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四日（星期五）
晴空萬里，天氣炎熱。今年的梅雨季似乎是不下雨的乾梅。去逛了久違的神田古書店街，買下由高野辰之先生和黑木勘藏先生校訂的《元祿歌舞伎精選集》的珍本。
喜歡在潑辣的夏日裡，頂著豔陽散步。真希望能一直這樣走下去。這樣走著走著，二戰結束後那一段既殘暴又抒情時期的景象，便會鮮活地重回腦海裡。
夏天這個概念，總會令我想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生命，是活力，是健康；另一種是頹廢，是腐敗，是死亡。而這兩項觀點又神奇地結合在一起，化為兩種影像──金碧輝煌的腐敗，以及血傷滿布的活力。二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正是如此。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從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四八年那段日子，彷彿一直都是夏天。
在那個時代，就連骨子裡講究傳統的老派男人，大抵也掙脫不了對於黯淡前途的自暴自棄。那確實是一個充滿情欲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不知倦怠，誰也不曉得明天會發生什麼事，舉凡能使全身感官變得更加靈敏的條件，一應俱全。
當時的我，儘管在生活上什麼事都辦不到，心底卻十分贊同及雀躍期盼著悖德思想。雖然什麼都不做，卻感覺自己完完全全和那個時代「同床共衾」。即便表面上擺出一副反抗時代的姿勢，實際上卻是與之相擁而眠的。
相較之下，在一九五五年那個時代、一九五四年那個時代，我實在沒辦法和那些時代睡在一起。記憶中，自從我進入所謂的反抗期之後，就不再和時代同床共寢了。
至於作家是否必須像娼妓一樣，不論身處何種時代，都要與之共枕呢？當然，小說免不了要依隨流行。不過，一個處於反抗期、孤立且禁欲的作家，應該會孕育出更偉大的小說吧？
……話說回來，作家總得有一次與時代同寢的經驗，往後方能得到那段回憶的鼓舞吧。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小雨。涼爽。午後Ｙ君來訪，敦請為他寫序。
我自己是在不諳世事的時候就開始寫起小說來了，所以並不反對像Ｙ君這樣的年輕人寫小說。當我重溫過去的作品時，不管是在文筆上、對人性認知的深度上、對人生的看法上，經常會發現如今可以詮釋得更完善的地方。不過，這個想法出現了明顯的謬誤──因為小說家只能靠著不斷寫作，逐漸了解更多事實。
現在我覺得是紅色的東西，二十五歲時的我寫的是白色，可是等到我四十歲，或許又會認為那是綠色的。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如此，何不等到能夠確切明辨的時候再寫小說就好？但對於小說家而言，等到能夠確認事實的時刻，應當相當於迎接死亡到來的那一天了。就是因為不確定，所以才要寫出來。即使是到了四十歲才提筆的作家，亦是由可以窺見其對於四十歲面臨的現實所呈現出來的不安，開始寫起的。如果是從追求真理、斷絕欲念的觀點出發，應該沒人寫得成小說吧。
普魯斯特是走進一個軟木貼面的房間裡，動筆書寫《追憶似水年華》的。不可以將他的這種舉動，解釋成某種欲念的斷絕，抑或是絕決地背離人生。
寫小說，或多或少是一種暫停、中止生命之輪繼續轉動的過程。我不後悔自己在二十幾歲的那個階段，曾經為此而頻頻暫停、中止生命之輪的轉動。不過到了最近，我開始覺得，不論是純粹的藝術問題，或是純粹的人生問題，這些都不是小說固有的問題。小說固有的問題是，藝術對比人生、藝術家對比生命的問題。自從本世紀出現了托瑪斯．曼這位代表性的作家之後，才開始追根究柢地探討這個問題。普魯斯特亦是如此。
至於十九世紀的作家，包括巴爾札克和斯湯達爾，則是將這個問題隱藏起來，當成了小說的靈感來源，唯獨福樓拜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小說固有的問題，就這樣又繞回了我們活在人世間為何以及如何寫小說這個問題上了；把範圍說得更廣，也就是又繞回了我們活在人世間為何以及如何從事藝術這個問題上了。過去從來不曾有人對藝術提過這個疑問。
換個角度來說，小說是一種從本質上摸索方法論的藝術，它和戲劇那種方法論、形式是自我發展而成的藝術不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正當敘事者發現這種方法論的時候，便掩卷不語了。
為何要寫小說──這似乎成為探討小說的唯一主題，並且在進入本世紀之後日趨尖銳化。在日本，過多的小說只著眼於人生。還有，只聚焦於藝術的小說也太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氣溫高達三十二度的大熱天。某君及某君邀我共進晚餐，由於天氣太熱，我們離開市中心，去了位於二子玉川的香魚料理餐廳Ｔ亭。河畔拂來的微風雖不如想像來得清涼，香魚倒是相當可口美味。二位友人回程時順訪舍下飲酒暢聊，直至深夜一時半才散會。
其中一位酷愛蒐集唱片，可我連一張唱片、一台留聲機都沒有。
我很羨慕那些能在理智與情欲交錯的情境中享受音樂的人。即便去參加音樂會，我還是不太有辦法沉浸在音樂之美當中。那種缺乏實質意義的事物，使我無法忍受甚至感到焦慮。一旦開始演奏，我的精神狀態就會變得不穩定，乃至於分裂。我還曾經在演奏貝多芬的曲目時，突然想起昨日把東西忘在某個地方了。
所謂的音樂，就像是站在人類內心黑暗深淵的邊緣上逗弄戲耍。人們居然把如此可怕的遊戲當成了生活娛樂之一！每當我在音樂廳或擺設富麗的客廳裡，看見那些側耳聆聽音樂的人們，總要為他們的大膽而咋舌。這麼危險的東西，怎麼可以讓人們在生活當中接觸到呢？
把聲音這種無形的東西，採用嚴格的規則統籌制定後，就成為音樂了。這令我立刻聯想到，這就和被人類捕進牢籠的幽靈，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對於這種無形的黑暗，愛好音樂的人們，竟然輕易相信作曲家已經贏得了這場精神戰役，為之喝采，放心地將自己交付給作曲家的勝利，這顯然無異於在馬戲團觀賞籠中猛獸表演時報以鼓掌的觀眾。問題是，萬一獸籠被衝破了，該怎麼辦？萬一貌似已經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其實卻是失敗了，又該怎麼辦？音樂會的聽眾與馬戲團的觀眾，二者的差異在於，後者明白獸籠會有被衝破的危險，前者卻從來不曾思考過那樣的風險。我不禁想起比亞茲萊的畫作《聆聽華格納的人們》裡面那一張張傲慢的面孔。
假設作曲家在這場精神戰役裡已經敗北了。在戰敗的剎那，音樂頓時化為有毒的可怕東西，像毒氣那樣具有致人於死的作用。聲音噴湧而出，化為無形的層層禁錮，將聽眾的心靈囚禁其中，而聽眾渾然不覺自己被推下無底深淵了……。
話說回來，我平時忙於創作，並不追求這種與深淵僅有一線之隔的嗜好。對於音樂，我的要求僅僅只有：就當我是一頭情欲滿溢的豬吧。所以，我只喜歡聽在用餐的嘈雜聲中輕輕流洩的音樂，和搖臀扭腰的中南美洲舞曲而已。
六月三十日（星期四）
微熱。天陰。與四、五位來客見面。
○君勸我不要鄙視太宰治，應該以更溫暖的心態來閱讀他的文章才好。
我對太宰治文學作品的厭惡，可謂極其強烈。首先，我討厭這個人的長相；其次，我討厭這個人分明土氣又自以為時髦的品味；再者，我討厭這個人飾演了一個不適合自己的角色。既是一個會和女人殉情的小說家，就必須展現出更嚴肅的樣貌來才行。
我當然曉得，對我自身而言，確切地說是對一個作家而言，弱點會成為最大的優點。但是，把那個弱點直接操作成優點的作法，我認為是自我欺騙。無論由各種角度看來，人類相信那個一無是處的自己，已經屬於僭越，遑論進一步逼迫他人亦要接受這種觀點！
太宰治性格上的缺陷，至少有半數應該都可以透過冷水擦澡、機械體操與規律作息而得到治癒。應該藉由生活方式解決的問題，就不該到藝術領域裡尋求答案。若採用悖論的邏輯稍做解釋，也就是一個不想被治癒的病人，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病人。
對於文學和真實生活，我和他所秉持的價值觀都在不同層次上。論文學，強而有力的文體自然比蒼白虛弱的文體來得美麗。比方在動物的世界裡，懦弱的獅子會比凶猛的獅子看起來更美嗎？強優於弱，意志堅定優於猶豫不決，獨立不羈優於恃寵而嬌，勝者優於丑角。當我讀到太宰治的文學作品時，當我讀到那宛如殘疾人的貧弱文體時，我所感受到的是這個男人的狡猾──一旦面對世俗的道德壓力，旋即流露出遭受戕害的神情。
這個男人從頭至尾就沒弄懂──世俗之事，別說不會傷害藝術家，根本對藝術家不屑一顧。他的性格傾向是自殘之後，博取外界的同情。所謂的被害妄想，並非在心裡放大敵人的可怕，而是缺乏想像力。要激發想像力，就必須直面現實才行。他的被害妄想是把眼前的岩石看成了怪物，以為只要衝撞那隻怪物就可以讓牠消失，於是猛力一衝，想不到卻把自己的腦袋瓜給撞得頭破血流了。
唐．吉訶德只是故事裡的人物。賽萬提斯並不是唐．吉訶德。為何某些日本小說家總有一股奇妙的衝動，試圖仿效故事裡的人物呢？
晴空萬里，天氣炎熱。今年的梅雨季似乎是不下雨的乾梅。去逛了久違的神田古書店街，買下由高野辰之先生和黑木勘藏先生校訂的《元祿歌舞伎精選集》的珍本。
喜歡在潑辣的夏日裡，頂著豔陽散步。真希望能一直這樣走下去。這樣走著走著，二戰結束後那一段既殘暴又抒情時期的景象，便會鮮活地重回腦海裡。
夏天這個概念，總會令我想到兩種截然相反的觀點：一種是生命，是活力，是健康；另一種是頹廢，是腐敗，是死亡。而這兩項觀點又神奇地結合在一起，化為兩種影像──金碧輝煌的腐敗，以及血傷滿布的活力。二戰結束後的那段時期，正是如此。所以我總有一種錯覺：從一九四五年至四七、四八年那段日子，彷彿一直都是夏天。
在那個時代，就連骨子裡講究傳統的老派男人，大抵也掙脫不了對於黯淡前途的自暴自棄。那確實是一個充滿情欲的時代。在那個時代，人們不知倦怠，誰也不曉得明天會發生什麼事，舉凡能使全身感官變得更加靈敏的條件，一應俱全。
當時的我，儘管在生活上什麼事都辦不到，心底卻十分贊同及雀躍期盼著悖德思想。雖然什麼都不做，卻感覺自己完完全全和那個時代「同床共衾」。即便表面上擺出一副反抗時代的姿勢，實際上卻是與之相擁而眠的。
相較之下，在一九五五年那個時代、一九五四年那個時代，我實在沒辦法和那些時代睡在一起。記憶中，自從我進入所謂的反抗期之後，就不再和時代同床共寢了。
至於作家是否必須像娼妓一樣，不論身處何種時代，都要與之共枕呢？當然，小說免不了要依隨流行。不過，一個處於反抗期、孤立且禁欲的作家，應該會孕育出更偉大的小說吧？
……話說回來，作家總得有一次與時代同寢的經驗，往後方能得到那段回憶的鼓舞吧。
六月二十七日（星期一）
小雨。涼爽。午後Ｙ君來訪，敦請為他寫序。
我自己是在不諳世事的時候就開始寫起小說來了，所以並不反對像Ｙ君這樣的年輕人寫小說。當我重溫過去的作品時，不管是在文筆上、對人性認知的深度上、對人生的看法上，經常會發現如今可以詮釋得更完善的地方。不過，這個想法出現了明顯的謬誤──因為小說家只能靠著不斷寫作，逐漸了解更多事實。
現在我覺得是紅色的東西，二十五歲時的我寫的是白色，可是等到我四十歲，或許又會認為那是綠色的。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如此，何不等到能夠確切明辨的時候再寫小說就好？但對於小說家而言，等到能夠確認事實的時刻，應當相當於迎接死亡到來的那一天了。就是因為不確定，所以才要寫出來。即使是到了四十歲才提筆的作家，亦是由可以窺見其對於四十歲面臨的現實所呈現出來的不安，開始寫起的。如果是從追求真理、斷絕欲念的觀點出發，應該沒人寫得成小說吧。
普魯斯特是走進一個軟木貼面的房間裡，動筆書寫《追憶似水年華》的。不可以將他的這種舉動，解釋成某種欲念的斷絕，抑或是絕決地背離人生。
寫小說，或多或少是一種暫停、中止生命之輪繼續轉動的過程。我不後悔自己在二十幾歲的那個階段，曾經為此而頻頻暫停、中止生命之輪的轉動。不過到了最近，我開始覺得，不論是純粹的藝術問題，或是純粹的人生問題，這些都不是小說固有的問題。小說固有的問題是，藝術對比人生、藝術家對比生命的問題。自從本世紀出現了托瑪斯．曼這位代表性的作家之後，才開始追根究柢地探討這個問題。普魯斯特亦是如此。
至於十九世紀的作家，包括巴爾札克和斯湯達爾，則是將這個問題隱藏起來，當成了小說的靈感來源，唯獨福樓拜敏銳地意識到了這個問題。
小說固有的問題，就這樣又繞回了我們活在人世間為何以及如何寫小說這個問題上了；把範圍說得更廣，也就是又繞回了我們活在人世間為何以及如何從事藝術這個問題上了。過去從來不曾有人對藝術提過這個疑問。
換個角度來說，小說是一種從本質上摸索方法論的藝術，它和戲劇那種方法論、形式是自我發展而成的藝術不同。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正當敘事者發現這種方法論的時候，便掩卷不語了。
為何要寫小說──這似乎成為探討小說的唯一主題，並且在進入本世紀之後日趨尖銳化。在日本，過多的小說只著眼於人生。還有，只聚焦於藝術的小說也太多了。
六月二十九日（星期三）
氣溫高達三十二度的大熱天。某君及某君邀我共進晚餐，由於天氣太熱，我們離開市中心，去了位於二子玉川的香魚料理餐廳Ｔ亭。河畔拂來的微風雖不如想像來得清涼，香魚倒是相當可口美味。二位友人回程時順訪舍下飲酒暢聊，直至深夜一時半才散會。
其中一位酷愛蒐集唱片，可我連一張唱片、一台留聲機都沒有。
我很羨慕那些能在理智與情欲交錯的情境中享受音樂的人。即便去參加音樂會，我還是不太有辦法沉浸在音樂之美當中。那種缺乏實質意義的事物，使我無法忍受甚至感到焦慮。一旦開始演奏，我的精神狀態就會變得不穩定，乃至於分裂。我還曾經在演奏貝多芬的曲目時，突然想起昨日把東西忘在某個地方了。
所謂的音樂，就像是站在人類內心黑暗深淵的邊緣上逗弄戲耍。人們居然把如此可怕的遊戲當成了生活娛樂之一！每當我在音樂廳或擺設富麗的客廳裡，看見那些側耳聆聽音樂的人們，總要為他們的大膽而咋舌。這麼危險的東西，怎麼可以讓人們在生活當中接觸到呢？
把聲音這種無形的東西，採用嚴格的規則統籌制定後，就成為音樂了。這令我立刻聯想到，這就和被人類捕進牢籠的幽靈，幾乎沒有什麼不同。對於這種無形的黑暗，愛好音樂的人們，竟然輕易相信作曲家已經贏得了這場精神戰役，為之喝采，放心地將自己交付給作曲家的勝利，這顯然無異於在馬戲團觀賞籠中猛獸表演時報以鼓掌的觀眾。問題是，萬一獸籠被衝破了，該怎麼辦？萬一貌似已經獲得了精神上的勝利，其實卻是失敗了，又該怎麼辦？音樂會的聽眾與馬戲團的觀眾，二者的差異在於，後者明白獸籠會有被衝破的危險，前者卻從來不曾思考過那樣的風險。我不禁想起比亞茲萊的畫作《聆聽華格納的人們》裡面那一張張傲慢的面孔。
假設作曲家在這場精神戰役裡已經敗北了。在戰敗的剎那，音樂頓時化為有毒的可怕東西，像毒氣那樣具有致人於死的作用。聲音噴湧而出，化為無形的層層禁錮，將聽眾的心靈囚禁其中，而聽眾渾然不覺自己被推下無底深淵了……。
話說回來，我平時忙於創作，並不追求這種與深淵僅有一線之隔的嗜好。對於音樂，我的要求僅僅只有：就當我是一頭情欲滿溢的豬吧。所以，我只喜歡聽在用餐的嘈雜聲中輕輕流洩的音樂，和搖臀扭腰的中南美洲舞曲而已。
六月三十日（星期四）
微熱。天陰。與四、五位來客見面。
○君勸我不要鄙視太宰治，應該以更溫暖的心態來閱讀他的文章才好。
我對太宰治文學作品的厭惡，可謂極其強烈。首先，我討厭這個人的長相；其次，我討厭這個人分明土氣又自以為時髦的品味；再者，我討厭這個人飾演了一個不適合自己的角色。既是一個會和女人殉情的小說家，就必須展現出更嚴肅的樣貌來才行。
我當然曉得，對我自身而言，確切地說是對一個作家而言，弱點會成為最大的優點。但是，把那個弱點直接操作成優點的作法，我認為是自我欺騙。無論由各種角度看來，人類相信那個一無是處的自己，已經屬於僭越，遑論進一步逼迫他人亦要接受這種觀點！
太宰治性格上的缺陷，至少有半數應該都可以透過冷水擦澡、機械體操與規律作息而得到治癒。應該藉由生活方式解決的問題，就不該到藝術領域裡尋求答案。若採用悖論的邏輯稍做解釋，也就是一個不想被治癒的病人，根本稱不上是真正的病人。
對於文學和真實生活，我和他所秉持的價值觀都在不同層次上。論文學，強而有力的文體自然比蒼白虛弱的文體來得美麗。比方在動物的世界裡，懦弱的獅子會比凶猛的獅子看起來更美嗎？強優於弱，意志堅定優於猶豫不決，獨立不羈優於恃寵而嬌，勝者優於丑角。當我讀到太宰治的文學作品時，當我讀到那宛如殘疾人的貧弱文體時，我所感受到的是這個男人的狡猾──一旦面對世俗的道德壓力，旋即流露出遭受戕害的神情。
這個男人從頭至尾就沒弄懂──世俗之事，別說不會傷害藝術家，根本對藝術家不屑一顧。他的性格傾向是自殘之後，博取外界的同情。所謂的被害妄想，並非在心裡放大敵人的可怕，而是缺乏想像力。要激發想像力，就必須直面現實才行。他的被害妄想是把眼前的岩石看成了怪物，以為只要衝撞那隻怪物就可以讓牠消失，於是猛力一衝，想不到卻把自己的腦袋瓜給撞得頭破血流了。
唐．吉訶德只是故事裡的人物。賽萬提斯並不是唐．吉訶德。為何某些日本小說家總有一股奇妙的衝動，試圖仿效故事裡的人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