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合時宜的人民領袖：習近平研究〉（節選）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在習的民族復興大戰略中，臺灣是關鍵的一環，缺了臺灣，習是無法將民族復興的這個圈畫圓的。所以本文將臺灣單獨列一節來論述。
臺灣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在毛鄧時期，中國的軍事力量打不過臺灣海峽，無法解決臺灣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對統一臺灣實際並不著急，儘管鄧在上世紀曾把統一臺灣作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為此還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該創舉最先是針對臺灣而提出的，後來才運用到港澳上。原因在於，那時臺灣是在兩蔣統治下，不管兩蔣和中共如何地不共戴天，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愛國主義者，大陸不但是他們的根，而且自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所以臺灣在他們手上是丟不了的，兩岸遲早要完成統一。
蔣經國去世得有些早，也選錯了繼任者。不過，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知道反攻大陸無望，也就不再做這個夢，而一心一意經營臺灣，把臺灣當作自己的家，啟用了一批臺灣本土幹部，開啟了臺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的民主化也就是臺灣本土意識生根成長的過程，從這個意義說，蔣經國無意（抑或有意）做了那個破局者。
江胡二十三年，臺灣完成了民主轉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與此同時，臺灣也完成了獨立建國的思想輿論和組織的結構轉換，開始同大陸漸行漸遠。大陸這邊，經濟發展還是中心任務，顧不上去解決臺灣問題，雖然軍事上有很大發展，但同美國相比，差距還非常顯著。大概他們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繼續發展，臺灣終究是跑不掉的。儘管如此，面對越來越成氣候的臺獨，大陸感到事態有些嚴重，於是在二○○五年，全國人大針對臺獨制定了《反分裂法》，試圖為將來在臺灣用兵有一個法律基礎。
習上臺後，中國的崛起速度以一種超出世人預期的方式推進，同時中國的軍力也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這給了他統一臺灣的極大信心。習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制定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要在二○四九年中共建政一百週年實現民族復興，完成現代化。雖然習沒有說二○四九年中國要實行統一，但這個民族復興的時間表實際也就為兩岸的最終統一劃定了一個最後的時間表，即在二○四九年完成國家統一。事實上，中共的理論家們在解讀習的中國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時，也是這麼明確宣稱的。
為什麼說民族復興目標的實現之日就是兩岸統一之時，是習要表達的含義呢？道理很簡單，屆時臺灣沒回歸，中共如何向它的國民解釋中國已經實現了復興？中共當然也可以說，雖然臺灣尚未回歸大陸，但中國實現了民族復興也是事實，因為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確實比現在要高出很多。然而，這個說法要被國民接受，需要一個前提，即臺灣不尋求獨立，回到中共劃定的「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上來，這樣中共就可以解釋，臺灣儘管還不被大陸統治，但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是分治而不是分裂，臺灣的治權雖沒有回歸大陸，但主權屬中國，這就等同回歸中國，也即臺灣在形式上回歸大陸是遲早之事。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中共連這個自圓其說的解釋空間都沒有。除非中共屆時放棄自己設定的民族復興的時間表。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如果在未來三十年中國內部發生了意料不到的大的社會動盪，阻滯或中斷了復興勢頭，中共也就無暇顧及臺灣。但假如真出現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中共的統治階層通過發動臺海戰爭來轉嫁社會危機。所以二○四九年實現了民族復興的目標任務，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意味著兩岸完成了統一。
不過，習也清楚，就算他長壽，能夠活到二○四九年，屆時他已是九十六歲的老人了，不可能還在統治中國，這個統一之功就落不到他頭上，那他之前所做的所有準備都在為別人做嫁衣。人總是很自私的，習也不例外。毛讓中國站起來，鄧讓中國富起來，習讓中國強起來，這是習標準的中國復興的三段論敘述，前兩段已成歷史，無人會質疑，可強起來則還是現在進行時。強起來的標準是什麼？最有力的說服人的標準就是兩岸統一，不論和統還是武統，臺灣回歸大陸，表明中國的國力達到連美國都奈何不了的程度，這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強起來」。如果這個事情在他手上完成，這就是蓋世之功，習就成了民族英雄，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將直追毛，甚至超越毛。而且，統一臺灣也將為中共贏得民心和長期執政的資本。可以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兩岸統一更能確立習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的榮譽和地位，對民眾和國家更具象徵意義。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國的民族復興簡化成能否統一臺灣。這對像習這類一心想建立歷史宏偉基業的前現代領導人，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有種說法認為，習搞集權和獨裁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在任上解決臺灣問題。他不會把這個事情、也不會把這個榮譽留給他的繼任人。客觀說，習集權和獨裁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挽救共產黨，但臺灣也是其目標之一。
臺灣不但關係習的中國夢能否畫圓及其歷史定位，事實上也關係他退位或卸任後能否安享晚年。這些年他在黨內外樹敵太多，二十大更是組建一個清一色的權力班子，將團派和改革派澈底清理出局，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大，卻像他這樣四面樹敵，幾乎將所有的權勢和利益集團都得罪了。這並不符合中共的歷史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共領導人。但這也為他帶來了危險。現在他平安無事，是因為大權在握，反對派對他奈何不得。然而，一旦掛冠而去，他的敵人勢必要對他進行清算和政治反攻。但假如解決了臺灣問題，這件巨大的歷史功績將成為他的護身符，之前他所做的所有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會被人民一筆勾銷，人們只會記住他統一國家的功勳。任何人與他為敵，都是與人民和歷史為敵，在這種民意面前，那些對他恨之入骨的反對者不敢輕舉妄動，甚至很有可能他挾統一之功終身執政。
上面的論述告訴我們，習實際的兩岸統一時間表要大大地提前，這個時間應該是二○三五年。那時他接近八十三歲，以現在人的長壽，這個年齡還不算太老，如果身體健康，領導國家沒有問題。而他修憲的真實目的，或許不是要終身執政，而是再連任三屆，到二○三七年八十五歲時任期結束，把統治之棒交給他選定的接班人。也就是說，在他最後一個任期結束前要解決臺灣問題，而這個時間很可能在二○三五年。因為這一時間恰好是習規劃的中國全面建成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習將第二個百年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分成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截止到二○三五年，初步建成現代化。他之所以如此設計，顯然是考慮到了他的年齡和任期問題，要在卸任退下來前即在二○三五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以，二○三五年會是習實際的統一臺灣的最後日期，除非屆時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或者習的健康出了問題，否則他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後把收回臺灣的任務交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
一人統治的體制，領袖的個人願望是判斷時局的重要因素，而習是一個確實想做事的人，他的野心和對歷史地位的渴望會讓他在臺灣問題上孤注一擲，儘管如此，有沒有一種可能，習最後放棄收復臺灣的計畫，不想青史留名。理論上當然不排除，但實際很難做到。毛可以把解放臺灣留給後人，無人敢質疑他的做法，也不損他的權威。鄧也可以不去統一臺灣，對他的權威一樣沒有損害。可習不能，如果他不去解決臺灣問題，想取而代之的人就會蠢蠢欲動，拿臺灣向他發難，他手下一大幫想建立軍功的將軍們也會對他不耐煩，有可能拋棄他。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鄧無須用臺灣在自己的功勞簿再加上一筆，他們早在成為最高領袖之前，就建立了全黨公認的累累功勳，已經有足夠的權威。事實上，在他們統治期間，臺灣確實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甚至都沒怎麼關注臺灣。而習現在的權威，是通過他的權力來保障的，不是像毛鄧一樣因為有功勳。儘管當局也一再宣揚他對中共改造的功勳，然而這種「功勳」難以得到黨內多數人的認可，人們怕他是怕他手中的權力，並不從內心服從他。如果他放棄統一臺灣，將來的中共歷史在記載他對黨的改造時，很可能把它作為敗筆而不是作為貢獻。所以習不能沒有臺灣來加持。
不過，統一臺灣畢竟茲事體大，並不完全取決習的個人願望，還要看外部環境允不允許，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無疑會帶領它的一眾西方小兄弟來干預、阻擾大陸統一臺灣。最近幾年，中美的博弈和對抗，核心問題都是臺灣。要看到，臺灣不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它亦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因為假如美國失去臺灣，美國的霸權體系也就意味著解體，真正衰落。從這一點來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是輸不起的。中共當然更輸不起失去臺灣。因為一旦臺灣法理獨立，永久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就將永遠困於第一島鏈，中共就得承擔失去臺灣的後果，而這個後果它是擔當不起的，中共就只能解體。
習為建立不世之功，青史留名要統一臺灣，美國為了自己的霸權要支持和協防臺灣，干預中國統一，而臺灣脫離中國控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它根本不想和中國統一，這種局面下，習要統一只能是武統，或者武力威脅下的和統。後者是建立在中國非常強大的國力尤其軍力之上的，否則有美國的幫助，臺灣不會接受中國的武力威嚇。故而，中美為臺灣開戰的可能性非常高。考慮到這點，習統一臺灣的時間還會提前。俗話說，夜長夢多。臺灣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未來的各種變數就越大，對中國的成本越高，對統一越可能不利。如果北京高層判斷在可見之未來中美都將處於競爭和對抗，那麼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關鍵會在未來五至十年。華盛頓也已做出政策宣示，要在未來十年美中競爭中戰勝中國。從而下面兩種情況無論哪種發生，習都會把武統臺灣提上日程表：一是中國在美國和西方的圍堵下用五到十年比較順利地解決在經濟特別是科技方面的一系列卡脖子難題，社會又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二是中國在這個時間段裡雖然下了很大努力，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建立內循環和科技自主，但還是未能在半導體產業等方面取得突破，假如這個時候美國的圍堵加重，對中國造成的損害跟打一場戰爭差不多，習很可能對臺灣下手。
二○二二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臺譯裴洛西）訪臺，給習提供了一個在臺海極好的展示武力的機會，解放軍進行了七天的圍臺軍演，將軍力延伸到臺灣，自此開始，當局進入了以武逼統階段，也可稱之為武統模式。所謂武統模式，包含但不等同武統，而是以武促統，武力不僅作為後盾使用，而且直接用來達成統一的目標，強調的是對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自覺性。和統也需要武力做後盾，但在武統模式下，武力直接用於促成統一。以武促統或者以武逼統在當局隨後發布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也露出端倪。
中國政府迄今共發布了三份臺灣問題白皮書。同前兩份白皮書的最大不同，這份白皮書從過去的著眼於防獨，到現在的著眼於促統。白皮書從歷史、中共的使命以及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三個層面論述了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臺灣。雖然白皮書沒有為兩岸統一設置具體時間表，並仍然強調中國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將和統視為優先選項，但當局也非常清楚，一國兩制在臺灣沒有市場，和統會被臺灣拿來和平拒統，所以，白皮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白皮書也對民進黨官方操弄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擾兩岸統一做出了措詞相當嚴厲的指責。從白皮書的基調看，當局已經做好了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促統不是沒有期限的，如果美臺踩到中國紅線，無限拖延統一，中國接下來會採取嚴厲反制措施甚至軍事行動的決心。這是習要通過白皮書向外界特別是美臺發出的信號。
臺灣問題的未來風險在於，華盛頓正試圖點燃危機的火藥桶，誘使中國提前攤牌。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在二○二二年九月以高比率通過了《臺灣政策法》，普遍認為國會最終通過該法律是沒有懸念的，時間會在二○二三年上半年。在中國控制住香港和新疆後，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現在更依賴臺灣對付中國，臺灣牌的最大效用正在顯現，而民進黨政府顯然也有意識地配合美國打臺灣牌。之前華盛頓是用切香腸的方式不斷刺探北京的紅線，《臺灣政策法》則乾脆一步到位，亮出美國對臺灣的底牌。該法全面強化與臺灣的實質關係，完全掏空美中建交的一中原則，形同接管臺灣，如果它通過，美臺官方交往就完全沒有法律障礙，美臺建交也不再是不可能之事。故等於在臺海引爆了一顆核彈，勢必會引起中美新一波的劇烈衝突，迫使習提前解決臺灣問題。特別考慮到二○二四年美臺都進入總統大選，鑑於仇中反中已經成為美臺的「政治正確」，兩地的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政黨會做出什麼危險的舉動，從而導致兩岸和中美的攤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臺灣政策法》在美參院通過後，美中臺三方都在探討二○二七年前臺海爆發戰爭的機率問題。
從習的角度說，就算他再忍耐，再有定力，也不能不做出強硬反應。中共二十大新一屆軍委組成「臺海幫」的全面上位，已經為接下來可能的兩岸和中美的軍事攤牌在組織和人事上做好了準備。這裡還必須提及他的人格和認知問題。本文後續對此會有詳細分析。習屬偏執型的人格和認知類型。他是一個既謹慎又自大的人，強調定力但在關鍵時刻也敢出手。香港就是一個現成例子，當初香港抗議最激烈的時候，有多少人不看好習，認為他會敗退香港，結果一部《國安法》把香港搞定。在習的認知裡，只要他認定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認為能夠做成，過去十年，這種事情不少。在臺灣問題上，當他判斷美臺勾連讓中國越來越陷入被動乃至無法再退，而且解放軍的軍事實力可以拿下臺灣後，在未來五年他大概率會使用武力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臺灣問題，儘管這樣會遭受美國和西方的制裁。這是偏執型人格的獨裁者通常會採取的決策。
可以說，臺灣很難逃脫習的「魔掌」，兩岸終難免一戰，除非某種極意外的情況發生。這是臺灣的悲劇，或許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
習近平的臺灣，他要收復它嗎？
在習的民族復興大戰略中，臺灣是關鍵的一環，缺了臺灣，習是無法將民族復興的這個圈畫圓的。所以本文將臺灣單獨列一節來論述。
臺灣是國共內戰的遺留問題。但在毛鄧時期，中國的軍事力量打不過臺灣海峽，無法解決臺灣問題，另一方面也是他們對統一臺灣實際並不著急，儘管鄧在上世紀曾把統一臺灣作為八十年代要完成的三大任務之一，為此還提出了一國兩制構想──該創舉最先是針對臺灣而提出的，後來才運用到港澳上。原因在於，那時臺灣是在兩蔣統治下，不管兩蔣和中共如何地不共戴天，他們都是民族主義者或者說愛國主義者，大陸不但是他們的根，而且自認中華民國是中國的正統。所以臺灣在他們手上是丟不了的，兩岸遲早要完成統一。
蔣經國去世得有些早，也選錯了繼任者。不過，在他統治的最後幾年，知道反攻大陸無望，也就不再做這個夢，而一心一意經營臺灣，把臺灣當作自己的家，啟用了一批臺灣本土幹部，開啟了臺灣本土化和民主化的進程。臺灣的民主化也就是臺灣本土意識生根成長的過程，從這個意義說，蔣經國無意（抑或有意）做了那個破局者。
江胡二十三年，臺灣完成了民主轉型，政黨輪替成為常態，與此同時，臺灣也完成了獨立建國的思想輿論和組織的結構轉換，開始同大陸漸行漸遠。大陸這邊，經濟發展還是中心任務，顧不上去解決臺灣問題，雖然軍事上有很大發展，但同美國相比，差距還非常顯著。大概他們也有一種看法，認為只要大陸的經濟和軍事力量繼續發展，臺灣終究是跑不掉的。儘管如此，面對越來越成氣候的臺獨，大陸感到事態有些嚴重，於是在二○○五年，全國人大針對臺獨制定了《反分裂法》，試圖為將來在臺灣用兵有一個法律基礎。
習上臺後，中國的崛起速度以一種超出世人預期的方式推進，同時中國的軍力也有一個爆炸式的增長，這給了他統一臺灣的極大信心。習提出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制定兩個百年的奮鬥目標，要在二○四九年中共建政一百週年實現民族復興，完成現代化。雖然習沒有說二○四九年中國要實行統一，但這個民族復興的時間表實際也就為兩岸的最終統一劃定了一個最後的時間表，即在二○四九年完成國家統一。事實上，中共的理論家們在解讀習的中國夢和兩個百年奮鬥目標時，也是這麼明確宣稱的。
為什麼說民族復興目標的實現之日就是兩岸統一之時，是習要表達的含義呢？道理很簡單，屆時臺灣沒回歸，中共如何向它的國民解釋中國已經實現了復興？中共當然也可以說，雖然臺灣尚未回歸大陸，但中國實現了民族復興也是事實，因為那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可能確實比現在要高出很多。然而，這個說法要被國民接受，需要一個前提，即臺灣不尋求獨立，回到中共劃定的「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原則上來，這樣中共就可以解釋，臺灣儘管還不被大陸統治，但認同「一個中國」原則，承認「九二共識」，兩岸是分治而不是分裂，臺灣的治權雖沒有回歸大陸，但主權屬中國，這就等同回歸中國，也即臺灣在形式上回歸大陸是遲早之事。如果沒有這個前提，中共連這個自圓其說的解釋空間都沒有。除非中共屆時放棄自己設定的民族復興的時間表。這種可能性當然存在，如果在未來三十年中國內部發生了意料不到的大的社會動盪，阻滯或中斷了復興勢頭，中共也就無暇顧及臺灣。但假如真出現這種可能性，也不排除中共的統治階層通過發動臺海戰爭來轉嫁社會危機。所以二○四九年實現了民族復興的目標任務，在邏輯上也就必然意味著兩岸完成了統一。
不過，習也清楚，就算他長壽，能夠活到二○四九年，屆時他已是九十六歲的老人了，不可能還在統治中國，這個統一之功就落不到他頭上，那他之前所做的所有準備都在為別人做嫁衣。人總是很自私的，習也不例外。毛讓中國站起來，鄧讓中國富起來，習讓中國強起來，這是習標準的中國復興的三段論敘述，前兩段已成歷史，無人會質疑，可強起來則還是現在進行時。強起來的標準是什麼？最有力的說服人的標準就是兩岸統一，不論和統還是武統，臺灣回歸大陸，表明中國的國力達到連美國都奈何不了的程度，這當然是名副其實的「強起來」。如果這個事情在他手上完成，這就是蓋世之功，習就成了民族英雄，他在黨內的歷史地位將直追毛，甚至超越毛。而且，統一臺灣也將為中共贏得民心和長期執政的資本。可以說，沒有哪件事比得上兩岸統一更能確立習在中共和中國歷史上的榮譽和地位，對民眾和國家更具象徵意義。就此而言，可以把中國的民族復興簡化成能否統一臺灣。這對像習這類一心想建立歷史宏偉基業的前現代領導人，是非常具有誘惑力的。有種說法認為，習搞集權和獨裁的終極目標，就是要在任上解決臺灣問題。他不會把這個事情、也不會把這個榮譽留給他的繼任人。客觀說，習集權和獨裁的主要目的，還是要挽救共產黨，但臺灣也是其目標之一。
臺灣不但關係習的中國夢能否畫圓及其歷史定位，事實上也關係他退位或卸任後能否安享晚年。這些年他在黨內外樹敵太多，二十大更是組建一個清一色的權力班子，將團派和改革派澈底清理出局，從來沒有一個中共領導人，權力空前強大，卻像他這樣四面樹敵，幾乎將所有的權勢和利益集團都得罪了。這並不符合中共的歷史哲學，在這個意義上，他是一個非典型的中共領導人。但這也為他帶來了危險。現在他平安無事，是因為大權在握，反對派對他奈何不得。然而，一旦掛冠而去，他的敵人勢必要對他進行清算和政治反攻。但假如解決了臺灣問題，這件巨大的歷史功績將成為他的護身符，之前他所做的所有讓人不愉快的事情都會被人民一筆勾銷，人們只會記住他統一國家的功勳。任何人與他為敵，都是與人民和歷史為敵，在這種民意面前，那些對他恨之入骨的反對者不敢輕舉妄動，甚至很有可能他挾統一之功終身執政。
上面的論述告訴我們，習實際的兩岸統一時間表要大大地提前，這個時間應該是二○三五年。那時他接近八十三歲，以現在人的長壽，這個年齡還不算太老，如果身體健康，領導國家沒有問題。而他修憲的真實目的，或許不是要終身執政，而是再連任三屆，到二○三七年八十五歲時任期結束，把統治之棒交給他選定的接班人。也就是說，在他最後一個任期結束前要解決臺灣問題，而這個時間很可能在二○三五年。因為這一時間恰好是習規劃的中國全面建成現代化的第一階段。習將第二個百年實現中國的現代化分成兩個時間段，第一個時間段截止到二○三五年，初步建成現代化。他之所以如此設計，顯然是考慮到了他的年齡和任期問題，要在卸任退下來前即在二○三五年完成中國的統一大業。所以，二○三五年會是習實際的統一臺灣的最後日期，除非屆時外部環境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或者習的健康出了問題，否則他不會在這個時間點後把收回臺灣的任務交給他的繼任者去完成。
一人統治的體制，領袖的個人願望是判斷時局的重要因素，而習是一個確實想做事的人，他的野心和對歷史地位的渴望會讓他在臺灣問題上孤注一擲，儘管如此，有沒有一種可能，習最後放棄收復臺灣的計畫，不想青史留名。理論上當然不排除，但實際很難做到。毛可以把解放臺灣留給後人，無人敢質疑他的做法，也不損他的權威。鄧也可以不去統一臺灣，對他的權威一樣沒有損害。可習不能，如果他不去解決臺灣問題，想取而代之的人就會蠢蠢欲動，拿臺灣向他發難，他手下一大幫想建立軍功的將軍們也會對他不耐煩，有可能拋棄他。根本的原因就在於，毛鄧無須用臺灣在自己的功勞簿再加上一筆，他們早在成為最高領袖之前，就建立了全黨公認的累累功勳，已經有足夠的權威。事實上，在他們統治期間，臺灣確實不是他們考慮的重點，甚至都沒怎麼關注臺灣。而習現在的權威，是通過他的權力來保障的，不是像毛鄧一樣因為有功勳。儘管當局也一再宣揚他對中共改造的功勳，然而這種「功勳」難以得到黨內多數人的認可，人們怕他是怕他手中的權力，並不從內心服從他。如果他放棄統一臺灣，將來的中共歷史在記載他對黨的改造時，很可能把它作為敗筆而不是作為貢獻。所以習不能沒有臺灣來加持。
不過，統一臺灣畢竟茲事體大，並不完全取決習的個人願望，還要看外部環境允不允許，其中最關鍵的就是美國的態度。美國無疑會帶領它的一眾西方小兄弟來干預、阻擾大陸統一臺灣。最近幾年，中美的博弈和對抗，核心問題都是臺灣。要看到，臺灣不僅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它亦是美國的核心利益，因為假如美國失去臺灣，美國的霸權體系也就意味著解體，真正衰落。從這一點來說，美國在臺灣問題上也是輸不起的。中共當然更輸不起失去臺灣。因為一旦臺灣法理獨立，永久從中國分裂出去，中國就將永遠困於第一島鏈，中共就得承擔失去臺灣的後果，而這個後果它是擔當不起的，中共就只能解體。
習為建立不世之功，青史留名要統一臺灣，美國為了自己的霸權要支持和協防臺灣，干預中國統一，而臺灣脫離中國控制的願望越來越強烈，它根本不想和中國統一，這種局面下，習要統一只能是武統，或者武力威脅下的和統。後者是建立在中國非常強大的國力尤其軍力之上的，否則有美國的幫助，臺灣不會接受中國的武力威嚇。故而，中美為臺灣開戰的可能性非常高。考慮到這點，習統一臺灣的時間還會提前。俗話說，夜長夢多。臺灣問題拖得時間越長，未來的各種變數就越大，對中國的成本越高，對統一越可能不利。如果北京高層判斷在可見之未來中美都將處於競爭和對抗，那麼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和圍堵，關鍵會在未來五至十年。華盛頓也已做出政策宣示，要在未來十年美中競爭中戰勝中國。從而下面兩種情況無論哪種發生，習都會把武統臺灣提上日程表：一是中國在美國和西方的圍堵下用五到十年比較順利地解決在經濟特別是科技方面的一系列卡脖子難題，社會又沒有出現大的動盪；二是中國在這個時間段裡雖然下了很大努力，投入了非常多的資源建立內循環和科技自主，但還是未能在半導體產業等方面取得突破，假如這個時候美國的圍堵加重，對中國造成的損害跟打一場戰爭差不多，習很可能對臺灣下手。
二○二二年八月，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臺譯裴洛西）訪臺，給習提供了一個在臺海極好的展示武力的機會，解放軍進行了七天的圍臺軍演，將軍力延伸到臺灣，自此開始，當局進入了以武逼統階段，也可稱之為武統模式。所謂武統模式，包含但不等同武統，而是以武促統，武力不僅作為後盾使用，而且直接用來達成統一的目標，強調的是對武力解決統一問題的自覺性。和統也需要武力做後盾，但在武統模式下，武力直接用於促成統一。以武促統或者以武逼統在當局隨後發布的臺灣問題白皮書中也露出端倪。
中國政府迄今共發布了三份臺灣問題白皮書。同前兩份白皮書的最大不同，這份白皮書從過去的著眼於防獨，到現在的著眼於促統。白皮書從歷史、中共的使命以及民族復興的必然要求三個層面論述了中國為什麼必須統一臺灣。雖然白皮書沒有為兩岸統一設置具體時間表，並仍然強調中國願繼續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將和統視為優先選項，但當局也非常清楚，一國兩制在臺灣沒有市場，和統會被臺灣拿來和平拒統，所以，白皮書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非和平方式將是不得已情況下做出的最後選擇。白皮書也對民進黨官方操弄臺獨和「外部勢力」干擾兩岸統一做出了措詞相當嚴厲的指責。從白皮書的基調看，當局已經做好了武力解決臺灣問題的準備，促統不是沒有期限的，如果美臺踩到中國紅線，無限拖延統一，中國接下來會採取嚴厲反制措施甚至軍事行動的決心。這是習要通過白皮書向外界特別是美臺發出的信號。
臺灣問題的未來風險在於，華盛頓正試圖點燃危機的火藥桶，誘使中國提前攤牌。美國參議院外委會在二○二二年九月以高比率通過了《臺灣政策法》，普遍認為國會最終通過該法律是沒有懸念的，時間會在二○二三年上半年。在中國控制住香港和新疆後，美國在地緣政治上現在更依賴臺灣對付中國，臺灣牌的最大效用正在顯現，而民進黨政府顯然也有意識地配合美國打臺灣牌。之前華盛頓是用切香腸的方式不斷刺探北京的紅線，《臺灣政策法》則乾脆一步到位，亮出美國對臺灣的底牌。該法全面強化與臺灣的實質關係，完全掏空美中建交的一中原則，形同接管臺灣，如果它通過，美臺官方交往就完全沒有法律障礙，美臺建交也不再是不可能之事。故等於在臺海引爆了一顆核彈，勢必會引起中美新一波的劇烈衝突，迫使習提前解決臺灣問題。特別考慮到二○二四年美臺都進入總統大選，鑑於仇中反中已經成為美臺的「政治正確」，兩地的總統候選人和他們的政黨會做出什麼危險的舉動，從而導致兩岸和中美的攤牌，是完全可能的。因此，《臺灣政策法》在美參院通過後，美中臺三方都在探討二○二七年前臺海爆發戰爭的機率問題。
從習的角度說，就算他再忍耐，再有定力，也不能不做出強硬反應。中共二十大新一屆軍委組成「臺海幫」的全面上位，已經為接下來可能的兩岸和中美的軍事攤牌在組織和人事上做好了準備。這裡還必須提及他的人格和認知問題。本文後續對此會有詳細分析。習屬偏執型的人格和認知類型。他是一個既謹慎又自大的人，強調定力但在關鍵時刻也敢出手。香港就是一個現成例子，當初香港抗議最激烈的時候，有多少人不看好習，認為他會敗退香港，結果一部《國安法》把香港搞定。在習的認知裡，只要他認定的事情，就要去做，而且認為能夠做成，過去十年，這種事情不少。在臺灣問題上，當他判斷美臺勾連讓中國越來越陷入被動乃至無法再退，而且解放軍的軍事實力可以拿下臺灣後，在未來五年他大概率會使用武力企圖「一勞永逸」地解決臺灣問題，儘管這樣會遭受美國和西方的制裁。這是偏執型人格的獨裁者通常會採取的決策。
可以說，臺灣很難逃脫習的「魔掌」，兩岸終難免一戰，除非某種極意外的情況發生。這是臺灣的悲劇，或許也是中華民族的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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