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剖析「習帝養成術」
火力全開硬派直男

早在二○○九年，時任國家副主席的習近平訪問拉美五國，在會見墨西哥華人代表時說道：「有些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對我們的事情指手畫腳。中國一不輸出革命，二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三不去折騰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

習近平的國際觀：文革武鬥的「土共」意識
這段話，除了完全是低級粗鄙的「土話」之外，充分顯示習近平完全缺乏「國際社會」（international society）的概念，才有所謂「吃飽了沒事幹的外國人」這種仇外、排外的粗言粗語；這裡所謂的「三不」：「不輸出革命，不輸出饑餓和貧困，不去折騰」，則是「共產國際」（或毛時代）一種老派共產黨員的話語，完全沒有現代國際社會共同責任的認知與素養。
實際上，在今日全球化時代，其任何作為（包括內政與外交）都將牽動或影響全世界，例如習近平在處理新冠疫情的政策與作為（掩蓋疫情、拖延公告等等），絕不是「我們的事情」，也絕不是關起門來任意而為的孤立事件，而是國際公共事件。在習近平後來逐漸獲取大位的過程中，諸如堅決採取「戰狼外交」並與國際社會堅決鬥爭的立場，皆與這種素質低落的「硬男」作風密切相關。
一句「還有什麼好說的」，這典型的「文革式紅衛兵鬥爭語言」，正是習近平把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批評，一概斥之為「干涉中國內政」的原因，充分顯示其只知自私的國家利益，甚至更多是自己的私人權力，完全缺乏「國際共同責任」的世界觀。
習近平成長於文化大革命時代，滿腦子是「毛語錄」和紅衛兵口號吶喊，加上沒有受過正規教育，對於近代工業革命以來的民主化浪潮與文明進展，知之闕如、胸中無墨，總以為「中國的事中國人自己管」，殊不知，一個國家如果作出違反國際秩序與普世價值的行為，國際社會不僅可以「說三道四」，甚至可以進行反對與干涉！

習近平的痞子作風：中國的「極權經濟治國術」
正如美國政治網媒《Axios》中國記者貝書穎（Bethany Allen），在其《北京統治：中國如何將經濟武器化來對抗世界》（Beijing Rules: How China Weaponized its Economy to Confront the World）一書中指出的，中國的「極權經濟治國術」（authoritarian economic statecraft），其所使用的所有手段和措施，只為了追求中國自身極其狹隘的地緣政治利益。這些做法不是為了讓世界變得更好，不是多邊的，也不是基於崇高的意識形態理念。相反地，只是純粹為了自己國家和地緣政治的利益。
貝書穎所說的「極權經濟」，集中表現在習近平有大國野心卻無大國責任的痞子作風，一種只知檢討別人卻從不反思自己的「中國中心主義」。這種中心主義可以把中國自身的利益置於國際利益之上，把中國的規則凌駕於國際規則之上。實際上，習近平對於「中國霸權」毫不忌諱，甚至把中國霸權視為其終生奮鬥的目標。

習近平「吹哨子壯膽」：美中貿易談判裝腔作勢
二○一九年五月十日美中貿易戰正式開打，隨後，美國對總計超過五千億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二五%至五○%的關稅。稍懂國際經濟的人皆知，對高度依賴對外貿易的中國來說，這不僅是美國對中共的一記重錘，露骨地說，更是美國對中國的「毀國行動」。
然而，蠻牛豈知外貿的重要性？習近平始終不對美中貿易摩擦進行理性的處理，始終不採取即使犧牲短期的經貿利益也應換取美中長期貿易往來的立場，而是把美中的貿易衝突無限上綱為一場「民族主義戰爭」，採取一種革命年代的「井岡山精神」堅決與美國進行對抗。
美中貿易戰一聲鳴槍開跑，作為中國「民族主義輿論基地」的《環球時報》立即發動反擊，宣稱「中國是美國『極限施壓』政策壓不倒的一座山」，自信「中國有黨的堅強領導，有在困難面前保持團結的巨大體制優勢，我們完全有能力最大限度地消化、管控好對美出口減少帶來的損失」，甚至向美國高調放話：「如果美方想見識這個東方大國的耐力，那麼請便！」毫無疑問，這些「義和團口號」絕對出自習近平的授權與指示。
實際上，在美國釋出美中貿易談判的提議後，中國派出了以國務院副總理劉鶴為首的談判代表團，進行漫長而繁瑣的折衝與協商。詎料，當劉鶴把談判協議帶回中國時，習近平看到美方要求中國「修法」以適應雙邊貿易的公平性時，習近平立刻勃然大怒，將原先幾乎談妥定案的貿易協議草案，進行一種「釜底抽薪」的大幅修改，幾乎使原協議面目全非。這就激怒了原先就已情緒不穩的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並使原先樂觀可期的貿易協議胎死腹中。
實際上，中國擁有對美貿易巨大順差的優勢，應該以「讓利」的策略換取雙邊貿易的穩定性。因為在美中貿易關係上，中國始終處於競爭中的弱勢地位，從「市場依存度」來說，中國對美國的市場依賴遠大於美國。但是習近平卻以義和團主義「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的姿態，一見「修法」一詞，就想起過去帝國主義國家強迫中國簽訂不平等條約，挑動其「民族主義的敏感神經」，決定以「扶中滅洋」的立場，與美國頑抗到底。
正是習近平這種蠻牛撞牆的剛愎自用，也就是出爾反爾、願賭不服輸的直男性格，使美國從此認定中國就是一個「不負責任、不守承諾」的國家，導致此後美國對中國一波接一波的遏制與圍堵。在美國看來更加不可思議的是，劉鶴身為國務院副總理，是習近平的首席財經智囊，更是全權委任的貿易談判特使，但習近平卻以「幕後獨裁者」的身分，一手推翻自己委任的談判特使！他這種翻臉不認帳的作風，對於信守「契約主義」的西方國家來說，可謂深惡痛絕！理由很簡單，依據西方的價值觀，衝突的避免是依賴對契約的信守而獲得的，不守承諾就意味不可信任、放任衝突。
對國內外情勢數之不盡的誤判，以及明知誤判依然「絕不動搖」，正是習近平濫用獨裁者權力而導致國窮民困的主因。

習近平的「土共意識」
因為文革而失去基礎教育的習近平，除了一些黨史教條的知識之外，就連具系統且完整的國際共產主義史都所知有限。他的所謂「治國理政」除了一些市場經濟的皮毛常識以外，就只剩毛澤東階級鬥爭與農民革命思想。實際上，毛澤東的農民革命思想也不是正統的「農民史學」，而是一些草莽英雄的傳奇與神話。換言之，毛式農民革命思想不過是土匪叛亂、反抗黃泉、改朝換代的「打江山野史」。這些，都被習近平所崇拜和繼承。
這種綠林野將、草莽鬥狠、困中猶鬥的性格，正是習近平看待和處理國際事務的基本見解。所謂「東升西降」「帝國主義亡我之心不死」等，皆屬他常說的一句陝西土話：「打鐵還得自身硬」的表現。換言之，習近平總是以「井岡山精神」「長征勝利」「窯洞吃苦」等土共經驗，作為國際認知與外交作為的認知依據。「土共」的最基本特徵就是「寧死也抗」，就是「死拚」，也就是橫衝直撞，這正是習近平誓死與西方對抗的主因。


第10章　與之告別：那些年曾與之手拉手一起走的諸國，為何該趕緊斬斷這場「爛桃花」？
失速危機：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rap）是一個關於國家公信力永久喪失的政治學理論，起源於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Gaius Cornelius Tacitus），意指一個國家或統治者喪失了誠信與名譽，無論如何發言或處事，人們都會給予否定的評價。換言之，塔西佗陷阱就是指國家與領導人的信任危機。
中共向來奉行「無道德尺度」的外交，以各種利益誘惑為包裝的掠奪外交。例如拉攏和支援軍事獨裁政府，協助其鎮壓國內異議人士；以債務欺壓弱小國家，逼迫其以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作為償債。這種耍賴、利誘加脅迫的外交惡習，已被國際社會所揭露和看穿。實際上，長期以來北京試圖輸出「北京模式」，以及習近平不知所云的「人類命運共同體」，試圖以專制取代民主，以中共教條取代普世價值，如此「司馬昭之心」已經惡名昭彰、無人聽信。
自二○一二年以來，中國「全球掠奪」的戰略野心已經充分暴露，並使中國陷入四面楚歌、八方樹敵的地步。未來，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厲的國際孤立──塔西佗陷阱。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虛假性
二○一三年九月，習近平在訪問哈薩克時宣稱：「我們要打造人類命運共同體，並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隨後，「一帶一路」開始啟動。
推動全球治理系統的改革？好大的口氣！實際上，這種以融資和貸款為手段，表面上援助各國從事基礎建設，從而掠奪與壟斷他國經濟資產的「一帶一路」，已被國際社會認定為一種征服世界的「新殖民主義」，一場國際經濟詐騙。中國因此被形容為「吊燈裡的巨蟒」。
法國漢學家高敬文（Jean-Pierre Cabestan）說道，中國一直想摧毀美國，所以需要建立一個「新霸權」，一個足以平衡和削弱美國及其盟友權力的霸權。實際上，習近平就是以「四處撒幣」的方式，收買各國成為中國的附庸，掠奪各國的稀缺資源與戰略要地，製造無數的「債務陷阱」，試圖建立一個向中國俯首稱臣的「新絲綢帝國」。
事實勝於雄辯。無論習近平如何辯稱一帶一路是一個「開放合作的平台，不以實現任何政治議程為目的」，無論習近平如何炮製糖衣，宣稱一帶一路必將創造合作雙贏，實際上人們已經識破這種「習式語錄」，不僅無人相信，甚至斥之為詭辯話術。連帶地，所有中國提出的國際合作倡議，國際社會無不給予「中國陰謀」的論斷！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
對中國的「負面評價」如今已是各國民眾普遍的共識。美國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二○二二年六月發布一項「十九國民眾對中國看法」的民調報告。結果顯示，平均六八%民眾對中國持有負面看法，七九%民眾認為中國的人權問題嚴重，七二%民眾對中國的軍事擴張感到憂心。在一些國家中，對中國的負評甚至維持或接近歷史新高，日、澳、瑞典、美、韓的比率均超過八成，分別為八七%、八六%、八三%、八二%與八○%。
對中國形象的負評其來有自，而且越積越深，有如鐵板釘釘。二○二二年一月，一個被視為「中國永遠的恥辱」的徐州「鐵鍊女事件」爆發，這是成千上萬「婦女拐賣」事件中被披露的一樁。這一慘無人道的事件，不禁令世人質疑中共治下的中國難道是一個「道德真空」的社會？良心蕩然無存，人性烏黑如墨？無論中共如何淡化、辯解、封鎖，都已無法解除世人對中共的道德控訴。
二○○七年，由中國導演李揚拍攝的電影《盲山》，揭露了長期存在於中國社會的人口拐賣問題。這部電影除了批判中共「一胎政策」的惡性結果，還揭露政府包庇、官黑合夥的「拐賣黑洞」，被視為中國社會道德淪喪的指標。另外，中國是世界上「失蹤兒童」最多的國家，截至二○二○年，有超過一百萬的兒童或青少年莫名地消失無蹤，從此再也沒有回家。

「大外宣」已成「大欺騙」
過去幾年，中國的「大外宣」確實贏得不少收益，騙取了許多國家的信任。然而，近年來，中國持續以國內的意識形態邏輯，進行一種適得其反的「逆宣傳」，也就是採取與西方主流價值或公眾判斷相反的論述，對西方群眾進行「硬灌輸」。例如，中共外交部發布美國才是「新冠病毒」起源地的假消息，一場「大翻譯運動」揭穿了中共在俄烏戰爭中的虛假立場；中共駐法大使盧沙野厲言恐嚇，統一之後要對台灣人民「再教育」，這些言論等於自己破壞官方話語的可信度。
又如社交平台TikTok對世界的「紅色滲透」，被美國國會議員斥之為「數位芬太尼」（digital fentanyl），等同於「資訊毒品」；另一方面，中共限於自身八股式、僵硬化的宣傳格式，對中國自身的事物進行「反事實」的美化敘事，對國際批評中共之言論過度敏感與激進反擊，早已使西方群眾產生厭惡與排斥。
中共雖然大力推動「大外宣」，以強硬和傲慢的態度強力灌輸所謂「中國故事」，但實際上最重要的閱聽對象還是國內長期被洗腦的群眾。這是一種「出口轉內銷」的意識形態教化策略，藉此鞏固和強化對中國人民的思想控制。這種虛假的大外宣，例如假借宣揚儒學和華語教學之名，暗中輸出共黨教條的「孔子學院」，已被西方國家視為文化侵略和「長臂洗腦」，進而揭發中共的文化面具與虛偽宣傳，大外宣逆轉成了「大欺騙」。

中國的「長臂管轄」──海外警察局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里的非政府人權組織「保護衛士」（Safeguard Defenders），二○二二年九月發布一份《一一○海外：中國跨國警務失控》（110 Overseas: Chinese Transnational Policing Gone Wild）的報告，揭露中國在全球至少三十個國家設置超過五十四個「警僑事務海外服務站」，以處理護照換新服務為名義，實則是為了監管海外中國公民，追捕海外異議人士，脅迫他們返國受審。截至同年十二月，「保護衛士」進一步揭露，已在全球發現一百多個未經申報，俗稱「海外警察局」的組織。換言之，中共經常指控美國所謂「長臂管轄」「干涉內政」，實際上最善於此道者正是中共本身。
然而中共當局嚴詞辯解，聲稱這些設施是「行政中心」，旨在幫助中國僑民完成更新駕照等任務，並提供因為新冠疫情而中斷的其他服務。中共甚至反咬西方炒作緊張情勢，抹黑中國。實際上，所謂「僑民服務」皆可由大使館、領事館、僑社等等提供協助，無須中共警察跨海支援。換言之，中共的辯解一樣無人聽信，被人斥之為無稽之談。因為中共長期騷擾、迫害異議分子的惡行天下皆知，人們普遍認為中共的辯解正是對其自身惡行的確認。當時的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在二○二二年十二月六日對中共的辯解提出反駁，指稱中國官員將手伸至海外，在世界各地騷擾、監控、威脅人民，包括逼迫在美國批評北京當局的人士閉嘴噤聲。

中國已陷入「塔西佗陷阱」
古羅馬歷史學家塔西佗，在其所著《塔西佗歷史》（Historiae）一書中說道：「皇帝一旦成了人們憎恨的對象，無論做了什麼好事或壞事，都會引起人們對他的厭惡。」此即「塔西佗陷阱」一語的由來。換言之，國家誠信與國家形象至關重要，一個政府和領導人一旦失信，無論對錯都將受到懷疑與憎惡。難以想像，古羅馬的歷史錯誤與當代中國的危機，竟是如此不約而同、殊途同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