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兩岸三地，“tort”一詞均翻譯為「侵權」，意指「違反合約範疇外法律責任所引致之民事錯失」。
其原為法文詞語，源自拉丁詞t orq u e re ，含有「扭曲」(twisted) 之意（薛波，2003:1348; Garner,2009:1626; Heuston and Buckley, 1996:13; Law and Martin,2009:551）。侵權法則實源於刑法，因此不少刑事行為可構成侵權行為，譬如「襲擊」(assault)、「毆打」(battery)（見第三章07“Assault and Battery”）、「永久形式誹謗」(libel)（見第三章06“Defamation”）等。
本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古代侵權觀念及法制之發展，以及其為西法取代之背景。第二部分概述近代兩岸三地吸納西方侵權法之原因，及現代侵權法之功能。第三部分則分析中港台侵權法制度之主要差異。
1. 中國古代侵權法制之興衰
1.1 中國古代侵權法律與侵權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古代〔1〕法律系統主要集中於刑事範疇，缺乏民事法律(Chen, 2011:18)。古人觀念中刑、法、律不分（張中秋，2001:80–84）。《爾雅‧釋詁》云：「刑，法也；律，法也。」主宰中國古代法學之法家學說(Legalism)，則強調「以吏為師」，使刑法治國家，行權術控臣民（沈家本，1985:2243；張國華，1982:126, 131–133；陳秉才，2007）。至於「民事」之紛爭衝突，則似未受到重視。
究中國古代刑法較民法完善之因，與傳統文化推崇「無訟」有莫大關係。萬世師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訴訟損害情誼，不利社會。胡石壁於《宋明公書判清明集》（1987:123，引自劉硯冰，2002:139），清晰寫出當時社會對訴訟之負面評價：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不家財，管吏誅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稈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傷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
古人懼怕為民事糾紛告上官衙，除了訴訟會帶來情財損失，亦因他們深受「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之觀念影響。國人一直忽視「侵權」概念，亦因傳統以來認為，「權利」與「仁義」對立，頗有貶義（張晉藩，2003:367）。真正規管民間行為之「執法系統」，乃是「人際關係」(guanxi) (Chen,2011:18; Li and Li, 2013:25–26)。「侵權」一詞屬舶來品，至晚清改革時期（公元1908–1911 年）修訂《大清民律草案》時，始引入中國（陳濤、高在敏，1995:48）。儘管中國有上述傳統思想，但自古以來卻有民事侵權律例之史實。據考證，規管民間侵權行為之法典，源於原始社會「同態復仇習俗」（陳濤、高在敏，1995:48）。
商朝時期（約公元前17 世紀– 公元前1122 年）或已有侵權法規。最早之侵權案件記載，見於周朝（公元前1122 年– 公元前256 年）《曶鼎銘》：某年匡（人名）指示其奴隸搶奪曶（人名）十株禾，曶遂訴匡於東宮；東宮其後判匡歸還十株禾予曶，並額外賠償十株禾為懲罰（《曶鼎銘》，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48–49）。
此頗有今日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or punitive damages)之作用。然而，當時官府處理侵權行為，主要還是採用刑法制裁而非物質賠償。無論如何，古代中國統治者已有整治侵權行為之概念，只是相關規範準則尚未發展而已（陳濤、高在敏，1995:48–49）。
唐朝（公元618–907 年）在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史，具有承上啟下地位（明輝，2010:71；陳濤、高在敏，1995:53）。相較以往各朝法典，唐律侵權規則較有系統規範，侵權種類亦始予細分。譬如，《唐律疏議》第206 條規定：「以犬能噬囓，主須制之，為主不制，故令償減價。『餘畜』，除犬之外，皆是。」（長孫無忌等，1993:285）飼養人須負注意義務，確保其飼養動物不會傷人，與現今兩岸三地「飼養動物責任」之意義相近（見第三章03“Animal’s Liability”）。
唐律一大進步之處，乃其侵權罰則從刑事過渡至民事範疇（張晉藩，2003:368）。《唐律疏議》中多條規定，以物質（金錢）賠償受害方，而不像歷朝只以武力懲罰侵權方，以圖安慰受害方心靈。更重要是唐律制定免責準則，如《唐律疏議》第204 條言明，「其畜產有觝囓人者，若其欲來觝囓人，當即殺傷，不坐、不償。」是則被告能以自救自衛，作為殺傷原告私畜之抗辯理由（長孫無忌等，1993:283–284）。此外，第427 條規定，「諸傳人行船、茹船、寫漏、安標宿止不如法」，即「笞五十」，但若「卒遇風浪者，勿論。」（長孫無忌等，1993:507–508）。此規定類似今西法之「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及「天災」(act of god) 免責理由。由論之，至唐朝時期，中國侵權規範體制已漸見成熟。其後宋（公元960–1279 年）、元（公元1271–1368 年）、明（公元1368–1644 年）、清（公元1644–1911 年）四代，皆以唐律為藍本，稍作修改整理，即成適用於當朝之法典（明輝，2010:77–78；陳濤、高在敏，1995:49）。以損害賠償為例，自盛唐至清末，制度發展逐漸完善，計分五類：（一）盜罪、（二）傷害牲畜之「減價」、（三）水火而致損害、（四）畜產、莊稼，及（五）損毀公私器具（陳濤、高在敏，1995:51）。其中在元朝引入之蒙古風俗「燒埋銀」，明確訂定受害人身故賠償制度，有效填補唐律之不足（《大元聖政朝典章》卷43，1998:1623；明輝，2010:71–76；張群，2002:63）。
該規定在明清時期繼續深化發展（明輝，2010:69–78）〔2〕。
整體而言，中國古代侵權法則已頗具規模，其中有與現代西法相近之處，實遠超乎今人想像。
1.2 中國學習西法之因
今天，兩岸三地侵權法之概念皆源於西方。香港承襲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法學理論取自英國法(England andWales)。內地台灣兩地則採大陸法（continental law，又稱civillaw「民法」），侵權概念可追溯至清末新政法律改革。既然上文提及中國古代侵權法自成一格，且具規模，何以如今三地皆摒棄不用？箇中緣由，實因其有先天之不足，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經濟環境。清末期間國際環境急劇轉變，則為三地採用西洋法制之近因。1.2.1 遠因—中國傳統侵權法之不足
中國傳統之侵權規範，可謂有三大缺憾。首先，在法學理論層面，中國歷代並無獨立侵權法則，所有法律皆以維護「君權」(sovereign) 為本，服務統治者。漢武帝（公元前157– 公元前87 年）表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儒表法裏」，提倡儒家思想鼓勵人民以「禮」相待，又用法家思想治國，即奉「以法治人」(rule by law) 原則施政，律例旨在擁護君權（李孔懷，2009:138–139）。其後歷朝皆以該原則為治國方針，頒布律例。因此，中國古時並無獨立之民事侵權法則，可謂「刑民不分」，如賠償責任屬「民事附屬刑事」模式（陳濤、高在敏，1995:53；楊竹喧，2008:307–308；羅明舉、李仁真，1989:4）。此堪為古中國民法體制最缺失之處。
第二，過度重視「君權」，令審判程序過於簡化，易生不公。侵權等民事糾紛一般不會引起社會動盪，亦不會對政權造成衝擊。故此，官府處理該類案件，主要實行「一審終審制」，即控辯雙方均無上訴權利（徐振華，2012:8）。從現代角度分析，「一審終審制」非常簡陋粗疏，各種因素如金錢、人情及權力等，容易左右司法公正，予人以侵權行為獲利之誘惑（楊竹喧，2008:308）。而且，中國古代父母官集行政執法權於一身，亦往往未有充足之司法訓練。由此論之，縱使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已具規模，實踐而言亦不符合現代法律標準。最後，賠償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中國古代侵權律例，對特定民事侵權行為有劃一之賠償標準。譬如明初《大明令‧刑令》規定：「凡殺人償命者，征燒埋銀一十兩。不償者，征銀二十兩。應償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兩。同謀手下人，驗數均征，給付死者家屬。」（引自明輝，2010:71）即不論死者生前從事職業及生產能力，殺人者皆須賠償死者家屬十兩銀。該類統一規定在古代社會並無不妥，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經濟發展單一，人民以務農為主，生產能力相距不大。然而，現代經濟產業多元，生產能力隨知識技能、產業發展環境等而存有巨大差異。因此，法院決定損害賠償金額，理應考慮受害方因侵權事故所受之經濟及精神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未來收入轉變等因素(Li and Poon, 2013:98–99)。在經濟學層面而論，現代賠償法制能平衡賠償過多及過少之問題，充分照顧到侵權方、受害方，以至整體社會的利益。反之，中國古代劃一賠償規定，顯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經濟環境。
第二，中國古代賠償制度有一畸型現象：官府制定賠償，須判斷受損物件為官物或私物。換言之，儘管兩件同類物件本身價值及毀損程度相同，物主是私人還是官府，會大為影響侵權方所受之懲罰。若屬官物，侵權方將受較重刑罰。例如，《明律箋釋》規定，「夫遺失、誤毀，在私物則只賠償，在官物則仍坐罪。以過失所當原，而官物則不可誤也。」（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54）顯然，此等「君權高於一切」之思想，致使古代侵權律例因襲殘缺，未符現代世界需求。
總括而言，現代社會居住及工作環境愈趨複雜，城市及工業發展等導致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侵權行為自然更多。侵權行為除了帶來直接損失(direct loss)，亦帶來間接損失(indirect loss)，例如調查事件所產生之開銷、企業形象損失等(Li and Poon, 2013:98)。今日兩岸三地均摒棄舊制，可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2006:205）之論解釋原因：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黃氏認為，中國法制在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 年）已經落後，嚴重限制國家發展。然而滿清入關以後，仍因循舊制，對其陳腐之況一無所知，及至清末才着手改革。可以說，此番改革足足遲來了三百年！
1.2.2 近因—國際環境轉變
今日中港台俱採用西方法制，與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之國際環境變化，有莫大關係。香港因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公元1842 年）而成為英國殖民地，承襲英制奉行普通法。即使其於1997 年回歸中國，仍沿用英制，並無改行內地大陸法制。至於內地及台灣採西法之緣由，則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中國自明朝以來緊閉之門戶，隨着兩次「鴉片戰爭」〔3〕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打開，有識之士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知識，取長補短，力求重回世界強國之列。其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公元1861–1895 年），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學習西方工業技術，卻排斥西方制度文明，對西法之認識，僅限於規管國家行為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呂理州，2007:234–235; Teng and Fairbank,1982:98, 142）。隨着清廷於甲午戰爭（公元1894–1895 年）慘敗，中國領導階層及部分社會名流開始意識到，興辦洋務學習西方技術而不改革制度，其所帶來之所謂「中興」( restorat ion) 不過是「迴光返照」，而非「小陽春」( Indian Summer)（徐中約，2001:261–262; Hsu, 2008:262）。
「八國聯軍之役」（公元1900–1901 年）後，滿清政府與知識分子終於意會到列強成功之一大基石，在於「公正不偏」之法律觀念(impartial justice)（徐中約，2008:425–428）。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經濟逐漸發展，人民流動性日漸增加，原來約束民間行為之「人際關係」亦逐漸失去效用（陳可欣，2014:4;Li and Li, 2013:25–26）。故此，清政府終為輿論及現實所逼，在晚清改革（Late Qing Reform，公元1908–1911 年）期間，正式將法律改革列入議程，全面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取代舊制。此即為中國沿用西方侵權法則之始。現代不少學者認為，西方在八國聯軍之役後的對華態度，亦為中國引進西法之重要原因。在該戰役期間，沙俄進駐中國東三省，企圖在該地建立「布哈拉」（Bukhara，意指「沙俄殖民地前進基地」），令西方列強愈發擔憂俄國會吞併中國，各國間亦因貿易、結盟、軍備競賽、殖民地爭奪及巴爾幹半島(The Balkans) 等問題，日益相互猜忌及競爭(Thomson, 1990:457–544)。為此，列強逐漸達成共識，認同與其瓜分中國，倒不如用西方思想扶植親西方之中國政權，以維持其「半殖民地」狀態（徐中約，2008:402–404）。所謂「半殖民地」，可體現於中國給予西方列強「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4〕，因而喪失以本國法律審理涉外案件之權利。
英美等國於公元1902 年，許諾中國以司法改良換取列強放棄在華「治外法權」，更見西方有意以思想改造中國。可以說，中國近代採用西方法制，與列強提供之利益誘因關係殊深（蔡曉榮，2009:100）。由此推論，近世國際政治環境急劇轉變，加速中國吸收西方侵權法則，以補自身之不足。
其原為法文詞語，源自拉丁詞t orq u e re ，含有「扭曲」(twisted) 之意（薛波，2003:1348; Garner,2009:1626; Heuston and Buckley, 1996:13; Law and Martin,2009:551）。侵權法則實源於刑法，因此不少刑事行為可構成侵權行為，譬如「襲擊」(assault)、「毆打」(battery)（見第三章07“Assault and Battery”）、「永久形式誹謗」(libel)（見第三章06“Defamation”）等。
本文共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論述中國古代侵權觀念及法制之發展，以及其為西法取代之背景。第二部分概述近代兩岸三地吸納西方侵權法之原因，及現代侵權法之功能。第三部分則分析中港台侵權法制度之主要差異。
1. 中國古代侵權法制之興衰
1.1 中國古代侵權法律與侵權行為
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古代〔1〕法律系統主要集中於刑事範疇，缺乏民事法律(Chen, 2011:18)。古人觀念中刑、法、律不分（張中秋，2001:80–84）。《爾雅‧釋詁》云：「刑，法也；律，法也。」主宰中國古代法學之法家學說(Legalism)，則強調「以吏為師」，使刑法治國家，行權術控臣民（沈家本，1985:2243；張國華，1982:126, 131–133；陳秉才，2007）。至於「民事」之紛爭衝突，則似未受到重視。
究中國古代刑法較民法完善之因，與傳統文化推崇「無訟」有莫大關係。萬世師表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論語‧顏淵》）中國傳統文化認為訴訟損害情誼，不利社會。胡石壁於《宋明公書判清明集》（1987:123，引自劉硯冰，2002:139），清晰寫出當時社會對訴訟之負面評價：詞訟之興，初非美事，荒廢本業，破不家財，管吏誅求，卒徒斥辱，道途奔走，稈獄拘囚。與宗族訟，則傷宗族之恩；與鄉黨訟，則損傷鄉黨之誼。幸而獲勝，所損已多；不幸而輸，雖悔何及。
古人懼怕為民事糾紛告上官衙，除了訴訟會帶來情財損失，亦因他們深受「生不入官門，死不入地獄」之觀念影響。國人一直忽視「侵權」概念，亦因傳統以來認為，「權利」與「仁義」對立，頗有貶義（張晉藩，2003:367）。真正規管民間行為之「執法系統」，乃是「人際關係」(guanxi) (Chen,2011:18; Li and Li, 2013:25–26)。「侵權」一詞屬舶來品，至晚清改革時期（公元1908–1911 年）修訂《大清民律草案》時，始引入中國（陳濤、高在敏，1995:48）。儘管中國有上述傳統思想，但自古以來卻有民事侵權律例之史實。據考證，規管民間侵權行為之法典，源於原始社會「同態復仇習俗」（陳濤、高在敏，1995:48）。
商朝時期（約公元前17 世紀– 公元前1122 年）或已有侵權法規。最早之侵權案件記載，見於周朝（公元前1122 年– 公元前256 年）《曶鼎銘》：某年匡（人名）指示其奴隸搶奪曶（人名）十株禾，曶遂訴匡於東宮；東宮其後判匡歸還十株禾予曶，並額外賠償十株禾為懲罰（《曶鼎銘》，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48–49）。
此頗有今日懲罰性賠償(exemplary or punitive damages)之作用。然而，當時官府處理侵權行為，主要還是採用刑法制裁而非物質賠償。無論如何，古代中國統治者已有整治侵權行為之概念，只是相關規範準則尚未發展而已（陳濤、高在敏，1995:48–49）。
唐朝（公元618–907 年）在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史，具有承上啟下地位（明輝，2010:71；陳濤、高在敏，1995:53）。相較以往各朝法典，唐律侵權規則較有系統規範，侵權種類亦始予細分。譬如，《唐律疏議》第206 條規定：「以犬能噬囓，主須制之，為主不制，故令償減價。『餘畜』，除犬之外，皆是。」（長孫無忌等，1993:285）飼養人須負注意義務，確保其飼養動物不會傷人，與現今兩岸三地「飼養動物責任」之意義相近（見第三章03“Animal’s Liability”）。
唐律一大進步之處，乃其侵權罰則從刑事過渡至民事範疇（張晉藩，2003:368）。《唐律疏議》中多條規定，以物質（金錢）賠償受害方，而不像歷朝只以武力懲罰侵權方，以圖安慰受害方心靈。更重要是唐律制定免責準則，如《唐律疏議》第204 條言明，「其畜產有觝囓人者，若其欲來觝囓人，當即殺傷，不坐、不償。」是則被告能以自救自衛，作為殺傷原告私畜之抗辯理由（長孫無忌等，1993:283–284）。此外，第427 條規定，「諸傳人行船、茹船、寫漏、安標宿止不如法」，即「笞五十」，但若「卒遇風浪者，勿論。」（長孫無忌等，1993:507–508）。此規定類似今西法之「不可抗力」(force majeure) 及「天災」(act of god) 免責理由。由論之，至唐朝時期，中國侵權規範體制已漸見成熟。其後宋（公元960–1279 年）、元（公元1271–1368 年）、明（公元1368–1644 年）、清（公元1644–1911 年）四代，皆以唐律為藍本，稍作修改整理，即成適用於當朝之法典（明輝，2010:77–78；陳濤、高在敏，1995:49）。以損害賠償為例，自盛唐至清末，制度發展逐漸完善，計分五類：（一）盜罪、（二）傷害牲畜之「減價」、（三）水火而致損害、（四）畜產、莊稼，及（五）損毀公私器具（陳濤、高在敏，1995:51）。其中在元朝引入之蒙古風俗「燒埋銀」，明確訂定受害人身故賠償制度，有效填補唐律之不足（《大元聖政朝典章》卷43，1998:1623；明輝，2010:71–76；張群，2002:63）。
該規定在明清時期繼續深化發展（明輝，2010:69–78）〔2〕。
整體而言，中國古代侵權法則已頗具規模，其中有與現代西法相近之處，實遠超乎今人想像。
1.2 中國學習西法之因
今天，兩岸三地侵權法之概念皆源於西方。香港承襲英國普通法(common law)，法學理論取自英國法(England andWales)。內地台灣兩地則採大陸法（continental law，又稱civillaw「民法」），侵權概念可追溯至清末新政法律改革。既然上文提及中國古代侵權法自成一格，且具規模，何以如今三地皆摒棄不用？箇中緣由，實因其有先天之不足，不能適應近代社會經濟環境。清末期間國際環境急劇轉變，則為三地採用西洋法制之近因。1.2.1 遠因—中國傳統侵權法之不足
中國傳統之侵權規範，可謂有三大缺憾。首先，在法學理論層面，中國歷代並無獨立侵權法則，所有法律皆以維護「君權」(sovereign) 為本，服務統治者。漢武帝（公元前157– 公元前87 年）表面「廢黜百家，獨尊儒術」，實則「儒表法裏」，提倡儒家思想鼓勵人民以「禮」相待，又用法家思想治國，即奉「以法治人」(rule by law) 原則施政，律例旨在擁護君權（李孔懷，2009:138–139）。其後歷朝皆以該原則為治國方針，頒布律例。因此，中國古時並無獨立之民事侵權法則，可謂「刑民不分」，如賠償責任屬「民事附屬刑事」模式（陳濤、高在敏，1995:53；楊竹喧，2008:307–308；羅明舉、李仁真，1989:4）。此堪為古中國民法體制最缺失之處。
第二，過度重視「君權」，令審判程序過於簡化，易生不公。侵權等民事糾紛一般不會引起社會動盪，亦不會對政權造成衝擊。故此，官府處理該類案件，主要實行「一審終審制」，即控辯雙方均無上訴權利（徐振華，2012:8）。從現代角度分析，「一審終審制」非常簡陋粗疏，各種因素如金錢、人情及權力等，容易左右司法公正，予人以侵權行為獲利之誘惑（楊竹喧，2008:308）。而且，中國古代父母官集行政執法權於一身，亦往往未有充足之司法訓練。由此論之，縱使中國古代侵權法制已具規模，實踐而言亦不符合現代法律標準。最後，賠償制度有兩大問題。第一，中國古代侵權律例，對特定民事侵權行為有劃一之賠償標準。譬如明初《大明令‧刑令》規定：「凡殺人償命者，征燒埋銀一十兩。不償者，征銀二十兩。應償命而遇赦原者，亦追二十兩。同謀手下人，驗數均征，給付死者家屬。」（引自明輝，2010:71）即不論死者生前從事職業及生產能力，殺人者皆須賠償死者家屬十兩銀。該類統一規定在古代社會並無不妥，因為中國傳統文化重農抑商，經濟發展單一，人民以務農為主，生產能力相距不大。然而，現代經濟產業多元，生產能力隨知識技能、產業發展環境等而存有巨大差異。因此，法院決定損害賠償金額，理應考慮受害方因侵權事故所受之經濟及精神損失，包括醫療費用、未來收入轉變等因素(Li and Poon, 2013:98–99)。在經濟學層面而論，現代賠償法制能平衡賠償過多及過少之問題，充分照顧到侵權方、受害方，以至整體社會的利益。反之，中國古代劃一賠償規定，顯然不適合現代社會經濟環境。
第二，中國古代賠償制度有一畸型現象：官府制定賠償，須判斷受損物件為官物或私物。換言之，儘管兩件同類物件本身價值及毀損程度相同，物主是私人還是官府，會大為影響侵權方所受之懲罰。若屬官物，侵權方將受較重刑罰。例如，《明律箋釋》規定，「夫遺失、誤毀，在私物則只賠償，在官物則仍坐罪。以過失所當原，而官物則不可誤也。」（引自陳濤、高在敏，1995:54）顯然，此等「君權高於一切」之思想，致使古代侵權律例因襲殘缺，未符現代世界需求。
總括而言，現代社會居住及工作環境愈趨複雜，城市及工業發展等導致人口密集，人與人之間的衝突、侵權行為自然更多。侵權行為除了帶來直接損失(direct loss)，亦帶來間接損失(indirect loss)，例如調查事件所產生之開銷、企業形象損失等(Li and Poon, 2013:98)。今日兩岸三地均摒棄舊制，可借用歷史學家黃仁宇（2006:205）之論解釋原因：當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各人行動全憑儒家簡單粗淺而又無法固定的原則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創造性，則其社會發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補助技術之不及。黃氏認為，中國法制在明朝萬曆年間（公元1573–1620 年）已經落後，嚴重限制國家發展。然而滿清入關以後，仍因循舊制，對其陳腐之況一無所知，及至清末才着手改革。可以說，此番改革足足遲來了三百年！
1.2.2 近因—國際環境轉變
今日中港台俱採用西方法制，與19 世紀末至20 世紀初之國際環境變化，有莫大關係。香港因中英雙方簽訂《南京條約》(Treaty of Nanking)（公元1842 年）而成為英國殖民地，承襲英制奉行普通法。即使其於1997 年回歸中國，仍沿用英制，並無改行內地大陸法制。至於內地及台灣採西法之緣由，則可追溯至清朝末年。中國自明朝以來緊閉之門戶，隨着兩次「鴉片戰爭」〔3〕被西方帝國主義強行打開，有識之士始提倡「師夷長技以制夷」，學習西方知識，取長補短，力求重回世界強國之列。其後清廷展開「洋務運動」（又稱「自強運動」，Self-Strengthening Movement，公元1861–1895 年），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主要學習西方工業技術，卻排斥西方制度文明，對西法之認識，僅限於規管國家行為之《萬國律例》(Elements ofInternational Law)（呂理州，2007:234–235; Teng and Fairbank,1982:98, 142）。隨着清廷於甲午戰爭（公元1894–1895 年）慘敗，中國領導階層及部分社會名流開始意識到，興辦洋務學習西方技術而不改革制度，其所帶來之所謂「中興」( restorat ion) 不過是「迴光返照」，而非「小陽春」( Indian Summer)（徐中約，2001:261–262; Hsu, 2008:262）。
「八國聯軍之役」（公元1900–1901 年）後，滿清政府與知識分子終於意會到列強成功之一大基石，在於「公正不偏」之法律觀念(impartial justice)（徐中約，2008:425–428）。另一方面，近代中國經濟逐漸發展，人民流動性日漸增加，原來約束民間行為之「人際關係」亦逐漸失去效用（陳可欣，2014:4;Li and Li, 2013:25–26）。故此，清政府終為輿論及現實所逼，在晚清改革（Late Qing Reform，公元1908–1911 年）期間，正式將法律改革列入議程，全面引進西方法律制度，取代舊制。此即為中國沿用西方侵權法則之始。現代不少學者認為，西方在八國聯軍之役後的對華態度，亦為中國引進西法之重要原因。在該戰役期間，沙俄進駐中國東三省，企圖在該地建立「布哈拉」（Bukhara，意指「沙俄殖民地前進基地」），令西方列強愈發擔憂俄國會吞併中國，各國間亦因貿易、結盟、軍備競賽、殖民地爭奪及巴爾幹半島(The Balkans) 等問題，日益相互猜忌及競爭(Thomson, 1990:457–544)。為此，列強逐漸達成共識，認同與其瓜分中國，倒不如用西方思想扶植親西方之中國政權，以維持其「半殖民地」狀態（徐中約，2008:402–404）。所謂「半殖民地」，可體現於中國給予西方列強「治外法權」(extraterritoriality)〔4〕，因而喪失以本國法律審理涉外案件之權利。
英美等國於公元1902 年，許諾中國以司法改良換取列強放棄在華「治外法權」，更見西方有意以思想改造中國。可以說，中國近代採用西方法制，與列強提供之利益誘因關係殊深（蔡曉榮，2009:100）。由此推論，近世國際政治環境急劇轉變，加速中國吸收西方侵權法則，以補自身之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