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從卦爻辭字義的演繹論《易傳》對《易經》的詮釋
一、問題的提出
上古經典包含了大量後人未盡明瞭的深邃智慧，其價值歷久彌新，引起後世文史哲研究者嚮慕。後人對之持續不斷的詮釋與再詮釋，除文本的內容，也必然同時包括詮經者自身的思想，而層累成為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從這個角度看，當一部書引起了世人的共鳴，而被詮釋注解，其思想內涵必然影響了詮解者（「經」影響了「傳」）；而同時解經之「傳」，受限於與「經」的時代不同，其對經典原文的解釋，必然有符合和不甚符合原義的部分。其中不符合原義的部分，成因甚多：有可能是注經者想解決其自身的時代問題，也有可能是注經者想特別發明「經」的某一層意義。無論如何，注經者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符合「經」的「原義」（假定真的有所謂「原義」），也不可能和「經」的意旨完全無關（「傳」承繼了「經」）。一旦「經」與「傳」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傳統，並對後世發生進一步的影響，該部經典（包含經與傳）即占據了一個論述主流。這時候對於「經傳」而言，「原義符合與否」，即成為次要的問題。尤其時代久遠，哪怕後人費盡文辭，亦不可能改變一種論述曾對經學史或思想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事實。因此，後世學者除非選擇不參與儒家經典詮釋的傳統，否則只要詮釋經典，就注定無法全盤推翻傳統的經說。
《十翼》是最早解釋《易》卦爻辭的著作，在經典詮釋史上，理應占有無可動搖的地位，無可置疑地成為後世學者理解《易經》經義的津梁。然而，很不幸地，作為《五經》之首的《易經》（卦爻辭），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就被無數學者將之從《十翼》中切割出來，將它對於《易傳》內容及思想體系的影響力，完全抹殺。至於以詮解《易經》為主要任務的《十翼》，竟被研究者將之與「經」一刀切斷，被限縮到不能和「經」發生任何意義聯繫的地步。「經傳分離」，被二十世紀的《易》學研究者視為治《易》基本前提。這個前提，包括下列三種觀點：
（一）認為《易經》為卜筮之書
《易經》為卜筮之書的論點，為古史辨時期學者如錢穆、顧頡剛、李鏡池、高亨等學者普遍的信念。向上追溯，北宋歐陽修《易童子問》早已對《易傳》提出種種懷疑，但僅集中辨析《十翼》非盡孔子所作。清儒崔述《考信錄》踵事增華，提出更多論據，說明《易傳》非孔子所撰著。大約一個世紀之後，錢穆先生亦於 1928-1929 年發表了〈論十翼非孔子作〉。但這些論述，不過離析《易傳》與孔子的關係而已。唯錢先生指《易傳》頗有道家及陰陽家言，開啟後來學者申言《易傳》義理並不來自《易經》而是來自戰國諸子學說，且後來學者的言論愈趨激烈。1926 年 12 月顧頡剛開始撰寫〈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考證《易經》為筮書，內容為古史之「故事」；故《易傳》義理解釋當與經文意旨不同。其後古史辨學者益衍伸此一論點。像高亨就認為「《易傳》解經與《易經》原意往往相去很遠，所以研究這兩部書，應當以經觀經，以傳觀傳」。後來學者大致承繼古史辨學者的論點。即使偶然稍作讓步，強調「經、傳」之間有某種關係，亦必歸本於經傳分離之說。如朱伯崑著《易學哲學史》即發揮此一論點，認為「《周易》是周人占筮的典籍」，又認為「依《周禮》所說，《周易》中的卦爻辭，就其素材說，是從大量的筮辭中挑選出來的」，其編纂則「企圖將卦象和筮辭系統化」，最後他得出兩點結論，其一「總的說來，這部典籍的形成是出於占筮的需要」；二是「《周易》畢竟是一部迷信的著作，將其哲理化是後來解易者的任務」。朱伯崑的論述，其實只是古史辨時期「經傳分離」說稍加改變，強調經傳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那麼對於經傳關係相「異」的論述和相「同」的主張，都可以包括在內，而且更加強化「《周易》為迷信著作」的論述。無論如何，「《易經》（卦爻辭）為筮書」的論點是古史辨學者的基本立場，不容置疑。而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在研究者以這種有色眼鏡的觀察下，也進一步支持了這種論述。例如從出土的甲骨、銘器、竹簡、陶罐的各類痕跡，尤其是數字卦和卜筮活動，與卦爻辭作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刻意迴避彼此之間的不同，而強化「《易經》為卜筮書，《易傳》為義理書，二者不相同」的結論。
（二）認為《易傳》是《易》義理之源
《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點，亦是古史辨時期的學者首發其端，認為卜筮之書終究無義理可言，相對上，《易傳》發揮《易》義，具有思想體系，故《易》學之有義理，實起源自《易傳》。正如曾春海所說「《易》書漸由卜筮之書，轉進成探討宇宙與人生哲理的經典」。主張《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著很多，例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即以《易傳》屬中國哲學史戰國階段之思想，而《易經》的卜筮內容則不屬哲學史之中，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首先比較自覺地、系統地講到範疇、公式的作用。人類在能作抽象思維的時候，就已不自覺地應用範疇和公式。這樣的應用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個進步，表示人類認識提高了一步。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就是這步提高的表現。」而余敦康〈從《易經》到《易傳》〉則引用《左傳》、《國語》的筮例，認為在《易傳》編撰之前，春秋時期的卜筮之法有了新發展，「用象徵性的意義來解釋龜兆，引申發揮，講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這種余先生稱之為「卦象說」和殷周原始筮法相較，為「明顯的進步」，而「《易傳》的作者用陰陽範疇解釋了這兩個基本符號，《周易》的框架結構才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解釋」。總之，這一類看法，是過去一世紀以來主流見解，諸家無甚異辭。較早期的研究可參戴君仁〈易經的義理性〉、高亨《周易大傳今注》；近年來這一觀點深植人心，影響甚廣，著述之多，不遑列舉。
一、問題的提出
上古經典包含了大量後人未盡明瞭的深邃智慧，其價值歷久彌新，引起後世文史哲研究者嚮慕。後人對之持續不斷的詮釋與再詮釋，除文本的內容，也必然同時包括詮經者自身的思想，而層累成為一個源遠流長的傳統。從這個角度看，當一部書引起了世人的共鳴，而被詮釋注解，其思想內涵必然影響了詮解者（「經」影響了「傳」）；而同時解經之「傳」，受限於與「經」的時代不同，其對經典原文的解釋，必然有符合和不甚符合原義的部分。其中不符合原義的部分，成因甚多：有可能是注經者想解決其自身的時代問題，也有可能是注經者想特別發明「經」的某一層意義。無論如何，注經者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符合「經」的「原義」（假定真的有所謂「原義」），也不可能和「經」的意旨完全無關（「傳」承繼了「經」）。一旦「經」與「傳」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傳統，並對後世發生進一步的影響，該部經典（包含經與傳）即占據了一個論述主流。這時候對於「經傳」而言，「原義符合與否」，即成為次要的問題。尤其時代久遠，哪怕後人費盡文辭，亦不可能改變一種論述曾對經學史或思想史產生過重大影響的事實。因此，後世學者除非選擇不參與儒家經典詮釋的傳統，否則只要詮釋經典，就注定無法全盤推翻傳統的經說。
《十翼》是最早解釋《易》卦爻辭的著作，在經典詮釋史上，理應占有無可動搖的地位，無可置疑地成為後世學者理解《易經》經義的津梁。然而，很不幸地，作為《五經》之首的《易經》（卦爻辭），在近一個世紀以來就被無數學者將之從《十翼》中切割出來，將它對於《易傳》內容及思想體系的影響力，完全抹殺。至於以詮解《易經》為主要任務的《十翼》，竟被研究者將之與「經」一刀切斷，被限縮到不能和「經」發生任何意義聯繫的地步。「經傳分離」，被二十世紀的《易》學研究者視為治《易》基本前提。這個前提，包括下列三種觀點：
（一）認為《易經》為卜筮之書
《易經》為卜筮之書的論點，為古史辨時期學者如錢穆、顧頡剛、李鏡池、高亨等學者普遍的信念。向上追溯，北宋歐陽修《易童子問》早已對《易傳》提出種種懷疑，但僅集中辨析《十翼》非盡孔子所作。清儒崔述《考信錄》踵事增華，提出更多論據，說明《易傳》非孔子所撰著。大約一個世紀之後，錢穆先生亦於 1928-1929 年發表了〈論十翼非孔子作〉。但這些論述，不過離析《易傳》與孔子的關係而已。唯錢先生指《易傳》頗有道家及陰陽家言，開啟後來學者申言《易傳》義理並不來自《易經》而是來自戰國諸子學說，且後來學者的言論愈趨激烈。1926 年 12 月顧頡剛開始撰寫〈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考證《易經》為筮書，內容為古史之「故事」；故《易傳》義理解釋當與經文意旨不同。其後古史辨學者益衍伸此一論點。像高亨就認為「《易傳》解經與《易經》原意往往相去很遠，所以研究這兩部書，應當以經觀經，以傳觀傳」。後來學者大致承繼古史辨學者的論點。即使偶然稍作讓步，強調「經、傳」之間有某種關係，亦必歸本於經傳分離之說。如朱伯崑著《易學哲學史》即發揮此一論點，認為「《周易》是周人占筮的典籍」，又認為「依《周禮》所說，《周易》中的卦爻辭，就其素材說，是從大量的筮辭中挑選出來的」，其編纂則「企圖將卦象和筮辭系統化」，最後他得出兩點結論，其一「總的說來，這部典籍的形成是出於占筮的需要」；二是「《周易》畢竟是一部迷信的著作，將其哲理化是後來解易者的任務」。朱伯崑的論述，其實只是古史辨時期「經傳分離」說稍加改變，強調經傳是既有相同又有不同，那麼對於經傳關係相「異」的論述和相「同」的主張，都可以包括在內，而且更加強化「《周易》為迷信著作」的論述。無論如何，「《易經》（卦爻辭）為筮書」的論點是古史辨學者的基本立場，不容置疑。而出土文獻的新發現，在研究者以這種有色眼鏡的觀察下，也進一步支持了這種論述。例如從出土的甲骨、銘器、竹簡、陶罐的各類痕跡，尤其是數字卦和卜筮活動，與卦爻辭作進一步的比較研究，刻意迴避彼此之間的不同，而強化「《易經》為卜筮書，《易傳》為義理書，二者不相同」的結論。
（二）認為《易傳》是《易》義理之源
《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點，亦是古史辨時期的學者首發其端，認為卜筮之書終究無義理可言，相對上，《易傳》發揮《易》義，具有思想體系，故《易》學之有義理，實起源自《易傳》。正如曾春海所說「《易》書漸由卜筮之書，轉進成探討宇宙與人生哲理的經典」。主張《易傳》為《易》義理之源的論著很多，例如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即以《易傳》屬中國哲學史戰國階段之思想，而《易經》的卜筮內容則不屬哲學史之中，認為「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首先比較自覺地、系統地講到範疇、公式的作用。人類在能作抽象思維的時候，就已不自覺地應用範疇和公式。這樣的應用是人類認識發展的一個進步，表示人類認識提高了一步。在中國哲學史中，《易傳》就是這步提高的表現。」而余敦康〈從《易經》到《易傳》〉則引用《左傳》、《國語》的筮例，認為在《易傳》編撰之前，春秋時期的卜筮之法有了新發展，「用象徵性的意義來解釋龜兆，引申發揮，講出了一套似是而非的道理」。這種余先生稱之為「卦象說」和殷周原始筮法相較，為「明顯的進步」，而「《易傳》的作者用陰陽範疇解釋了這兩個基本符號，《周易》的框架結構才第一次得到全面的解釋」。總之，這一類看法，是過去一世紀以來主流見解，諸家無甚異辭。較早期的研究可參戴君仁〈易經的義理性〉、高亨《周易大傳今注》；近年來這一觀點深植人心，影響甚廣，著述之多，不遑列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