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兩岸歷史課本都跳過的空白三十年
本書所呈現的，是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暗黑民國史，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竭力掩蓋的民國史。暗黑的民國及取代民國的、更黑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烙印，其國民個個都是「小蔣介石」和「小毛澤東」。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而言，蔣介石在《中國的命運》中，將帝國主義當作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動物農莊》中的「公共汙水溝」，共產黨則直接偽造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習近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理想之草蛇灰線有跡可循。
蔣介石一度以希特勒為師，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來餡料，企圖用法西斯主義的麵皮包出美味的餃子。然而，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違背了《聖經》十誡幾乎每一條，尤其是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和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即便敗退到臺灣之後，蔣介石的形形色色雕像仍然充滿整座小島。蔣介石甚至認為自己就是上帝，在日記中寫道：「上帝有求必應自救主降恩於余，而以余為其化身。」當然，蔣觸犯最多的還是第六誡「不可殺人」。
用《觀察》雜誌主編儲安平的話來說，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用政治學家張奚若的話來說，毛澤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若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1949年，張奚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提議者之一，他認為「人民共和國」已經說明國體，表達了「人民民主」──事實上，若在「民主」之前加上「人民」的限制，「民主」便蕩然無存，你是不是「人民」之一員，不由你說了算。果不其然，到了1956年，張奚若直言不諱的指出：「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亡羊補牢，已經晚了。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晚年被周恩來列入免受紅衛兵衝擊的保護名單，死於1973年，沒有看到文革的結束，那他是否該反省自己的靈魂中也有「蔣介石毒」和「毛澤東毒」？
中國歷史是一部《推背圖》。作家蘇曉康在《鬼推磨》一書中分析習近平的精神結構說，習近平雖並非薄二哥（薄熙來）罵的「劉阿斗」，卻是一個心理上戟傷頗重的「黑五類」，落了心病的人當皇帝，實非民族之幸。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個蒙冤很重的陝北老漢，被監禁16年，耳朵被打聾。1976年夏天在河南洛陽，一個年輕朋友楊屏陪老漢喝酒，老漢一杯酒下，悲從中來，兩隻大手捂住臉哭。楊屏：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個老人這樣哭，一個像我爺爺般年紀的老男人在哭。沒有聲音，只有淚水，嘴唇在顫抖。這場景，如今想起，我都渾身戰慄！我當時被驚呆了，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盯著老爺子，竟然不知道給他拿毛巾擦臉。」
老漢說：「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顧得這麼好。我也是當爸爸的，因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老漢的兒子習近平，10歲就成了「狗崽子」；文革爆發時13歲，又成了反革命，被關押，又挨鬥，戴鐵製的高帽子，媽媽就坐在臺下；後來，他逃了又被抓進「少管所」……這都是毛澤東作的孽。今天中國人似乎忘記毛澤東了，可他們想不到，有一個忘不了毛澤東的人今天來統治他們了，「毛澤東住在此人心裡頭，而且他從小受毛的罪卻偏偏也要當毛澤東，這就是他落下的病。」
今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搏擊暫時告一個段落。在臺灣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不再「反共抗俄」，而甘當共產黨的「隨附組織」，與親民黨、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等在共產黨的狗籠中爭寵。國民黨已「俱往矣」，共產黨卻成了「進化的獨裁者」。
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仍然控制著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人們。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歷史的歪曲和偽造，完美體現了歐威爾描述的「歷史的可變性」，即「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的信念。
蘇聯高級外交官和間諜越飛在中國的活動，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發展，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
越飛出生於俄羅斯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在1917年的第六屆俄共（布爾什維克）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與托洛斯基合編《前進報》，並開始軍事工作。十月革命後，他轉而進入外交領域，任職外交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蘇俄駐德國全權代表，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之補充條約》，資助德國社民黨員推翻德意志帝國政權，並透過外交郵袋向德國運送武器，德國因此嘗到了將列寧護送回俄國的苦果──蘇俄從來不遵守國際準則和國際承諾，為顛覆他國政權往往無所不用其極。
庶長子國民黨與嫡次子共產黨之生死搏擊
1922年7月，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孱弱的中華民國成為蘇俄砧板上的魚肉。他先後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及實力派軍閥吳佩孚談判，卻毫無成果。之後，越飛前往上海，與正處於窮途末路、一籌莫展的孫文會面，兩人一拍即合，隨即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文由此綻放「第二春」，接受蘇俄援助並改組國民黨，宣布「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國則至此走向了國共兩黨競相極權的不歸路。
越飛開啟了中國革命的先聲，為蘇俄外交立下汗馬功勞，卻不由自主捲入蘇俄殘酷的內鬥。1927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托洛斯基被委員史達林開除出黨，與托洛斯基交好的越飛自然是不能倖免。訪日期間，他要求留在日本治病，被史達林否決，不得不回國。11月16日，越飛在莫斯科的醫院內自殺身亡，留下十頁遺言，聲稱「熱月已經開始」。三天後，越飛下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拉罕等高官出席葬禮。托洛斯基在葬禮上發表簡短演說，這是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葬禮上的集會被警察驅散，越飛死不瞑目。革命吞噬了革命的孩子，革命永遠如此。
近年來，俄羅斯解密的原蘇共絕密檔案中，有一份1923年1月26日越飛在上海發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件。
在這封信中，越飛向蘇俄領導人提出三個支持孫文的建議：第一，向孫提供兩百萬金盧布的援助；第二，當孫文開始其穩操勝券的北伐時，蘇俄出兵中國，將張作霖的軍隊從北京引開；第三，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向孫文提供十萬軍隊的裝備，以及派出一定數量的專家。
越飛認為，中國正處於其歷史上一個最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越飛向上級表功說：「我的東京之行和我同孫中山的協定，就像對英國人投了兩枚炸彈，讓他們痛得大喊大叫。」、「他們在近東和歐洲的行為，迫使我們在遠東採取報復政策。如果情況再有變化，他們還有動作，那麼我們在遠東還會走得更遠。」
越飛認為，中國是蘇俄「輸出革命」的最佳地點，中國可被蘇俄納為「被保護國」：
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運動從來沒有如此蓬勃發展，其勝利也從來沒有如此逼近過。如果中國的民族革命將僅僅依靠我國援助而取得勝利，那就意味著是我們把帝國主義打翻在地，我們就將是全世界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守護者。
鑑於此前蘇俄幫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建國、後來凱末爾卻背叛蘇俄的前車之鑑，越飛向莫斯科保證：「孫中山遠不是凱末爾，他更加親近我們，是我們的人，也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如果我們與他團結，他絕對不會背叛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比重無論如何，不小於土耳其。難道這一切還不值得那200萬盧布嗎？」
此後，蘇俄源源不斷的金錢、武器、顧問來到孫文搖搖欲墜的廣州割據政權。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蘇共的「兒子黨」開始了合作與競爭，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蘇俄的「僕從國」先後登場。過去，我常常形容國民黨和共產黨是蘇聯催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其實更準確的說，國民黨是庶長子，共產黨是嫡次子，蘇俄先扶持庶長子掌權，再讓嫡次子取而代之──這就是1920年代中期之後民國史的基本脈絡。
本書便是沿著這一脈絡，摘出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重構1920至1950年代的民國史和國共鬥爭史。
兩岸歷史課本都跳過的空白三十年
本書所呈現的，是1920年代至1950年代的暗黑民國史，也是國民黨和共產黨竭力掩蓋的民國史。暗黑的民國及取代民國的、更黑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確實在不同程度上打上了蔣介石和毛澤東的烙印，其國民個個都是「小蔣介石」和「小毛澤東」。以狂熱的民族主義而言，蔣介石在《中國的命運》中，將帝國主義當作歐威爾（George Orwell）小說《動物農莊》中的「公共汙水溝」，共產黨則直接偽造出「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木牌，習近平「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理想之草蛇灰線有跡可循。
蔣介石一度以希特勒為師，又從中國傳統文化中找來餡料，企圖用法西斯主義的麵皮包出美味的餃子。然而，自稱基督徒的蔣介石違背了《聖經》十誡幾乎每一條，尤其是第一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別的神」和第二誡「不可為自己雕刻偶像」──即便敗退到臺灣之後，蔣介石的形形色色雕像仍然充滿整座小島。蔣介石甚至認為自己就是上帝，在日記中寫道：「上帝有求必應自救主降恩於余，而以余為其化身。」當然，蔣觸犯最多的還是第六誡「不可殺人」。
用《觀察》雜誌主編儲安平的話來說，蔣介石「獨裁無膽，民主無量」；用政治學家張奚若的話來說，毛澤東「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視既往，迷信將來」（若用毛自己的話來說，他是「和尚打傘，無法［髮］無天」）。1949年，張奚若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的提議者之一，他認為「人民共和國」已經說明國體，表達了「人民民主」──事實上，若在「民主」之前加上「人民」的限制，「民主」便蕩然無存，你是不是「人民」之一員，不由你說了算。果不其然，到了1956年，張奚若直言不諱的指出：「喊『萬歲』，這是人類文明的墮落。」亡羊補牢，已經晚了。這位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碩士，晚年被周恩來列入免受紅衛兵衝擊的保護名單，死於1973年，沒有看到文革的結束，那他是否該反省自己的靈魂中也有「蔣介石毒」和「毛澤東毒」？
中國歷史是一部《推背圖》。作家蘇曉康在《鬼推磨》一書中分析習近平的精神結構說，習近平雖並非薄二哥（薄熙來）罵的「劉阿斗」，卻是一個心理上戟傷頗重的「黑五類」，落了心病的人當皇帝，實非民族之幸。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個蒙冤很重的陝北老漢，被監禁16年，耳朵被打聾。1976年夏天在河南洛陽，一個年輕朋友楊屏陪老漢喝酒，老漢一杯酒下，悲從中來，兩隻大手捂住臉哭。楊屏：
「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一個老人這樣哭，一個像我爺爺般年紀的老男人在哭。沒有聲音，只有淚水，嘴唇在顫抖。這場景，如今想起，我都渾身戰慄！我當時被驚呆了，站在那裡一動也不動的盯著老爺子，竟然不知道給他拿毛巾擦臉。」
老漢說：「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顧得這麼好。我也是當爸爸的，因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老漢的兒子習近平，10歲就成了「狗崽子」；文革爆發時13歲，又成了反革命，被關押，又挨鬥，戴鐵製的高帽子，媽媽就坐在臺下；後來，他逃了又被抓進「少管所」……這都是毛澤東作的孽。今天中國人似乎忘記毛澤東了，可他們想不到，有一個忘不了毛澤東的人今天來統治他們了，「毛澤東住在此人心裡頭，而且他從小受毛的罪卻偏偏也要當毛澤東，這就是他落下的病。」
今天，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生死搏擊暫時告一個段落。在臺灣淪為在野黨的國民黨不再「反共抗俄」，而甘當共產黨的「隨附組織」，與親民黨、新黨、中華統一促進黨等在共產黨的狗籠中爭寵。國民黨已「俱往矣」，共產黨卻成了「進化的獨裁者」。
然而，國民黨和共產黨的史觀仍然控制著整個「大中華地區」的人們。國民黨和共產黨對歷史的歪曲和偽造，完美體現了歐威爾描述的「歷史的可變性」，即「誰能控制過去就能控制未來；誰能控制現在就能控制過去」的信念。
蘇聯高級外交官和間諜越飛在中國的活動，對於中國現代史的發展，產生了翻天覆地的影響。
越飛出生於俄羅斯一個富裕的猶太人家庭，在1917年的第六屆俄共（布爾什維克）大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與托洛斯基合編《前進報》，並開始軍事工作。十月革命後，他轉而進入外交領域，任職外交部副部長，同時擔任蘇俄駐德國全權代表，簽署《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條約之補充條約》，資助德國社民黨員推翻德意志帝國政權，並透過外交郵袋向德國運送武器，德國因此嘗到了將列寧護送回俄國的苦果──蘇俄從來不遵守國際準則和國際承諾，為顛覆他國政權往往無所不用其極。
庶長子國民黨與嫡次子共產黨之生死搏擊
1922年7月，越飛被任命為蘇聯駐華全權代表，孱弱的中華民國成為蘇俄砧板上的魚肉。他先後與北京政府外交總長顧維鈞及實力派軍閥吳佩孚談判，卻毫無成果。之後，越飛前往上海，與正處於窮途末路、一籌莫展的孫文會面，兩人一拍即合，隨即發表《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孫文由此綻放「第二春」，接受蘇俄援助並改組國民黨，宣布「聯俄、容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中國則至此走向了國共兩黨競相極權的不歸路。
越飛開啟了中國革命的先聲，為蘇俄外交立下汗馬功勞，卻不由自主捲入蘇俄殘酷的內鬥。1927年，俄共（布）第十三次代表大會上，托洛斯基被委員史達林開除出黨，與托洛斯基交好的越飛自然是不能倖免。訪日期間，他要求留在日本治病，被史達林否決，不得不回國。11月16日，越飛在莫斯科的醫院內自殺身亡，留下十頁遺言，聲稱「熱月已經開始」。三天後，越飛下葬，托洛斯基、季諾維也夫、加拉罕等高官出席葬禮。托洛斯基在葬禮上發表簡短演說，這是他在蘇聯的最後一次公開發言。葬禮上的集會被警察驅散，越飛死不瞑目。革命吞噬了革命的孩子，革命永遠如此。
近年來，俄羅斯解密的原蘇共絕密檔案中，有一份1923年1月26日越飛在上海發給俄共（布）、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領導人的信件。
在這封信中，越飛向蘇俄領導人提出三個支持孫文的建議：第一，向孫提供兩百萬金盧布的援助；第二，當孫文開始其穩操勝券的北伐時，蘇俄出兵中國，將張作霖的軍隊從北京引開；第三，在一、兩年的時間內向孫文提供十萬軍隊的裝備，以及派出一定數量的專家。
越飛認為，中國正處於其歷史上一個最有決定性意義的時刻。越飛向上級表功說：「我的東京之行和我同孫中山的協定，就像對英國人投了兩枚炸彈，讓他們痛得大喊大叫。」、「他們在近東和歐洲的行為，迫使我們在遠東採取報復政策。如果情況再有變化，他們還有動作，那麼我們在遠東還會走得更遠。」
越飛認為，中國是蘇俄「輸出革命」的最佳地點，中國可被蘇俄納為「被保護國」：
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解放運動從來沒有如此蓬勃發展，其勝利也從來沒有如此逼近過。如果中國的民族革命將僅僅依靠我國援助而取得勝利，那就意味著是我們把帝國主義打翻在地，我們就將是全世界民族解放鬥爭和殖民地民族革命的守護者。
鑑於此前蘇俄幫助土耳其國父凱末爾建國、後來凱末爾卻背叛蘇俄的前車之鑑，越飛向莫斯科保證：「孫中山遠不是凱末爾，他更加親近我們，是我們的人，也具有更多的革命性。如果我們與他團結，他絕對不會背叛我們。中國在世界上的比重無論如何，不小於土耳其。難道這一切還不值得那200萬盧布嗎？」
此後，蘇俄源源不斷的金錢、武器、顧問來到孫文搖搖欲墜的廣州割據政權。國民黨和共產黨這兩個蘇共的「兒子黨」開始了合作與競爭，中華民國（南京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兩個蘇俄的「僕從國」先後登場。過去，我常常形容國民黨和共產黨是蘇聯催生的一對「孿生兄弟」，其實更準確的說，國民黨是庶長子，共產黨是嫡次子，蘇俄先扶持庶長子掌權，再讓嫡次子取而代之──這就是1920年代中期之後民國史的基本脈絡。
本書便是沿著這一脈絡，摘出一些重要的人物和事件，重構1920至1950年代的民國史和國共鬥爭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