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自從商代遺址遺存及大量卜辭出土後，商代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研究頗有可以依據的材料。今人對殷商的知識，可說超邁太史公的時代。太史公可能見到今人無法再見的載籍，可是太史公見不著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遺物，也見不著商人自己書寫的龜甲卜骨刻辭。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傳》、《國語》兩部大書，及諸子百家的記載，為史學工作者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許多當時的事蹟、人物及風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夾在中間的西周，論文獻史料，只有《詩經》、《尚書》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學發達以前，金文銘辭已有若干資料，足以補文獻之不足。但是相對的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較冷落的園地。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考古資料大出。由舊石器文化以下，每一個時代都比以前有遠為豐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說來，這些素材包括三類，一是西周的遺址，如岐下的周原、長安的豐鎬、洛陽的東都……以及數十處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遺址中出土的遺存，例如禮器、用器、工具、兵器、車馬……一是若干青銅器的銘辭，使金文資料的總數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銘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也已有數百種。只是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現。本書作者不辭狂妄，竟嘗試整理這許多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為西周文化提出終極的論斷，而毋寧是為了開一個端，譬如長途遠行的中途，稍作逗留，為過去的累積作一個小結，俾便自己及有同樣興趣的史學同行，由此小駐的尖站，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作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稍微通論的讀物，俾知中國古代有這一段歷史及其發展模式與形態。為了後一目的，本書的格式盡力避免作史料考證細節的討論，也不加一個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據史料及前人論點的出處。作者本人只希望這樣的體例，占了學術專著與通俗作品的執中點。—也許，兩頭都落了空！凡事成敗，總由嘗試開始，後果如何，在開手時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暫時不管後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議題，為史學同行聚論焦點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幾項：西周的社會性質如何？封建的本質如何？商周文代嬗替的關係如何？周人以蕞爾小邦，開創了八百年的王業，這番業績是如何成就的？凡此問題，我人由今日擁有的史料，頗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設，起碼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謎式的「論戰」了。本書的中心議題，集中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由西周的發展，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本書各章的討論，都圍繞這個議題，諸凡社會組織、經濟形態、文化擴散、華夷關係，無不在這個主題下論述。
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西周年代學待決的問題，一是周代開始的確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統治年數，而這兩個問題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自從嘉道以來，不少前輩學者提出了對西周積年與各王斷代的意見，也已有好幾家成體系的西周年曆譜，如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白川靜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見（圖1）（白川靜，一九七五：三二四；勞榦，一九七八；Nivison，一九八○，一九八○A；周法高，一九七一；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七）。
這十幾家不同的意見的歧異，主要由於依據的古史說法不同，也由於對金文資料中月相名詞的瞭解不同。茲先說古史說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後，年代可據，但共和以前諸王年代有待推定。單以武王伐紂年來說，劉歆根據《武成篇》的資料，以三統曆推定武王伐紂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但是裴駰《史記集解》、僧一行在《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訂的武王伐紂年，董作賓先生推定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其他的說法還有西周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別見於《帝王世紀》等處。又《史記》〈魯世家〉的魯國諸公年代，可用來補共和以前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魯世家〉和劉歆《世經》所引〈魯世家〉，其年代又頗多不同。依據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選擇，也各有其拼合遷就處，所得結果難免有歧異了。屈萬里先生僅以共和以後諸王年代的若干異說及共和以前魯公年代的兩種說法合排，即可得到九種不同的西周積年（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九—七九○）。
再說月相解釋的問題。根據金文資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時，對月相的不同瞭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詞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見記錄月相的名詞，共有四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這四個名詞指哪幾天？王國維先生創為四分月相說，以為四詞各指一個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國維，一九五九：一九—二六）。董作賓先生創為定點月相說，以為一個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兩個定點，這個定點只有兩天的游移，各稱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賓，一九五二）。由於古史資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這一天屬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釋不同而有歧異。不僅西周有年月日諸器的斷代不同了，對於文獻資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屬，連帶的也就影響到推定各王年數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說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決定。例如白川靜先生從王氏四分月相為各周器斷代的方法，陳夢家先生則大致上採董氏之說為其「西周銅器斷代」一文的依據（陳夢家，一九五五）。近頃董說頗受勞榦先生的批評（勞榦，一九七八），但是劉啟益先生則又根據新出的幾件銅器銘文大體上肯定了定點月相說（劉啟益，一九七九）。其實，周代金文中的四個月相名詞，其出現頻率並不均勻。初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他三詞（勞榦，一九七八：五○—五一；黃然偉，一九七八：六四）。除非鑄器專挑月初，這一偏頗的現象頗難解釋。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別稱，則月相的系屬更有問題了。
正因為西周年代學上有這幾大不易解決的難題，本書不擬勉強採取任何一家的理論，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積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學的新發現還不足以解決這個難題。一本史學專書而沒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學系屬史事，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本書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靜先生所著《金文通釋》或陳夢家先生所著《西周銅器斷代》中各器的安排，因為二氏對各器所屬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紋及出現人名為組合標準。一段一段集合成組，排列其前後次序，諸王年代及總積年，反而不是首要的問題了。
本書敘述，以文獻、考古、金文三項資料參合組織。金文史料，過去有《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為完全，今日則以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與《補釋》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書舉證銘文，只要《金文通釋》（或《補釋》）已採入的，均以該書為資料來源。至於對銘文的解釋，則比較各家意見而擇其最善者，卻也不是全從白川氏之說。在附圖中，本書選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見的銘文拓本，以便讀者。其原銘拓本未經錄入者，概請查檢白川氏原書，或其他著錄金文的集子。
本書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敘述為經，其餘各章，則以制度與現象的討論為主，可算繫於經線的緯了。這幾章中的敘述仍上下貫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關係的一段，並不表示所討論的現象只見於這一時段。諸章經緯相維，惟讀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進入臺大，李玄伯（宗侗）師始為啟蒙，遂對中國古史發生興趣。後來董彥堂（作賓）師、凌純聲師、李濟之（濟）師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傑）先生及李濟之師倡議修撰《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贊。該書經營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茲本書出版，一則紀念玄伯師、彥堂師、濟之師三位先生，再則也求稍贖未能終始雪公交下任務之罪愆。
自從入台灣大學以後，多少年來未嘗稍離中國古代史的園地。歷年來受師長教誨之恩，既深且重。諸師中尤可感者為芮逸夫、勞貞一（榦）、高曉梅（去尋）、石璋如四師及私淑仰慕的錢賓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謝忱，並祝這幾位學術界的大老身體清健。
本書付印之時，先母猶健在，此書出版時，先母已棄養，蓼莪之悲，終生長慟。本書撰寫期間，往往冷落了曼麗與樂鵬，現在可以稍微多一點與妻兒談話的時間了。本書編排校對，承林載爵、方清河、葉達雄、杜正勝四兄偏勞，謹謝四位。
本書的英文版，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補入美術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質文化〉一章也擴大了一倍，至於全書論旨則與本書大致無甚不同。
西周介於殷商和春秋之間。自從商代遺址遺存及大量卜辭出土後，商代文化、社會及歷史的研究頗有可以依據的材料。今人對殷商的知識，可說超邁太史公的時代。太史公可能見到今人無法再見的載籍，可是太史公見不著商代的居室、墓葬及遺物，也見不著商人自己書寫的龜甲卜骨刻辭。春秋之世的史事，有《左傳》、《國語》兩部大書，及諸子百家的記載，為史學工作者留下了極為豐富的史料。許多當時的事蹟、人物及風俗文化，都斑斑可考。夾在中間的西周，論文獻史料，只有《詩經》、《尚書》中的一部分，及春秋史料中追述西周的一些材料。在近代考古學發達以前，金文銘辭已有若干資料，足以補文獻之不足。但是相對的說，有關西周的史料，比之商代及春秋，都遠為貧乏。惟此之故，西周史在古史中是比較冷落的園地。
最近三十年來，中國考古資料大出。由舊石器文化以下，每一個時代都比以前有遠為豐富的史料供史家董理梳爬。西周史也因此添了不少新素材。大致說來，這些素材包括三類，一是西周的遺址，如岐下的周原、長安的豐鎬、洛陽的東都……以及數十處西周的墓葬和窖藏；一是遺址中出土的遺存，例如禮器、用器、工具、兵器、車馬……一是若干青銅器的銘辭，使金文資料的總數增加不啻倍蓰，其中有些銘文，透露了不少前所未知的消息。到今日，累積的考古報告及專題研究的專書與論文，也已有數百種。只是綜合性的西周文化史，尚未出現。本書作者不辭狂妄，竟嘗試整理這許多累積的原始資料及研究成果。作者的目的不在為西周文化提出終極的論斷，而毋寧是為了開一個端，譬如長途遠行的中途，稍作逗留，為過去的累積作一個小結，俾便自己及有同樣興趣的史學同行，由此小駐的尖站，作更進一步的探討。作者另一個目的則是為一般讀者提供稍微通論的讀物，俾知中國古代有這一段歷史及其發展模式與形態。為了後一目的，本書的格式盡力避免作史料考證細節的討論，也不加一個附注，只是交代了依據史料及前人論點的出處。作者本人只希望這樣的體例，占了學術專著與通俗作品的執中點。—也許，兩頭都落了空！凡事成敗，總由嘗試開始，後果如何，在開手時殊不易逆睹；是以也只能暫時不管後果了。
西周史的若干中心議題，為史學同行聚論焦點的，至少可以有下列幾項：西周的社會性質如何？封建的本質如何？商周文代嬗替的關係如何？周人以蕞爾小邦，開創了八百年的王業，這番業績是如何成就的？凡此問題，我人由今日擁有的史料，頗已可提出若干初步的假設，起碼不必再如三十年代作猜謎式的「論戰」了。本書的中心議題，集中在「華夏國家」在西周時代的形成過程，也就是由西周的發展，觀察中華民族及中華文化逐漸成形的過程。本書各章的討論，都圍繞這個議題，諸凡社會組織、經濟形態、文化擴散、華夷關係，無不在這個主題下論述。
西周年代學，已是周代歷史上的顯學。年代學本來也應是任何史學工作的基石。不幸，西周年代學有許多根本性的難題，這些難題至今仍難解決。西周年代學待決的問題，一是周代開始的確切日期，一是各王的統治年數，而這兩個問題又不可分割地糾纏在一起！自從嘉道以來，不少前輩學者提出了對西周積年與各王斷代的意見，也已有好幾家成體系的西周年曆譜，如吳其昌、董作賓、陳夢家、白川靜諸位先生的力作，都成一家之言。附表可代表主要各家的意見（圖1）（白川靜，一九七五：三二四；勞榦，一九七八；Nivison，一九八○，一九八○A；周法高，一九七一；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七）。
這十幾家不同的意見的歧異，主要由於依據的古史說法不同，也由於對金文資料中月相名詞的瞭解不同。茲先說古史說法的不同。西周共和以後，年代可據，但共和以前諸王年代有待推定。單以武王伐紂年來說，劉歆根據《武成篇》的資料，以三統曆推定武王伐紂年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二二年。但是裴駰《史記集解》、僧一行在《新唐書》「曆志」大衍曆議訂的武王伐紂年，董作賓先生推定相當於西元前一一一一年。其他的說法還有西周諸王中若干王的年代，分別見於《帝王世紀》等處。又《史記》〈魯世家〉的魯國諸公年代，可用來補共和以前諸王年代的空白。但是今本〈魯世家〉和劉歆《世經》所引〈魯世家〉，其年代又頗多不同。依據這些不同史料，各家各有選擇，也各有其拼合遷就處，所得結果難免有歧異了。屈萬里先生僅以共和以後諸王年代的若干異說及共和以前魯公年代的兩種說法合排，即可得到九種不同的西周積年（屈萬里，一九七一：七八九—七九○）。
再說月相解釋的問題。根據金文資料中年月日期推算時，對月相的不同瞭解，可以把同一月相名詞放在完全不同的日期。金文中常見記錄月相的名詞，共有四個：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這四個名詞指哪幾天？王國維先生創為四分月相說，以為四詞各指一個月由月初到月尾的四分之一（王國維，一九五九：一九—二六）。董作賓先生創為定點月相說，以為一個月只有月初（朔，或死霸、初吉）及月中（望或既生霸）兩個定點，這個定點只有兩天的游移，各稱旁死霸及旁生霸（董作賓，一九五二）。由於古史資料只有年月及日子的干支，這一天屬月之何日，可以因月相的解釋不同而有歧異。不僅西周有年月日諸器的斷代不同了，對於文獻資料（如「武成」）中的年月日也各有不同的系屬，連帶的也就影響到推定各王年數有不同的算法。王董二家的說法，孰是孰非，不能一言決定。例如白川靜先生從王氏四分月相為各周器斷代的方法，陳夢家先生則大致上採董氏之說為其「西周銅器斷代」一文的依據（陳夢家，一九五五）。近頃董說頗受勞榦先生的批評（勞榦，一九七八），但是劉啟益先生則又根據新出的幾件銅器銘文大體上肯定了定點月相說（劉啟益，一九七九）。其實，周代金文中的四個月相名詞，其出現頻率並不均勻。初吉出現的次數遠超過其他三詞（勞榦，一九七八：五○—五一；黃然偉，一九七八：六四）。除非鑄器專挑月初，這一偏頗的現象頗難解釋。如果「初吉」只是「吉日」的別稱，則月相的系屬更有問題了。
正因為西周年代學上有這幾大不易解決的難題，本書不擬勉強採取任何一家的理論，以假定各王的年代和西周積年。至少在目前，考古學的新發現還不足以解決這個難題。一本史學專書而沒有十分肯定的年代學系屬史事，這是無可奈何的抉擇！本書的史事分配，大致上接受白川靜先生所著《金文通釋》或陳夢家先生所著《西周銅器斷代》中各器的安排，因為二氏對各器所屬世代，往往由形制、花紋及出現人名為組合標準。一段一段集合成組，排列其前後次序，諸王年代及總積年，反而不是首要的問題了。
本書敘述，以文獻、考古、金文三項資料參合組織。金文史料，過去有《兩周金文辭大系》一書為完全，今日則以白川靜先生的《金文通釋》與《補釋》為最全的集子。因此本書舉證銘文，只要《金文通釋》（或《補釋》）已採入的，均以該書為資料來源。至於對銘文的解釋，則比較各家意見而擇其最善者，卻也不是全從白川氏之說。在附圖中，本書選了若干新出或不多見的銘文拓本，以便讀者。其原銘拓本未經錄入者，概請查檢白川氏原書，或其他著錄金文的集子。
本書各章中，有三章以史事的敘述為經，其餘各章，則以制度與現象的討論為主，可算繫於經線的緯了。這幾章中的敘述仍上下貫穿。各章置於西周初、中、晚三段中最有關係的一段，並不表示所討論的現象只見於這一時段。諸章經緯相維，惟讀者善加注意。
三十年前進入臺大，李玄伯（宗侗）師始為啟蒙，遂對中國古史發生興趣。後來董彥堂（作賓）師、凌純聲師、李濟之（濟）師由不同的方向又加鞭策。二十年前，王雪艇（世傑）先生及李濟之師倡議修撰《中國上古史論文集》，由作者受命襄贊。該書經營甚久，集稿也很辛苦，但至今不得正式出版。今茲本書出版，一則紀念玄伯師、彥堂師、濟之師三位先生，再則也求稍贖未能終始雪公交下任務之罪愆。
自從入台灣大學以後，多少年來未嘗稍離中國古代史的園地。歷年來受師長教誨之恩，既深且重。諸師中尤可感者為芮逸夫、勞貞一（榦）、高曉梅（去尋）、石璋如四師及私淑仰慕的錢賓四（穆）先生，敬在此向各位先生虔致謝忱，並祝這幾位學術界的大老身體清健。
本書付印之時，先母猶健在，此書出版時，先母已棄養，蓼莪之悲，終生長慟。本書撰寫期間，往往冷落了曼麗與樂鵬，現在可以稍微多一點與妻兒談話的時間了。本書編排校對，承林載爵、方清河、葉達雄、杜正勝四兄偏勞，謹謝四位。
本書的英文版，係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了加上由同事林嘉琳教授（Kathyrine Linduff）補入美術史部分外，英文版的〈物質文化〉一章也擴大了一倍，至於全書論旨則與本書大致無甚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