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雅的牛車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對往事如煙的歷史作出假設，需要有學識、史觀、良知。假設往往就是編故事，或許更屬於歷史小說家的擅場。例如台灣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玉壘浮雲》中替張學良假設；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對象，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與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又有個俄國小説家，叫德米特里‧普羅霍洛夫，二○○○年與人合著《GRU帝國》，假設皇姑屯事件乃蘇聯情報機關的所為。二○○五年英國作家張戎和丈夫聯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炸死張作霖事件一般認為是日軍幹的，但是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最近清楚了，實際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NaumEtingon（此人後來參與暗殺托洛茨基）策劃的，偽裝成日軍的勾當。（據日譯本轉譯，但不知日譯準確與否）所謂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恐怕不過是取自普羅霍洛夫的假設。二○○六年《毛》日文版上市，這段話引起日本媒體注意。不過，普羅霍洛夫始終未拿出史料證據，而且日本沒有一個史學家對此説感興趣，鬧閧的都是些論客。説來有些歷史就是當時的假設造成的。日本投降後，蘇聯、英聯邦等都要把天皇列為頭號戰犯，但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假設：處刑天皇可能會引發遊擊戰，因而不可傷及他一根毫毛。經麥克阿瑟同意，一九四六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處都受到狂熱的歡迎，麥克阿瑟不由地擔心出現反佔領軍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宮裡。天皇有退位之意，麥克阿瑟耳聞，悄悄傳話：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設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對那場戰爭心懷多麼強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戰敗後社會就不只是單純表面上比戰前有所改變，而且包括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昭和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也大有變化。
一個史實的形成有前因，還有當時的環境，回頭再來一次，假設未必能變成現實，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設大都不是從時代所具備的現實條件提出來的，一廂情願，希望那麼一來就避免了戰爭，歷史的進程會一路和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出兵七十餘萬，其中也有人退伍回鄕，講述侵華故事，使陸軍部擔憂會暴露「皇軍」所作所為的真相，於是草擬了一紙關於指導、取締還鄕軍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舉不當的誇誇其談，如戰鬥的時候最高興的是掠奪，參加戰爭的軍人挨個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戰場上長官下令卻沒人冒着彈雨往前衝。保阪正康寫道：士兵們誇張、虚偽、隱瞞事實的證言也延續到戰後社會。被虛偽證言洗腦的國民當中，至今還有人不相信日軍的野蠻行徑，公然説那場戰爭敗給了美國但戰勝了中國什麼的。假設陸軍部、媒體當時公佈了這樣的內部文件，有勇氣糾正軍紀……讓老百姓知道戰爭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會一下子變小。這樣的假設，完全忽略了軍國主義的本質，甚至要覺得作者過於天真，甚而有點膚淺了。
保阪正康是紀實作家，專攻日本近現代史，著述頗豐。自二○○六年在週刊雜誌上連載《昭和史溯往》，歷史五年餘，結集第十二、十三卷即《假設的昭和史》。優雅的牛車
近幾年每當晚秋去一趟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以致對於我來説，深圳就是讀書。今年除了讀書，還參觀了十月剛剛開館的望野博物館，不消説，精彩輝煌。聽説是個人收藏，更不禁想像值多少錢。最吸引我的，是一輛陶牛車，北齊年間的。那頭牛塑造得碩壯敦實，四條腿短得只是個意思，很有點當代藝術的趣味。悠悠牛車，惟穩惟緩，坐上去一定很安逸，不思再變革什麼。
四十多年前下鄉在延邊，常看見牛車，木輪鐵箍，車架子簡陋，老黃牛不畏鞭策，那樣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目的地。離開延邊後再沒遇見過牛車，來在日本居然又得見。譬如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年年五月裡舉行，招搖的首先是牛車。黑牛披紅掛綵，車篷垂掛紫藤花，兩個穿一身紅的女孩兒左右牽長韁，牛車兩側有幾個渾身縞素的男人挾持。總計五百多人遊行，説是像一幅王朝畫卷，如實再現了王朝貴族的優雅。王朝指平安時代（794－1185，京城在平安京，即京都），葵祭是潔齋三日的國家祭典。《源氏物語》描寫光源氏參與這種修禊行列，皇太子遺孀六條御息所是他的戀人，偷偷去觀看，而光源氏結髮之妻葵上懷孕在身，也出來散心，車填牛隘，已無停車位。家僕們仗勢，硬是把六條妃子的兩輛車擠了出去，並且折損了上下車的木凳。現今有的地方搞什麼祭，也有車遊行，卻是人推拉，其實本應是牛車，但近年來日本只有肉牛奶牛了，找一頭能駕車的牛已經是難事。
日本飛鳥時代（592－710）以前受六朝影響，奈良時代（710－784，京城在奈良，即平城京）以後受唐影響。即為受影響，就不會是同步，日本乘用工具的發展進程跟中國差不多，但時間上錯位，好像往昔男女走在街上，不是並肩而行，女人要落後一步。八世紀後半編成的《萬葉集》裡出現車：「戀如野草積七車，車車出自我心窩」。這車是人力車，九世紀初駕上牛牽引，起先是貴族女性的專車。走起來四平八穩，男人們艷羨，也競相享用。八九四年朝廷發出告示，「男女有別，禮敬殊著」，禁止不分貴賤地乘坐牛車。《延喜式》一書記載九世紀末禮儀風俗，對女性乘坐的牛車樣式、服飾等規定甚詳。九九九年朝廷又對於六位以下的卑位凡庶者嚴加禁止，坐牛車成為五位以上的特權。器物因人而異，車形按位階與俸祿而不同，各種各樣的牛車成為車主身份的視覺指標。牛車相遇，根據身份差異，或者停車讓路，或者卸牛下車，蹲踞或平伏。平安時代的繪畫、文學描寫牛車很多見，譬如後白河天皇敕繪的《年中行事繪卷》、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前半的小説《平家物語》寫平家惡行之始：攝政藤原基房的車隊與平資盛相遇，資盛不下馬行禮，被基房的家僕拽下馬。資盛的爺爺平清盛得知，派三百騎襲擊基房，把幾個隨從拽下馬，剪掉髮髻，並撕毀牛車簾子。北齊陶牛車的車廂後面有出入口，而日本牛車從後面上，前面下。下車時牛童先把牛卸下，軛觸地，人踏木凳下來，然後將軛架在木凳上。女性乘車，把裳裾從車簾下露出來，讓路人知道是女性乘車，也藉以炫耀或誘惑。《源氏物語》中，六條御息所深坐在車裡，只略微露出袖口、裳裾、汗衫等，顏色搭配很得當，且明顯有微行之意。
天皇在位時不乘牛車，坐沒有輪子的輿，由眾人肩扛，前呼後擁。退位的太上皇乘坐有輪子的人力輦車或者牛車。美在細節，坐牛車才可以細緻入微地觀賞世界，平安貴族的雅文化乘着牛車來。但牛車在路上吱嘎作響，庶民聽來是噪音。平安時代後期創作的裝飾性圖案有車形紋、源氏車紋。車形紋是整個車，以《源氏物語》為題材的源氏繪的車紋只表現車輪。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一個十二世紀的泥金螺鈿盒，是國寶，上面畫了許多半浸在流水中的車輪。這叫半輪車，非常圖案化，卻源於生活，木製車輪需要浸在河水中保養。所以，旅遊日本，若看見酒館外面擺設一個車輪子，莫聯想田園風光，那車輪象徵平安時代，是一種優雅。京都市的市徽就是一個車輪子。車輪圖案在和服、日常用品上很常見，買紀念品可不要以為車輪子圖案很土氣喲。
乘坐工具發展史：奈良時代用的是輿，平安時代乘牛車，鐮倉時代（1185前後－1333，執掌國柄的幕府在鐮倉）、室町時代（1338－1573，幕府在平安京的室町；自一四六七年的後期亦稱戰國時代）騎馬，江戶時代（1603－1867）坐駕籠，明治時代（1868－1912）出現人力車等。牛車是乘坐工具發達的頂點，式微後興起的不是馬車，更不是汽車，而是駕籠，類似於中國的轎子，歷史開了倒車。
中國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就利用馬車了，但日本人好像直到一八六○年出使美國才見識馬車似的，引進來不久又讓位給自動車。為什麼從中國拿來牛車，不拿來馬車呢？許是車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而那裡始終未發展馬車。看見延邊朝鮮族趕牛車，優哉游哉，對馬車不感興趣，聽憑大鞭子一甩嘎嘎響，我也曾驚奇。鹹蘿蔔的禪味
説到中日關係，兩國都津津樂道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六三○年，舒明天皇向唐朝派出使節以及留學生、留學僧，從此二百多年間，有成行的，也有未能成行的，總計遣唐二十回，恨不能把我大唐的文物制度統統搬回去。到了唐昭宗乾寧元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大使，本該率領船隊第二十回赴唐，卻奏請宇多天皇緩行。理由有二：一是唐朝已衰敗，名存實亡，無須再學了；二是航路阻遏，九死一生，不值得冒險。大概頭一條理由很有效，所以第十九回遣唐的副使小野篁望海生畏，稱病不行，被處以流放，而這次准奏。時當八九四年，學生學歷史，為記住這個年代，諧音為白紙，意思是取消、撤回。九○七年唐朝滅亡，遣唐也真就廢止了。
大海茫茫，出航確實極危險。留學僧圓載在唐朝鑽研四十年，八七七年攜萬卷經典歸國，不幸船破，葬身於波濤。不過，海上船帆從不曾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商人和僧侶冒死往來。圓載滯留唐朝時，日本朝廷曾兩度給他送金子，應該是這些人捎帶的罷。商船不絕於途，國家也就用不着遣使，那是要傾其國庫的，耗資巨大。清末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寫道：「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往來日密。」緇流是取經或傳經的緇衣僧侶，估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取代了國家行為。南宋被蒙古鐵騎征服，有更多僧侶亡命東渡，不僅帶來了清規戒律，也帶來日常生活。誠如周作人所言：「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貴族、寺院等階層崇尚從中國舶來的文物，卻叫作「唐物」，可能也讓人誤以為這唐就是唐代，不知有宋。
正是禪宗興盛之時，入宋或渡日大多是禪僧。南宋傳來水墨畫，禪寺將其立體化，在地上創作出沙盤也似的日式園林枯山水。飲茶始於中國，宋代茶及酒鹽專賣，並輸出海外。日本茶道用抹茶，這種茶就是宋代定型的。八一五年出使過唐朝的僧永忠向嵯峨天皇獻過茶，是為日本正史上關於飲茶的第一條記錄，但真正讓日本人吃起茶來的是榮西。他兩度到南宋學禪，一一九一年歸國後開山日本臨濟宗。還帶回茶種，在雲仙寺（在今佐賀縣）附近種植，寺院由此愛種茶。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中國文化主要由僧侶引進日本，寺院堪為最先進的學問機構。禪寺有「茶禮」。武士、貴族、文化人出入，看見和尚們裝飾了華麗的中國文物，在禪房裡飲茶，一定覺得酷。照葫蘆晝瓢，在家裡擺設中國的書畫陶瓷學喝茶。也曾坐在椅子上吃茶，到底坐不來，逐漸按日本生活方式設計了茶禮。飲茶在中國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禪一起拿了來，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這或許是拿來外國文化的一個手法。茶從禪寺傳出來，被誇大解釋，演變為世間的茶道。非同尋常的事物就容易成「道」，日本人給茶附加了太多的精神性、宗教性感覺。由於戰亂，王朝的建築及收集的唐物焚燬殆盡，厭世空氣籠罩，吃茶的道具也只好採用日本製造了，茶就枯寂起來。僧珠光是枯寂茶的先驅，傳説他隨一休參禪，領悟了茶禪一味的境界。珠光的弟子宗珠曾題畫：「料知茶味與禪味同」。珠光的徒孫武野紹鷗及其弟子利休都曾在大德寺參禪，禪的思想被充作茶道的理論支柱。明治時代否定江戶時代的價值觀，吃穿住等生活環境急劇西方化，茶道衰微。為求活路，基本上變成禮儀修行，並普及大眾。戰敗後，茶道更搞成表演藝術，還有點神秘兮兮。尤為女性所好，會做點茶道、花道，顯得有女人味，看着就賢惠。
和尚吃什麼，人們自古就好奇，而禪宗尤其講究吃。平常人家喝的「建長汁」，是用蘿蔔、豆腐、魔芋之類做的湯。傳説七百五十年前，南宋禪僧蘭溪道隆在鐮倉開山建長寺，某日，小和尚把豆腐掉在了地上，不知所措，蘭溪禪師就用這碎豆腐，再加上蘿蔔絲什麼的做成湯。
日本菜餚幾乎離不開蘿蔔，魚生用蘿蔔絲墊底，烤魚用蘿蔔泥調味。醃鹹菜基本是蘿蔔，各種各樣的鹹蘿蔔在市場裡擺了一架。這種鹹蘿蔔叫「澤庵漬」，可用來下酒，但有人討厭它的味道。澤庵者，江戶時代臨濟宗和尚澤庵宗彭也，創建東海寺。第二代將軍德川家光來訪，拿出鹹蘿蔔招待，將軍為之命名。十八世紀從江戶傳到京都、九州，遍及日本，自不免「鹹吃蘿蔔禪操心」。
江戶時代初葉的一六五四年，禪僧隱元隆琦從福建來到日本，建萬福寺，開山黃檗宗，他帶來扁豆、孟宗竹、西瓜、蓮藕等。黃檗宗寺院的素菜也傳到市井人家。素菜卻要做出肉味來，只怕心思仍然是葷的。中國烹飪好用澱粉和油，而日本人學會炒與炸，「料理」至今少油水。好些東西如豆腐、納豆都是由禪僧帶入日本，先普及寺院，再傳入民間，不免染上了禪味，或附加了禪味傳説，所以我們常覺得日本有禪味兒。
假設……就會有別樣日本
十五世紀歐洲諸小國競相發展，猶如中國春秋無義戰，鏗鏗鏘鏘，一片片海洋都被他們佔了去。假設……假設中國少一點皇恩浩蕩的念頭，不到處買好，汲汲於利，鄭和之後繼續下西洋，稱霸海上，或許不至於如今才有了一艘航母，卻招人説三道四。
歷史沒有假設，人死不能復活。但分析歷史，總結歷史的經驗或教訓，其實就是在假設，雖然常難免事後諸葛亮之嫌。保阪正康著《假設的昭和史》，「考察在某個史實的某個斷面、某個局面若另有選擇，史實會變成什麼樣呢」。上下兩卷，截取一九二○年代至一九四○年代的日本歷史提出了四十九個假設，其中只要有幾個當年不是假設的話，興許就會有一個別樣的日本。如：假設日本不退出國際聯盟，假設共產黨幹部不在獄中變節，假設二‧二六造反部隊佔領了皇宫，假設德國駐華大使為日中斡旋成功，假設日本研製出原子彈，假設日本被美蘇分割佔領，假設日語改用羅馬字……
一九二六年蔣介石任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誓師北伐。一九二八年張作霖從北京乘火車退回奉天（瀋陽），車將抵達，發生爆炸，這位東北王傷重不治，而跟隨他乘車的日本人顧問，叫町野武馬，卻已在天津下車而去。町野説，他在天津下車，是前一天張作霖命令他協助張宗昌抵抗北伐軍。一九六一年町野曾經對作家山本有三口述歷史，但三十年過後開封，並沒有多大的史料價值。炸死張作霖，這一事件始作俑昭和年代的軍事主導體制，「在哪裡提出假設才能看出史實的背面呢」？保阪正康認為，町野在爆炸之前下車，對於歷史具有頗大意義。假設他知情，車到天津就逃之夭夭，説明炸死張作霖是陸軍當局的意思；假設他不知情，冥冥之中躲過一劫，那就是關東軍的瘋狂，為掃除有礙於製造滿洲國的張作霖，賠上老前輩（町野畢業於陸軍士官學校，與事件當時的關東軍參謀長齊藤恆同期）也在所不惜。
對往事如煙的歷史作出假設，需要有學識、史觀、良知。假設往往就是編故事，或許更屬於歷史小說家的擅場。例如台灣小說家高陽在歷史小說《玉壘浮雲》中替張學良假設；與張作霖同歲的町野武馬，雖有軍籍，但跟日本陸軍的關係不深，自從三任共九年任期滿後，改充張作霖的私人顧問，每年從五夫人手中領取交際費三萬元，到日本活動的對象，大致是財界、滿鐵及「玄洋社」──「黑龍會」的重要人物；在軍界，常接觸的只有一個影響力不大的上原勇作元帥。町野武馬由於跟關東軍的關係不深，不可能參與密謀，但卻可能從其他方面得知消息，只不敢公然明言而已。
又有個俄國小説家，叫德米特里‧普羅霍洛夫，二○○○年與人合著《GRU帝國》，假設皇姑屯事件乃蘇聯情報機關的所為。二○○五年英國作家張戎和丈夫聯手出版了一本《毛》，其中有這樣一段話：炸死張作霖事件一般認為是日軍幹的，但是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最近清楚了，實際是按照斯大林的命令，NaumEtingon（此人後來參與暗殺托洛茨基）策劃的，偽裝成日軍的勾當。（據日譯本轉譯，但不知日譯準確與否）所謂據蘇聯情報機關的資料，恐怕不過是取自普羅霍洛夫的假設。二○○六年《毛》日文版上市，這段話引起日本媒體注意。不過，普羅霍洛夫始終未拿出史料證據，而且日本沒有一個史學家對此説感興趣，鬧閧的都是些論客。説來有些歷史就是當時的假設造成的。日本投降後，蘇聯、英聯邦等都要把天皇列為頭號戰犯，但佔領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假設：處刑天皇可能會引發遊擊戰，因而不可傷及他一根毫毛。經麥克阿瑟同意，一九四六年昭和天皇巡行各地，到處都受到狂熱的歡迎，麥克阿瑟不由地擔心出現反佔領軍傾向，又命令天皇好好呆在皇宮裡。天皇有退位之意，麥克阿瑟耳聞，悄悄傳話：那是不可能的。保阪正康假設昭和天皇真的退了位，就可以明示天皇對那場戰爭心懷多麼強烈的自省之念，日本戰敗後社會就不只是單純表面上比戰前有所改變，而且包括太平洋戰爭在內的昭和這一時代的歷史意義也大有變化。
一個史實的形成有前因，還有當時的環境，回頭再來一次，假設未必能變成現實，未必就做得更好。保阪正康的假設大都不是從時代所具備的現實條件提出來的，一廂情願，希望那麼一來就避免了戰爭，歷史的進程會一路和平。盧溝橋事變後，日本向中國出兵七十餘萬，其中也有人退伍回鄕，講述侵華故事，使陸軍部擔憂會暴露「皇軍」所作所為的真相，於是草擬了一紙關於指導、取締還鄕軍人言行的通令，其中列舉不當的誇誇其談，如戰鬥的時候最高興的是掠奪，參加戰爭的軍人挨個是殺人搶劫強姦的犯人，戰場上長官下令卻沒人冒着彈雨往前衝。保阪正康寫道：士兵們誇張、虚偽、隱瞞事實的證言也延續到戰後社會。被虛偽證言洗腦的國民當中，至今還有人不相信日軍的野蠻行徑，公然説那場戰爭敗給了美國但戰勝了中國什麼的。假設陸軍部、媒體當時公佈了這樣的內部文件，有勇氣糾正軍紀……讓老百姓知道戰爭另一面，打下去的能量就會一下子變小。這樣的假設，完全忽略了軍國主義的本質，甚至要覺得作者過於天真，甚而有點膚淺了。
保阪正康是紀實作家，專攻日本近現代史，著述頗豐。自二○○六年在週刊雜誌上連載《昭和史溯往》，歷史五年餘，結集第十二、十三卷即《假設的昭和史》。優雅的牛車
近幾年每當晚秋去一趟深圳，參加讀書月活動，以致對於我來説，深圳就是讀書。今年除了讀書，還參觀了十月剛剛開館的望野博物館，不消説，精彩輝煌。聽説是個人收藏，更不禁想像值多少錢。最吸引我的，是一輛陶牛車，北齊年間的。那頭牛塑造得碩壯敦實，四條腿短得只是個意思，很有點當代藝術的趣味。悠悠牛車，惟穩惟緩，坐上去一定很安逸，不思再變革什麼。
四十多年前下鄉在延邊，常看見牛車，木輪鐵箍，車架子簡陋，老黃牛不畏鞭策，那樣子好像永遠也走不到目的地。離開延邊後再沒遇見過牛車，來在日本居然又得見。譬如京都三大祭之一的葵祭，年年五月裡舉行，招搖的首先是牛車。黑牛披紅掛綵，車篷垂掛紫藤花，兩個穿一身紅的女孩兒左右牽長韁，牛車兩側有幾個渾身縞素的男人挾持。總計五百多人遊行，説是像一幅王朝畫卷，如實再現了王朝貴族的優雅。王朝指平安時代（794－1185，京城在平安京，即京都），葵祭是潔齋三日的國家祭典。《源氏物語》描寫光源氏參與這種修禊行列，皇太子遺孀六條御息所是他的戀人，偷偷去觀看，而光源氏結髮之妻葵上懷孕在身，也出來散心，車填牛隘，已無停車位。家僕們仗勢，硬是把六條妃子的兩輛車擠了出去，並且折損了上下車的木凳。現今有的地方搞什麼祭，也有車遊行，卻是人推拉，其實本應是牛車，但近年來日本只有肉牛奶牛了，找一頭能駕車的牛已經是難事。
日本飛鳥時代（592－710）以前受六朝影響，奈良時代（710－784，京城在奈良，即平城京）以後受唐影響。即為受影響，就不會是同步，日本乘用工具的發展進程跟中國差不多，但時間上錯位，好像往昔男女走在街上，不是並肩而行，女人要落後一步。八世紀後半編成的《萬葉集》裡出現車：「戀如野草積七車，車車出自我心窩」。這車是人力車，九世紀初駕上牛牽引，起先是貴族女性的專車。走起來四平八穩，男人們艷羨，也競相享用。八九四年朝廷發出告示，「男女有別，禮敬殊著」，禁止不分貴賤地乘坐牛車。《延喜式》一書記載九世紀末禮儀風俗，對女性乘坐的牛車樣式、服飾等規定甚詳。九九九年朝廷又對於六位以下的卑位凡庶者嚴加禁止，坐牛車成為五位以上的特權。器物因人而異，車形按位階與俸祿而不同，各種各樣的牛車成為車主身份的視覺指標。牛車相遇，根據身份差異，或者停車讓路，或者卸牛下車，蹲踞或平伏。平安時代的繪畫、文學描寫牛車很多見，譬如後白河天皇敕繪的《年中行事繪卷》、清少納言的隨筆《枕草子》。十三世紀前半的小説《平家物語》寫平家惡行之始：攝政藤原基房的車隊與平資盛相遇，資盛不下馬行禮，被基房的家僕拽下馬。資盛的爺爺平清盛得知，派三百騎襲擊基房，把幾個隨從拽下馬，剪掉髮髻，並撕毀牛車簾子。北齊陶牛車的車廂後面有出入口，而日本牛車從後面上，前面下。下車時牛童先把牛卸下，軛觸地，人踏木凳下來，然後將軛架在木凳上。女性乘車，把裳裾從車簾下露出來，讓路人知道是女性乘車，也藉以炫耀或誘惑。《源氏物語》中，六條御息所深坐在車裡，只略微露出袖口、裳裾、汗衫等，顏色搭配很得當，且明顯有微行之意。
天皇在位時不乘牛車，坐沒有輪子的輿，由眾人肩扛，前呼後擁。退位的太上皇乘坐有輪子的人力輦車或者牛車。美在細節，坐牛車才可以細緻入微地觀賞世界，平安貴族的雅文化乘着牛車來。但牛車在路上吱嘎作響，庶民聽來是噪音。平安時代後期創作的裝飾性圖案有車形紋、源氏車紋。車形紋是整個車，以《源氏物語》為題材的源氏繪的車紋只表現車輪。東京國立博物館珍藏一個十二世紀的泥金螺鈿盒，是國寶，上面畫了許多半浸在流水中的車輪。這叫半輪車，非常圖案化，卻源於生活，木製車輪需要浸在河水中保養。所以，旅遊日本，若看見酒館外面擺設一個車輪子，莫聯想田園風光，那車輪象徵平安時代，是一種優雅。京都市的市徽就是一個車輪子。車輪圖案在和服、日常用品上很常見，買紀念品可不要以為車輪子圖案很土氣喲。
乘坐工具發展史：奈良時代用的是輿，平安時代乘牛車，鐮倉時代（1185前後－1333，執掌國柄的幕府在鐮倉）、室町時代（1338－1573，幕府在平安京的室町；自一四六七年的後期亦稱戰國時代）騎馬，江戶時代（1603－1867）坐駕籠，明治時代（1868－1912）出現人力車等。牛車是乘坐工具發達的頂點，式微後興起的不是馬車，更不是汽車，而是駕籠，類似於中國的轎子，歷史開了倒車。
中國早在公元前十四世紀就利用馬車了，但日本人好像直到一八六○年出使美國才見識馬車似的，引進來不久又讓位給自動車。為什麼從中國拿來牛車，不拿來馬車呢？許是車文化經朝鮮半島傳入，而那裡始終未發展馬車。看見延邊朝鮮族趕牛車，優哉游哉，對馬車不感興趣，聽憑大鞭子一甩嘎嘎響，我也曾驚奇。鹹蘿蔔的禪味
説到中日關係，兩國都津津樂道遣唐使。唐太宗貞觀四年，即六三○年，舒明天皇向唐朝派出使節以及留學生、留學僧，從此二百多年間，有成行的，也有未能成行的，總計遣唐二十回，恨不能把我大唐的文物制度統統搬回去。到了唐昭宗乾寧元年，菅原道真被任命為大使，本該率領船隊第二十回赴唐，卻奏請宇多天皇緩行。理由有二：一是唐朝已衰敗，名存實亡，無須再學了；二是航路阻遏，九死一生，不值得冒險。大概頭一條理由很有效，所以第十九回遣唐的副使小野篁望海生畏，稱病不行，被處以流放，而這次准奏。時當八九四年，學生學歷史，為記住這個年代，諧音為白紙，意思是取消、撤回。九○七年唐朝滅亡，遣唐也真就廢止了。
大海茫茫，出航確實極危險。留學僧圓載在唐朝鑽研四十年，八七七年攜萬卷經典歸國，不幸船破，葬身於波濤。不過，海上船帆從不曾減少，而是越來越多，商人和僧侶冒死往來。圓載滯留唐朝時，日本朝廷曾兩度給他送金子，應該是這些人捎帶的罷。商船不絕於途，國家也就用不着遣使，那是要傾其國庫的，耗資巨大。清末黃遵憲在《日本國志‧鄰交志》中寫道：「有宋一代，聘使雖罕，而緇流估客往來日密。」緇流是取經或傳經的緇衣僧侶，估客是唯利是圖的商人，他們取代了國家行為。南宋被蒙古鐵騎征服，有更多僧侶亡命東渡，不僅帶來了清規戒律，也帶來日常生活。誠如周作人所言：「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貴族、寺院等階層崇尚從中國舶來的文物，卻叫作「唐物」，可能也讓人誤以為這唐就是唐代，不知有宋。
正是禪宗興盛之時，入宋或渡日大多是禪僧。南宋傳來水墨畫，禪寺將其立體化，在地上創作出沙盤也似的日式園林枯山水。飲茶始於中國，宋代茶及酒鹽專賣，並輸出海外。日本茶道用抹茶，這種茶就是宋代定型的。八一五年出使過唐朝的僧永忠向嵯峨天皇獻過茶，是為日本正史上關於飲茶的第一條記錄，但真正讓日本人吃起茶來的是榮西。他兩度到南宋學禪，一一九一年歸國後開山日本臨濟宗。還帶回茶種，在雲仙寺（在今佐賀縣）附近種植，寺院由此愛種茶。榮西撰寫了日本第一本茶書《吃茶養生記》。中國文化主要由僧侶引進日本，寺院堪為最先進的學問機構。禪寺有「茶禮」。武士、貴族、文化人出入，看見和尚們裝飾了華麗的中國文物，在禪房裡飲茶，一定覺得酷。照葫蘆晝瓢，在家裡擺設中國的書畫陶瓷學喝茶。也曾坐在椅子上吃茶，到底坐不來，逐漸按日本生活方式設計了茶禮。飲茶在中國是日常的，世俗的，日本把茶和禪一起拿了來，日常化、世俗化之前，先加以精神化，這或許是拿來外國文化的一個手法。茶從禪寺傳出來，被誇大解釋，演變為世間的茶道。非同尋常的事物就容易成「道」，日本人給茶附加了太多的精神性、宗教性感覺。由於戰亂，王朝的建築及收集的唐物焚燬殆盡，厭世空氣籠罩，吃茶的道具也只好採用日本製造了，茶就枯寂起來。僧珠光是枯寂茶的先驅，傳説他隨一休參禪，領悟了茶禪一味的境界。珠光的弟子宗珠曾題畫：「料知茶味與禪味同」。珠光的徒孫武野紹鷗及其弟子利休都曾在大德寺參禪，禪的思想被充作茶道的理論支柱。明治時代否定江戶時代的價值觀，吃穿住等生活環境急劇西方化，茶道衰微。為求活路，基本上變成禮儀修行，並普及大眾。戰敗後，茶道更搞成表演藝術，還有點神秘兮兮。尤為女性所好，會做點茶道、花道，顯得有女人味，看着就賢惠。
和尚吃什麼，人們自古就好奇，而禪宗尤其講究吃。平常人家喝的「建長汁」，是用蘿蔔、豆腐、魔芋之類做的湯。傳説七百五十年前，南宋禪僧蘭溪道隆在鐮倉開山建長寺，某日，小和尚把豆腐掉在了地上，不知所措，蘭溪禪師就用這碎豆腐，再加上蘿蔔絲什麼的做成湯。
日本菜餚幾乎離不開蘿蔔，魚生用蘿蔔絲墊底，烤魚用蘿蔔泥調味。醃鹹菜基本是蘿蔔，各種各樣的鹹蘿蔔在市場裡擺了一架。這種鹹蘿蔔叫「澤庵漬」，可用來下酒，但有人討厭它的味道。澤庵者，江戶時代臨濟宗和尚澤庵宗彭也，創建東海寺。第二代將軍德川家光來訪，拿出鹹蘿蔔招待，將軍為之命名。十八世紀從江戶傳到京都、九州，遍及日本，自不免「鹹吃蘿蔔禪操心」。
江戶時代初葉的一六五四年，禪僧隱元隆琦從福建來到日本，建萬福寺，開山黃檗宗，他帶來扁豆、孟宗竹、西瓜、蓮藕等。黃檗宗寺院的素菜也傳到市井人家。素菜卻要做出肉味來，只怕心思仍然是葷的。中國烹飪好用澱粉和油，而日本人學會炒與炸，「料理」至今少油水。好些東西如豆腐、納豆都是由禪僧帶入日本，先普及寺院，再傳入民間，不免染上了禪味，或附加了禪味傳説，所以我們常覺得日本有禪味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