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洗腦和中共──研究的新突破和新開端〉（節選）
文／宋永毅
英文中的「洗腦」（brainwashing）一詞，在中文中又被稱為再教育（reeducation）、強行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有關「洗腦」的奠基性的經典著作，幾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關。由此，中共毫無疑問有著關於「洗腦」的專利權。然而，自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第一次在他的開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腦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很少使用這一理論來分析中共的歷史和政治運動。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學者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2019）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權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從來沒有運用過「洗腦」的理論。而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卻無處無時都充斥著對中國民眾的「洗腦」實踐。這不能不說是當下西方學界對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大缺憾。
這一空白在最近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一個名為《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學術研討會打破了。該會於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勞改研究基金會、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以及加州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計有二十多位學者專家參加。
這次會議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它從理論的源起和研究回顧上確立了洗腦理論作為研究極權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國賓州約克學院的周澤浩博士的論文題名為〈愛德華‧亨特與洗腦的起源〉，他介紹了這位閱歷廣泛富於傳奇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報紙上提及「洗腦」這一新詞，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的有計畫破壞》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洗腦」一詞，並以把這個概念介紹給大眾而聞名於世。周澤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貢獻論證了「洗腦」這個詞「來自中國人民的痛苦。他們承受著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體壓力和折磨並因此發現了一種模式並稱之為洗腦……。亨特顯然覺得他負有強烈和特別的使命感，要把一個他所熟知的而大眾卻毫無知曉而極權政府又竭力想掩蓋的一個真相揭露出來」。簡言之，亨特的獨特點是他建立了這種洗腦手段和共產主義紅色政權的直接關係。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教授的論文題為〈洗腦理論研究：肇始、流變和新視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腦經典著作的回顧研究、總結了洗腦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變，歸納出三種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腦、（2）現代洗腦，和（3）21世紀高科技下的洗腦。作為全球最大的極權體的中共正試圖向外輸出它的高技術極權主義模式，洗腦全世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陳奎德博士，以〈洗腦：一個思想史的追蹤〉為題從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的視角討論洗腦的精神淵源。他指出，「洗腦」一詞起源於共產中國。然而「洗腦」的精神和思想淵源卻可以追溯更遠。除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唯權主義」對洗腦的思想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陳文中對當今社會中氾濫的「泛洗腦主義」的現象發出了警訊，即：「洗腦無是非，所有人和群體都在洗腦和被洗腦。洗腦與人類社會一直就存在的『教育、傳播和宣傳』這些行業行為並沒有根本區別。」他認為：「和宣傳不同，洗腦具有壟斷性、強制性、長期性和不對稱性，即組織被遊說者解除對立的訊息，也就是封鎖訊息。封閉社會是洗腦的必要條件和核心要素。社會是否存在公開的反對意見，則是洗腦與否的判別標準。」在許多學者的論文中，對此也提出了思考縝密的見解。如夏明教授補充說：「『洗腦』和『教育』、『說服』、『灌輸』儘管都是試圖改變人們觀念看法的行為，但它們在使用強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異，在是否服務於受眾的利益上存在著質的差異。」這裡的關鍵區別是：受害者沒有選擇退出的自由。「洗腦不同於宗教轉宗。教會傳教士會不斷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斷流失退出。邪教組織與正常宗教不同，從信徒層面來看，個人一旦接受洗腦，可能喪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選擇；但在民主國家裡，家人和同事、朋友還有自由與警方、新聞媒體或社會福利機構聯繫，進行救助。從家庭和社會層面來看，脫離洗腦的黑手控制還是有可能。但在一個極權國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機率甚小），居民沒有遷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對思想改造有系統研究的民運理論家胡平在他的論文〈從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議」〉中指出：「嚴格的思想控制應該包括兩個必要條件：（1）控制者要能夠控制不同思想和資訊的傳播。（2）控制者要對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懲罰。按照這種嚴格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把洗腦和一般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宗教修行、社交媒體以及諸如此類區別開來。」加州聖瑪麗學院的徐賁教授也在他的〈當今中國後真相社會的專家宣傳和洗腦〉指出：「宣傳和洗腦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卻是緊緊地聯繫在一切，難解難分。宣傳原本並沒有貶義，是散播資訊，廣而告之，通常是為了爭取對自己的好感。在言論自由的環境裡，你對我宣傳，我也可以對你宣傳，不允許所謂的『強制性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個專制國家裡，政府宣傳的目的是強制性說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時候，就會成為企圖改變人們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洗腦。」
除了對洗腦的理論和觀念的澄清，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便是具體地聯繫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來形象地闡釋洗腦在極權統治中的作用。……
〈從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議」〉（節選）
文／胡 平
一、思想改造即人的馴化
思想改造運動是中共實施的精神暴政。思想改造並非中共首創，而是來自蘇聯，但是唯有在中國，思想改造被提升到制度層面，成為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的靈魂。思想改造運動固然不像其他一些政治運動那樣充滿對人的肉體的殘害，但是它對人的靈魂的殘害卻可以造成更為嚴重的精神創傷。
我先前寫過一本書講思想改造問題，書名叫《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1999年）。我把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稱之為人的馴化；從某種角度講，共產黨統治的興衰史，就是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的歷史。
二、對「洗腦」一詞的一點說明
思想改造，又稱洗腦。不少人以為，中文的「洗腦」是個外來詞，是從英文的「brainwashing」翻譯過來的；其實，英文的「brainwashing」倒是從中文的「洗腦」翻過來的。1951年，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寫了一本書，名叫《紅色中國的洗腦》。亨特說，他自創的英文詞「brainwashing」一詞正是來自中國，來自中國人的一個口頭語「hsi nao」或「xi nao」，指的就是思想改造。不過也有人說，亨特未必是最早使用「brainwashing」這個詞的人。1950年1月3日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發表了一篇羅伯特‧格林（Robert Guillain, 1908-1998）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政治再教育計畫的文章，其中就寫到「washing one's brains」。1956年，亨特又出了本書《洗腦》（Brainwashing: The Story of Men Who Defied It）。1969年，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利夫頓在他的《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一書中，也多次用到「brainwashing」一詞。不錯，在中共正式文件、文章和講話中我們都還沒有見到過「洗腦」這個詞，但類似的說法大家都很熟悉。例如「洗澡」的說法，在上世紀50年代就很流行。楊絳有本寫19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書，書名就叫《洗澡》。在1960年代的「四清」運動中，又有「幹部上樓，洗手洗澡」的說法。可以推測，「洗腦」便是產生於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不載之於文件、但流行於口頭的詞彙。如此說來，「洗腦」一詞並不是進口貨，而是出口轉內銷。
「洗腦」一詞來自思想改造，洗腦本來是思想改造的同義詞。但是伴隨「洗腦」一詞的流行，其含義就變得比思想改造更寬泛。比如，我們可以說習近平在搞洗腦，但是我們不會說習近平在搞思想改造。在大多數語境下，洗腦是思想控制的同義詞。
採取種種手段，對人的思想實行某種操縱乃至控制，這件事可能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也和人類文明一樣普遍。舉凡原始部落的許多儀式和禁忌、各種宗教的修行和戒規，以及政治宣傳、商業廣告、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具有此項功能。然而，如果我們把上述種種都叫作洗腦，那就把洗腦這一概念大大地稀釋了，泛化了。按照這種被稀釋、被泛化的洗腦概念，共產黨在搞洗腦，民主國家的政黨也在搞洗腦，宗教團體、商業公司、社交媒體，乃至傳銷，也都在搞洗腦。共產專制國家有洗腦，自由民主國家也有洗腦。彼此彼此，半斤八兩，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性質上的不同。這只會模糊人們對真正的洗腦的認識，無形中替真正的洗腦開脫了罪責。
我認為，嚴格的思想控制應該包括兩個必要條件：（1）控制者要能夠控制不同思想和資訊的傳播。（2）控制者要對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懲罰。按照這種嚴格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把洗腦和一般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宗教修行、社交媒體以及諸如此類區別開來。
三、思想改造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
思想改造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是以思想改造冠其名，二是以特定社會群體為改造對象。
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有兩場。
第一場發生在1951年秋季到1952年秋季。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託，向北京、天津兩市高校教師學習會做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這場運動基本上結束於1952年秋季。
第二場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同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這場運動隨著文革的結束而結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直到1978年10月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才宣布停止）。
這兩場運動有三個不同點：一是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的含義有所不同，二是要求思想改造的理由有所不同，三是改造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包括「新解放區的大批青年學生，以及許多接受舊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此前就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不在其內；例如，從延安來的知識分子大體上就不在其內。在第二場運動中，作為再教育對象即思想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指「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這不僅涉及學校，而且涉及我們文教戰線及幹部隊伍中廣大的知識分子」。還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的學生──這幾乎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一鍋煮了。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進行思想改造的理由是，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來自舊社會，曾經為舊社會服務，接受的是舊式的或西方教育，大部分又是出身剝削階級，現在人雖然進了新社會，但是思想還不可能一下子轉變過來，因此需要進行改造。第二場思想改造的對象包括了新社會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但是過去十七年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需要接受無產階級的再一次教育，過去是在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接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教育，現在則需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一次教育。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進行改造的主要方式是密集的政治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有參觀土改，參觀工廠農村，接觸工農兵；同時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知識分子的工作。第二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也包含政治學習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主要是到農村到廠礦或者到幹校，直接從事工人、農民一樣的體力勞動。
關於知識青年下農村，有必要多說兩句。早在1950年代，毛澤東就號召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955年，毛澤東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在那時，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著眼於知識分子可以發揮有知識的長處，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這就和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下農村有所不同。後者著眼的不是知識青年發揮有知識的長處推動農村發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當然，毛澤東在1968年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有多種目的，所謂接受再教育只是目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個名義。我這裡無非是指出，文革中後期的知識青年下鄉和1950年代的知識青年下鄉不是一回事。近些年來，中共當局又在號召和鼓勵知識分子到農村到邊疆。但這一次下農村到邊疆，是著眼於農村和邊疆的發展與建設，其性質和上世紀50年代那次知青下鄉運動比較類似，而和文革中的知青下鄉運動很不一樣，不再有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的意義。
以上講到了兩場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廣義的思想改造運動則貫穿於整個毛時代，例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例如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藝革命、教育革命，其中都有思想改造的成分。
四、延安整風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區別
在很多方面，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整風運動都和中共建政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相當類似。我們可以說，延安整風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先聲。不過兩者也有重大區別。延安整風是針對黨內、革命隊伍內的知識分子，1949年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針對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不分黨內黨外的。
我們知道，很多宗教團體、革命團體都熱衷於在內部搞淨化思想的集體活動。人們被要求當眾檢討懺悔，其中少不了對自己的過錯上綱上線痛加譴責。儘管在這種活動中，不少人也搞得灰頭土臉，尊嚴掃地，在團體內部備受歧視，但是作為一種特殊群體的成員，他們仍然感到自己高人一等，高出那些他們這個天選群體之外的芸芸眾生。
韋君宜在《思痛錄》裡就寫到了這一點。作為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韋君宜和她的丈夫楊述都在整風運動中遭受精神傷害，但是等到革命勝利了，他們作為勝利者之一員進了城，立刻就有了很強的優越感。韋君宜寫到：「我們這些從老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也一下子擺脫了長期受歧視的境遇，一變而為『老幹部』」；「當時真是以新社會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而在「解放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就無法有這種高人一等的驕傲了。這是因為前者能夠以自己屬於「革命隊伍」而傲視其他大量的非革命隊伍的人，後者卻失去了這種對比與襯托：黨高高在上，工農大眾天然更革命，知識分子位於「人民」的最邊緣。在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知識分子又怎麼抬得起頭來呢？
五、三種改造與兩種新人
在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分子，那就錯誤了。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
按照毛澤東的這段話，所有人都要改造，從階級敵人到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共產黨人。但略加思索便可發現，雖然說所有人都要思想改造，但是對於不同種類的人，改造的含義顯然是不同的。改造至少有三種：地主、資本家以及罪犯的改造是一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改造則是另一種改造，工人、農民以及共產黨人的改造又是一種改造。階級敵人的改造，是改造成人民一分子；知識分子本來就屬於人民，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改造成工人階級一分子；工人本來就屬於工人階級了，工人的改造，是改造成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是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
這種區別在毛澤東另外的講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說，知識分子、知識青年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毛澤東沒說工農兵也要接受誰誰誰的再教育；換言之，工農兵不存在接受再教育的問題，工農兵不需要接受再教育。既然再教育的意思就是思想改造，那麼毛澤東等於說工農兵不需要思想改造，這和前面毛說的工人、農民也要思想改造不矛盾嗎？不矛盾。因為這兩處說的改造不是一個意思。工人、農民不需要知識分子那種改造，工人、農民需要的改造是另一種改造。或者進一步說，工人、農民不需要思想改造。
關於新人，新人也有兩種：剝削階級分子通過勞動改造思想，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工人、農民、共產黨人通過不斷的學習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前一種新人無非是成為人民一分子，後一種新人卻是超凡入聖。這兩種新人顯然不是一回事。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儘管在毛時代的中共論述中，「思想改造」一詞出現的場合很多，次數頻繁，其含義也很不一致，但是就這個詞彙的本來的、嚴格的意義來說，它是專指知識分子的，它是專指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修建古拉格（Gulag），把階級敵人關進勞改營，這是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也做過的事。和中國樹立雷鋒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一樣，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也樹立過自己的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但是，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長期實行一套名叫思想改造的政策，這卻是其他共產國家都罕見，因而是極富「中國特色」的。
六、思想改造不是正常的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
人的思想常常會發生變化，在大變動的時代尤其如此。這種正常的，人皆有之的思想發展或曰思想演變，和所謂思想改造根本不是一回事。正常的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始終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思想過程，事先並沒有一套預定的結論。在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人的各種具體觀點可能發生重大的改變，但他始終是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進而得出判斷，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梁啟超素以思想多變著稱，他將之稱為「今我」與「昔我」的交戰，雖有今昔之別，但貫穿於其中的仍是同一個「我」。換言之，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的過程乃是一個獨立思考的過程。
思想改造卻與之不同，思想改造意味著對獨立思考的否定。我們都還記得，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不少人僅僅是提倡獨立思考就被打成右派。所謂思想改造，要求一個人從一開始就承認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是對的。如果我的思想和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不一致，那必定是我錯了，我必須按照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來改變自己的思想。因此它正好是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的反面。
七、思想改造不同於儒家的修養和基督徒的懺悔
不少人把思想改造等同於儒家的修養或基督徒的懺悔。從表面上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例如中共提出的一些簡單口號──破私立公、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確實和儒家提的「存天理去人欲」和基督徒的懺悔很相似。其實兩者有根本的區別。儒家「存天理去人欲」中的人欲，基督教的原罪，都是指先天的、與生俱來的，因而也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而思想改造要求改掉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卻是後天的，是由某種特定的社會存在和所受的特定的教育形成的，因此只是某一類人有、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再次說明，嚴格意義上的思想改造並不是針對所有人的，而只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群體。
還要指出的是，改造不是塑造，再教育不是教育也不是繼續教育，洗腦不只是把一套思想灌輸進腦子裡，而且是把腦子裡原來有的髒東西清洗掉。中共從幼兒園就開始對國人灌輸它那套思想。這叫塑造，叫教育，叫灌輸，但不叫改造，不叫再教育，嚴格說來也不應叫洗腦。自改革開放伊始，中共就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從此不再提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但是中共並沒有放棄對國人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很多人把這種思想灌輸也叫作洗腦。按照我們先前所說，洗腦本來是思想改造的同義詞，它是以設定被改造者接受過資產階級教育，腦子裡有資產階級世界觀這樣的髒東西為前提，如今的中共已經放棄了這樣的設定，因此中共現在的做法就不應該再叫洗腦了，正如我們都不再把它叫思想改造。只是因為很多人把中共現在的做法叫洗腦已經叫開了、叫慣了，也就只好聽任了，況且洗腦這個詞彙本來就不是什麼規範性的概念。不過我們在這裡提醒這一區別還是必要的。
……
文／宋永毅
英文中的「洗腦」（brainwashing）一詞，在中文中又被稱為再教育（reeducation）、強行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思想改造（thought reform）等等。有關「洗腦」的奠基性的經典著作，幾乎都和中共的思想改造密切相關。由此，中共毫無疑問有著關於「洗腦」的專利權。然而，自愛德華‧亨特（Edward Hunter, 1902-1978）第一次在他的開拓性的著作中使用洗腦理論以來，西方學者很少使用這一理論來分析中共的歷史和政治運動。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哈佛著名學者馬若德教授（Roderick MacFarquhar, 1930-2019）在他三卷本的研究文革的權威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就從來沒有運用過「洗腦」的理論。而由毛澤東發動的文化大革命中，卻無處無時都充斥著對中國民眾的「洗腦」實踐。這不能不說是當下西方學界對當代中國研究的一大缺憾。
這一空白在最近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舉行的一個名為《洗腦：毛澤東和後毛時代的中國與世界》的學術研討會打破了。該會於2023年5月29日至6月1日，由紐約城市大學研究生院、勞改研究基金會、華盛頓大學東亞圖書館以及加州現代中國研究中心聯合主辦，計有二十多位學者專家參加。
這次會議的成功，首先表現在它從理論的源起和研究回顧上確立了洗腦理論作為研究極權政治的重要工具的地位。美國賓州約克學院的周澤浩博士的論文題名為〈愛德華‧亨特與洗腦的起源〉，他介紹了這位閱歷廣泛富於傳奇的美國記者和作家，如何以他在1950年首次在報紙上提及「洗腦」這一新詞，和他在1951年出版的《紅色中國的洗腦：對人的思想的有計畫破壞》一書中首次使用了「洗腦」一詞，並以把這個概念介紹給大眾而聞名於世。周澤浩指出：亨特的特殊貢獻論證了「洗腦」這個詞「來自中國人民的痛苦。他們承受著微妙和粗暴的精神和身體壓力和折磨並因此發現了一種模式並稱之為洗腦……。亨特顯然覺得他負有強烈和特別的使命感，要把一個他所熟知的而大眾卻毫無知曉而極權政府又竭力想掩蓋的一個真相揭露出來」。簡言之，亨特的獨特點是他建立了這種洗腦手段和共產主義紅色政權的直接關係。
紐約城市大學的夏明教授的論文題為〈洗腦理論研究：肇始、流變和新視野〉。他以五十多本洗腦經典著作的回顧研究、總結了洗腦及其研究在近百年的演變，歸納出三種不同的模式：（1）古典洗腦、（2）現代洗腦，和（3）21世紀高科技下的洗腦。作為全球最大的極權體的中共正試圖向外輸出它的高技術極權主義模式，洗腦全世界。普林斯頓中國學社的陳奎德博士，以〈洗腦：一個思想史的追蹤〉為題從政治哲學與思想史的視角討論洗腦的精神淵源。他指出，「洗腦」一詞起源於共產中國。然而「洗腦」的精神和思想淵源卻可以追溯更遠。除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之外，他主要梳理了德國哲學家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 1844-1900）、義大利哲學家葛蘭西（Antonio Francesco Gramsci, 1891-1937）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唯權主義」對洗腦的思想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陳文中對當今社會中氾濫的「泛洗腦主義」的現象發出了警訊，即：「洗腦無是非，所有人和群體都在洗腦和被洗腦。洗腦與人類社會一直就存在的『教育、傳播和宣傳』這些行業行為並沒有根本區別。」他認為：「和宣傳不同，洗腦具有壟斷性、強制性、長期性和不對稱性，即組織被遊說者解除對立的訊息，也就是封鎖訊息。封閉社會是洗腦的必要條件和核心要素。社會是否存在公開的反對意見，則是洗腦與否的判別標準。」在許多學者的論文中，對此也提出了思考縝密的見解。如夏明教授補充說：「『洗腦』和『教育』、『說服』、『灌輸』儘管都是試圖改變人們觀念看法的行為，但它們在使用強制手段上存在量的差異，在是否服務於受眾的利益上存在著質的差異。」這裡的關鍵區別是：受害者沒有選擇退出的自由。「洗腦不同於宗教轉宗。教會傳教士會不斷招募新的信徒，但也有老的信徒不斷流失退出。邪教組織與正常宗教不同，從信徒層面來看，個人一旦接受洗腦，可能喪失自由意志，也就失去了自由選擇；但在民主國家裡，家人和同事、朋友還有自由與警方、新聞媒體或社會福利機構聯繫，進行救助。從家庭和社會層面來看，脫離洗腦的黑手控制還是有可能。但在一個極權國家，除去合法和非法的移民（機率甚小），居民沒有遷徙自由和退出自由。」對思想改造有系統研究的民運理論家胡平在他的論文〈從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議」〉中指出：「嚴格的思想控制應該包括兩個必要條件：（1）控制者要能夠控制不同思想和資訊的傳播。（2）控制者要對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懲罰。按照這種嚴格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把洗腦和一般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宗教修行、社交媒體以及諸如此類區別開來。」加州聖瑪麗學院的徐賁教授也在他的〈當今中國後真相社會的專家宣傳和洗腦〉指出：「宣傳和洗腦不是同一個概念，但在中國這樣的社會環境裡卻是緊緊地聯繫在一切，難解難分。宣傳原本並沒有貶義，是散播資訊，廣而告之，通常是為了爭取對自己的好感。在言論自由的環境裡，你對我宣傳，我也可以對你宣傳，不允許所謂的『強制性說服』（coercive persuasion）。但在一個專制國家裡，政府宣傳的目的是強制性說服，而涉及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時候，就會成為企圖改變人們世界觀、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洗腦。」
除了對洗腦的理論和觀念的澄清，會議的另一個重要貢獻便是具體地聯繫中共發動的歷次政治運動來形象地闡釋洗腦在極權統治中的作用。……
〈從思想改造到「不准妄議」〉（節選）
文／胡 平
一、思想改造即人的馴化
思想改造運動是中共實施的精神暴政。思想改造並非中共首創，而是來自蘇聯，但是唯有在中國，思想改造被提升到制度層面，成為中國特色的極權制度的靈魂。思想改造運動固然不像其他一些政治運動那樣充滿對人的肉體的殘害，但是它對人的靈魂的殘害卻可以造成更為嚴重的精神創傷。
我先前寫過一本書講思想改造問題，書名叫《人的馴化、躲避和反叛》（香港：亞洲科學出版社，1999年）。我把中共的思想改造運動稱之為人的馴化；從某種角度講，共產黨統治的興衰史，就是人的馴化、躲避與反叛的歷史。
二、對「洗腦」一詞的一點說明
思想改造，又稱洗腦。不少人以為，中文的「洗腦」是個外來詞，是從英文的「brainwashing」翻譯過來的；其實，英文的「brainwashing」倒是從中文的「洗腦」翻過來的。1951年，美國記者愛德華‧亨特寫了一本書，名叫《紅色中國的洗腦》。亨特說，他自創的英文詞「brainwashing」一詞正是來自中國，來自中國人的一個口頭語「hsi nao」或「xi nao」，指的就是思想改造。不過也有人說，亨特未必是最早使用「brainwashing」這個詞的人。1950年1月3日英國《衛報》（The Guardian）發表了一篇羅伯特‧格林（Robert Guillain, 1908-1998）撰寫的有關中國的政治再教育計畫的文章，其中就寫到「washing one's brains」。1956年，亨特又出了本書《洗腦》（Brainwashing: The Story of Men Who Defied It）。1969年，美國心理學家羅伯特‧利夫頓在他的《思想改造與極權主義心理學──對中國洗腦的研究》一書中，也多次用到「brainwashing」一詞。不錯，在中共正式文件、文章和講話中我們都還沒有見到過「洗腦」這個詞，但類似的說法大家都很熟悉。例如「洗澡」的說法，在上世紀50年代就很流行。楊絳有本寫195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書，書名就叫《洗澡》。在1960年代的「四清」運動中，又有「幹部上樓，洗手洗澡」的說法。可以推測，「洗腦」便是產生於思想改造運動的一個不載之於文件、但流行於口頭的詞彙。如此說來，「洗腦」一詞並不是進口貨，而是出口轉內銷。
「洗腦」一詞來自思想改造，洗腦本來是思想改造的同義詞。但是伴隨「洗腦」一詞的流行，其含義就變得比思想改造更寬泛。比如，我們可以說習近平在搞洗腦，但是我們不會說習近平在搞思想改造。在大多數語境下，洗腦是思想控制的同義詞。
採取種種手段，對人的思想實行某種操縱乃至控制，這件事可能和人類文明一樣古老，也和人類文明一樣普遍。舉凡原始部落的許多儀式和禁忌、各種宗教的修行和戒規，以及政治宣傳、商業廣告、精神分析學派的心理治療，或多或少、或強或弱地具有此項功能。然而，如果我們把上述種種都叫作洗腦，那就把洗腦這一概念大大地稀釋了，泛化了。按照這種被稀釋、被泛化的洗腦概念，共產黨在搞洗腦，民主國家的政黨也在搞洗腦，宗教團體、商業公司、社交媒體，乃至傳銷，也都在搞洗腦。共產專制國家有洗腦，自由民主國家也有洗腦。彼此彼此，半斤八兩，充其量是五十步笑百步，只有程度上的差異，沒有性質上的不同。這只會模糊人們對真正的洗腦的認識，無形中替真正的洗腦開脫了罪責。
我認為，嚴格的思想控制應該包括兩個必要條件：（1）控制者要能夠控制不同思想和資訊的傳播。（2）控制者要對不接受控制的人施加暴力懲罰。按照這種嚴格的定義，我們就可以把洗腦和一般的政治宣傳、商業廣告、宗教修行、社交媒體以及諸如此類區別開來。
三、思想改造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
思想改造運動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一是以思想改造冠其名，二是以特定社會群體為改造對象。
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有兩場。
第一場發生在1951年秋季到1952年秋季。1951年9月29日，周恩來總理受中央委託，向北京、天津兩市高校教師學習會做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改造問題〉的報告。同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在學校中進行思想改造和組織清理的指示〉。這場運動基本上結束於1952年秋季。
第二場發生於文化大革命的中後期。1968年9月12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評論員文章〈關於知識分子再教育問題〉。同年12月22日，毛澤東發出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裡幹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這場運動隨著文革的結束而結束（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直到1978年10月的全國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工作會議才宣布停止）。
這兩場運動有三個不同點：一是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的含義有所不同，二是要求思想改造的理由有所不同，三是改造的方式有所不同。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指那些「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也包括「新解放區的大批青年學生，以及許多接受舊式教育或西方教育的知識分子」。此前就參加了革命的知識分子不在其內；例如，從延安來的知識分子大體上就不在其內。在第二場運動中，作為再教育對象即思想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指「過去大量的高等及中等學校畢業生早已從事工作及現正從事工作的人們」，「這不僅涉及學校，而且涉及我們文教戰線及幹部隊伍中廣大的知識分子」。還包括初中、高中和大學畢業的學生──這幾乎把所有的知識分子都一鍋煮了。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進行思想改造的理由是，作為改造對象的知識分子是來自舊社會，曾經為舊社會服務，接受的是舊式的或西方教育，大部分又是出身剝削階級，現在人雖然進了新社會，但是思想還不可能一下子轉變過來，因此需要進行改造。第二場思想改造的對象包括了新社會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但是過去十七年的教育是資產階級的教育，因此需要接受無產階級的再一次教育，過去是在修正主義路線毒害下，接受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教育，現在則需要在毛主席革命路線指引下，由工農兵給他們以再一次教育。
在第一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進行改造的主要方式是密集的政治學習，批評與自我批評，還有參觀土改，參觀工廠農村，接觸工農兵；同時繼續從事教育、文化、科學、技術等知識分子的工作。第二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也包含政治學習和批評與自我批評，但主要是到農村到廠礦或者到幹校，直接從事工人、農民一樣的體力勞動。
關於知識青年下農村，有必要多說兩句。早在1950年代，毛澤東就號召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1955年，毛澤東說：「全國合作化，需要幾百萬人當會計，到哪裡去找呢？其實人是有的，可以動員大批高小畢業生和中學畢業生去做這個工作。」「一切可能到農村中去工作的知識分子，應當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在那時，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到農村去，著眼於知識分子可以發揮有知識的長處，促進農業生產和農村建設。這就和1968年毛澤東號召知識青年下農村有所不同。後者著眼的不是知識青年發揮有知識的長處推動農村發展，而是接受再教育，改造思想。當然，毛澤東在1968年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有多種目的，所謂接受再教育只是目的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個名義。我這裡無非是指出，文革中後期的知識青年下鄉和1950年代的知識青年下鄉不是一回事。近些年來，中共當局又在號召和鼓勵知識分子到農村到邊疆。但這一次下農村到邊疆，是著眼於農村和邊疆的發展與建設，其性質和上世紀50年代那次知青下鄉運動比較類似，而和文革中的知青下鄉運動很不一樣，不再有接受再教育即思想改造的意義。
以上講到了兩場狹義的思想改造運動。廣義的思想改造運動則貫穿於整個毛時代，例如1957年的反右運動，例如文革前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文藝革命、教育革命，其中都有思想改造的成分。
四、延安整風與思想改造運動的區別
在很多方面，中共建政前的延安整風運動都和中共建政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相當類似。我們可以說，延安整風是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的先聲。不過兩者也有重大區別。延安整風是針對黨內、革命隊伍內的知識分子，1949年後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是針對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或者是不分黨內黨外的。
我們知道，很多宗教團體、革命團體都熱衷於在內部搞淨化思想的集體活動。人們被要求當眾檢討懺悔，其中少不了對自己的過錯上綱上線痛加譴責。儘管在這種活動中，不少人也搞得灰頭土臉，尊嚴掃地，在團體內部備受歧視，但是作為一種特殊群體的成員，他們仍然感到自己高人一等，高出那些他們這個天選群體之外的芸芸眾生。
韋君宜在《思痛錄》裡就寫到了這一點。作為投奔延安的知識青年，韋君宜和她的丈夫楊述都在整風運動中遭受精神傷害，但是等到革命勝利了，他們作為勝利者之一員進了城，立刻就有了很強的優越感。韋君宜寫到：「我們這些從老解放區來的知識分子，也一下子擺脫了長期受歧視的境遇，一變而為『老幹部』」；「當時真是以新社會的代表者自居，信心十足的」。而在「解放後」思想改造運動中的知識分子就無法有這種高人一等的驕傲了。這是因為前者能夠以自己屬於「革命隊伍」而傲視其他大量的非革命隊伍的人，後者卻失去了這種對比與襯托：黨高高在上，工農大眾天然更革命，知識分子位於「人民」的最邊緣。在這種巨大的精神壓力下，知識分子又怎麼抬得起頭來呢？
五、三種改造與兩種新人
在1957年3月中國共產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毛澤東說：「如果認為社會主義改造只是要改造別人，改造地主、資本家，改造個體生產者，不要改造知識分子，那就錯誤了。知識分子也要改造，不僅那些基本立場還沒有轉過來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應該學習，都應該改造。我說所有的人，我們這些人也在內。情況是在不斷地變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適應新的情況，就得學習。即使是對於馬克思主義已經了解得比較多的人，無產階級立場比較堅定的人，也還是要再學習，要接受新事物，要研究新問題。」
按照毛澤東的這段話，所有人都要改造，從階級敵人到知識分子到工人、農民、共產黨人。但略加思索便可發現，雖然說所有人都要思想改造，但是對於不同種類的人，改造的含義顯然是不同的。改造至少有三種：地主、資本家以及罪犯的改造是一種改造，知識分子的改造則是另一種改造，工人、農民以及共產黨人的改造又是一種改造。階級敵人的改造，是改造成人民一分子；知識分子本來就屬於人民，知識分子的改造，是改造成工人階級一分子；工人本來就屬於工人階級了，工人的改造，是改造成工人階級的先鋒戰士，是改造成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
這種區別在毛澤東另外的講話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毛澤東在文革期間說，知識分子、知識青年要接受工農兵的再教育。毛澤東沒說工農兵也要接受誰誰誰的再教育；換言之，工農兵不存在接受再教育的問題，工農兵不需要接受再教育。既然再教育的意思就是思想改造，那麼毛澤東等於說工農兵不需要思想改造，這和前面毛說的工人、農民也要思想改造不矛盾嗎？不矛盾。因為這兩處說的改造不是一個意思。工人、農民不需要知識分子那種改造，工人、農民需要的改造是另一種改造。或者進一步說，工人、農民不需要思想改造。
關於新人，新人也有兩種：剝削階級分子通過勞動改造思想，成為自食其力的新人；工人、農民、共產黨人通過不斷的學習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前一種新人無非是成為人民一分子，後一種新人卻是超凡入聖。這兩種新人顯然不是一回事。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儘管在毛時代的中共論述中，「思想改造」一詞出現的場合很多，次數頻繁，其含義也很不一致，但是就這個詞彙的本來的、嚴格的意義來說，它是專指知識分子的，它是專指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
修建古拉格（Gulag），把階級敵人關進勞改營，這是蘇聯及其他共產國家也做過的事。和中國樹立雷鋒這樣的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一樣，蘇聯和其他共產國家也樹立過自己的社會主義新人、共產主義新人。但是，對知識分子這個群體長期實行一套名叫思想改造的政策，這卻是其他共產國家都罕見，因而是極富「中國特色」的。
六、思想改造不是正常的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
人的思想常常會發生變化，在大變動的時代尤其如此。這種正常的，人皆有之的思想發展或曰思想演變，和所謂思想改造根本不是一回事。正常的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始終是一個獨立自主的思想過程，事先並沒有一套預定的結論。在整個思想發展過程中，一個人的各種具體觀點可能發生重大的改變，但他始終是通過自己的獨立思考，進而得出判斷，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梁啟超素以思想多變著稱，他將之稱為「今我」與「昔我」的交戰，雖有今昔之別，但貫穿於其中的仍是同一個「我」。換言之，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的過程乃是一個獨立思考的過程。
思想改造卻與之不同，思想改造意味著對獨立思考的否定。我們都還記得，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有不少人僅僅是提倡獨立思考就被打成右派。所謂思想改造，要求一個人從一開始就承認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是對的。如果我的思想和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不一致，那必定是我錯了，我必須按照黨的思想、領袖的思想來改變自己的思想。因此它正好是思想發展或思想演變的反面。
七、思想改造不同於儒家的修養和基督徒的懺悔
不少人把思想改造等同於儒家的修養或基督徒的懺悔。從表面上看，兩者確有相似之處。例如中共提出的一些簡單口號──破私立公、鬥私批修、狠鬥私字一閃念，確實和儒家提的「存天理去人欲」和基督徒的懺悔很相似。其實兩者有根本的區別。儒家「存天理去人欲」中的人欲，基督教的原罪，都是指先天的、與生俱來的，因而也是每一個人都有的。而思想改造要求改掉的所謂資產階級世界觀卻是後天的，是由某種特定的社會存在和所受的特定的教育形成的，因此只是某一類人有、而不是每一個人都有的。這再次說明，嚴格意義上的思想改造並不是針對所有人的，而只是針對某些特定的群體。
還要指出的是，改造不是塑造，再教育不是教育也不是繼續教育，洗腦不只是把一套思想灌輸進腦子裡，而且是把腦子裡原來有的髒東西清洗掉。中共從幼兒園就開始對國人灌輸它那套思想。這叫塑造，叫教育，叫灌輸，但不叫改造，不叫再教育，嚴格說來也不應叫洗腦。自改革開放伊始，中共就宣布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知識分子也是社會主義勞動者，從此不再提對知識分子思想改造。但是中共並沒有放棄對國人進行意識形態灌輸。很多人把這種思想灌輸也叫作洗腦。按照我們先前所說，洗腦本來是思想改造的同義詞，它是以設定被改造者接受過資產階級教育，腦子裡有資產階級世界觀這樣的髒東西為前提，如今的中共已經放棄了這樣的設定，因此中共現在的做法就不應該再叫洗腦了，正如我們都不再把它叫思想改造。只是因為很多人把中共現在的做法叫洗腦已經叫開了、叫慣了，也就只好聽任了，況且洗腦這個詞彙本來就不是什麼規範性的概念。不過我們在這裡提醒這一區別還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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