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
「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以下節錄自本書〈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的學思歷程〉一篇：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心智的生命是什麼？我在家庭中接收到各種想法。作為藥師的父親體現了科學性探究的美德，他尊崇可驗證的事實和可重複的實驗。
我的母親有些接近女權主義者，深受易卜生、北歐小說家，和法國的前衛思想家影響。她自命為波西米亞人，反抗布爾喬亞式的禮節並高聲疾呼性解放，同時勇於嘗試從素食主義到瑜伽等當時最為前衛的活動。她對於婚姻深感失望，並極力抗拒母親與家庭主婦的角色。她為自己所塑造的生活風格讓她的婆婆極為反感，兩人也因此始終處於交戰狀態。她們居住在同個屋簷下的事實──我們家住樓上，祖母住樓下―讓衝突更加惡化。祖母是位強硬的女性，深感自己有責任要保護孫女們不受其母親的污染。天性愛好和平同時十分孝順的父親，在這充滿衝突的環境中總是充當和事佬，希望至少能維持表面上相安無事。母親是一位藝術家並且渴望能夠全心投入，但她始終無法做到，只有在後來不斷移民的歲月中，她無需再承擔家庭責任後方能如願。她在城中有間工作室，同時也是年輕藝術家和作家的沙龍。儘管他們的婚姻陷入困境，我父親仍想盡方法協助她在藝術上的發展。
母親與祖母在家中因為爭執所造成的緊張，迫使我自幼便必須在相互衝突的信賴關係中抉擇。我十幾歲時是站在母親那邊的，認為她是社會限制下的受害者。在我眼中世界被切割為一個個的戰場，自己必須不斷作出抉擇。
1934年奧地利爆發了血腥的內戰，維也納的戰場幾乎就在我家門前。經過一個星期的血腥戰爭後，奧地利的民主體制便被神權統治般的獨裁政體取而代之。議會民主被宣告為非法，工會組織即刻被禁止，新政權的反對者則紛紛下獄。在德國政府支持下，秘密運作的納粹運動在奧地利國內掀起了一場恐怖戰爭，其終極目的為「合併」（Anschluss），即將奧地利併吞入納粹德國。
在極權主義的氛圍下，我學著倘佯於圖書館的書海，探索書中的思想世界，來消解絕望和無助的情緒。我閱讀托爾斯泰、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與特拉文（B. Traven）描繪南美革命分子的浪漫小說。我在腦海中想像監獄、刑求與那些將生命奉獻給追求自由的鬥士。我與學校裡的朋友開始接觸美國爵士樂，認識了貝茜‧史密斯（Bessie Smith）、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Armstrong）和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這些文化上的熏陶還有母親帶我去看的俄國、法國與意大利藝術電影，都激勵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
不過，我還是花了一年的時間才鼓起勇氣參加哪怕是最為粗淺的地下活動。我所做的是閱讀並傳閱一份地下報紙，也透過「紅色援助」（Red Aid）名義幫助一個家庭，他們的父親因為1934年的衝突而被流放。雖然這些行動相對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如果被發現的話，個別都要吃上半年到一年的牢飯。雖然我充滿了恐懼，但也終於掙脫了那不斷壓迫自己的失敗主義，我感覺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即那些分佈在世界陌生的反抗者與自己愈來愈近。
1936年時父母安排我參與前往英格蘭六個星期的交換學生計畫。不幸的是，我被指派的寄宿家庭是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與反猶主義者。我設法逃離他們並加入了由傑出的生化學家霍爾丹（J. B. S.Haldane）及其夫人在威爾斯舉辦的宿營活動。他們兩人長期主張和平運動，並在不久前才公開加入共產黨。我深深傾倒於他們的魅力、溫暖與談話中彷彿蘊含整個世界的機鋒。我結識了一位牛津的學生，他視引導我正確地皈依馬克思主義為己任，他指導我閱讀經典，並且花上許多鐘頭以純正的牛津學風解釋其中精微之處。我生吞活剝了這些全新以及對我而言非法的想法，如同一個飢渴的人大口吞灌清涼飲料。在這個年輕人的團體中，我也對自己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以女英雄的眼光看待我這個能在法西斯主義國家生存下來並表現出反抗精神的女生。從英國返家後，我的自信心提升不少，並且有了更大的動力對抗法西斯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也萌生了嶄新的興趣。
在年少時期的探索中，我深受偉大的諷刺家，同時是德語世界公認最為傑出的現代詩人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影響。在他所創刊的《火炬》雜誌（Die Fackel）裡，他尖銳地嘲諷軍國主義和官僚科層，對於德語墮落的現象抨擊炮火尤烈。我曾前往聆聽他獨自朗讀莎士比亞的劇本和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的歌劇──真是令人難忘的演出。他富有力道的的寫作、詩句中蘊含的力量，以及對思想結構的專注投入，在在令我如痴如醉。當我多年以後要運用作為第二外語的英文創作時，他對於語言的尊崇便不斷指引我前進的方向。我明白自己不僅需要學習字彙和句法，在能夠成為一位作家以前，更應該要理解英語這個新語言其文法與詩學背後所蘊含之不同文化。時至今日，我仍視自己為克勞斯的弟子。
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很幸運地就讀於一間開設給女學生的私立自然科學中學（Realgymnasium）長達八年，這間學校由一位猶太女性校長領導，老師們皆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充滿熱情，當中不少人還擁有高等文憑。我熱愛在那所學校所受的嚴格訓練，也享受既從容不迫又能樂在其中的學習所帶來的力量感。我最愛的科目德文，由一位嬌小親切的女性擔任教師，結果後來發現她竟然是地下納粹黨的積極分子。她帶領我們學習標準高地德語（High German）與中古高地德語（Middle High German），並研讀古老民謠的原文。我挑選了十二首德語民謠作為榮譽學位論文的主題，探討它們從中古到當代的風格變化。在這早期的作品中融合了文學史與風格分析，這也預示了我未來的興味所在。我在納粹接管政府前的一個月完成了論文。那位納粹老師給予極高的評價，這也是後來當我入獄時她願意支持我的原因。
我在文理中學（Gymnasium）所受的古典學訓練，與最優秀的美國中學相比毫不遜色，但是文理中學中幾乎不承認美洲的存在。在二戰前奧地利以種族為中心的人類知識中，這些地區被定義為微不足道的不毛之地。後來當我開始批評傳統歷史中的刪節和排除異己時，我回想起自己所接受的既片面又充滿偏見的歷史訓練。在我的時代，一位受過良好訓練並且傑出的歐洲分子，很有可能對於其它大陸的歷史與文化一無所知。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
＊以下節錄自本書〈為婦女喉舌──葛爾達‧勒納的學思歷程〉一篇：
我是一個出生在1920年維也納中產猶太家庭的女孩。我的家庭是夾在殘破帝國下受侵略與動亂威脅之極不安寧下的寧靜小窩。一位猶太女孩在奉天主教為國教並且視反猶主義為優良政治傳統的國家成長，意味著從很小的時候開始，便被視為異類。猶太人被隔離──我們並不「正常」。法西斯主義者和反猶主義者組成政黨，它們在我成長的歲月中漸趨茁壯。最終，他們是否會掌權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而已。
作為一個猶太人，我在成長過程中也不斷被提醒，猶太人的歷史就是不斷地被迫害、毀滅，接著間隔著短暫勉強的寬容，但旋即又再次進入被迫害和破壞的另一個週期。
心智的生命是什麼？我在家庭中接收到各種想法。作為藥師的父親體現了科學性探究的美德，他尊崇可驗證的事實和可重複的實驗。
我的母親有些接近女權主義者，深受易卜生、北歐小說家，和法國的前衛思想家影響。她自命為波西米亞人，反抗布爾喬亞式的禮節並高聲疾呼性解放，同時勇於嘗試從素食主義到瑜伽等當時最為前衛的活動。她對於婚姻深感失望，並極力抗拒母親與家庭主婦的角色。她為自己所塑造的生活風格讓她的婆婆極為反感，兩人也因此始終處於交戰狀態。她們居住在同個屋簷下的事實──我們家住樓上，祖母住樓下―讓衝突更加惡化。祖母是位強硬的女性，深感自己有責任要保護孫女們不受其母親的污染。天性愛好和平同時十分孝順的父親，在這充滿衝突的環境中總是充當和事佬，希望至少能維持表面上相安無事。母親是一位藝術家並且渴望能夠全心投入，但她始終無法做到，只有在後來不斷移民的歲月中，她無需再承擔家庭責任後方能如願。她在城中有間工作室，同時也是年輕藝術家和作家的沙龍。儘管他們的婚姻陷入困境，我父親仍想盡方法協助她在藝術上的發展。
母親與祖母在家中因為爭執所造成的緊張，迫使我自幼便必須在相互衝突的信賴關係中抉擇。我十幾歲時是站在母親那邊的，認為她是社會限制下的受害者。在我眼中世界被切割為一個個的戰場，自己必須不斷作出抉擇。
1934年奧地利爆發了血腥的內戰，維也納的戰場幾乎就在我家門前。經過一個星期的血腥戰爭後，奧地利的民主體制便被神權統治般的獨裁政體取而代之。議會民主被宣告為非法，工會組織即刻被禁止，新政權的反對者則紛紛下獄。在德國政府支持下，秘密運作的納粹運動在奧地利國內掀起了一場恐怖戰爭，其終極目的為「合併」（Anschluss），即將奧地利併吞入納粹德國。
在極權主義的氛圍下，我學著倘佯於圖書館的書海，探索書中的思想世界，來消解絕望和無助的情緒。我閱讀托爾斯泰、馬克西姆‧高爾基（Maxim Gorky）與特拉文（B. Traven）描繪南美革命分子的浪漫小說。我在腦海中想像監獄、刑求與那些將生命奉獻給追求自由的鬥士。我與學校裡的朋友開始接觸美國爵士樂，認識了貝茜‧史密斯（Bessie Smith）、路易斯‧阿姆斯壯（LouisArmstrong）和艾靈頓公爵（Duke Ellington）。這些文化上的熏陶還有母親帶我去看的俄國、法國與意大利藝術電影，都激勵我更積極地參與政治。
不過，我還是花了一年的時間才鼓起勇氣參加哪怕是最為粗淺的地下活動。我所做的是閱讀並傳閱一份地下報紙，也透過「紅色援助」（Red Aid）名義幫助一個家庭，他們的父親因為1934年的衝突而被流放。雖然這些行動相對來說並不重要，但是如果被發現的話，個別都要吃上半年到一年的牢飯。雖然我充滿了恐懼，但也終於掙脫了那不斷壓迫自己的失敗主義，我感覺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即那些分佈在世界陌生的反抗者與自己愈來愈近。
1936年時父母安排我參與前往英格蘭六個星期的交換學生計畫。不幸的是，我被指派的寄宿家庭是英國的法西斯主義與反猶主義者。我設法逃離他們並加入了由傑出的生化學家霍爾丹（J. B. S.Haldane）及其夫人在威爾斯舉辦的宿營活動。他們兩人長期主張和平運動，並在不久前才公開加入共產黨。我深深傾倒於他們的魅力、溫暖與談話中彷彿蘊含整個世界的機鋒。我結識了一位牛津的學生，他視引導我正確地皈依馬克思主義為己任，他指導我閱讀經典，並且花上許多鐘頭以純正的牛津學風解釋其中精微之處。我生吞活剝了這些全新以及對我而言非法的想法，如同一個飢渴的人大口吞灌清涼飲料。在這個年輕人的團體中，我也對自己有了全新的認識，他們以女英雄的眼光看待我這個能在法西斯主義國家生存下來並表現出反抗精神的女生。從英國返家後，我的自信心提升不少，並且有了更大的動力對抗法西斯主義，對於馬克思主義也萌生了嶄新的興趣。
在年少時期的探索中，我深受偉大的諷刺家，同時是德語世界公認最為傑出的現代詩人卡爾‧克勞斯（Karl Kraus）的影響。在他所創刊的《火炬》雜誌（Die Fackel）裡，他尖銳地嘲諷軍國主義和官僚科層，對於德語墮落的現象抨擊炮火尤烈。我曾前往聆聽他獨自朗讀莎士比亞的劇本和奧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的歌劇──真是令人難忘的演出。他富有力道的的寫作、詩句中蘊含的力量，以及對思想結構的專注投入，在在令我如痴如醉。當我多年以後要運用作為第二外語的英文創作時，他對於語言的尊崇便不斷指引我前進的方向。我明白自己不僅需要學習字彙和句法，在能夠成為一位作家以前，更應該要理解英語這個新語言其文法與詩學背後所蘊含之不同文化。時至今日，我仍視自己為克勞斯的弟子。
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很幸運地就讀於一間開設給女學生的私立自然科學中學（Realgymnasium）長達八年，這間學校由一位猶太女性校長領導，老師們皆受過良好教育並且充滿熱情，當中不少人還擁有高等文憑。我熱愛在那所學校所受的嚴格訓練，也享受既從容不迫又能樂在其中的學習所帶來的力量感。我最愛的科目德文，由一位嬌小親切的女性擔任教師，結果後來發現她竟然是地下納粹黨的積極分子。她帶領我們學習標準高地德語（High German）與中古高地德語（Middle High German），並研讀古老民謠的原文。我挑選了十二首德語民謠作為榮譽學位論文的主題，探討它們從中古到當代的風格變化。在這早期的作品中融合了文學史與風格分析，這也預示了我未來的興味所在。我在納粹接管政府前的一個月完成了論文。那位納粹老師給予極高的評價，這也是後來當我入獄時她願意支持我的原因。
我在文理中學（Gymnasium）所受的古典學訓練，與最優秀的美國中學相比毫不遜色，但是文理中學中幾乎不承認美洲的存在。在二戰前奧地利以種族為中心的人類知識中，這些地區被定義為微不足道的不毛之地。後來當我開始批評傳統歷史中的刪節和排除異己時，我回想起自己所接受的既片面又充滿偏見的歷史訓練。在我的時代，一位受過良好訓練並且傑出的歐洲分子，很有可能對於其它大陸的歷史與文化一無所知。
1938年3月納粹佔領奧地利，這直接衝擊到我的家庭。不出兩個星期，一位「友善的納粹」告知父親他的名字在逮捕名單上，父親當天就離開了奧國。他之所以有能力這麼做，是因為在五年前他在鄰近的小國列支敦斯登開了一間藥局，並且時常前往洽公。他的遠見以及從未返回奧地利，在日後保住了全家人的性命，因為當全世界都對猶太人關上門時，提供了我們一個落腳地。隨即，父親的遁逃導致武裝納粹兩次強行搜索我們家，而幾個星期後母親和我遭到逮捕。我們被隔離開來關入一般的市立監獄，但是未被控訴任何罪名。後來才明白，這是為了引誘父親返回奧地利，而把我們作為人質。
我與兩位年輕的政治犯同房，他們都面臨漫長的刑期。他們教導我勇氣以及隨機應變，而當因為我這個猶太人而讓我們的食物被減半時，他們仍舊將食物平分給我。他們是社會主義者，並且身體力行。我那時相信自己永遠失去自由；若我的地下活動曝光，更將在集中營結束一生。那時候我才明白，正面迎擊最糟的可能，是能夠克服恐懼的，即使是在最為絕望的時刻，只要勇敢反擊便能重新點燃希望之火。我著魔般地想要逃出監獄去參加畢業考試（Matura exam），若是沒有通過的話，我便無法在歐洲就讀大學。考試將在被逮捕後的五週舉行，我在廁紙上寫滿陳情、對所有守衛不斷毛遂自薦，甚至要求守衛們監視我去參加考試。除了守衛們的揶揄外，我沒得到任何回應。在考試日的隔天，我被帶往被蓋世太保訊問，發現所有關於畢業考的細節都在我的紀錄之上，不過我仍舊被送回牢房。母親與我在一週後被釋放，我發現為了要新組成納粹教育部門，考試延後了一星期。我在獲釋後的翌日上午前往應試，並且獲得榮譽成績。我也獲知德文老師還有其他納粹老師曾經替我向蓋世太保求情。因為我是學校中唯一被逮捕的學生，他們認為這一定是搞錯了。
母親與我能被釋放的條件是，我們必須立刻離開奧地利。接下來的三個月，我們不斷被警察騷擾、威脅要將我們再次下獄，同時又要不斷解決政府官僚體制所施加的種種阻礙。最終，就在惡名昭彰「水晶之夜」（Kristallnacht）發生之前，母親、妹妹還有我方得以同流亡於列支敦斯登的父親團聚。
我從備受呵護與細心照料的童年驀地進入成年，變成一個無國可依的人，一個身無財產、公民權利的難民。我從中學到了什麼教訓？
我了解到社會的不同定義方式，能夠將本來擁有權利的公民貶為罪該被放逐之人；事實上在納粹的定義下，將被貶為能夠被也應該被消滅的毒瘤。
沒收財產與剝奪公民權也能作為這種消滅工作的幫兇。
人無法獨自生存。為了要生存下去，人必須要鼓足勇氣，接受援助也幫助他人。
1939年4月，我好不容易移民到美國，希望稍後能將家人一同接來。但基於美國對於移民的限制，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在親身經歷了政治和權力的殘酷後，我早已成為一名徹底的反法西斯者。在無一技之長領取低薪的流亡歲月中，我仍然繼續接觸馬克思主義思想。我在抵達美國兩年半後與卡爾‧列納（Carl Lerner）共結連理，他是希望投入電影業的劇場導演，同時是名共產黨員。我們搬家到好萊塢後，我開始參與這裡的極左派工會運動，後來也加入對抗好萊塢黑名單（the Hollywood blacklist）的行動中。在作為共產黨員的歲月裡頭，我參與的多是草根性活動：如裁廢核武、倡議和平、種族平等以及女權。接下來的二十年我始終生活在社會底層，求得溫飽為當務之急，行動與組織其次，抽象思想則是奢侈品，是閒暇時間的小小放縱。不過我仍然努力朝成為一位作家邁進，出版了短篇故事、翻譯，也寫作音樂劇和電影的劇本。
我於1963年秋天進入哥倫比亞大學就讀。當時我已經四十三歲了，女兒就讀大學，兒子在讀高中。我先生則埋首於成功的製片還有電影教學工作上。我在選擇研究所的時候考慮了許多學校，因為我希望學校能夠接受我以格林姆凱姐妹（Grimke sisters）作為論文題目，她們是唯二擔任美國反奴隸協會會員與講師的南方女性。哥倫比亞是唯一一間系主任願意修改規定以符合我的需求的學校。我已經投入四年的心血研究這個題目，所以甚至在口頭答辯舉行前就已被批准作為畢業論文。也由於這種彈性，我得以在入學三年後便同時取得碩士和博士學位，同時在新學院兼任教職，最後一年則在布魯克林的長島大學教書。
三年的研究所生涯在某種程度上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時光。這是我成年後，第一次有時間和空間來思考和學習。由於長久以來被拒於教育體制門外，我對於知識變得極度貪婪，為此我放棄了所有的娛樂、社交還有其他興趣。最重要的是，當時我腦中有一個逐漸成形的計畫，驅使我充滿激情地全心學習所有需要的知識。
在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班的入學口試中，我被問了一個標準問題：「我為什麼要學習歷史？」我毫不猶豫地回答：「我希望把女人放進歷史。」我糾正自己：「不，不是把她們放進歷史，因為她們本來就在其中。」我希望繼承瑪麗‧畢爾德已然開展的計畫。毫不意外地，這個宣言令許多人十分吃驚。我到底在想什麼？還有，到底什麼是婦女史？這些問題讓我走上漫長的解釋之路，過去四十年我都在不斷探索。我當時口試的結論帶有些烏托邦的色彩：「我希望婦女史能具有正當地位，並進入各年級的課程當中，而且我希望人們得以攻讀婦女史的博士學位，不再需要託辭自己在研究其他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