地區，一邊準備反攻。接著是第三階段，對此時已大量耗損戰力，且感到孤立的敵軍，進行反攻。如此將（一）、（二）、（三）戰術以綜合性、有機性的搭配為基礎的見解，正是所謂「人海戰術」的戰爭理論，亦即「人民戰爭論」。而且還不忘訴求這場戰爭的正當性，認為戰爭可以二分為「正義的戰爭」與「不正義的戰爭」，而人民的戰爭正是所謂的「正義之戰」。在中日戰爭中，對抗以正規戰求速戰速決的日本軍隊，毛澤東活用上述的戰爭理論而取得勝利，正是佐證理論的最好典範。一九四六年開始與國民黨的內戰，基本上也是以此種戰爭方式獲勝。
基於上述，毛澤東確實是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然而，若是追溯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軌跡便能明白，毛澤東並不能稱得上是位有才能的建設者。當心中有假想敵時，毛能夠竭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建國之後，設定假想敵並策畫打倒敵人戰略的機會卻大幅減少。比起打倒假想敵的策略，把目光放在國家、社會、經濟方面的建設上，分別訂立目標，思考如何打穩根基，累積實力去完成，是更為重要的工作。
可惜的是，毛澤東的思維往往偏向軍事戰略的性質，這對建國以後國家及社會的建設來說，實際上成為了「陷阱」，或者說是「缺陷」。面對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劉少奇，以及其後決定打倒林彪之時，毛的戰略清晰可見。然而，如此以軍事戰略思維為出發點的特質，對於中國人而言，究竟是好是壞，這便又是另一個問題。
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對照這樣的毛澤東，鄧小平又是如何？鄧小平在幾場戰役中確實有著顯赫的成績，顯示其指揮能力。但與其說這是鄧小平基於自己的軍事戰略，不如說是他忠實地實踐著毛澤東計畫的結果。循著此一軌跡探看，一九三○年代至一九六○年代初期，基本上，鄧小平作為一位效力於毛澤東的忠誠部下，確實地完成毛所賦予的任務。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任命鄧小平擔任原由張國燾（為毛的對手，因反抗毛而被黨除名）所率領一二九師團的政治委員，將一二九師團納入毛的勢力範圍內。最後鄧小平不但掌握一二九師團，並開創了河北、河南及山東省境的根據地。
由鄧小平所領導，於國共內戰中與劉伯承聯手的第二野戰軍，在幾個扭轉國共勢力關係的重大戰役中，殲滅大批國民黨軍，將戰鬥導向勝利。一九五七年與赫魯雪夫的論爭當中，毛澤東指著鄧小平，提醒道：「千萬不能小看這個小個子。他可是殲滅了蔣介石一百萬的精銳部隊。」此番發言正是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實踐能力上的肯定。建國後不久，鄧小平被派任至西南地方戰區，當地仍駐留大批的國民黨軍，最後鄧不負毛澤東的期待，平定西南。在反右派鬥爭之時，面對著毛發起的運動，於陣前指揮的人，也是鄧小平，他當時是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逝世後，其所論述過的各式主張，被黨中央正式承認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並列。但是鄧小平的著作，就以《鄧小平文選》全三卷作為例子，就算全部讀完，也無法看出類似毛澤東所提出的革命論（《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哲學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戰略論（《持久戰論》、〈游擊戰論〉等）等，與革命和戰爭相關的理論內容。至少在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的文章大多是關於黨、政府、軍、根據地的活動報告，以及相關的具體政策。
但是，在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有關「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和平與發展」等、相關理論性質的思想論述內容逐漸增多。這些主張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的內涵，以最高領導者的身分來說，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與其說這些理論是鄧小平秉持著哲學的信念，加以體系化後的產物，不如說是他彙整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或是將其他領導者與智囊團的見解，加以整理消化過後的結果，這樣的說法較為妥當。亦即，一如字面上之意義，鄧小平是革命、戰爭、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實事求是的思想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實踐後，最重視的便是調查與現實的實踐。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初期的農村革命，農村根據地的建設最重視的就是反覆的可靠調查，其中也包含毛澤東自身的調查經驗。以先前提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木口村調查〉、〈興國縣調查〉、〈才溪鄉調查〉等，皆是毛澤東所進行的農村調查，具有高度真實性。在與黨內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論爭中，最重視的便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特別是在一九四○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批判留蘇派向教條主義傾斜時，便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實事求是」。
由上述可知，毛澤東為了打倒敵人，關於實情的掌握以及具體的實踐方法都十分傾向實用主義。但是，建國以後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毛卻不以可靠、客觀的情勢分析作為基礎，既不偏向實用主義，也沒有長遠的思考。為何如此，實在是令人想不透。例如，在建國前後，由自己開始提倡「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正當無論是領導者或是國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卻突然高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行推動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化。其後沒幾年，毛澤東又捨棄了在數據上看來大致順利的蘇聯模式，走向獨有的、急進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式，鼓吹「大躍進政策」，最後招致悲慘的結果。而「文化大革命」雖是創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運動，實際上卻引起以憎惡豢養憎惡的激烈暴力，帶來破壞、失序的巨大混亂。
對於國家、經濟、社會之建設，必須在掌握實際客觀的狀況下，設定目標，訂立計畫，依循規章、法則，按照各個發展階段，一步步地累積變革之工程。在有具體可見的目標＝敵人存在的狀態下，毛澤東能夠冷靜透徹、耐性十足地應對，但他可能不擅長面對看不見的、無形的目標。相較於對於客觀實際規律的掌握，他過度依賴人自覺的努力及可能性（主觀能動性）。即便是純粹的經濟問題，一到毛澤東的手裡，就演變成「階級鬥爭」、「權力鬥爭」的政治問題。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狀況，幾乎就是戰爭情勢，最前線的現場情報就是致勝的關鍵。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想要親臨現場卻變得十分困難。無論在什麼場合，他要前往的「現場」，都必須讓人在事前進行詳細的探查，並在許多保鑣圍繞之下進行視察。因此毛澤東大多數的日子，都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隔絕，在中南海的高牆內生活。關於他的日常生活，雖然可以從其主治醫生李志綏的著作中窺探一二；但像是對部下送上的資訊及政策草案進行指示與評論、喜好閱讀、耽溺於和女性的遊玩、熱愛作詩、在會議上的爭論等，這些毛澤東的日常活動卻幾乎無法直接碰觸到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在第二章以後也會論述到，「人民公社的理想模式」與文革時期「公社形式權力的創造」等，這些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則是越來越遠離現實，成為烏托邦式的思想。因此，一旦到了要具體實現這些目標的階段時，便遭到來自乖離現實的強烈反擊而受挫。
叛逆者毛澤東
本書並非毛澤東與鄧小平的傳記。因此，於本章所敘述的兩人人物形象，是為了幫助讀者理解第二章以後的歷史記述所提供的切入點。在此前提之下，最先浮現腦海的，分別是兩人的「叛逆者」與「逆境者」形象。回顧毛澤東的生涯，一般而言是以一九四九年為界，分為前期與後期。在先前所述近藤邦康的《毛澤東》一書中，將前期的毛澤東視為革命家，後期視為建設者。關於前期的認識，大多呈現共通的看法，但也有論者提出，毛澤東後期的作為實為獨裁者，甚至是皇帝化的見解。又或者是在一九七○年，毛澤東最後一次會見艾德加．史諾（Edgar Snow）時，曾說自己是「無髮無天」，也有人因此評論他為「孤獨的修行僧」或是「孤獨的、永遠的革命家」。
若要問我毛澤東一生一以貫之的精神為何？我想應該就是面對著橫亙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所展現的「叛逆」精神。然而矛盾的是，當毛澤東自己成為「權威者」時，卻不容許被他人否定。促使毛澤東成為叛逆者，是年少時代對「父親」的反抗。他對艾德加．史諾陳述自己少年時期的軼事，也大多是與父親的對立回憶。
「家中有兩個『黨』。一個是父親，也就是統治者。反對黨則是我與母親、弟弟，有時候也包含家中雇人。……約在我十三歲時，某次父親招待許多客人來到家中，我卻當場與父親起了口角衝突。我父親當著眾人之面罵我是個懶人、廢物。這樣的言詞激怒了我，我也以咒罵還擊，並離家出走。」
十四歲時，父母單方面安排毛澤東與一位二十歲的女性結婚，毛澤東拒絕接受，而且也從來沒有與這位女性一同生活。
毛澤東二十五歲時（一九一八年），大約是他離開湖南半年後，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中擔任事務員，此時他對於北京大學所象徵的「知識人的權威」之觀念，萌生反感之意。與毛澤東同年紀，後來成為知識界中最高權威者之一的梁漱溟，當時已於北京大學執教。雖然兩人見過幾次面，但梁漱溟完全沒有把當時的毛澤東放在眼裡。建國後，兩人立場倒置，毛對著梁漱溟大罵說：「你實在是又臭又髒。」此後，知識分子被稱為「臭老九」（地位排名第九，臭不可聞之人），直至文革結束前都翻不了身。
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毛澤東是創黨大會十二名參加者的其中一人。後來，不管是受到軍閥與國民黨、地主勢力等嚴厲的壓迫，亦或是在上層領導者遭到殺害、改變政治立場、失勢等瞬息萬變的局勢中，毛秉持一貫的精神，擔負革命運動的一翼。儘管如此，在首任總書記陳獨秀之後，毛澤東與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陳紹禹）等深受蘇聯、共產國際影響的領導者志趣相左，被黨中央劃為黨內非主流。
但毛澤東秉持獨自的想法與強烈的意志，以湖南、江西一帶為中心，建立農村根據地，並加以擴大，拓展自己的勢力範圍。毛澤東在農村根據地的防禦被蔣介石的軍隊攻破（當時他的軍事指導權被剝奪）後，於「長征」的大遷徙中，在貴州省遵義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才獲得中國共產黨內實際的領導權。這已經是建黨十四年後的事情。
向蘇聯的權威挑戰
成為中共領導階層的毛澤東，更進一步地向矗立在自己面前的巨大「權威」挑戰。其一是抗日戰爭期間及其結束時，挑戰了中國的最高權威者蔣介石。抗日戰爭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成立後正式開始。所謂一致抗日，意思是在以蔣介石為最高司令官的統一政府、統一國民革命軍的前提之下所進行的抗日活動。對此，雖然毛澤東在表面上予以承認，實際上卻已經在西安北部黃土高原一帶的根據地，取得實質的統治權，當時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的共產黨軍，毛亦未交出指揮權。一九四五年八月，抗日戰爭結束後，召開以「避免內戰，和平統一」為目標的蔣介石、毛澤東會談，亦即所謂的「重慶會談」，雙方同意實現以蔣介石為最高領袖而統一的中華民國。即使如此，毛澤東還是不願讓出自己手中的政權及軍權，最後爆發國共內戰。換個角度來看，這可說是毛澤東向「蔣介石的權威」的反叛、挑戰。
毛的另一個「叛逆」，是針對社會主義陣營的盟主――蘇聯。長期以來，史達林都無視毛澤東的存在。就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來看，自建黨以來都是跟隨共產國際的腳步，而毛澤東則是唯一一位不是共產國際及史達林指名的最高領導者。實際上，毛的叛逆之矛，並沒有直接針對史達林。但是，據說在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的西安事件（西安事變）中，毛澤東看見史達林「盡快釋放蔣介石」的秘密電報後十分憤怒，因為他原本強硬主張，應該將軟禁中的蔣介石處死。
儘管如此，在建國後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毛澤東便前往莫斯科進行訪問。雖然在莫斯科待了兩個多月的時間，毛卻受到史達林冷淡地對待，嘗盡辛酸。先不管表面上的態度如何，實際上毛恐怕一直拒絕臣服於史達林的權力之下。一九五○年二月簽訂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表面上是「加強彼此的合作關係」，以中國的立場看來，背後卻是被強迫簽定數個「侵害主權」的秘密協定。這對誕生不久的新中國而言，其實是在嚴峻的冷戰體制下，為了自己的安全保障，而不得不依附蘇聯的現實。
不難想像，在史達林死後，毛會將累積的怨憤不滿，一股腦兒地擲向蘇聯。相對於赫魯雪夫的「批判史達林」，毛則是以「擁護史達林」的形式，開始公然地挑戰「蘇聯的權威」。中蘇對立的嚴峻程度，正如後所述，就連共產主義的大義、與強敵美國帝國主義的鬥爭，也被模糊化。最後，甚至愚弄、犧牲一同在中國革命中的同志。當自身是「弱者」之時，叛逆大多意味著革命。而當自己成為「強者」之時，若仍鼓吹「叛逆」，則容易導致巨大的「破壞、混亂」。
逆境者鄧小平
若是將「叛逆者」視為毛澤東的首要特徵，那麼該如何看待鄧小平？眾所周知，鄧小平是身高約一百五十多公分的矮個子，既不能說是儀表非凡，也不算是引人注目。生長在四川鄉下的富裕家庭，擁有最好的環境，並受到家中長輩的疼愛。與毛澤東的少年時代大相逕庭。楊炳章的《鄧小平――政治的傳記》中，對於少年時期的鄧小平有如下的評述：「成績不上不下，是個普通的學生」、「鄧在（準備留學的）補習班中也表現平平，並沒有給人什麼特別的印象」、「鄧本來的政治意識不高，年紀也輕。……並沒有像陳毅、聶榮臻等、其他的四川同鄉讓人留下強烈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鄧小平獲得至法國勤工儉學的機會，因而離開中國，自一九二○年至一九二五年於法國半工半讀，這才投身共產主義運動。但是這個時期的鄧小平，並沒有像周恩來一樣有著輝煌的活動經歷，他在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的機關報《少年》中工作，幫忙蠟版油印，最後獲得「油印博士」的封號，這段軼事亦十分有名。一九二六年鄧小平經由莫斯科回國，不久後便負責黨中央內部的記錄工作等秘書性質的活動。從這些過去的經歷，並沒有顯露出任何他將成為未來中國的「偉大領導人」的跡象。
雖然鄧小平個子矮小，稱不上風度翩翩，能力也不怎麼起眼，但或許是基於強烈的自尊心，使他鍛鍊出「忍耐的同時，也一點一滴地貫徹自我主張的精神」。勤工儉學計畫也因他的成績不佳，而必須自付一半的留學支出。年僅十六歲的他，是參加者中年紀最小的。他在船艙最下等的底層甲板上待了近一百天的時日，到了法國在最糟的勞動條件下工作，被揶揄為「油印博士」般的、勤勉持續地做著屈居人下的差事。在這樣的過程中，鄧小平不知不覺地鍛鍊成「逆境中的強者」＝逆境者。
關於鄧小平的私人生活雖然只是外界臆測，約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之時，與姿色端麗的金維映女鬥士結為連理，無奈這段婚姻只維持短短一年便告結束。金維映在離婚後不久與李維漢再婚。李維漢比鄧小平年長八歲，是法國勤工儉學計畫的學長，擁有輝煌的經歷。一九二八年任黨中央臨時政治局常務委員，其後歷任上海、江蘇的最高幹部，一九三一年外派至蘇聯，一九三三年回國後成為黨中央組織部的幹部，一九三五年晉升為組織部長。金維映與李維漢結婚後不久便生下李鐵映（前黨中央政治局委員）。因為這一連串的事情，而有鄧小平被李維漢「奪妻」的說法。話雖如此，寒山碧卻指稱這個傳聞的可信度不高。
無論如何，這對鄧小平而言，確實是「身為男性的屈辱」。然而在這樣的逆境中，鄧小平也不得不忍耐。鄧小平在離婚後不久便任職江西省黨委員會宣傳部長，在留蘇派掌握權力的黨中央內，被批判為「羅明路線」的推進者，被剝奪所有職務，並「留黨察看」，這是他在黨內第一次失勢。這個事件的原委是，為了對抗國民黨軍的「包圍討伐」，黨中央採取「寸土不讓」的方針，但福建省黨委員會代理書記羅明卻與中央不同調，表明採用毛澤東的「放棄據點，展開游擊戰」的方式，鄧小平也表示支持；因此被黨中央批判為「右傾的機會主義」，遭到整肅。鄧小平在「留黨察看」的狀態下開始長征，被編入前妻金維映所指揮的中央第二縱隊，其上又有司令官兼政治委員李維漢，他不得不像一名兵士般表現出追隨與服從。對鄧小平個人來說，這恐怕像是在巨大的屈辱之下偷生，才得以完成不可思議的長征。
再度失勢
然而，對鄧小平而言，其後，特別是從新中國建國以後，至文化大革命為止，他在政治舞台的活動經歷，可以用「一帆風順」、「勢如破竹」來形容。在這個過程中，鄧小平憑藉著親近毛澤東而逐漸活躍，並浮上了檯面。然而，在大躍進的「大挫折」後，鄧小平對毛澤東建設國家及社會的方式抱持著疑義，實際上打算推行完全迥異的經濟建設模式，不料等待著他的、卻是所謂文化大革命的特大號陷阱。一九六六年秋天，文化大革命正式展開後不久，他便被紅衛兵拖上街，冠上「中國排名第二的當權派」的罪名，受盡屈辱而失勢。
不過，與最大當權派的劉少奇，被剝除黨籍、永久除名後失意病死的狀況相比，鄧小平被處分「留黨察看」三年半，軟禁在江西省農村中的境遇，已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在此逆境中，鄧小平把時間花費在讀書、勞動以及鍛鍊上。鄧小平的女兒鄧榕（毛毛）看見他在宿舍庭院中繞了數十圈的身影後，寫下這段文字：「看著父親堅定且快速的步伐，便能清楚明白，他是為了將來的戰鬥做準備，父親的信念、計畫及決心已越來越明確，達到了不可動搖的穩固。」
一九七六年一月，堪稱為鄧小平的伯樂─周恩來因癌症逝世後，鄧被冠以「死不悔改的當權派」之罪名再度失勢。鄧小平對於這次的失勢，展現了頑強不屈的姿態。之後在第一次天安門事件中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鄧小平向華國鋒懇求，希望華國鋒允許自己前往天安門廣場，說服民眾離開廣場。此時，鄧小平與「四人幫」之一張春橋的爭論，被記錄在某一部後來被禁止發行的書籍中：
張春橋冷笑地說道：「太遲了，小平同志。你就不要再演戲了。」鄧小平以威懾的眼神使勁地瞪著他，露出冷冷的一抹笑容回答說：「春橋同志，這次我倒想要看看你的把戲，要怎麼落幕。」語畢，鄧小平憤然起身，離開人民大會堂的會議室。
對於年過七十、數度戰勝逆境的鄧小平而言，這種程度的「挫折」，或許已經不到值得賭上生死的程度。其後，正如眾所周知，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逮捕、失勢，一九七七年七月，鄧小平如同不死鳥一般復活於政壇，帶領著中國朝向現代化的路線邁進。
農村包圍都市
毛澤東與鄧小平皆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如果說寫著「啊，中國就快要滅亡了」的小冊子是驅使毛澤東走向革命的契機，那麼，鄧小平以「中國正是因為孱弱所以想要變強。正是因為貧困所以想要富裕。為了找尋救贖中國的道路而想向西洋學習」作為留學法國的動機，同樣也是基於民族感情的驅使而道出的內心話。兩人皆是基於民族的危機意識而參加革命運動，而且在其後都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然而，毛澤東在其思想上較能探尋出清楚的軌跡，鄧小平就未必如此。
毛澤東在少年時代便喜愛中國的古典作品，特別是《水滸傳》、《孫子兵法》等作品的思想，這是受到清末時期故鄉的英雄曾國藩的影響。在五四運動時期，毛澤東有機會接觸歐美各種革命的新思想，他認為當時的自己是「自由主義、民主主義的改良主義、空想的社會主義之觀念的混合物」。毛澤東傾向馬克思主義主要是受到俄國革命很大的影響。特別是在紀念俄國革命三周年，於長沙展開的反軍閥示威運動的經驗中，毛澤東更加地確信：「只有憑藉著群眾運動中民眾的政治性力量，才能夠保障改革的實現。」
自覺到自己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毛澤東，在當時接受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論」、「階級鬥爭」、「勞動者階級的進步性」等觀念，信奉並實踐著正統派的馬克思主義。然而，以都市為中心的工人革命多次宣告失敗，毛澤東漸漸地察覺到，農村與農民才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在毛澤東初期著作中，最有名的一篇〈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文章中，他斷言：「如果將民主革命的功績以十分來計算，市民與軍事的功績為三分，而農民在鄉村的革命功績則是占了七分。」
往後，就算當時的黨中央領導者再怎麼強調都市的奪取、以工人為軸心的都市革命，毛澤東依舊主張「從農村包圍都市」，堅持以組織農民軍及農民革命，擴大農村根據地的方式，最後終於在廣大的農村地區建立「共產黨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在有名的《新民主主義論》中，毛澤東亦斷言：「中國革命，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新民主主義的政治，實際上就是賦予農民權力。新三民主義、真三民主義，實際上就是農民革命主義。」
在與「留蘇派」等教條主義的領袖們的鬥爭中，毛澤東主張「馬克思主義只有在中國化以後才有意義」，全面性地導入中國特色。這包括了：以農村為根據地、帶著強烈傳統性的土地革命、農民運動。另外，「共產主義即是大同社會」之觀念，也與中國傳統理想社會相互連結。這樣的傾向，讓中國在建國後暫時中斷了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建設，不久後出現「土法」（鄉村、本地的做法）方式的「大躍進」之挑戰。
客觀看待國際社會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活動以後，對於外國事務的關心也越來越冷淡。毛澤東首次出國，是在先前所述建國後的蘇聯訪問。而第二次前往莫斯科，是在一九五七年俄國革命四十周年之時，他出國的次數，前前後後數來也就只有這兩回。進入中南海（中國共產黨中央的辦公室及領導者的居住區）以後，喜愛閱讀的毛澤東，更加傾心於中國古典作品。有位曾經進入過毛澤東的寢室兼書齋「菊香書屋」的人，形容毛的書櫃：「在一個又一個的書櫃上，可見龐大數量的中國文學及歷史書籍。外國文學的翻譯書並不多。……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的著作十分稀少，史達林的著作則是一本也沒有，在這方面的藏書可以說是極度地欠缺。」由此可知，將毛澤東稱為「土著派的革命家」並不為過。
那麼，鄧小平的狀況又是如何呢？正如前文所指出，一九二○年鄧小平以十六歲少年的身分遠赴法國、一九二六年前往莫斯科，最後在一九二七年一月回到中國，約莫六年半的青春歲月都在國外度過。在此一過程中，鄧小平無意間認識了許多激進派的留學生，不知不覺間接觸到共產主義思想，並漸漸地開始參加相關的活動。楊炳章在述說留法時代的鄧小平時，對鄧曾有如下評述：「並非帶著強烈的意識形態、理論色彩去參加黨的活動。不僅是一九二○年代的留法期間，在整體的政治生涯上，鄧幾乎是不閱讀，也不寫長文的人。但是，其行動卻讓人看見他強烈的決斷力與熱情。」
因此，雖說鄧小平也在國外學習馬克思主義，但卻與「留蘇派」的王明、博古（秦邦憲）等國際派領導者不同，他們往往埋首於馬克思、列寧及史達林的著作之中，甚至可說是將這些著作內容當成是金科玉律的教條。回國後參加革命運動的鄧小平，透過實際的行動而逐漸向毛澤東的革命、軍事戰略論靠攏，日日投身於農村戰爭，與國際派的形象越顯疏離。在建國後，像是謀求與蘇聯關係的緊密化，或是如周恩來一般、展開以世界為舞台的外交活動等的思考行為，對鄧小平來說，是完全不存在的。
但是，在一九六○年代前半期的中蘇爭論中，鄧小平身為中國方面的代表，面對蘇聯的代表卻一步也不肯退讓。這就是身為愛國主義者的鄧小平所應有的表現吧。另外，他在復出後不久的一九七四年，出席紐約的聯合國第六屆特別會議，以中國代表的身分發表「三個世界論」的演說，受到世界的注目。其後，毛澤東逝世，在掌握權力的過程中，鄧小平逐次訪問日本、美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家，致力於改善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同時，為了能夠積極引進先進國家的資金與技術，大幅修正毛澤東時代自力更生的鎖國政策，推動大膽的開放路線。或許是因為青年時代在國際社會的體驗，使得鄧小平能用客觀的眼光看待國際社會，並能夠積極地接受進步的事物。基於上述，可將鄧小平歸類為「國際派」。
傑出的軍事戰略家
若要舉出毛澤東的另一個顯著特徵，那便是作為軍事戰略家的卓越能力與實力。我不贊同「毛並非大家所認為的軍事天才」之說法。雖然無法提出確切的論證，但以客觀的角度來看，毛澤東可說是二十世紀最好的軍事戰略家。以我的立場看來，這已經是十分保守的說法，因為我內心認為，毛澤東的傑出程度，並不遜於拿破崙、凱撒、成吉思汗等軍事戰略家。那麼，毛澤東的傑出之處為何？我想，那就是毛始終貫徹著「弱小的自己面對著強大的敵人，該如何取勝」的思考原點。自與父親的對抗開始，與地主階級的戰鬥、與日本軍隊的戰鬥、與蔣介石國民黨軍隊的戰鬥，甚至是到最後與美國、蘇聯的戰鬥，都是以認識「弱小的自己」為出發點，構想著叛逆＝戰鬥的藍圖。
在此，首先想到的是「自強」。毛澤東最初所撰寫的長篇論文是一九一七年的〈體育的研究〉，他於文章開頭便感嘆國家力量的弱化、武風的不振，以及民族體質的虛弱傾向，並主張應該要有自覺，以鍛鍊的方式謀求體力的精實。將這樣的想法應用於組織論的成果，便是「根據地理論」。當然並非是絕對的，而是在自力更生的原則之下，創造出相對強大的據點。在建立根據地的同時，想要將自己推進到相對優勢的地位，則需要兩個條件：（一）充分活用空間、（二）盡可能地拉攏廣大的人群，使他們和自己站在同一邊。換言之，（一）就是游擊戰，（二）就是統一戰線理論。游擊戰的戰略可以歸納為以下十六字：「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敵人進攻我就撤退、敵人駐紮我就擾亂、敵人疲憊我就攻擊、敵人撤退我就追擊）另外，重視統一戰線理論，將敵人縮減到最少，在各個階段盡量連結可聯絡的勢力，將敵人層層包圍。
除了活用（一）、（二）的戰術外，也有必要逐漸地轉換敵我之間的力量關係，在此能夠運用的是（三）持久戰理論。其中又分為三階段：一是戰略性的防禦階段，二是戰略性的對峙階段，三是戰略性的反攻階段。在第一階段，要完全避開大型的決戰及陣地戰，以運動戰的方式逐漸破壞敵方的士氣及戰鬥力。第二階段，基本上一邊威脅敵方的占領地區，一邊準備反攻。接著是第三階段，對此時已大量耗損戰力，且感到孤立的敵軍，進行反攻。如此將（一）、（二）、（三）戰術以綜合性、有機性的搭配為基礎的見解，正是所謂「人海戰術」的戰爭理論，亦即「人民戰爭論」。而且還不忘訴求這場戰爭的正當性，認為戰爭可以二分為「正義的戰爭」與「不正義的戰爭」，而人民的戰爭正是所謂的「正義之戰」。在中日戰爭中，對抗以正規戰求速戰速決的日本軍隊，毛澤東活用上述的戰爭理論而取得勝利，正是佐證理論的最好典範。一九四六年開始與國民黨的內戰，基本上也是以此種戰爭方式獲勝。
基於上述，毛澤東確實是傑出的軍事戰略家。然而，若是追溯新中國建國後的發展軌跡便能明白，毛澤東並不能稱得上是位有才能的建設者。當心中有假想敵時，毛能夠竭盡所能地發揮自己的能力。但是在建國之後，設定假想敵並策畫打倒敵人戰略的機會卻大幅減少。比起打倒假想敵的策略，把目光放在國家、社會、經濟方面的建設上，分別訂立目標，思考如何打穩根基，累積實力去完成，是更為重要的工作。
可惜的是，毛澤東的思維往往偏向軍事戰略的性質，這對建國以後國家及社會的建設來說，實際上成為了「陷阱」，或者說是「缺陷」。面對文化大革命發動時期的劉少奇，以及其後決定打倒林彪之時，毛的戰略清晰可見。然而，如此以軍事戰略思維為出發點的特質，對於中國人而言，究竟是好是壞，這便又是另一個問題。
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對照這樣的毛澤東，鄧小平又是如何？鄧小平在幾場戰役中確實有著顯赫的成績，顯示其指揮能力。但與其說這是鄧小平基於自己的軍事戰略，不如說是他忠實地實踐著毛澤東計畫的結果。循著此一軌跡探看，一九三○年代至一九六○年代初期，基本上，鄧小平作為一位效力於毛澤東的忠誠部下，確實地完成毛所賦予的任務。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任命鄧小平擔任原由張國燾（為毛的對手，因反抗毛而被黨除名）所率領一二九師團的政治委員，將一二九師團納入毛的勢力範圍內。最後鄧小平不但掌握一二九師團，並開創了河北、河南及山東省境的根據地。
由鄧小平所領導，於國共內戰中與劉伯承聯手的第二野戰軍，在幾個扭轉國共勢力關係的重大戰役中，殲滅大批國民黨軍，將戰鬥導向勝利。一九五七年與赫魯雪夫的論爭當中，毛澤東指著鄧小平，提醒道：「千萬不能小看這個小個子。他可是殲滅了蔣介石一百萬的精銳部隊。」此番發言正是毛澤東對鄧小平在實踐能力上的肯定。建國後不久，鄧小平被派任至西南地方戰區，當地仍駐留大批的國民黨軍，最後鄧不負毛澤東的期待，平定西南。在反右派鬥爭之時，面對著毛發起的運動，於陣前指揮的人，也是鄧小平，他當時是黨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鄧小平逝世後，其所論述過的各式主張，被黨中央正式承認為「鄧小平理論」，與「毛澤東思想」並列。但是鄧小平的著作，就以《鄧小平文選》全三卷作為例子，就算全部讀完，也無法看出類似毛澤東所提出的革命論（《新民主主義論》、〈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等）、哲學論（《實踐論》、《矛盾論》等）、戰略論（《持久戰論》、〈游擊戰論〉等）等，與革命和戰爭相關的理論內容。至少在毛澤東在世時，鄧小平的文章大多是關於黨、政府、軍、根據地的活動報告，以及相關的具體政策。
但是，在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後，有關「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與市場經濟」、「和平與發展」等、相關理論性質的思想論述內容逐漸增多。這些主張逐漸形成「鄧小平理論」的內涵，以最高領導者的身分來說，也是理所當然之事。然而，與其說這些理論是鄧小平秉持著哲學的信念，加以體系化後的產物，不如說是他彙整自己長期的實踐經驗，或是將其他領導者與智囊團的見解，加以整理消化過後的結果，這樣的說法較為妥當。亦即，一如字面上之意義，鄧小平是革命、戰爭、現代化建設的「實踐者」。
實事求是的思想
自從毛澤東正式展開革命實踐後，最重視的便是調查與現實的實踐。一九二○年代至一九三○年代初期的農村革命，農村根據地的建設最重視的就是反覆的可靠調查，其中也包含毛澤東自身的調查經驗。以先前提到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為首，〈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木口村調查〉、〈興國縣調查〉、〈才溪鄉調查〉等，皆是毛澤東所進行的農村調查，具有高度真實性。在與黨內馬克思主義「擁護者」的論爭中，最重視的便是「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特別是在一九四○年代初期，毛澤東在延安發起整風運動，批判留蘇派向教條主義傾斜時，便主張「馬克思主義的核心是實事求是」。
由上述可知，毛澤東為了打倒敵人，關於實情的掌握以及具體的實踐方法都十分傾向實用主義。但是，建國以後對於國家、經濟、社會的建設，毛卻不以可靠、客觀的情勢分析作為基礎，既不偏向實用主義，也沒有長遠的思考。為何如此，實在是令人想不透。例如，在建國前後，由自己開始提倡「新民主主義社會建設」，正當無論是領導者或是國民，都朝著這個方向努力；卻突然高呼「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強行推動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化。其後沒幾年，毛澤東又捨棄了在數據上看來大致順利的蘇聯模式，走向獨有的、急進的社會主義建設方式，鼓吹「大躍進政策」，最後招致悲慘的結果。而「文化大革命」雖是創造新文化、新思想的革命運動，實際上卻引起以憎惡豢養憎惡的激烈暴力，帶來破壞、失序的巨大混亂。
對於國家、經濟、社會之建設，必須在掌握實際客觀的狀況下，設定目標，訂立計畫，依循規章、法則，按照各個發展階段，一步步地累積變革之工程。在有具體可見的目標＝敵人存在的狀態下，毛澤東能夠冷靜透徹、耐性十足地應對，但他可能不擅長面對看不見的、無形的目標。相較於對於客觀實際規律的掌握，他過度依賴人自覺的努力及可能性（主觀能動性）。即便是純粹的經濟問題，一到毛澤東的手裡，就演變成「階級鬥爭」、「權力鬥爭」的政治問題。
在一九四九年以前，圍繞在毛澤東四周的狀況，幾乎就是戰爭情勢，最前線的現場情報就是致勝的關鍵。一九四九年以後，毛想要親臨現場卻變得十分困難。無論在什麼場合，他要前往的「現場」，都必須讓人在事前進行詳細的探查，並在許多保鑣圍繞之下進行視察。因此毛澤東大多數的日子，都與人民的日常生活隔絕，在中南海的高牆內生活。關於他的日常生活，雖然可以從其主治醫生李志綏的著作中窺探一二；但像是對部下送上的資訊及政策草案進行指示與評論、喜好閱讀、耽溺於和女性的遊玩、熱愛作詩、在會議上的爭論等，這些毛澤東的日常活動卻幾乎無法直接碰觸到一般庶民的日常生活與經濟活動。在第二章以後也會論述到，「人民公社的理想模式」與文革時期「公社形式權力的創造」等，這些毛澤東提出的目標，則是越來越遠離現實，成為烏托邦式的思想。因此，一旦到了要具體實現這些目標的階段時，便遭到來自乖離現實的強烈反擊而受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