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退休」的學科名稱
■陳福康 作者簡介
陳福康，浙江湖州人。文學博士。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出版有學術專著《鄭振鐸論》、《民國文學史料考論》等多種。
當我在1970年代末讀研究生時，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個學科名稱是沒有一點懷疑的。但是後來，特別是近年來，每當有人問起我學過什麼專業時，我簡直不想提這個名稱。並不是我已看不起這個學科，而是問我的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不是這個專業的或者不是讀中文系的，幾乎誰都不懂「現代文學」指的是什麼。我都必須加上幾句說明，人家才恍然大悟。由此我深感這個名稱已是不很科學的了，或者說，很不方便的了。
按我們現在的劃分，在古代文學史以後，再分為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其中「近代」約七十年，「現代」約三十年，而「當代」則有五十年了。隨著「當代」的繼續不斷地增延，夾在「近代」與「當代」之中的「現代」，便越來越顯得尷尬。為什麼半個多世紀前的事，還叫「現代」呢？
再說，在外文中，也很難找到同我們這樣理解的「近代」、「現代」、「當代」完全對應的單詞。在日語裡，「近代」與「現代」不僅發音相近，而且意思也相近。譬如我們講「四個現代化」，日本人則稱「四個近代化」。
在有些外文裡，「現代」與「當代」便是一個詞兒。在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口頭上，「現代」與「當代」也是一個意思。
有人說，「現代文學」的「現代」不是（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文學本身的性質。這如果作為論者的一家之言，但說無妨；如作為對學科名稱的解釋，恐怕未必能得到大家的公認。此說如能成立，那麼又如何解釋「當代」、「近代」呢？這種說法實際將「現代文學」等同於「新文學」（附帶一提，「新文學史」一詞，現在一般人也是聽不懂的），這樣對學科「定性」會帶來某些弊端。（這點此處不多說了。）我還可舉個例證，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便寫過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如果硬要用什麼「現代化的文學」之類框子來，是根本套不上的。你也不可以規定他就不得用「現代」二字啊。又有「20世紀文學史」的提法。這種提法自有不少道理，有的我也理解並贊成，而且這一提法正可免去「近代」、「現代」、「當代」等說法帶來的麻煩。但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是此說倡於60年代中期，其時「20世紀」畢竟還有十多年還待發展，世事變幻，蒼雲白狗，那麼早就唱「20世紀」，總未免令人感到過於性急。有人說，這是外國人早就用了的，他__們已寫過不少「20世紀」什麼什麼「史」了。這對我沒有說服力，因為我只知道這不符合我們中國傳統的修史原則。本世紀尚未結束便問世的這類書，難道不是市場上「短斤缺兩」的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時間概念明確的專稱，我相信會有這樣的著作出現，但總須在2000年以後（而且還必須有一定的時間距離）寫出的，才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吧。
再一個是，你可以寫一個世紀的文學史，別人也可以寫其中若干年代的文學史。前者不能剝奪後者研究與寫作的權利。而且，不管對歷史如何分期，我想誰都承認「五四」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段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段歷史。而與此相對應的一段文學史，也是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應該有人對這一段文學史作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應該為這些研究者立一個專門的學科。當然，我們也提倡研究者擴大視野。三十年或許確實短了一些，或者再過很多年後，對這三十年文學的研究也夠深入了，因而覺得單獨為這三十年文學立一個學科有點沒必要了─那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現在，大多數有關研究者認為這個學科仍有存在的必要，國家的教學系統、社科研究系統以及社科社團系統也都正式承認這一學科，然而這個學科本身的名稱越來越顯得不通，不合適。這個學科是50年代初創立的，應該說，這個學科名稱在當時是科學的，是幾乎不需要作什麼解釋人們便能理解的。但是，「現代」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中的不定名詞，各個時期的人都有各自的「現代」，怎麼能讓這三十年永遠獨自佔有呢？
記得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學會的老會長王瑤先生生前講過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這一學科應該是史學的一個分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主要從屬於史學研究，而不是文學研究。而丁氏《徐志摩的詩情與詩藝》7一書第三章針對徐志摩詩作中用來製造節奏的一些技巧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十分精闢！國內某高職國文課本選入此詩，在「研析」欄表示：「這首〈再別康橋〉的音節也很奧妙，但它不太適合做分析。」丁氏之論述及本文，應可讓這荒謬的說法不攻自破。
徐志摩的詩相當講究節奏之美，他是浙江海寧人，按理應以海寧語音來分析此詩節奏，然而，本文仍從「國音」切入、探討之，理由是台灣讀者大多以「國語」誦讀此詩。
一、押韻
大多數學者、專家都提到〈再別康橋〉全詩在偶數行末押韻，卻極少有人說第五節的偶數行行末看來並沒有押韻的這件事。以「國音」來唸，該節第二行的「溯」與第四行的「歌」，前者音，後者音，的確未押韻。為何說此詩偶數行皆押韻？
其實，「溯」、「歌」是押韻的，因為「歌」字浙江海寧人的徐志摩唸成；但如果沒有做出這樣的說明，就不應含混地說全詩偶數行押韻。丁旭輝〈徐志摩《再別康橋》的永恆魅力〉則一語道破：「第五節的『溯』與『歌』在徐志摩的鄉音中是押韻的。」8
進一步，丁氏該文尚提到此詩「第四節的二個奇數行也押了韻（潭、間）」9，筆者認為第六節的二個奇數行也押韻，即「歌」、「默」押韻，在新詩中，ㄜ、ㄛ可以通押。新詩押韻的原則較古詩寬鬆。因此，「潭」與「間」亦可以通押，雖然後者有「介音」而前者沒有，但在現代詩中此二字可視為同一韻部。依此類推，筆者推論首節奇數行的「了」、「走」押韻，末節奇數行的「了」、「袖」押韻。在「國音」中，ㄜ、ㄡ音近，也許在「海寧音」中更接近。果如是，那麼以上這四節是使用「交韻」。因此，筆者迺作合理的猜測：第二、三、五節的奇數行可能也押韻。有可能在海寧口音中，這三節中的「柳」與「影」押韻、「荇」與「裡」押韻、「篙」與「輝」押韻。之所以做此推斷，有幾個理由，其一是徐志摩對詩歌的音節（即「節奏」）相當強調，他在〈詩刊放假〉以及〈詩刊弁言〉文中一再提倡詩的節奏。既然有兩節（指第四、六節）安排交韻來增強節奏，為何棄其他五節於不顧？如果僅僅兩節具有交韻，整首詩反而顯得奇怪？何況交韻的現象在徐志摩的詩中經常出現，如〈月下雷峰影片〉、〈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渺小〉、〈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問誰〉、〈她怕他說出口〉等詩，其中〈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問誰〉二首每節各四行，偶數行比奇數行低二或一格，與〈再別康橋〉的押韻、詩行排列方式雷同。既然此二首是以交韻方式押韻（即ABAB，換言之，奇數行押某韻，偶數行押另一韻），因此筆者大膽猜測以徐志摩口音誦讀或他在創作時，〈再別康橋〉全詩應是押交韻的。
其實，若以「國音」來看〈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則第二節奇數行末「玉」、「樂」兩字並未押韻，第五節奇數行末字「舞」、「歌」亦無押韻現象，但是若以海寧音來唸，此詩第二、五節應具有交韻，也就是說：「玉」、「樂」是押韻的，而「舞」、「歌」（「歌」字浙江海寧人唸成ㄍㄨ，與「舞」字是押韻的）亦然。強烈追求節奏的徐志摩不太可能在這首共計七節的詩中，只有兩節未經營交韻，而其他五節則展現美好的交韻。
以上是筆者大膽的臆測與簡單的推斷，如果能找到海寧地區長者（出生年與徐志摩稍接近者較適宜）來唸此詩，答案立刻揭曉！日前我打電話請教徐志摩專家丁旭輝教授，他表示以前曾問過浙江籍的老先生有關〈再別康橋〉一詩的發音，他只記得第五節偶數行的「溯」、「歌」老先生發音相近，由於當初他沒想到此詩七節均呈現交韻的現象（如前文所述，他只發現第四節有交韻），故未繼續了解其他各節的發音，錯失良機。讀徐志摩的詩有時要慮及海寧音的問題，倘不如此，那麼〈再別康橋〉第五節無論奇數行或偶數行都未押韻！也就是說這一節根本沒押韻。徐志摩會放任這首詩有一節沒押韻嗎？
單就大多數人所知道的偶數行押韻這情況而論，此詩即存在「重覆」（或「反覆」）的美感。倘若全詩各節皆有交韻情況，那麼各節的奇數行亦具有「重覆」的特色。進而言之，每節均設計二組韻，這是一種交響，促使此詩節奏既豐繁又富變化。我認為王瑤先生的這一見解一直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這一點這裡且不多說，至少我想當我們在說我們這一學科的名稱時，是必須看看史學界對「近代」、「現代」之類的用法，而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的。我發現，近年來在史學界以及圖書館學界、出版界等，已悄悄地以「民國時期」來替代過去常用的「現代」這一詞了。
例如，北京圖書館編的大型書目，便取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東方出版社最近出的大型叢書，便取名《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等等。
因此，有一個很現存的又通俗易懂的名稱，可供選換，那就是「民國時期文學史」。「民國時期」，基本上與這一學科研究的這段歷史是一致的。那麼，學會名，會刊名，都可以相應改一下，有什麼不好？至於「中__國現代文學館」我意倒可不改，因為它收藏的東西本來就包括所謂「當代」，而且還將不斷地收藏「當代」的東西，名正言順，永遠「現代」下去也無妨。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語出《史記•張釋之傳》）
我提以上意見，談不出什麼高深理論，只不過希望學科的名稱更科學一點，而免去一點尷尬。人微言輕，不知大家以為如何。不過，我相信，所謂「現代文學」這個名稱再叫下去，是堅持不了多少年的，「必也正名乎」！
（本文選自陳福康《民國文壇探隱》，上海書店1999年）富變化的還有換韻所帶來的節奏。僅以一般所謂偶數行的腳韻來說，從第一節至第七節，依序為ㄞ、ㄤ、ㄠ、ㄥ、ㄜ、ㄠ、ㄞ。不但善用換韻來產生活潑、變化的節奏，而且，也考慮到統一、呼應，例如第六節「ㄠ」呼應了第三節「ㄠ」，第七節「ㄞ」與第一節一致，這七組腳韻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符合美學原則。
■陳福康 作者簡介
陳福康，浙江湖州人。文學博士。現任上海外國語大學文學研究院研究員、中國文學研究所所長。出版有學術專著《鄭振鐸論》、《民國文學史料考論》等多種。
當我在1970年代末讀研究生時，對「中國現代文學史」這個學科名稱是沒有一點懷疑的。但是後來，特別是近年來，每當有人問起我學過什麼專業時，我簡直不想提這個名稱。並不是我已看不起這個學科，而是問我的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只要不是這個專業的或者不是讀中文系的，幾乎誰都不懂「現代文學」指的是什麼。我都必須加上幾句說明，人家才恍然大悟。由此我深感這個名稱已是不很科學的了，或者說，很不方便的了。
按我們現在的劃分，在古代文學史以後，再分為近代文學史、現代文學史和當代文學史。其中「近代」約七十年，「現代」約三十年，而「當代」則有五十年了。隨著「當代」的繼續不斷地增延，夾在「近代」與「當代」之中的「現代」，便越來越顯得尷尬。為什麼半個多世紀前的事，還叫「現代」呢？
再說，在外文中，也很難找到同我們這樣理解的「近代」、「現代」、「當代」完全對應的單詞。在日語裡，「近代」與「現代」不僅發音相近，而且意思也相近。譬如我們講「四個現代化」，日本人則稱「四個近代化」。
在有些外文裡，「現代」與「當代」便是一個詞兒。在我們中國老百姓的口頭上，「現代」與「當代」也是一個意思。
有人說，「現代文學」的「現代」不是（或不僅僅是）一個時間概念，而是指文學本身的性質。這如果作為論者的一家之言，但說無妨；如作為對學科名稱的解釋，恐怕未必能得到大家的公認。此說如能成立，那麼又如何解釋「當代」、「近代」呢？這種說法實際將「現代文學」等同於「新文學」（附帶一提，「新文學史」一詞，現在一般人也是聽不懂的），這樣對學科「定性」會帶來某些弊端。（這點此處不多說了。）我還可舉個例證，錢鍾書的父親錢基博便寫過一部《現代中國文學史》，如果硬要用什麼「現代化的文學」之類框子來，是根本套不上的。你也不可以規定他就不得用「現代」二字啊。又有「20世紀文學史」的提法。這種提法自有不少道理，有的我也理解並贊成，而且這一提法正可免去「近代」、「現代」、「當代」等說法帶來的麻煩。但我覺得有兩個問題。一是此說倡於60年代中期，其時「20世紀」畢竟還有十多年還待發展，世事變幻，蒼雲白狗，那麼早就唱「20世紀」，總未免令人感到過於性急。有人說，這是外國人早就用了的，他__們已寫過不少「20世紀」什麼什麼「史」了。這對我沒有說服力，因為我只知道這不符合我們中國傳統的修史原則。本世紀尚未結束便問世的這類書，難道不是市場上「短斤缺兩」的貨？「20世紀中國文學史」是一個時間概念明確的專稱，我相信會有這樣的著作出現，但總須在2000年以後（而且還必須有一定的時間距離）寫出的，才可能是「貨真價實」的吧。
再一個是，你可以寫一個世紀的文學史，別人也可以寫其中若干年代的文學史。前者不能剝奪後者研究與寫作的權利。而且，不管對歷史如何分期，我想誰都承認「五四」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段是具有相對獨立性的一段歷史。而與此相對應的一段文學史，也是具有相對獨立意義的。應該有人對這一段文學史作專門的深入的研究，因此，也應該為這些研究者立一個專門的學科。當然，我們也提倡研究者擴大視野。三十年或許確實短了一些，或者再過很多年後，對這三十年文學的研究也夠深入了，因而覺得單獨為這三十年文學立一個學科有點沒必要了─那是另一回事。
問題是現在，大多數有關研究者認為這個學科仍有存在的必要，國家的教學系統、社科研究系統以及社科社團系統也都正式承認這一學科，然而這個學科本身的名稱越來越顯得不通，不合適。這個學科是50年代初創立的，應該說，這個學科名稱在當時是科學的，是幾乎不需要作什麼解釋人們便能理解的。但是，「現代」本身是一個歷史發展中的不定名詞，各個時期的人都有各自的「現代」，怎麼能讓這三十年永遠獨自佔有呢？
記得這門學科的奠基人之一、學會的老會長王瑤先生生前講過一個重要的觀點，他認為這一學科應該是史學的一個分枝，「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應主要從屬於史學研究，而不是文學研究。而丁氏《徐志摩的詩情與詩藝》7一書第三章針對徐志摩詩作中用來製造節奏的一些技巧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十分精闢！國內某高職國文課本選入此詩，在「研析」欄表示：「這首〈再別康橋〉的音節也很奧妙，但它不太適合做分析。」丁氏之論述及本文，應可讓這荒謬的說法不攻自破。
徐志摩的詩相當講究節奏之美，他是浙江海寧人，按理應以海寧語音來分析此詩節奏，然而，本文仍從「國音」切入、探討之，理由是台灣讀者大多以「國語」誦讀此詩。
一、押韻
大多數學者、專家都提到〈再別康橋〉全詩在偶數行末押韻，卻極少有人說第五節的偶數行行末看來並沒有押韻的這件事。以「國音」來唸，該節第二行的「溯」與第四行的「歌」，前者音，後者音，的確未押韻。為何說此詩偶數行皆押韻？
其實，「溯」、「歌」是押韻的，因為「歌」字浙江海寧人的徐志摩唸成；但如果沒有做出這樣的說明，就不應含混地說全詩偶數行押韻。丁旭輝〈徐志摩《再別康橋》的永恆魅力〉則一語道破：「第五節的『溯』與『歌』在徐志摩的鄉音中是押韻的。」8
進一步，丁氏該文尚提到此詩「第四節的二個奇數行也押了韻（潭、間）」9，筆者認為第六節的二個奇數行也押韻，即「歌」、「默」押韻，在新詩中，ㄜ、ㄛ可以通押。新詩押韻的原則較古詩寬鬆。因此，「潭」與「間」亦可以通押，雖然後者有「介音」而前者沒有，但在現代詩中此二字可視為同一韻部。依此類推，筆者推論首節奇數行的「了」、「走」押韻，末節奇數行的「了」、「袖」押韻。在「國音」中，ㄜ、ㄡ音近，也許在「海寧音」中更接近。果如是，那麼以上這四節是使用「交韻」。因此，筆者迺作合理的猜測：第二、三、五節的奇數行可能也押韻。有可能在海寧口音中，這三節中的「柳」與「影」押韻、「荇」與「裡」押韻、「篙」與「輝」押韻。之所以做此推斷，有幾個理由，其一是徐志摩對詩歌的音節（即「節奏」）相當強調，他在〈詩刊放假〉以及〈詩刊弁言〉文中一再提倡詩的節奏。既然有兩節（指第四、六節）安排交韻來增強節奏，為何棄其他五節於不顧？如果僅僅兩節具有交韻，整首詩反而顯得奇怪？何況交韻的現象在徐志摩的詩中經常出現，如〈月下雷峰影片〉、〈我不知道風是在哪一個方向吹〉、〈渺小〉、〈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問誰〉、〈她怕他說出口〉等詩，其中〈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問誰〉二首每節各四行，偶數行比奇數行低二或一格，與〈再別康橋〉的押韻、詩行排列方式雷同。既然此二首是以交韻方式押韻（即ABAB，換言之，奇數行押某韻，偶數行押另一韻），因此筆者大膽猜測以徐志摩口音誦讀或他在創作時，〈再別康橋〉全詩應是押交韻的。
其實，若以「國音」來看〈西伯利亞道中憶西湖秋雪庵蘆色作歌〉，則第二節奇數行末「玉」、「樂」兩字並未押韻，第五節奇數行末字「舞」、「歌」亦無押韻現象，但是若以海寧音來唸，此詩第二、五節應具有交韻，也就是說：「玉」、「樂」是押韻的，而「舞」、「歌」（「歌」字浙江海寧人唸成ㄍㄨ，與「舞」字是押韻的）亦然。強烈追求節奏的徐志摩不太可能在這首共計七節的詩中，只有兩節未經營交韻，而其他五節則展現美好的交韻。
以上是筆者大膽的臆測與簡單的推斷，如果能找到海寧地區長者（出生年與徐志摩稍接近者較適宜）來唸此詩，答案立刻揭曉！日前我打電話請教徐志摩專家丁旭輝教授，他表示以前曾問過浙江籍的老先生有關〈再別康橋〉一詩的發音，他只記得第五節偶數行的「溯」、「歌」老先生發音相近，由於當初他沒想到此詩七節均呈現交韻的現象（如前文所述，他只發現第四節有交韻），故未繼續了解其他各節的發音，錯失良機。讀徐志摩的詩有時要慮及海寧音的問題，倘不如此，那麼〈再別康橋〉第五節無論奇數行或偶數行都未押韻！也就是說這一節根本沒押韻。徐志摩會放任這首詩有一節沒押韻嗎？
單就大多數人所知道的偶數行押韻這情況而論，此詩即存在「重覆」（或「反覆」）的美感。倘若全詩各節皆有交韻情況，那麼各節的奇數行亦具有「重覆」的特色。進而言之，每節均設計二組韻，這是一種交響，促使此詩節奏既豐繁又富變化。我認為王瑤先生的這一見解一直未受到真正的重視，這一點這裡且不多說，至少我想當我們在說我們這一學科的名稱時，是必須看看史學界對「近代」、「現代」之類的用法，而不能關起門來自說自話的。我發現，近年來在史學界以及圖書館學界、出版界等，已悄悄地以「民國時期」來替代過去常用的「現代」這一詞了。
例如，北京圖書館編的大型書目，便取名《民國時期總書目》，東方出版社最近出的大型叢書，便取名《民國學術經典文庫》，等等。
因此，有一個很現存的又通俗易懂的名稱，可供選換，那就是「民國時期文學史」。「民國時期」，基本上與這一學科研究的這段歷史是一致的。那麼，學會名，會刊名，都可以相應改一下，有什麼不好？至於「中__國現代文學館」我意倒可不改，因為它收藏的東西本來就包括所謂「當代」，而且還將不斷地收藏「當代」的東西，名正言順，永遠「現代」下去也無妨。
「卑之，毋甚高論，令今可施行也。」（語出《史記•張釋之傳》）
我提以上意見，談不出什麼高深理論，只不過希望學科的名稱更科學一點，而免去一點尷尬。人微言輕，不知大家以為如何。不過，我相信，所謂「現代文學」這個名稱再叫下去，是堅持不了多少年的，「必也正名乎」！
（本文選自陳福康《民國文壇探隱》，上海書店1999年）富變化的還有換韻所帶來的節奏。僅以一般所謂偶數行的腳韻來說，從第一節至第七節，依序為ㄞ、ㄤ、ㄠ、ㄥ、ㄜ、ㄠ、ㄞ。不但善用換韻來產生活潑、變化的節奏，而且，也考慮到統一、呼應，例如第六節「ㄠ」呼應了第三節「ㄠ」，第七節「ㄞ」與第一節一致，這七組腳韻同中有異，異中有同，符合美學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