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在獄中〉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宋英及兩位女兒在二三親友的陪同下，前往台北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看守所探望「複判後」的雷震。未料，雷震在一小時之前已被移至新店鎮安坑鄉國防部軍人監獄，宋英等人只好再匆忙乘車趕往新店。
第二天，雷震好友齊世英、夏濤聲、蔣勻田、胡秋原、夏道平、周棄子等七人，前往軍人監獄看望開始服刑的雷震，遭到獄方的拒絕，理由是「每週二、五的例行接見日，求見者以服刑人的親屬為限，朋友沒有必要時，監方可拒絕接見」。實際上，當局已下達有關指令，非親屬探望雷震，「一概得要先經申請，獲得國防部批准，否則免談」。
根據當時的規定，「軍人無論是受審判或服刑，都是按階級而有所不同的。非軍人而受軍法審判的，也依其身份職位比照軍人之待遇」。雷震仍是「國大代表」，相當於軍人「將軍」之銜，可住單人囚室。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條件比看守所好不了多少，許多設施尚不盡如人意。雷震因高大身材，軍人監獄中的床似乎太小，雷震讓家人送去自己平時睡的那張大床，還有一張桌子，一把籐椅，一張靠椅，以及一個洗澡盆。以雷震的身份，在這裡無需穿囚服，雷震最初兩次會見家屬時，穿的都是西服。後來天氣漸冷，雷震讓家人又送去棉袍。安坑在鄉下，早晚特別涼。在看守所時，家人經常會送一點小菜來。到了這裡，雷震覺得不甚方便，就關照家人不必再天天送了。宋英是每週五探監，如夫人向筠是每週二探監，孩子則分別隨宋英和向筠一起去。朋友們來探望雷震，往往由於見不到人，會留一點水果給他。
有一次，立法委員胡秋原 、成舍我偕雷夫人宋英一起來探監，胡、成二人硬是被擋在了門外。胡秋原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寫道，「儆寰兄：今日兄坐牢，不是壞事；唯坐牢之道，首須安心。安心之法，不外讀書與思想。一當讀輕鬆者，二當讀費腦筋者。蓋唯有用心深思，始能安心也。不得見，所欲告兄者如此……」
雷震在獄中發出的第一封家書，是入獄兩天之後。他讓宋英透過「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負責協商政治解決」，其辦法是「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希望我今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十天之後，再次致函宋英，「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與經國談談……這裡雖然特別優待，如果再住一二年，也是無法下去的」，信末特別交代「絕對秘密看完燒去不可留」。雷震一直認為此次當局之制裁「決心如鐵」，其關鍵癥結在於參與組黨，因此，想透過「政治協商解決」的方式，來改變目前的困境。應當說，這並非雷震此時萌發出來的「悔意」，而是不想「新黨」因此而胎死腹中，他在信中說「新黨我不能參加，希望他們成功」。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雷震在獄中致函胡適，為他的七十大壽提前祝賀，並向胡適索書，「本月十七日為先生七十大慶，我在獄中不能前來祝壽，謹寫此信代賀……賀壽不能無紀念品，我現在把『讀《胡適文存》校誤表』作為紀念品，向您敬呈……先生還有什麼書，請賜幾本，外國人的傳記（譯本）如有，請賜下幾本。我讀了一本中譯本《阿德諾傳》，給我啟發的地方甚多。」獲悉雷震在獄中開始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胡適感到十分高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宋英前往探監，胡適特意托她帶了一封信給雷震，其中說，「我很高興你能夠安心寫回憶的文字了，也很贊成你儘量寫得『白』。但不要學我，趙元任兄常說適之的白話是不夠『白』的」。
自雷震入獄，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適以心臟病猝發逝世的一年多裡，雷震先後給胡適寫過二十餘封信。一九六一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以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寓意，不言自明。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聶華苓始終認為「胡適的速死與雷案有關」，唐德剛說「雷震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歲。雷震自己也說，「胡適為我的事，是遭受了冤屈，但胡適本身也有錯誤，他不應該回台的，回來了即等於『甕中之?』，蔣中正就不會買他的賬，胡適也沒有辦法來對抗」。
雷震在獄中受到嚴密監視，有一個「雷震監視班」，共四人，輪流值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時與潮》雜誌刊發〈訪監委宋英女士問雷震獄中生活〉一文惹怒了當局，雷震旋被停止會見家屬達半年之久，《時與潮》雜誌也因此被迫停刊一年。這篇文章係《時與潮》記者對宋英的一次專訪實錄，同時附有「雷震獄中自勵詩」一首。宋英在專訪題記中特別感謝「所有海內外關心儆寰之好友的殷殷至情」，並借用《聖經》上的話，稱自己的丈夫「為義而受難」，他的冤屈將得到歷史最公正的評價。關於這首「雷震獄中自勵詩」及自己的心情，宋英這樣說：
這首詩，是儆寰……自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寄給我的。我讀了他的這首詩後，覺得他在監獄中的心情，已逐漸平和下來，這點對我來說，自是一件最可欣慰的事。儆寰以垂老之年，坐牢已快三年了。自他被捕入獄至今，一直受到海內外甚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同情和關懷，我個人亦常受到許多友好的熱誠安慰和幫助……一般說來，一個坐牢的人，心情總是不好受的；儆寰坐牢，難免亦是如此；所以儆寰常說自己是個「受難」人。儆寰以所謂「文字叛國罪」被捕的情景，對我來說，真是歷歷在目，有如昨日之事一樣，但它畢竟已是兩年以前的事了，再來舊事重提，似乎無此必要。至於儆寰坐牢，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如聖經上所說「為義而受難」，這自然只有訴諸世人的公道與良心，和留待後來歷史的判斷……最近，又承《時與潮》雜誌記者先生來訪，承其關心儆寰，探詢他的獄中生活至詳。臨時乃將儆寰寄我已快半年的這首詩，順便交請《時與潮》雜誌發表。
從對宋英的這篇專訪中，可瞭解到雷震前三年的獄中生活主要以寫作為主，多是回憶類的文字。宋英對記者說，「據我觀察，談不到寫作興趣的高低，只能說他精神來得及時就寫……這是一個獄中人寂寞時惟一使用（或發洩）精力靈感的方法和方式。他曾告訴我，寫起來幾千字，還是沒有困難；哪一天精神不濟了，就休息不寫。」當記者問及雷震獄中健康問題，宋英說，「還算好。你想，他到底是六十七歲的人了，再好也沒法與青年人相比。何況他有風濕病，氣候一變化，他就免不了痛苦……」記者又問，先生與入獄前相比有什麼顯著不同，宋英以兩年多來會見雷震時觀察所得，告訴記者「他現在安靜得多了」，「人生經驗比以前更豐富了，容忍的修養更高深了，觀察事理更深入了」。
雷震患有多年失眠症，一直困擾他的健康。宋英對記者說，雷震在入獄後一段時間裡每天確實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後來因為購買不方便，以及他有意要藉此機會擺脫安眠藥的糾纏，就像一般人戒煙一樣地把『藥』戒掉了。現在他已完全可以不需藥片而能安眠了」。記者詢問當時那場「中西文化論戰」雙方主角 由論爭而訴諸法庭一事，雷震在獄中對此案十分關注，宋英解釋說，「那是雷先生看報知道打筆戰打進法庭，他向來的性情愛關心朋友，便在給我的一封信上順便提了一句，說他認為那件官司打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囑我見到胡秋原先生時，就說儆寰誠意勸胡先生千萬不要繼續打官司，如果不是他在獄中，他一定要給雙方調解息爭」。
記者提出想看一看這封信，宋英表示這是一封夫妻私函「不便公開」。不過，她又說：「我可以把雷先生附有識言的一首詩交給你發表。因為那首詩是〈自勵詩〉，足以說明他的心境和修養的進度。詩後的跋語，等於是一篇日記，可以讓關心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生活情形而放心。那是他親筆寫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時與潮》雜誌第一百六十六期刊表了雷震的這首〈自勵詩〉（附跋），全文如下：
九月九日夜夢到胡適之先生所示容忍與自由因成自勵詩一首。
無分敵友，和氣致祥，多聽意見，少出主張。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見，民主是張。批評責難，攻錯之則，虛心接納，改勉是從，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不飾非；不說大話，不自誇張，少說多做，功成不居。毋揭他人短，毋揚自己長，毋追懷既往，毋幻想將來。忠於信守，悉力以赴，只顧耕耘，莫問收穫。虛心無愧，毀譽由人，當仁不讓，視死如歸。做人和處世，皆賴之以進；治國平天下，更非此莫成。
九月五日夜，颱風肆虐，居室浸水，物件凌亂，黴氣四溢。七日亞英（即宋英，作者注）探視，送來書架一只。九日天晴，乃抖擻精神，將書籍文稿，衣履被服，碗櫥炊具，藥瓶壺盂，以及??罐罐，全部搬到室外曝曬，洗刷拭淨，然後一一搬回室內，上午十二時完畢。其間雖有一人相助，而大部分工作是我一人任之，跑進跑出，不下百次之多。午間小睡後，又趕寫今日應寫的回憶文字，成二千五百字，復利用休息時間，將書籍放到書架上，並略事整理。其他物件，亦均一一放到適當地方，其間曾準備午晚兩餐。晚飯後又洗衣三件。因之精疲力竭，頭昏眼花，晚間運動因而停止。九點鐘即上床休息。不意橫身酸痛，皮膚發燒（太陽曬的），疲勞過甚，竟不能成眠。十一時半又起床出外散步，腹餓吃餅乾兩塊，然後上床再睡。在迷迷糊糊中，忽然夢到適之先生告訴我們「容忍與自由」的意思，因成詩一首，藉以明志自勉。
《時與潮》這篇溫和、平實的專訪遭到台灣當局的責難。《時與潮》是雷震老友齊世英以「立法委員」身份辦的一個黨外刊物，此時齊世英已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多年。雷震說，「蔣氏父子認為這是諷刺語，即下令《時與潮》停刊一年，我則停止接見，不准帶冰箱和電扇。我的停止接見未付期限，一下子停止接見半年，這又是大大違法的」 。雷震在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中有「《時與潮》載有陶元珍教授〈讀雷儆寰代表（震）獄中詩〉」之記載，第二天，收到老友徐復觀〈讀儆寰獄中詩感賦〉的抄件，足見這首〈自勵詩〉感人至深。
雷震在獄中為爭得自由閱讀報刊合法權利，與獄方做過一番堅決抗爭。軍人監獄規定訂閱的報紙是黨報和軍報。雷震不願看官方刊物，要求訂閱《聯合報》以及一份英文的《中國郵報》。經過兩個月的審核，方才獲准。獄方對於書刊的閱讀管制特別嚴格，雷震所訂《聯合報》，除負責檢查報紙的保防室外，其他受刑人，甚至獄吏、獄卒一律不許看。在那段時間，獄方只要提及《聯合報》，常稱之為「同路報」，意即「自由派的同路者，思想有問題」的報紙。獄官告訴雷震，獄吏和獄卒為了也能瞭解社會大事，常跑到新店公路局車站內看張貼在公告欄上的「同路報」。
雷震在《雷案回憶》和《獄中十年》等書中，經常提及在獄中閱報時的遭遇和不堪心情。獄方雖然特別核准他在獄中訂閱《聯合報》，對每天的報紙仍加以嚴格檢查，並不時查扣，雷震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自己的閱報權，其中有若干記載：
《聯合報》常常要到下午才送來，上午要經過保防室檢查，其實他們也要看這些同路報，而不要看那些成天歌功頌德的黨報和官報。
可是保防室的檢查，常常扣去一天，我就抗議：不見得報上所載全部我都不能看吧？
於是保防室改變辦法，抽出不給我看的那一張。
我又抗議：難道全張都是不能給我看的嗎？
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准我看的那一部分剪去了。
我再又抗議：保防室不准我看的，只有一則新聞，這一剪去一塊，我連背面可以看的也就看不到了。於是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要給我看的那一部分用油墨塗去，如何用水洗刷也洗不掉。
雷震被捕之初，確實受到過軍方在某些方面的「優待」。宋英承認「雷先生自入獄後，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獄中生活那樣苦（例如挨打、受辱和做苦工），但也沒有得到家屬親友特別的照顧（例如「監犯有接見任何家屬親友的便利」）……我每禮拜按軍獄的規定，給他送兩次菜去。」 當局無疑知道此次逮捕雷震在海內外引起的震動和反應，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作採用一些辦法來緩解雷震的情緒，對他在獄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儘量給予滿足。
還在看守所時，所長張福慶對雷震透露過，「雷先生過去對於國家有很大的貢獻，這次事情，理由並不充分，自『雷案』發生後，外國的報刊，包括香港在內，對於政府和國民黨，甚至蔣總統都抨擊甚烈，說是『蔣總統鑄下了一項最大的錯誤』。逮捕雷先生是蔣總統下的手令……為補救起見，關照我們對雷先生特別優待，我們自然要照辦的。」 雷震大發感慨，「我聽到這一段話，馬上聯想到許多人所說『外國的月亮圓些！』這話卻不無道理，這些諷刺的話，當是由經驗而來，我的優待就是受了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之賜！」
自發生〈自勵詩〉事件，獄方對雷震的態度立即有所改變，監控得更加嚴密。李敖曾托宋英女士將其新作《胡適評傳》送給獄中的雷震，此書一審查就是十九天。這本《胡適評傳》讓雷震看了許多天，他還將書中「錯誤的地方均一一記出，將來可交給李敖」。
雷震在獄中十年，軍人監獄更換過四位監獄長。他回憶道：
第一位是李玉漢，據說是特務出身，我未見到過；第二位叫做馬光漢，他任軍監監獄長三年，每年倒是來囚室給我拜年，他是對我特別客氣，他知道我是被蔣氏父子誣陷，下令而坐牢，我本身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每年來給我拜年，對其他受刑人當然無此禮貌，和其他監獄長對受刑人是一樣的態度，依然是「牢頭禁子」的作風。第三位姓趙，做了好多年，我根本沒有見過。第四任監獄長叫做「洪濤」（即洪破浪，作者注），係憲兵出身……洪濤任監獄長後作風大變，對待受刑人的態度則大為和善，受刑人都覺得這位監獄長有人性，是一個人，不是牢頭禁子，對我也特別客氣……洪濤到任之後，對於受刑人也舉行「生日會」，使受刑人也得到一點溫暖……受刑人的生日會是在監獄的禮堂中舉行，洪濤和許多監獄官親自參加……我是受蔣氏父子下令不准和大眾見面，所以給我添了幾樣菜，由我一人在監房中吃。這雖是美中不足的事，但不能責怪洪濤，那是他不敢違背獨裁者的命令，除非他不想做官，不要這條命。
以雷震坐牢的親身體會，發現在軍監中態度最為惡劣、最不講道理、又無法律觀念的機構當屬「保防室」。「保防室」名義上屬於軍人監獄政治處代管，實際上是一個特務機構，隸屬蔣經國管轄之下的一個安全室，在軍監中誰也管不了它。「保防室」對雷震特別苛刻，「我所接見的人，要它核可，我除掉家屬和親屬外，任何人也不許接見，連家中燒飯伙夫送菜來時，也不許我接見」。每次會見家屬時，只有三十分鐘，兩部答錄機同時錄音，更有人在一旁監視。立法委員、原「軍統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軍監探人，提出順便見一見雷震，同樣遭到拒絕。王新衡只好留下名片一張，以示來過了。就是這張小小的名片，「保防室」從未交給雷震。雷震出獄後，一次與王新衡閒聊，才得知當年還有過這樣一件事。
「保防室」檢查受刑人書信更是苛刻，近乎不可理喻，「凡有一語他們認為不妥者，就不給你看，或不給你發出。實際上在檢查書信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半瓢子水的外役，自己的肚子裡是半通不通的，他們只知道從嚴，只會挑剔。我的來信，看了一遍，馬上就收回去了 ，存放在保防室那裡……我刑滿出獄前幾天，我要索回存在保防室的來信，可是來信不多。在這十年坐牢中，何止一兩百封信呢，只還了二十幾封……殷海光有一封長信，有十頁之多，這封信我記得很清楚，而殷海光在我出獄前的前一年已去世，我要留這封信作為紀念，故一再向保防室提出要求退還此信，他們一概置之不理，仗著他們是蔣經國培植出來的特務，可以無法無天而不顧一切。」
牢中十年，讓雷震沒有想到的是，軍人監獄內腐敗之事，筆不勝書，貪污之奇，「也和政府一樣，最不貪污的監獄長，只要蓋上三、五幢房子，所得就極為可觀……其他如軍監的各工廠購買原料和出售成品，官兵及囚人的伙食費……有的彼此利益均沾，有的則主持者獨吞其款」。雷震說，若不是蔣氏父子將他不折不扣的關了十年，否則，還不會知道軍人監獄中的腐敗情形 。當局對軍監的意識形態控制得相當嚴密，那些低階獄卒，表面上唯唯諾諾，實際上，對國民黨早已心懷不滿，每次軍人監獄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黨員大會」，「黨歌」響成一片，背後卻有人大罵，切齒痛恨。「有一次正遇上一個護士（軍中護士均是男的，同為士兵）給我打針時，我問他何以不去參加？打針遲一點沒有關係。不料那個護士卻氣沖沖地對我說：『哪個人要去參加這些流氓集團？』」。
若論坐牢，雷震早有預感，畢竟是國民黨高官而淪為「階下囚」的，幾十年來，他在國民黨內部，經歷過太多的風風雨雨，對當局打壓異己之手段無所不知，此次坐牢完全因其理念與體制相悖所致，而且純屬「政治構陷」，因此，他的心態較之一般犯人相對平靜和從容。不過，作為當局重要的政治犯，漫長的鐵窗生涯，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與普通犯人毫無二致，雷震在信中對如夫人向筠說，「第一次看眼睛（指眼疾，作者注），如此困難，失去自由的人，多可憐啊！」他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正如馬之驌所說「雷震坐牢十年，之所以能保存了性命，他惟一的『哲學』是他能『欣賞坐牢』」。雷震出獄後，歷史學家唐德剛與他見過一面，兩人談了很多，從中大致可瞭解到雷震當年在獄中的真實心態，唐德剛這樣記述：
這次我與雷先生談了兩個多鐘頭，甚為投契。他告訴我一個人做人要有骨頭，也要有修養。坐牢就要有修養；他說他坐牢十載，左右隔壁的難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有什麼秘訣呢？」我問。「要欣賞坐牢嘛！」雷說時微笑。他說他左右鄰難友都煩躁不堪，一個不斷傻笑，另一個終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結果一個一個死掉。「我想我如不拿出點修養來『欣賞坐牢』，我一定跟他們一樣死掉……」雷說他用修養克制自己，終於神經還能維持不錯亂，而終於「活著出來」。
雷震「欣賞坐牢」的心態，並非一開始時就有。初到看守所時，因憤懣於蔣氏父子對他的「政治構陷」，整整三天未吃任何東西，連一口水也未喝過，打算絕食而死，以示抗爭。後來想到「事情尚未搞明白就絕食而死，蔣氏父子可能誣我『畏罪自殺』，那就太不值得了」。女兒雷美琳回憶，「我父親自己在牢裡頭，他也很注意自己，每天該吃什麼吃什麼，他也不是很消沉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寫這個回憶錄，就是說他有一個事情做，有一個目標的話，他就沒有那麼煩躁。」
儘管如此，以雷震的個性，在獄中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但骨子裡仍對蔣介石將他送入大牢感到憤激。他時常想到自己從事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完全是為了台灣和政府的進步，最後遭如此「政治構陷」，不免內心痛楚。他在獄中寫道：有人告訴我說，「雷公，你是逃不了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這一關的，你總是要坐這個牢的，政府對於輿論的控制，出版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乃是並行的兩道鉗子，如果覺得出版法的控制不夠勁，就使用最後法寶的懲治叛亂條例，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懲治叛亂條例在平時則是備而不用。」
在獄中，雷震多次夢見胡適，可見對先生情感至深，也可見胡適對他的影響最大，以下這篇獄中日記寫於胡適去世一月之後：
昨夜睡得迷迷糊糊，做夢遇到胡先生，好像在上海八仙橋上海銀行樓上，又好像在南港，又好像在自由中國社，做了一晚上的夢。他勸我放棄搞政治，他說我是搞民主政治的健將，今日時候不到，在台灣不適合，這裡根本無民主政治，所以英雄無用〔武〕之地。勸我今後連政治也不要談。他又說過去不來看我，是怕觸怒了蔣先生，其目的是為我。又說他沒有幫到忙，很抱歉，勸我忍耐，勸我逆來順受，勸我放棄搞政治和談政治，勸我從事著述，說我是研究憲法的，中國憲法書很少，勸我寫一部巨著，臨走時勸我保重身體，坐牢人以身〔體〕為重，這樣迷迷糊糊了一晚。醒了一身汗，我想今後還是脫離政治吧！左舜生就退出政治，我也應該這樣。
雷震入獄的後五年，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毛病，軍監醫生查出他已患有前列腺炎，「解小便時即感很不暢通，有時很吃力」，申請出獄做手術的手續十分煩瑣，再加上家中沒有治療費，此事就拖了下來，一直未能得以及時治療，出獄不久，即惡化為前列腺癌。此時雷家經濟狀況十分糟糕，雷震的「國大代表」津貼被取消，其子雷德成患有重病，前後大小手術二十餘次，「最後兩腿全被鋸掉，僅剩軀體」。雷震被關在新店，雷德成住在榮總，一南一北，宋英兩地奔波，孩子們看在眼裡，說母親最可憐，真是筋疲力盡了。雷震在獄中日記中也說，「我想到她過去常說，她總有一天要送牢飯的，有許多事情她比我看得清楚，我還是太天真啊……」
雷德成的病是二十歲那年馬祖服兵役時落下的。馬祖地區只是幾個荒涼的小島，駐軍沒有什麼設施，軍營十分簡陋，海邊搭一個棚子，前後通風，沒有門障，地上鋪著榻榻米，只有一條軍毯。
雷德成與父親一樣，個子高大，軍毯太短，蓋了上身，就遮不住下身，軍醫說是得了風濕性麻痹症。雷震夫婦向當局五次提出請假讓其回台醫治，都未予核准。雷震此時與當局的關係已然緊張，雷德成遂成這場政治衝突中第一個遭遇肉體打擊的人。三年後退伍回到台北，已是完全不能行動。雷震當時找到前衛生署長施純仁大夫進行手術，未獲成功。
在美國的姐姐雷德全，十分心疼這個弟弟，建議母親將其送來美國治療，並說已在羅斯福醫院為他找好了醫生。「母親將全部有關羅斯福醫院所提出的文件，送交當局，準備去辦出臺手續，幾個月下來，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從側面打聽，也不得要領。後來才證實德成弟弟領不到護照，因為當局認定他已是殘廢，政府不能允許殘廢的人出國，當我聽到這一個消息，真是心內咯血，眼冒火花……當局會怕我們在德成弟弟到了美國之後，暴露給新聞界他的一切不幸遭遇，而影響政府的顏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雷震出獄前一年，雷德成不幸早逝，「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他的一生還沒有開始，卻在極權專制的政治鬥爭中被犧牲了」，雷震獄中得知，老淚縱橫。
雷震身陷牢獄十年，失去人身自由，在高牆之內，除獄中兩次嫁女無法參加外 ，還有幾件令他痛苦不堪的事：
第一件：下獄數年後，老友高玉樹以無黨派身份高票再次當選第五屆台北市市長 。在獄中，每當雷震聽到很多人在痛罵國民黨為「狗民黨」時，心中不免戚戚焉，確實「難過之至」。雷震二十歲時即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直至被開除黨籍，前後有三十七年黨齡。當看到自己曾經投效多年的政黨被無數人批評或憎恨，不免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應當說，這很真實。「這一晚上，聽到離我囚室不遠的斜坡上，人聲鼎沸，我遂出來看看，見到許許多多充當『外役』的囚人，一堆一堆的群集在那裡，拍手狂歡，狀若得到了『愛國獎券』頭彩似的，其欣喜若狂的樣子，好像發了瘋一樣。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跑過去問問他們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的頭彩？他們爭先恐後地對我說道：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我們高興之至，因為『狗民黨』已失去了台灣的民心。』」 獄友們的肺腑之言，雷震慨然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竟是一個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二件：一部近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在出獄前兩月被強行沒收。對雷震來說，撰寫這部回憶錄是獄中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是抗日初期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或抗戰勝利後，從「國共和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及至「制憲國大」，雷震均為重要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對那一段潮起潮落的歷史真貌，應當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當時獄方奉命將雷震的囚室搜索一空，連一張紙片也未留下。幾十年後，台灣政治大學研究員洪茂雄針對「前東德國安部機密文件展覽」一事，在《自由時報》上撰文，「反觀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有不少懸案迄今仍不明不白，如一團迷霧。諸如：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當雷震準備離開黑牢前夕，他憑其堅定不屈的意志在獄中夜以繼日所完成的回憶錄卻不翼而飛，無故沒收，甚至予以銷毀。雷氏出獄後，還相當長一段時間遭監視，形同軟禁。試問，雷震的冤獄始末，誰該負起責任，還其清白？」
第三件：雷震刑滿行將出獄，當局卻提出要有雙重保人，並須簽署一份「誓書」，保證出獄後「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雷震遭此節外生枝，對於坐滿十年冤獄的他來說，內心痛楚可想而知，表示不願出獄。「要我在出獄前立下『誓書』，始能於十年刑期終了時開釋，否則不得出獄。我因為『於法無據』，一再拒絕。我說『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並未附有任何條件。因而，我不肯做『違法』的『法外』之事……於是軍監又通知我妻，要她來監勸我接受這件『法外』的規定。迨我的妻女來監勸我時，我還是拒絕，她們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我總是無動於衷……我妻不得已，乃請於民國三十八年春，在上海保衛戰中，出生入死，共過患難的谷正綱先生來軍監勸我接受，並勸我要可憐我妻這十年間所受的煎熬和痛苦……過了兩三天，王雲五、陳啟天、谷正綱三位先生來到軍人監獄要我出具誓書時……我看到八十以上的老人王雲五先生這麼遠跑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有含淚而寫」。
所謂「雙重保人」，是指具有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出面作保。第一種，乃直系親屬，雷震的選擇是：女婿陳襄夫，時任台灣「中央信託局」高級主管；侄女婿毛富貴，時任台灣鐵路局運務處主管；內姨侄程積寬，原《自由中國》社職員。第二種，乃政治的社會人士，雷震的選擇是：老友王雲五，時任國民大會代表，曾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青年黨領袖陳啟天，前經濟部長，時任青年黨中央主席團成員；國民黨高幹谷正綱，時任大陸救濟總會理事長。
臨將出獄前，對於軍監強取他的稿件、日記等，雷震怒不可遏，五次給監獄長洪破浪寫抗議信，對軍監違法亂紀行為表示嚴重不滿，其中一封抗議信這樣說：
七月二十三日軍監強取了我的稿件、日記，經保防室剪塗過的報刊及自來水筆和台幣等等之後，再加以次日停止接見的不當處分，我的精神上已因此而遭到重大的打擊，故連日服安眠藥和鎮靜劑了，此事可詢問彭醫生……我已坐牢了，生死一切均掌握在軍監的手掌之中，我之受到軍監的折磨和打擊，自在意想之中……我這一次所爭者為法律，為人權，並非坐牢而不安分守己。蔣總統一再訓示部屬要「守法」，而軍監又是一個執法機關，一切自應依法辦事，我們擁護領袖，就必須依照他所訓示的「守法」等等切實去做，僅僅喊喊口號、貼貼標語是算不得擁護的。「知恥」也是蔣總統的訓示，那麼，一切依法辦事才是「知恥」，而違法亂紀就是「無恥」。台灣環境誠然特殊，但是蔣總統叫人「守法」，是在台灣說的，不是在大陸說的，就是要在特殊環境之下實行法治。
我向軍監索取我的稿件，能說這是「不合作」嗎？是不是軍監要我做耶穌，人家打了你的右臉，你還要把左臉再送給人家打啊？現在長話短說：一、軍監如不把不依法而強取的稿件、日記等等還給我，我是不會出獄的；二、《監獄行刑法》上有規定的，我一定照做不誤，其他沒有規定的，我一樣也不做。即使不讓我出去，也是如此。
儘管如此，高牆之內，鐵窗之下，同情雷震的不乏其人。某個深夜，雷震收到過一張偷偷送來的紙條，特別注明閱後立即毀掉，「千萬不可保存，萬一查出筆跡來了，他們要受到嚴厲的處分」。紙條這樣寫道：
德不孤，必有憐，願先生勿因此而氣餒，太公舉於渭水，夷吾囚於士，國父蒙難於英，皆先賢雖殊途而同歸也，凡此三賢，未嘗不先難後獲，危然後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巧立名目，圖窮匕見而已，凡有血性而志在救中國之人，思念先生至此，未嘗不泣血椎心，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後生之心，願先生因此保重玉體健康，繼而異日負救苦難國家而不辭使命而已矣 。
雷震將此內容抄在老友端木愷送給他的那本《聖經》包皮紙裡面，將原件銷毀。端木愷時任東海大學校長，他是著名律師和法學家，雷震被判刑時，他委託梁肅戎作為辯護。雷震入獄後，端木愷特意送來一本《聖經》，「這是他多年來，每天必讀的，送給儆寰兄在苦難中閱讀」，端木愷還把舊約羅馬書第五章二至五節寫在這本《聖經》的封底上，「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明理，明理不至於羞恥……」端木對雷震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受到很大的安慰。十年之後，雷震把這本《聖經》帶出了監獄。
一九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上午九時許，宋英及兩位女兒在二三親友的陪同下，前往台北青島東路警備總部看守所探望「複判後」的雷震。未料，雷震在一小時之前已被移至新店鎮安坑鄉國防部軍人監獄，宋英等人只好再匆忙乘車趕往新店。
第二天，雷震好友齊世英、夏濤聲、蔣勻田、胡秋原、夏道平、周棄子等七人，前往軍人監獄看望開始服刑的雷震，遭到獄方的拒絕，理由是「每週二、五的例行接見日，求見者以服刑人的親屬為限，朋友沒有必要時，監方可拒絕接見」。實際上，當局已下達有關指令，非親屬探望雷震，「一概得要先經申請，獲得國防部批准，否則免談」。
根據當時的規定，「軍人無論是受審判或服刑，都是按階級而有所不同的。非軍人而受軍法審判的，也依其身份職位比照軍人之待遇」。雷震仍是「國大代表」，相當於軍人「將軍」之銜，可住單人囚室。新店安坑軍人監獄條件比看守所好不了多少，許多設施尚不盡如人意。雷震因高大身材，軍人監獄中的床似乎太小，雷震讓家人送去自己平時睡的那張大床，還有一張桌子，一把籐椅，一張靠椅，以及一個洗澡盆。以雷震的身份，在這裡無需穿囚服，雷震最初兩次會見家屬時，穿的都是西服。後來天氣漸冷，雷震讓家人又送去棉袍。安坑在鄉下，早晚特別涼。在看守所時，家人經常會送一點小菜來。到了這裡，雷震覺得不甚方便，就關照家人不必再天天送了。宋英是每週五探監，如夫人向筠是每週二探監，孩子則分別隨宋英和向筠一起去。朋友們來探望雷震，往往由於見不到人，會留一點水果給他。
有一次，立法委員胡秋原 、成舍我偕雷夫人宋英一起來探監，胡、成二人硬是被擋在了門外。胡秋原只好留下自己的名片，在反面寫道，「儆寰兄：今日兄坐牢，不是壞事；唯坐牢之道，首須安心。安心之法，不外讀書與思想。一當讀輕鬆者，二當讀費腦筋者。蓋唯有用心深思，始能安心也。不得見，所欲告兄者如此……」
雷震在獄中發出的第一封家書，是入獄兩天之後。他讓宋英透過「總統府」秘書長張群「負責協商政治解決」，其辦法是「我不參加反對黨，自由中國社改組……希望我今後脫離現實，過一點寫作生活」。十天之後，再次致函宋英，「政治解決，除『總統』外，恐要與經國談談……這裡雖然特別優待，如果再住一二年，也是無法下去的」，信末特別交代「絕對秘密看完燒去不可留」。雷震一直認為此次當局之制裁「決心如鐵」，其關鍵癥結在於參與組黨，因此，想透過「政治協商解決」的方式，來改變目前的困境。應當說，這並非雷震此時萌發出來的「悔意」，而是不想「新黨」因此而胎死腹中，他在信中說「新黨我不能參加，希望他們成功」。
一九六○年十二月十四日，雷震在獄中致函胡適，為他的七十大壽提前祝賀，並向胡適索書，「本月十七日為先生七十大慶，我在獄中不能前來祝壽，謹寫此信代賀……賀壽不能無紀念品，我現在把『讀《胡適文存》校誤表』作為紀念品，向您敬呈……先生還有什麼書，請賜幾本，外國人的傳記（譯本）如有，請賜下幾本。我讀了一本中譯本《阿德諾傳》，給我啟發的地方甚多。」獲悉雷震在獄中開始寫一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胡適感到十分高興。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宋英前往探監，胡適特意托她帶了一封信給雷震，其中說，「我很高興你能夠安心寫回憶的文字了，也很贊成你儘量寫得『白』。但不要學我，趙元任兄常說適之的白話是不夠『白』的」。
自雷震入獄，至一九六二年二月胡適以心臟病猝發逝世的一年多裡，雷震先後給胡適寫過二十餘封信。一九六一年陰曆五月二十六日，雷震六十五歲生日，胡適想念獄中的雷震，手書南宋詩人楊萬里的詩（桂源鋪）以相贈：「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其寓意，不言自明。第二年，胡適就去世了。聶華苓始終認為「胡適的速死與雷案有關」，唐德剛說「雷震案」之後，胡適好像一下子老了二十歲。雷震自己也說，「胡適為我的事，是遭受了冤屈，但胡適本身也有錯誤，他不應該回台的，回來了即等於『甕中之?』，蔣中正就不會買他的賬，胡適也沒有辦法來對抗」。
雷震在獄中受到嚴密監視，有一個「雷震監視班」，共四人，輪流值班。一九六三年四月二日，《時與潮》雜誌刊發〈訪監委宋英女士問雷震獄中生活〉一文惹怒了當局，雷震旋被停止會見家屬達半年之久，《時與潮》雜誌也因此被迫停刊一年。這篇文章係《時與潮》記者對宋英的一次專訪實錄，同時附有「雷震獄中自勵詩」一首。宋英在專訪題記中特別感謝「所有海內外關心儆寰之好友的殷殷至情」，並借用《聖經》上的話，稱自己的丈夫「為義而受難」，他的冤屈將得到歷史最公正的評價。關於這首「雷震獄中自勵詩」及自己的心情，宋英這樣說：
這首詩，是儆寰……自新店安坑軍人監獄寄給我的。我讀了他的這首詩後，覺得他在監獄中的心情，已逐漸平和下來，這點對我來說，自是一件最可欣慰的事。儆寰以垂老之年，坐牢已快三年了。自他被捕入獄至今，一直受到海內外甚多識與不識的朋友的同情和關懷，我個人亦常受到許多友好的熱誠安慰和幫助……一般說來，一個坐牢的人，心情總是不好受的；儆寰坐牢，難免亦是如此；所以儆寰常說自己是個「受難」人。儆寰以所謂「文字叛國罪」被捕的情景，對我來說，真是歷歷在目，有如昨日之事一樣，但它畢竟已是兩年以前的事了，再來舊事重提，似乎無此必要。至於儆寰坐牢，究竟是「罪有應得」，還是如聖經上所說「為義而受難」，這自然只有訴諸世人的公道與良心，和留待後來歷史的判斷……最近，又承《時與潮》雜誌記者先生來訪，承其關心儆寰，探詢他的獄中生活至詳。臨時乃將儆寰寄我已快半年的這首詩，順便交請《時與潮》雜誌發表。
從對宋英的這篇專訪中，可瞭解到雷震前三年的獄中生活主要以寫作為主，多是回憶類的文字。宋英對記者說，「據我觀察，談不到寫作興趣的高低，只能說他精神來得及時就寫……這是一個獄中人寂寞時惟一使用（或發洩）精力靈感的方法和方式。他曾告訴我，寫起來幾千字，還是沒有困難；哪一天精神不濟了，就休息不寫。」當記者問及雷震獄中健康問題，宋英說，「還算好。你想，他到底是六十七歲的人了，再好也沒法與青年人相比。何況他有風濕病，氣候一變化，他就免不了痛苦……」記者又問，先生與入獄前相比有什麼顯著不同，宋英以兩年多來會見雷震時觀察所得，告訴記者「他現在安靜得多了」，「人生經驗比以前更豐富了，容忍的修養更高深了，觀察事理更深入了」。
雷震患有多年失眠症，一直困擾他的健康。宋英對記者說，雷震在入獄後一段時間裡每天確實需要安眠藥才能入睡，「後來因為購買不方便，以及他有意要藉此機會擺脫安眠藥的糾纏，就像一般人戒煙一樣地把『藥』戒掉了。現在他已完全可以不需藥片而能安眠了」。記者詢問當時那場「中西文化論戰」雙方主角 由論爭而訴諸法庭一事，雷震在獄中對此案十分關注，宋英解釋說，「那是雷先生看報知道打筆戰打進法庭，他向來的性情愛關心朋友，便在給我的一封信上順便提了一句，說他認為那件官司打也不會有什麼結果，囑我見到胡秋原先生時，就說儆寰誠意勸胡先生千萬不要繼續打官司，如果不是他在獄中，他一定要給雙方調解息爭」。
記者提出想看一看這封信，宋英表示這是一封夫妻私函「不便公開」。不過，她又說：「我可以把雷先生附有識言的一首詩交給你發表。因為那首詩是〈自勵詩〉，足以說明他的心境和修養的進度。詩後的跋語，等於是一篇日記，可以讓關心他的朋友們知道他的生活情形而放心。那是他親筆寫的。」一九六三年四月一日出版的《時與潮》雜誌第一百六十六期刊表了雷震的這首〈自勵詩〉（附跋），全文如下：
九月九日夜夢到胡適之先生所示容忍與自由因成自勵詩一首。
無分敵友，和氣致祥，多聽意見，少出主張。容忍他人，克制自己，自由乃見，民主是張。批評責難，攻錯之則，虛心接納，改勉是從，不怨天，不尤人，不文過，不飾非；不說大話，不自誇張，少說多做，功成不居。毋揭他人短，毋揚自己長，毋追懷既往，毋幻想將來。忠於信守，悉力以赴，只顧耕耘，莫問收穫。虛心無愧，毀譽由人，當仁不讓，視死如歸。做人和處世，皆賴之以進；治國平天下，更非此莫成。
九月五日夜，颱風肆虐，居室浸水，物件凌亂，黴氣四溢。七日亞英（即宋英，作者注）探視，送來書架一只。九日天晴，乃抖擻精神，將書籍文稿，衣履被服，碗櫥炊具，藥瓶壺盂，以及??罐罐，全部搬到室外曝曬，洗刷拭淨，然後一一搬回室內，上午十二時完畢。其間雖有一人相助，而大部分工作是我一人任之，跑進跑出，不下百次之多。午間小睡後，又趕寫今日應寫的回憶文字，成二千五百字，復利用休息時間，將書籍放到書架上，並略事整理。其他物件，亦均一一放到適當地方，其間曾準備午晚兩餐。晚飯後又洗衣三件。因之精疲力竭，頭昏眼花，晚間運動因而停止。九點鐘即上床休息。不意橫身酸痛，皮膚發燒（太陽曬的），疲勞過甚，竟不能成眠。十一時半又起床出外散步，腹餓吃餅乾兩塊，然後上床再睡。在迷迷糊糊中，忽然夢到適之先生告訴我們「容忍與自由」的意思，因成詩一首，藉以明志自勉。
《時與潮》這篇溫和、平實的專訪遭到台灣當局的責難。《時與潮》是雷震老友齊世英以「立法委員」身份辦的一個黨外刊物，此時齊世英已被國民黨開除黨籍多年。雷震說，「蔣氏父子認為這是諷刺語，即下令《時與潮》停刊一年，我則停止接見，不准帶冰箱和電扇。我的停止接見未付期限，一下子停止接見半年，這又是大大違法的」 。雷震在四月二十八日日記中有「《時與潮》載有陶元珍教授〈讀雷儆寰代表（震）獄中詩〉」之記載，第二天，收到老友徐復觀〈讀儆寰獄中詩感賦〉的抄件，足見這首〈自勵詩〉感人至深。
雷震在獄中為爭得自由閱讀報刊合法權利，與獄方做過一番堅決抗爭。軍人監獄規定訂閱的報紙是黨報和軍報。雷震不願看官方刊物，要求訂閱《聯合報》以及一份英文的《中國郵報》。經過兩個月的審核，方才獲准。獄方對於書刊的閱讀管制特別嚴格，雷震所訂《聯合報》，除負責檢查報紙的保防室外，其他受刑人，甚至獄吏、獄卒一律不許看。在那段時間，獄方只要提及《聯合報》，常稱之為「同路報」，意即「自由派的同路者，思想有問題」的報紙。獄官告訴雷震，獄吏和獄卒為了也能瞭解社會大事，常跑到新店公路局車站內看張貼在公告欄上的「同路報」。
雷震在《雷案回憶》和《獄中十年》等書中，經常提及在獄中閱報時的遭遇和不堪心情。獄方雖然特別核准他在獄中訂閱《聯合報》，對每天的報紙仍加以嚴格檢查，並不時查扣，雷震想盡一切辦法爭取自己的閱報權，其中有若干記載：
《聯合報》常常要到下午才送來，上午要經過保防室檢查，其實他們也要看這些同路報，而不要看那些成天歌功頌德的黨報和官報。
可是保防室的檢查，常常扣去一天，我就抗議：不見得報上所載全部我都不能看吧？
於是保防室改變辦法，抽出不給我看的那一張。
我又抗議：難道全張都是不能給我看的嗎？
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准我看的那一部分剪去了。
我再又抗議：保防室不准我看的，只有一則新聞，這一剪去一塊，我連背面可以看的也就看不到了。於是保防室又改變辦法，把不要給我看的那一部分用油墨塗去，如何用水洗刷也洗不掉。
雷震被捕之初，確實受到過軍方在某些方面的「優待」。宋英承認「雷先生自入獄後，沒有像一般人所想像的獄中生活那樣苦（例如挨打、受辱和做苦工），但也沒有得到家屬親友特別的照顧（例如「監犯有接見任何家屬親友的便利」）……我每禮拜按軍獄的規定，給他送兩次菜去。」 當局無疑知道此次逮捕雷震在海內外引起的震動和反應，迫於輿論的壓力，不得不作採用一些辦法來緩解雷震的情緒，對他在獄中提出的一些要求，儘量給予滿足。
還在看守所時，所長張福慶對雷震透露過，「雷先生過去對於國家有很大的貢獻，這次事情，理由並不充分，自『雷案』發生後，外國的報刊，包括香港在內，對於政府和國民黨，甚至蔣總統都抨擊甚烈，說是『蔣總統鑄下了一項最大的錯誤』。逮捕雷先生是蔣總統下的手令……為補救起見，關照我們對雷先生特別優待，我們自然要照辦的。」 雷震大發感慨，「我聽到這一段話，馬上聯想到許多人所說『外國的月亮圓些！』這話卻不無道理，這些諷刺的話，當是由經驗而來，我的優待就是受了外國人，尤其是美國人之賜！」
自發生〈自勵詩〉事件，獄方對雷震的態度立即有所改變，監控得更加嚴密。李敖曾托宋英女士將其新作《胡適評傳》送給獄中的雷震，此書一審查就是十九天。這本《胡適評傳》讓雷震看了許多天，他還將書中「錯誤的地方均一一記出，將來可交給李敖」。
雷震在獄中十年，軍人監獄更換過四位監獄長。他回憶道：
第一位是李玉漢，據說是特務出身，我未見到過；第二位叫做馬光漢，他任軍監監獄長三年，每年倒是來囚室給我拜年，他是對我特別客氣，他知道我是被蔣氏父子誣陷，下令而坐牢，我本身是清白無辜的，所以每年來給我拜年，對其他受刑人當然無此禮貌，和其他監獄長對受刑人是一樣的態度，依然是「牢頭禁子」的作風。第三位姓趙，做了好多年，我根本沒有見過。第四任監獄長叫做「洪濤」（即洪破浪，作者注），係憲兵出身……洪濤任監獄長後作風大變，對待受刑人的態度則大為和善，受刑人都覺得這位監獄長有人性，是一個人，不是牢頭禁子，對我也特別客氣……洪濤到任之後，對於受刑人也舉行「生日會」，使受刑人也得到一點溫暖……受刑人的生日會是在監獄的禮堂中舉行，洪濤和許多監獄官親自參加……我是受蔣氏父子下令不准和大眾見面，所以給我添了幾樣菜，由我一人在監房中吃。這雖是美中不足的事，但不能責怪洪濤，那是他不敢違背獨裁者的命令，除非他不想做官，不要這條命。
以雷震坐牢的親身體會，發現在軍監中態度最為惡劣、最不講道理、又無法律觀念的機構當屬「保防室」。「保防室」名義上屬於軍人監獄政治處代管，實際上是一個特務機構，隸屬蔣經國管轄之下的一個安全室，在軍監中誰也管不了它。「保防室」對雷震特別苛刻，「我所接見的人，要它核可，我除掉家屬和親屬外，任何人也不許接見，連家中燒飯伙夫送菜來時，也不許我接見」。每次會見家屬時，只有三十分鐘，兩部答錄機同時錄音，更有人在一旁監視。立法委員、原「軍統局」上海站站長王新衡來軍監探人，提出順便見一見雷震，同樣遭到拒絕。王新衡只好留下名片一張，以示來過了。就是這張小小的名片，「保防室」從未交給雷震。雷震出獄後，一次與王新衡閒聊，才得知當年還有過這樣一件事。
「保防室」檢查受刑人書信更是苛刻，近乎不可理喻，「凡有一語他們認為不妥者，就不給你看，或不給你發出。實際上在檢查書信工作的人，都是那些半瓢子水的外役，自己的肚子裡是半通不通的，他們只知道從嚴，只會挑剔。我的來信，看了一遍，馬上就收回去了 ，存放在保防室那裡……我刑滿出獄前幾天，我要索回存在保防室的來信，可是來信不多。在這十年坐牢中，何止一兩百封信呢，只還了二十幾封……殷海光有一封長信，有十頁之多，這封信我記得很清楚，而殷海光在我出獄前的前一年已去世，我要留這封信作為紀念，故一再向保防室提出要求退還此信，他們一概置之不理，仗著他們是蔣經國培植出來的特務，可以無法無天而不顧一切。」
牢中十年，讓雷震沒有想到的是，軍人監獄內腐敗之事，筆不勝書，貪污之奇，「也和政府一樣，最不貪污的監獄長，只要蓋上三、五幢房子，所得就極為可觀……其他如軍監的各工廠購買原料和出售成品，官兵及囚人的伙食費……有的彼此利益均沾，有的則主持者獨吞其款」。雷震說，若不是蔣氏父子將他不折不扣的關了十年，否則，還不會知道軍人監獄中的腐敗情形 。當局對軍監的意識形態控制得相當嚴密，那些低階獄卒，表面上唯唯諾諾，實際上，對國民黨早已心懷不滿，每次軍人監獄大禮堂舉行「國民黨黨員大會」，「黨歌」響成一片，背後卻有人大罵，切齒痛恨。「有一次正遇上一個護士（軍中護士均是男的，同為士兵）給我打針時，我問他何以不去參加？打針遲一點沒有關係。不料那個護士卻氣沖沖地對我說：『哪個人要去參加這些流氓集團？』」。
若論坐牢，雷震早有預感，畢竟是國民黨高官而淪為「階下囚」的，幾十年來，他在國民黨內部，經歷過太多的風風雨雨，對當局打壓異己之手段無所不知，此次坐牢完全因其理念與體制相悖所致，而且純屬「政治構陷」，因此，他的心態較之一般犯人相對平靜和從容。不過，作為當局重要的政治犯，漫長的鐵窗生涯，失去人身自由的滋味與普通犯人毫無二致，雷震在信中對如夫人向筠說，「第一次看眼睛（指眼疾，作者注），如此困難，失去自由的人，多可憐啊！」他之所以能夠堅持下來，正如馬之驌所說「雷震坐牢十年，之所以能保存了性命，他惟一的『哲學』是他能『欣賞坐牢』」。雷震出獄後，歷史學家唐德剛與他見過一面，兩人談了很多，從中大致可瞭解到雷震當年在獄中的真實心態，唐德剛這樣記述：
這次我與雷先生談了兩個多鐘頭，甚為投契。他告訴我一個人做人要有骨頭，也要有修養。坐牢就要有修養；他說他坐牢十載，左右隔壁的難友都死了，只有他一人活了下來。「有什麼秘訣呢？」我問。「要欣賞坐牢嘛！」雷說時微笑。他說他左右鄰難友都煩躁不堪，一個不斷傻笑，另一個終日唧唧咕咕，大小便都不能控制，結果一個一個死掉。「我想我如不拿出點修養來『欣賞坐牢』，我一定跟他們一樣死掉……」雷說他用修養克制自己，終於神經還能維持不錯亂，而終於「活著出來」。
雷震「欣賞坐牢」的心態，並非一開始時就有。初到看守所時，因憤懣於蔣氏父子對他的「政治構陷」，整整三天未吃任何東西，連一口水也未喝過，打算絕食而死，以示抗爭。後來想到「事情尚未搞明白就絕食而死，蔣氏父子可能誣我『畏罪自殺』，那就太不值得了」。女兒雷美琳回憶，「我父親自己在牢裡頭，他也很注意自己，每天該吃什麼吃什麼，他也不是很消沉的，他把全部精力放在寫這個回憶錄，就是說他有一個事情做，有一個目標的話，他就沒有那麼煩躁。」
儘管如此，以雷震的個性，在獄中心情漸漸平靜下來，但骨子裡仍對蔣介石將他送入大牢感到憤激。他時常想到自己從事推動民主政治運動，完全是為了台灣和政府的進步，最後遭如此「政治構陷」，不免內心痛楚。他在獄中寫道：有人告訴我說，「雷公，你是逃不了保安司令部——警備總部這一關的，你總是要坐這個牢的，政府對於輿論的控制，出版法和懲治叛亂條例乃是並行的兩道鉗子，如果覺得出版法的控制不夠勁，就使用最後法寶的懲治叛亂條例，這樣就可以萬無一失。懲治叛亂條例在平時則是備而不用。」
在獄中，雷震多次夢見胡適，可見對先生情感至深，也可見胡適對他的影響最大，以下這篇獄中日記寫於胡適去世一月之後：
昨夜睡得迷迷糊糊，做夢遇到胡先生，好像在上海八仙橋上海銀行樓上，又好像在南港，又好像在自由中國社，做了一晚上的夢。他勸我放棄搞政治，他說我是搞民主政治的健將，今日時候不到，在台灣不適合，這裡根本無民主政治，所以英雄無用〔武〕之地。勸我今後連政治也不要談。他又說過去不來看我，是怕觸怒了蔣先生，其目的是為我。又說他沒有幫到忙，很抱歉，勸我忍耐，勸我逆來順受，勸我放棄搞政治和談政治，勸我從事著述，說我是研究憲法的，中國憲法書很少，勸我寫一部巨著，臨走時勸我保重身體，坐牢人以身〔體〕為重，這樣迷迷糊糊了一晚。醒了一身汗，我想今後還是脫離政治吧！左舜生就退出政治，我也應該這樣。
雷震入獄的後五年，身體開始出現一些毛病，軍監醫生查出他已患有前列腺炎，「解小便時即感很不暢通，有時很吃力」，申請出獄做手術的手續十分煩瑣，再加上家中沒有治療費，此事就拖了下來，一直未能得以及時治療，出獄不久，即惡化為前列腺癌。此時雷家經濟狀況十分糟糕，雷震的「國大代表」津貼被取消，其子雷德成患有重病，前後大小手術二十餘次，「最後兩腿全被鋸掉，僅剩軀體」。雷震被關在新店，雷德成住在榮總，一南一北，宋英兩地奔波，孩子們看在眼裡，說母親最可憐，真是筋疲力盡了。雷震在獄中日記中也說，「我想到她過去常說，她總有一天要送牢飯的，有許多事情她比我看得清楚，我還是太天真啊……」
雷德成的病是二十歲那年馬祖服兵役時落下的。馬祖地區只是幾個荒涼的小島，駐軍沒有什麼設施，軍營十分簡陋，海邊搭一個棚子，前後通風，沒有門障，地上鋪著榻榻米，只有一條軍毯。
雷德成與父親一樣，個子高大，軍毯太短，蓋了上身，就遮不住下身，軍醫說是得了風濕性麻痹症。雷震夫婦向當局五次提出請假讓其回台醫治，都未予核准。雷震此時與當局的關係已然緊張，雷德成遂成這場政治衝突中第一個遭遇肉體打擊的人。三年後退伍回到台北，已是完全不能行動。雷震當時找到前衛生署長施純仁大夫進行手術，未獲成功。
在美國的姐姐雷德全，十分心疼這個弟弟，建議母親將其送來美國治療，並說已在羅斯福醫院為他找好了醫生。「母親將全部有關羅斯福醫院所提出的文件，送交當局，準備去辦出臺手續，幾個月下來，如石沉大海，毫無回音，從側面打聽，也不得要領。後來才證實德成弟弟領不到護照，因為當局認定他已是殘廢，政府不能允許殘廢的人出國，當我聽到這一個消息，真是心內咯血，眼冒火花……當局會怕我們在德成弟弟到了美國之後，暴露給新聞界他的一切不幸遭遇，而影響政府的顏面」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一日，雷震出獄前一年，雷德成不幸早逝，「一個活生生的年輕人，他的一生還沒有開始，卻在極權專制的政治鬥爭中被犧牲了」，雷震獄中得知，老淚縱橫。
雷震身陷牢獄十年，失去人身自由，在高牆之內，除獄中兩次嫁女無法參加外 ，還有幾件令他痛苦不堪的事：
第一件：下獄數年後，老友高玉樹以無黨派身份高票再次當選第五屆台北市市長 。在獄中，每當雷震聽到很多人在痛罵國民黨為「狗民黨」時，心中不免戚戚焉，確實「難過之至」。雷震二十歲時即在日本加入中華革命黨（國民黨），直至被開除黨籍，前後有三十七年黨齡。當看到自己曾經投效多年的政黨被無數人批評或憎恨，不免有種「恨鐵不成鋼」的心情，應當說，這很真實。「這一晚上，聽到離我囚室不遠的斜坡上，人聲鼎沸，我遂出來看看，見到許許多多充當『外役』的囚人，一堆一堆的群集在那裡，拍手狂歡，狀若得到了『愛國獎券』頭彩似的，其欣喜若狂的樣子，好像發了瘋一樣。我為好奇心所驅使，就跑過去問問他們今晚為什麼這樣高興？是不是有人得了『愛國獎券』的頭彩？他們爭先恐後地對我說道：高玉樹當選了台北市長，『狗民黨』的周百煉落選了！我們高興之至，因為『狗民黨』已失去了台灣的民心。』」 獄友們的肺腑之言，雷震慨然萬千，「不料成天自吹自擂的國民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竟是一個畜類東西……今日這個局面，真是古人所說：『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也」。
第二件：一部近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在出獄前兩月被強行沒收。對雷震來說，撰寫這部回憶錄是獄中十年最重要的一件事，無論是抗日初期國民參政會的成立；或抗戰勝利後，從「國共和談」到「政治協商會議」，及至「制憲國大」，雷震均為重要的親歷者和參與者。四百萬字的《回憶錄》對那一段潮起潮落的歷史真貌，應當有著極高的史料價值和研究價值。當時獄方奉命將雷震的囚室搜索一空，連一張紙片也未留下。幾十年後，台灣政治大學研究員洪茂雄針對「前東德國安部機密文件展覽」一事，在《自由時報》上撰文，「反觀台灣，在國民黨白色恐怖統治時代，有不少懸案迄今仍不明不白，如一團迷霧。諸如： 雷震和《自由中國》半月刊事件……當雷震準備離開黑牢前夕，他憑其堅定不屈的意志在獄中夜以繼日所完成的回憶錄卻不翼而飛，無故沒收，甚至予以銷毀。雷氏出獄後，還相當長一段時間遭監視，形同軟禁。試問，雷震的冤獄始末，誰該負起責任，還其清白？」
第三件：雷震刑滿行將出獄，當局卻提出要有雙重保人，並須簽署一份「誓書」，保證出獄後「絕不發生任何不利於政府之言論與行動，並不與不利於政府之人員往來」。雷震遭此節外生枝，對於坐滿十年冤獄的他來說，內心痛楚可想而知，表示不願出獄。「要我在出獄前立下『誓書』，始能於十年刑期終了時開釋，否則不得出獄。我因為『於法無據』，一再拒絕。我說『監獄行刑法』第八十三條規定：『執行期滿者應於刑期終了之次日午前釋放之』，並未附有任何條件。因而，我不肯做『違法』的『法外』之事……於是軍監又通知我妻，要她來監勸我接受這件『法外』的規定。迨我的妻女來監勸我時，我還是拒絕，她們不僅落淚，甚至下跪懇求，我總是無動於衷……我妻不得已，乃請於民國三十八年春，在上海保衛戰中，出生入死，共過患難的谷正綱先生來軍監勸我接受，並勸我要可憐我妻這十年間所受的煎熬和痛苦……過了兩三天，王雲五、陳啟天、谷正綱三位先生來到軍人監獄要我出具誓書時……我看到八十以上的老人王雲五先生這麼遠跑到，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我只有含淚而寫」。
所謂「雙重保人」，是指具有兩種不同身份的人出面作保。第一種，乃直系親屬，雷震的選擇是：女婿陳襄夫，時任台灣「中央信託局」高級主管；侄女婿毛富貴，時任台灣鐵路局運務處主管；內姨侄程積寬，原《自由中國》社職員。第二種，乃政治的社會人士，雷震的選擇是：老友王雲五，時任國民大會代表，曾任台灣「行政院」副院長；青年黨領袖陳啟天，前經濟部長，時任青年黨中央主席團成員；國民黨高幹谷正綱，時任大陸救濟總會理事長。
臨將出獄前，對於軍監強取他的稿件、日記等，雷震怒不可遏，五次給監獄長洪破浪寫抗議信，對軍監違法亂紀行為表示嚴重不滿，其中一封抗議信這樣說：
七月二十三日軍監強取了我的稿件、日記，經保防室剪塗過的報刊及自來水筆和台幣等等之後，再加以次日停止接見的不當處分，我的精神上已因此而遭到重大的打擊，故連日服安眠藥和鎮靜劑了，此事可詢問彭醫生……我已坐牢了，生死一切均掌握在軍監的手掌之中，我之受到軍監的折磨和打擊，自在意想之中……我這一次所爭者為法律，為人權，並非坐牢而不安分守己。蔣總統一再訓示部屬要「守法」，而軍監又是一個執法機關，一切自應依法辦事，我們擁護領袖，就必須依照他所訓示的「守法」等等切實去做，僅僅喊喊口號、貼貼標語是算不得擁護的。「知恥」也是蔣總統的訓示，那麼，一切依法辦事才是「知恥」，而違法亂紀就是「無恥」。台灣環境誠然特殊，但是蔣總統叫人「守法」，是在台灣說的，不是在大陸說的，就是要在特殊環境之下實行法治。
我向軍監索取我的稿件，能說這是「不合作」嗎？是不是軍監要我做耶穌，人家打了你的右臉，你還要把左臉再送給人家打啊？現在長話短說：一、軍監如不把不依法而強取的稿件、日記等等還給我，我是不會出獄的；二、《監獄行刑法》上有規定的，我一定照做不誤，其他沒有規定的，我一樣也不做。即使不讓我出去，也是如此。
儘管如此，高牆之內，鐵窗之下，同情雷震的不乏其人。某個深夜，雷震收到過一張偷偷送來的紙條，特別注明閱後立即毀掉，「千萬不可保存，萬一查出筆跡來了，他們要受到嚴厲的處分」。紙條這樣寫道：
德不孤，必有憐，願先生勿因此而氣餒，太公舉於渭水，夷吾囚於士，國父蒙難於英，皆先賢雖殊途而同歸也，凡此三賢，未嘗不先難後獲，危然後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巧立名目，圖窮匕見而已，凡有血性而志在救中國之人，思念先生至此，未嘗不泣血椎心，仰天長嘯，壯懷激烈！後生之心，願先生因此保重玉體健康，繼而異日負救苦難國家而不辭使命而已矣 。
雷震將此內容抄在老友端木愷送給他的那本《聖經》包皮紙裡面，將原件銷毀。端木愷時任東海大學校長，他是著名律師和法學家，雷震被判刑時，他委託梁肅戎作為辯護。雷震入獄後，端木愷特意送來一本《聖經》，「這是他多年來，每天必讀的，送給儆寰兄在苦難中閱讀」，端木愷還把舊約羅馬書第五章二至五節寫在這本《聖經》的封底上，「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明理，明理不至於羞恥……」端木對雷震精神上的支持，使其受到很大的安慰。十年之後，雷震把這本《聖經》帶出了監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