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光環的愚行
隨著瘋狂的醫療化、監禁瘋人的潮流，以及理性精神的發揚，對於「聰明的愚人」這個古老形象的嚮往，逐漸成為一種過時陳腐的想法。無論是他們吐露的謎樣真理，或是享有的歡愉自由，都不再具有以往的光環。這樣的轉變，可以從以下這篇信奉牛頓理論的羅賓森醫生於一七二○年代撰寫的短文中清楚看出：
不久之前，一位非常博學而聰明的紳士嚴重背離自己的理性，認為自己變形為一匹木馬，並且要求前來探訪的朋友一定得騎在他的背上。我必須承認，任何一種我所精通的哲學都無法讓他放棄這個荒謬的想法；一直到他使用了大量的藥劑，我才讓他錯亂的神經恢復原有的運作，讓他看到自己的錯誤。
顯然地，木馬已經不重要了，它所蘊含的性自由也不再被認可。對於像羅賓森這樣的人來說，愚行不能吐露任何真理，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也不再令人發笑。他們需要的只是強效的通腸劑。
科學把瘋狂變成一種病態，療養院的興起則是以社會利益甚或瘋人自身利益之名，讓瘋狂詩人與作家受到被監禁的威脅；伊拉斯謨反諷與故弄玄虛式的文體所呈現的雙關戲謔——以愚行為師——不再受到認可。卡爾克瑟是英國海軍部門的職員，曾是日記作家佩皮斯（一六三三～一七Ｏ三）的下屬。受到部門內政治鬥爭的影響，卡爾克瑟的精神狀態日益變壞，一開始曾被監禁在一間私人療養院，後來則是住進伯利恆醫院，接受艾倫醫生的診治。在伯利恆醫院期間，他寫了許多首詩，並在一六七九年以《清明期》為名結集出版。這本書披著古老瘋狂詩文的外衣，追隨伊拉斯謨作為「愚人禮讚者」的傳統，以愚人特有的敏銳與自由，諷刺瘋狂的世界。然而，矛盾的是，卡爾克瑟並未堅守自己的信念，同時試圖否認作者本身作為瘋狂詩人的身分。這樣的曖昧顯現在某些相互矛盾的詩名：有一首詩名為〈詩人是瘋狂的〉，另一首卻又名為〈不是瘋人的詩人〉；此外，書名《清明期》也呈現了同樣的矛盾。
卡爾克瑟宣稱醫生才是真正的瘋子，而瘋人院裡的人心智健全；或者說，若不是因為他們所遭受的處置，本來應當是健全的：擁有比醫生更多智慧的他說，
壓迫會讓一個智者瘋狂。
——這是一段指涉舊約所羅門的文字。卡爾克瑟為自己神智的清明辯護：他被誤認為瘋狂的特質，事實上是詩人的靈性：
事實上，
阿波羅比醫生更知道我腦子真正的情況：
我沒病，
這個庸醫，這個無知的蠢蛋，把我的詩句當成瘋人的話語。
但是艾倫醫生（在詩句裡被稱為「瘋狂的庸醫」）告訴他「除非他停止創作詩句，否則就無法出院」。這除了證明這位瘋狂庸醫的愚蠢，還能有任何意義嗎？因為寫詩既不是瘋狂的起因也不是瘋狂的症狀，而是有益的治療；難道阿波羅不正同時是詩神與療癒之神嗎？
在英國的文藝全盛期，瘋狂依然是創作者喜愛使用的隱喻。在史威夫特、波普，以及其他保皇黨詩人與批評家筆下，葛拉布街那些唯命是從的文人與「蠢蛋」所寫出的作品，都是精神失常的產物。他們沒有一絲天賦，因為他們創作的「靈感」不是來自上天的恩賜，是從他們的腸道冒出來的。他們備受稱讚的「靈感充滿」（afflatus），只是一種胃腸脹氣（flatulence）的症狀，這種症狀起因於生病的腸胃道，或是像波普所言，起因於「腦部的病態分泌物」。史威夫特在他的悲觀警句中宣稱，「神智的毀壞是靈力的產物」。換句話說，只有那些假的與卑鄙的拙劣詩人，才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真正的詩句源自健康的心靈。這位都柏林聖帕特里克大學的教務長，就以自己「與抑鬱（the spleen）絕緣」而自豪。
在這段時期的美學觀點中，偉大作家是神智正常的人，藝術家也不是空想家，而是擁有卓越技巧的工匠。瘋狂詩人其實已經失去了文字創作的權力。波普在《群愚史詩》中嘲諷亞里斯多德式的詩性抑鬱，他描寫葛拉布街潦倒文人的夢魘，他們在抑鬱的深淵中染上寫作狂躁，並為「噪音的力量」所苦。史威夫特筆下的主人翁不具英雄形象，《格列佛遊記》與《一個澡盆的故事》中不可信賴的第一人稱敘事主角都是絮絮不休的空談者，他們只注意自身，不斷地任意偏離主題，並且毫不自覺。其中，《一個澡盆的故事》的主角有一個神智錯亂的心願，他希望自己能夠「憑空地寫作」。史威夫特的諷刺文學作品中認為，不奉國教者與那些自由思想家、科學家與計畫者都染上了瘋病，他在那本惡名昭彰的作品《一個小小的建議》（一七二九）中諷刺地建議，可以藉由把嬰兒當作晚餐的方法，一次解決愛爾蘭的經濟與人口問題。事實上，一個信仰洛克學說的瘋子，就可能從錯誤前提正確地推演出同樣的想法。神經質
同時，文化上有關抑鬱的刻板形象也發生許多轉變。雖然有些荒謬，但是隨著像布萊克默的《抑鬱的專論》（一七二五）、切納的《英國病》（一七三三）等著作問世，神經質而自戀的體弱多病者成為啟蒙時期風行的形象。蘇格蘭人切納所描述的「英國病」是憂鬱的一種形式，只出現在進步、富庶、競爭激烈國家的菁英階層身上：對於進步、財富與精緻生活的渴求，「富庶生活」帶來的享樂，以及過度的飲食與喝酒，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無疑地，切納想到的是自己的「例子」，他的口腹之欲曾一度讓體重高達兩百公斤。切納注意到「偉大的智者通常也是個偉大的美食家，或至少是個講究品味的人」。如果要成為一個傑出的人，必須能夠享受來自酒與食物的刺激，那就難怪神經會受到損害了。
切納認為，那些擁有敏銳感受與腦部活動過度活躍的心靈，無論他們的特質是上天的恩賜或詛咒，特別容易受到這個疾病的侵襲，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感受力。那些精神高度緊張的人以令人暈眩的高速沉淪。為了逃離「焦慮」與「憂慮」，他們不斷尋求轉移的方法以釋放自身的緊張狀態。「聚會、音樂會、戲劇、玩牌，還有擲骰遊戲」，無一不損害他們的健康。太諷刺了（或該說是天理？），社會與文藝的菁英，這些具有良好天賦的人，比較容易罹患這個疾病：就像抑鬱曾一度是「大臣的紋章」一般，如今只有粗魯的農人可以免於這個疾病帶來的苦痛。
荷蘭裔的醫生與諷刺作家曼德維爾，在其著作《慮病與歇斯底里的專論》（一七三Ｏ）中，藉著虛擬一位醫生與一位患病紳士的對話，檢視當時菁英階層喜好賣弄的抑鬱症。其中，這位紳士解釋自己如何在閱讀了許多討論疾病的文章後，出現慮病（hypochondria）的症狀。
如當時巴斯知名的醫生阿戴爾於一七九Ｏ年所言：
三十多年前，我博學而聰明的老師威特醫生，愛丁堡大學的醫學教授，出版了一篇有關神經疾病的論文。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上流社會那些人完全不知道他們身上有神經這樣東西。但是我認識的一位上流社會的醫生曾看過這本書。當他的病人詢問他們身體不適的原因與本質時，他時常感到困擾，不知如何回答。當他讀到這本書時，立刻解決了這個難題：「夫人，妳是神經質（nervous）！」這個解答實在完美，這個字變成一種流行語，而spleen、vapors、hyp這些字很快就被遺忘了。從十八世紀開始，上流社會持續地賦予這類「神經疾病」（the vapours，the spleen，以及不再是被認為是源自子宮而是源自神經系統的hysteria）豐富的社會意義。罹患這些疾病意味著具有細緻的感受力，只有氣質優雅的人才會受其困擾，因此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包斯威爾以The Hypochondriack為筆名在報紙的專欄寫到，像他這樣苦於病痛的人，若是知道自己的病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安慰。包斯威爾很容易掉入憂鬱（black dog）的深淵，又時常為了自認過於「豐富的想像力」而感到焦慮，他的良師益友詹森認為他是頭蠢驢，老是為了一些無意義的瑣事煩惱。不久後，喬治三世也堅稱自己沒有「發瘋，而只是神經質」。
在往後的歷史中，抑鬱不斷地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成為社會的風潮。維多利亞時期，大西洋兩岸上流社會的紳士名媛時常苦於慮病症（hypochondria，以男性為主）或歇斯底里（hysteria，女性為主）。到了十九世紀末，罹患「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成為一種時尚，其風行的程度就如不久前在曼哈頓上流社會圈中，若是不找個有名氣的精神科醫師進行「無法終止的分析」，就會覺得丟臉一樣。無論在歐洲或美國，服務神經崩潰的有錢人之私人「神經」診所、水療院與礦泉療養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就像這個時期於阿爾卑斯山區大量設立的結核療養所一般。傳統上，正如彌爾頓的《幽思者》（一六三二）與格林的《憂鬱》（The Spleen，一七三七）所描寫的，陰鬱天才所具有的迷人魔力是屬於男人的專利。晚近，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女性解放運動的進展，不知可說是種諷刺性的結果，或是對於這個運動的反彈，在文化的刻板印象上，女性成為精神疾病主要的受害者；而且無論在監置性機構之內，或是之外，接受精神治療的女性人數都遠超過男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傳體小說發展出哥德式小說中瘋狂而／或受難的女主人翁典型；各種言情小說大量複製奧菲麗雅的形象，愛情受挫的年輕女性無法躲過歇斯底里的崩潰，淒美地結束年輕的生命；同時，勃朗特《簡愛》（一八四七）中的柏莎‧梅森，這位第一任羅徹斯特夫人（一頭「穿著衣服的土狼」），則是小說中著名的女性躁症患者。因此，從維多利亞時期開始，無論是在精神醫學的專業著作，或是在大眾甚至女性自身的心目中，憂鬱、歇斯底里、自殺與自傷行為，都與女性形象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洛伊德曾問：「女人究竟要什麼呢？」最終他得到了「陽具羨嫉」這個答案。在佛洛伊德時代極為常見的典型歇斯底里似乎已經消失，但是它或許變形為各種新的、主要影響對象為女性的精神疾病，例如厭食症、身體化疾患與暴食症。
愚人的形象或許也已隱沒，但是一開始的難題仍未得到解答：這世界瘋了嗎？或是如佛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九二六）所提出的問題：是文明本身讓人精神失常嗎？若文明社會本身就是個錯亂的社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利可以將人判定為「瘋子」？據說，王政復辟時期的劇作家納撒尼爾‧李在得知自己被判進入伯利恆醫院治療時，曾說：「他們說我瘋了，我說他們瘋了，該死的，他們人數比我多。」如今，這依然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隨著瘋狂的醫療化、監禁瘋人的潮流，以及理性精神的發揚，對於「聰明的愚人」這個古老形象的嚮往，逐漸成為一種過時陳腐的想法。無論是他們吐露的謎樣真理，或是享有的歡愉自由，都不再具有以往的光環。這樣的轉變，可以從以下這篇信奉牛頓理論的羅賓森醫生於一七二○年代撰寫的短文中清楚看出：
不久之前，一位非常博學而聰明的紳士嚴重背離自己的理性，認為自己變形為一匹木馬，並且要求前來探訪的朋友一定得騎在他的背上。我必須承認，任何一種我所精通的哲學都無法讓他放棄這個荒謬的想法；一直到他使用了大量的藥劑，我才讓他錯亂的神經恢復原有的運作，讓他看到自己的錯誤。
顯然地，木馬已經不重要了，它所蘊含的性自由也不再被認可。對於像羅賓森這樣的人來說，愚行不能吐露任何真理，沒有任何意義，甚至也不再令人發笑。他們需要的只是強效的通腸劑。
科學把瘋狂變成一種病態，療養院的興起則是以社會利益甚或瘋人自身利益之名，讓瘋狂詩人與作家受到被監禁的威脅；伊拉斯謨反諷與故弄玄虛式的文體所呈現的雙關戲謔——以愚行為師——不再受到認可。卡爾克瑟是英國海軍部門的職員，曾是日記作家佩皮斯（一六三三～一七Ｏ三）的下屬。受到部門內政治鬥爭的影響，卡爾克瑟的精神狀態日益變壞，一開始曾被監禁在一間私人療養院，後來則是住進伯利恆醫院，接受艾倫醫生的診治。在伯利恆醫院期間，他寫了許多首詩，並在一六七九年以《清明期》為名結集出版。這本書披著古老瘋狂詩文的外衣，追隨伊拉斯謨作為「愚人禮讚者」的傳統，以愚人特有的敏銳與自由，諷刺瘋狂的世界。然而，矛盾的是，卡爾克瑟並未堅守自己的信念，同時試圖否認作者本身作為瘋狂詩人的身分。這樣的曖昧顯現在某些相互矛盾的詩名：有一首詩名為〈詩人是瘋狂的〉，另一首卻又名為〈不是瘋人的詩人〉；此外，書名《清明期》也呈現了同樣的矛盾。
卡爾克瑟宣稱醫生才是真正的瘋子，而瘋人院裡的人心智健全；或者說，若不是因為他們所遭受的處置，本來應當是健全的：擁有比醫生更多智慧的他說，
壓迫會讓一個智者瘋狂。
——這是一段指涉舊約所羅門的文字。卡爾克瑟為自己神智的清明辯護：他被誤認為瘋狂的特質，事實上是詩人的靈性：
事實上，
阿波羅比醫生更知道我腦子真正的情況：
我沒病，
這個庸醫，這個無知的蠢蛋，把我的詩句當成瘋人的話語。
但是艾倫醫生（在詩句裡被稱為「瘋狂的庸醫」）告訴他「除非他停止創作詩句，否則就無法出院」。這除了證明這位瘋狂庸醫的愚蠢，還能有任何意義嗎？因為寫詩既不是瘋狂的起因也不是瘋狂的症狀，而是有益的治療；難道阿波羅不正同時是詩神與療癒之神嗎？
在英國的文藝全盛期，瘋狂依然是創作者喜愛使用的隱喻。在史威夫特、波普，以及其他保皇黨詩人與批評家筆下，葛拉布街那些唯命是從的文人與「蠢蛋」所寫出的作品，都是精神失常的產物。他們沒有一絲天賦，因為他們創作的「靈感」不是來自上天的恩賜，是從他們的腸道冒出來的。他們備受稱讚的「靈感充滿」（afflatus），只是一種胃腸脹氣（flatulence）的症狀，這種症狀起因於生病的腸胃道，或是像波普所言，起因於「腦部的病態分泌物」。史威夫特在他的悲觀警句中宣稱，「神智的毀壞是靈力的產物」。換句話說，只有那些假的與卑鄙的拙劣詩人，才是精神不正常的人：真正的詩句源自健康的心靈。這位都柏林聖帕特里克大學的教務長，就以自己「與抑鬱（the spleen）絕緣」而自豪。
在這段時期的美學觀點中，偉大作家是神智正常的人，藝術家也不是空想家，而是擁有卓越技巧的工匠。瘋狂詩人其實已經失去了文字創作的權力。波普在《群愚史詩》中嘲諷亞里斯多德式的詩性抑鬱，他描寫葛拉布街潦倒文人的夢魘，他們在抑鬱的深淵中染上寫作狂躁，並為「噪音的力量」所苦。史威夫特筆下的主人翁不具英雄形象，《格列佛遊記》與《一個澡盆的故事》中不可信賴的第一人稱敘事主角都是絮絮不休的空談者，他們只注意自身，不斷地任意偏離主題，並且毫不自覺。其中，《一個澡盆的故事》的主角有一個神智錯亂的心願，他希望自己能夠「憑空地寫作」。史威夫特的諷刺文學作品中認為，不奉國教者與那些自由思想家、科學家與計畫者都染上了瘋病，他在那本惡名昭彰的作品《一個小小的建議》（一七二九）中諷刺地建議，可以藉由把嬰兒當作晚餐的方法，一次解決愛爾蘭的經濟與人口問題。事實上，一個信仰洛克學說的瘋子，就可能從錯誤前提正確地推演出同樣的想法。神經質
同時，文化上有關抑鬱的刻板形象也發生許多轉變。雖然有些荒謬，但是隨著像布萊克默的《抑鬱的專論》（一七二五）、切納的《英國病》（一七三三）等著作問世，神經質而自戀的體弱多病者成為啟蒙時期風行的形象。蘇格蘭人切納所描述的「英國病」是憂鬱的一種形式，只出現在進步、富庶、競爭激烈國家的菁英階層身上：對於進步、財富與精緻生活的渴求，「富庶生活」帶來的享樂，以及過度的飲食與喝酒，讓他們付出沉重的代價。
無疑地，切納想到的是自己的「例子」，他的口腹之欲曾一度讓體重高達兩百公斤。切納注意到「偉大的智者通常也是個偉大的美食家，或至少是個講究品味的人」。如果要成為一個傑出的人，必須能夠享受來自酒與食物的刺激，那就難怪神經會受到損害了。
切納認為，那些擁有敏銳感受與腦部活動過度活躍的心靈，無論他們的特質是上天的恩賜或詛咒，特別容易受到這個疾病的侵襲，進而影響到他們的感受力。那些精神高度緊張的人以令人暈眩的高速沉淪。為了逃離「焦慮」與「憂慮」，他們不斷尋求轉移的方法以釋放自身的緊張狀態。「聚會、音樂會、戲劇、玩牌，還有擲骰遊戲」，無一不損害他們的健康。太諷刺了（或該說是天理？），社會與文藝的菁英，這些具有良好天賦的人，比較容易罹患這個疾病：就像抑鬱曾一度是「大臣的紋章」一般，如今只有粗魯的農人可以免於這個疾病帶來的苦痛。
荷蘭裔的醫生與諷刺作家曼德維爾，在其著作《慮病與歇斯底里的專論》（一七三Ｏ）中，藉著虛擬一位醫生與一位患病紳士的對話，檢視當時菁英階層喜好賣弄的抑鬱症。其中，這位紳士解釋自己如何在閱讀了許多討論疾病的文章後，出現慮病（hypochondria）的症狀。
如當時巴斯知名的醫生阿戴爾於一七九Ｏ年所言：
三十多年前，我博學而聰明的老師威特醫生，愛丁堡大學的醫學教授，出版了一篇有關神經疾病的論文。在這本書出版之前，上流社會那些人完全不知道他們身上有神經這樣東西。但是我認識的一位上流社會的醫生曾看過這本書。當他的病人詢問他們身體不適的原因與本質時，他時常感到困擾，不知如何回答。當他讀到這本書時，立刻解決了這個難題：「夫人，妳是神經質（nervous）！」這個解答實在完美，這個字變成一種流行語，而spleen、vapors、hyp這些字很快就被遺忘了。從十八世紀開始，上流社會持續地賦予這類「神經疾病」（the vapours，the spleen，以及不再是被認為是源自子宮而是源自神經系統的hysteria）豐富的社會意義。罹患這些疾病意味著具有細緻的感受力，只有氣質優雅的人才會受其困擾，因此成為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包斯威爾以The Hypochondriack為筆名在報紙的專欄寫到，像他這樣苦於病痛的人，若是知道自己的病痛同時也是一種社會地位的象徵，或許可以獲得一些安慰。包斯威爾很容易掉入憂鬱（black dog）的深淵，又時常為了自認過於「豐富的想像力」而感到焦慮，他的良師益友詹森認為他是頭蠢驢，老是為了一些無意義的瑣事煩惱。不久後，喬治三世也堅稱自己沒有「發瘋，而只是神經質」。
在往後的歷史中，抑鬱不斷地以各種不同的形式成為社會的風潮。維多利亞時期，大西洋兩岸上流社會的紳士名媛時常苦於慮病症（hypochondria，以男性為主）或歇斯底里（hysteria，女性為主）。到了十九世紀末，罹患「神經衰弱」（neurasthenic）成為一種時尚，其風行的程度就如不久前在曼哈頓上流社會圈中，若是不找個有名氣的精神科醫師進行「無法終止的分析」，就會覺得丟臉一樣。無論在歐洲或美國，服務神經崩潰的有錢人之私人「神經」診所、水療院與礦泉療養所如雨後春筍般興起，就像這個時期於阿爾卑斯山區大量設立的結核療養所一般。傳統上，正如彌爾頓的《幽思者》（一六三二）與格林的《憂鬱》（The Spleen，一七三七）所描寫的，陰鬱天才所具有的迷人魔力是屬於男人的專利。晚近，隨著十九世紀中葉女性解放運動的進展，不知可說是種諷刺性的結果，或是對於這個運動的反彈，在文化的刻板印象上，女性成為精神疾病主要的受害者；而且無論在監置性機構之內，或是之外，接受精神治療的女性人數都遠超過男性。沃斯通克拉夫特的自傳體小說發展出哥德式小說中瘋狂而／或受難的女主人翁典型；各種言情小說大量複製奧菲麗雅的形象，愛情受挫的年輕女性無法躲過歇斯底里的崩潰，淒美地結束年輕的生命；同時，勃朗特《簡愛》（一八四七）中的柏莎‧梅森，這位第一任羅徹斯特夫人（一頭「穿著衣服的土狼」），則是小說中著名的女性躁症患者。因此，從維多利亞時期開始，無論是在精神醫學的專業著作，或是在大眾甚至女性自身的心目中，憂鬱、歇斯底里、自殺與自傷行為，都與女性形象緊密地連結在一起。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佛洛伊德曾問：「女人究竟要什麼呢？」最終他得到了「陽具羨嫉」這個答案。在佛洛伊德時代極為常見的典型歇斯底里似乎已經消失，但是它或許變形為各種新的、主要影響對象為女性的精神疾病，例如厭食症、身體化疾患與暴食症。
愚人的形象或許也已隱沒，但是一開始的難題仍未得到解答：這世界瘋了嗎？或是如佛洛伊德在《文明及其不滿》（一九二六）所提出的問題：是文明本身讓人精神失常嗎？若文明社會本身就是個錯亂的社會，那麼它又有什麼權利可以將人判定為「瘋子」？據說，王政復辟時期的劇作家納撒尼爾‧李在得知自己被判進入伯利恆醫院治療時，曾說：「他們說我瘋了，我說他們瘋了，該死的，他們人數比我多。」如今，這依然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