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論　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節錄）         
千葉敏之

本書的主題「一三四八年」，是鼠疫從發源地擴散，傳播範圍遠達中東及歐洲，在短時間內造成大量死亡、人口銳減幅度甚鉅的一年。瘟疫在歷史中反覆流行，不管指針停在哪個時間，都能在地球某一處發現某種地區性的流行正在發生。其中足以成為歷史轉捩點的流行，多半是日常地區性流行迅速爆發，範圍廣程度大，加上即時瞬發不容許復原，才造成社會難以承受的壓力。人們大受震撼，情緒激昂，行為脫序。作家卡繆認為，傳染病最先帶給人們的打擊是與心愛之人別離，而當瘟疫離開城鎮後，死別會在倖存者的心中留下一生無法抹滅的傷痕。鼠疫的致死率與傳染性不但奪走了許多人的性命，也摧毀了「生產—交換—消費」的循環，讓社會陷入存續危機。這導致了生產力減低、食物供給崩潰，以及饑荒，危機進而複雜化。這些瞬間爆發的事件以幾年、十幾年為單位，影響著人類社會短期的動態經濟活動及社會制度變化，進而以幾十年、幾世紀的單位，牽連到長期的氣候變遷與環境遞嬗。

◤文明史當中的疫病
一九七六年，世界衛生組織宣布要根除天花，當時醫學界對傳染病的預防與治療深具信心。芝加哥大學歷史學教授威廉・麥克尼爾在當時寫下了《瘟疫與人》一書。他在一九九七年增補的新版〈序文〉中指出，愛滋病等流行疫病正不斷向人類襲來。面對這場自二○二○年以來的傳染病全球大流行，麥克尼爾的著作帶給我們什麼樣的啟示呢？

自古以來，寄生物（病原菌／傳染病）與人類宿主之間形成一種平衡。然而以根絕為目標、利用科學對付病原菌的做法打亂了這種均衡，甚至加速了病原菌的進化（具抗藥性），麥克尼爾注意到了這一點。人類是地球生態系統的一部分，病原菌的寄生亦不外乎如此。瘧疾、麻疹、結核病、天花、兒童疾病、痢疾、傷寒、霍亂、梅毒、愛滋、流感、血吸蟲病、登革熱、黃熱病，病原菌引起的傳染病反覆肆虐人類社會，帶來人口學規模的罹病與死亡。

麥克尼爾重新定位人類在全球生物系統的食物鏈階層，將生態平衡機制分成人類彼此之間的寄生，即食物征服者（掌權者／統治族群）寄生於被征服者農業生產上的巨寄生（macro），與病原菌寄生於人體身上的微寄生（micro），促使二者達成平衡的動能稱為「文明的動力」。麥克尼爾建立起一個連結極小世界、人類生活及龐大自然界的理論框架。也就是說，他將人類體內病原菌（寄生物）與抗體（免疫）之間的關係，對應至人類社會的共同體與國家，以及內含多個國家的帝國「統治與被統治」之間的關係，認為二者有相同結構。在這套基本理論下，麥克尼爾全面調查和解讀東亞（中國）、西亞、印度、地中海、阿爾卑斯以北（歐洲）、非洲、新大陸等各類學術領域提出的數據，追尋彼此的關聯性，以建立人類史的全貌。

麥克尼爾的世界史論（該觀點於一九六三年《西歐的興隆》一書中提出，以追尋近代西歐起源）承襲自十八世紀的啟蒙世界史觀（施勒策）、黑格爾的歷史哲學，以及將之擴充為政治經濟學的馬克思、以文明為單位進行比較研究的湯恩比等人描述文明興衰的「文明史」系譜。而在二十一世紀這二十年間確立研究範疇的全球史（global history），也被視為文明史的亞種。全球史的特徵在於從上古（地球起源）到現代盡收囊中，全面考察世界每個角落，建立起往返於微觀事物與宏觀現象的遼闊時空架構。

根據人類學與文化概念來構思文明史的麥克尼爾，將農業生產（生產結構與生產量增減）和與之連動的人口增減視為文明興亡的脈動。他認為，文明與人類都是有機體，擁有如同生命的節奏。大幅度的人口成長在人類史上是例外，而人口密集地的形成、殖民地的形成、帝國出現直至拓展到最大版圖，這些都造成了歷史的轉變──古雅典帝國、迦太基帝國、亞歷山大帝國、羅馬帝國都是如此。但從另一個角度來說，人口暴增會造成暫時性的生態平衡破壞，過剩的人口會因頻繁戰爭、飢餓或饑荒、叛變或政權傾覆等事件而調整。這樣的歷史觀，與立基於非洲研究進而建立世界體系的美國社會學家華勒斯坦有許多共通點。華勒斯坦主要著作《近代世界體系》第一冊出版的一九七四年，麥克尼爾正好發行代表作《世界史》第二版，同時也正努力撰寫兩年後發表的《瘟疫與人》。兩位的著作皆包含了世界史上幾個強大文明圈與受其翻弄的周邊地區，也都抱持了從世界史當中找尋近代西歐文明起源的問題意識。只不過，華勒斯坦的世界體系理論是以世界經濟的共時性（橫切面）結構為史觀主軸，譬如財富分配或剝削結構等等。這種廣受採納的歷史觀察法，同樣是我們這套「歷史的轉換期」系列的基本概念。

◤從國家的「瓦解」到對事態的「適應」
選擇一三四八年這一年來探討，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鼠疫的擴展，是建立在這時代有能力參與世界交易體系的人與物的大量移動上。蒙古人在軍事及政治方面稱霸歐亞大陸，將過去被海洋或陸地隔絕的多個亞體系（subsystem）串連起來，建立起巨大的交易網路。十四世紀中期以降，這個統一的蒙古帝國逐漸瓦解成多個政權，而一三四八年正是象徵蒙古帝國解體的一年。近年來，學者們開始關注這個早於華勒斯坦近代世界體系和近世白銀大流通的時代，所謂「蒙古的世紀」的廣域網路成為焦點，世界各地的蒙古史研究者紛紛發表宏大的構想和研究成果。然而他們都將分析重點放在網路的形成過程與全盛期上。對於一三四八年，學者們則是以「結構變動」這個中立視角，來重新評價巨大體系逐漸瓦解的過程。一三四八年的鼠疫浩劫也被定位為瓦解過程中的一個事件。

詹姆斯・斯科特在《反穀》一書中認為，我們給予高度評價的定居和農耕社群，其實是一種對「氣候變遷或疾病、土壤劣化、水源減少、人口壓力」等事件應對能力較脆弱的國家型態，同時他也對「崩潰」概念表達了疑問。「所謂的『崩潰』，是一個較大（但也較脆弱）的政治整體分解成各自較小（但也較穩定）的部分。」國家由一個個獨立可分解的組件（module）所組成，而「崩潰」也只是位居中央的行政中心、因財富集中而生的精英階層，以及因應存在的巨大建築和奢侈品消失罷了；之後將回歸更耐久、更自給自足且穩定的基礎單位。在此我們採用斯科特的史觀，將觀察對象設定為涵蓋多個政治體的地域，來評估地域整體對事件的適應過程。

◤自然與人類如何連結——古氣候學・災害史・心態史
在巨大體系瓦解的結構變化過程中，爆發了瘟疫大流行。該現象又與氣候變遷這個地球史規模的長周期循環同步。本書書名「氣候不順」與「生存危機」這兩個詞，連結了極大與極小的長期因果關聯。首先，氣候不順的前提，是有一個穩定循環的標準氣候。在地表生活的所有生物──包括人類、動物、作物等，都依循這個標準氣候的節奏。氣候不順即是指節奏變調，打亂了地表生活，引發作物欠收、饑荒，並在這樣的背景下衍生暴動、叛亂等社會動盪。變調的氣候對人類社會造成壓力；壓力超過極限時，人類就會陷入生存危機。當這種氣候變化是出自長期性的氣候變遷時，人類便被迫徹底改變生活形態。

近年，日本史學界的氣候史先驅中塚武研究團隊將氣候與地表人類生活的連結劃分為幾個層級：氣候環境的變遷、山野河海生態系的變化、農業等生計層級的影響與因應、村落地域社會層級的影響與因應，以及國家層級的影響與因應。如果將這些層級的分析置換成對應的學科，就會形成古氣候學地理學・考古學農業經濟史・歷史學（文獻史學）這般跨學術領域的連結環。這幾門學科所處理的對應材料，則是氣候變遷數據（樹木年輪寬度、史前絕對年代定年、花粉等沉積物）地形‧景觀‧遺跡‧出土文物歷史文獻（記錄災害的日記、莊園法庭紀錄等）。但由於上述取徑與分析目標的差異，時間尺度的不一致（例如變動週期有以世紀為單位的，也有數十年或數年為單位的；還有夏冬等季節性差異），以及操作數據的性質、分析和解釋方法的不同、取得的資訊品質（解析度）的不同，這些都導致各方對氣候觀察互有差異，難以出現定論。不過近年，為了提升對現在災害分析和未來災害的預測，古氣候學已發展到可取得高時間解析度的古氣候資料（以年為單位的氣溫與雨量變動模式），足以掌握各種周期性變化。而在氣候適應歷史研究計畫（地球環境學）、高精度古氣候重建、地球暖化預測研究等科際整合企畫逐漸收到成效的同時，文獻史學方面也由藤木久志等人在二○○七年建立了中世紀日本的氣象災害紀錄（古文書對降雨災害的紀錄等）年表，這些都是學者不斷努力的跨領域研究成果。

氣候不順所導致的人類生存危機有很多種。進入二十一世紀，人們越發關注災害；二○一一年東日本大震災後，為了預防或應對地震、火山爆發、洪水等自然災害，日本更開闢了「災害史」這門研究領域，建立起由自然科學領軍的人文、理科跨學科合作研究。另外在研究災後復興的生活方面，除了傳統的社會經濟史與農業史，歷史學亦發揮所長，從過去紀錄中挖掘出當時人們的生活與心態。而提到生存危機，雖然過去歷史學對叛亂、暴動、戰爭的研究已累積不少成果，卻未曾充分關注從破壞或混亂中回歸日常的「重建」面向。

若要以災後復興為研究視角，在從事鼠疫或其他傳染病等歷史研究時，勢必得與醫學及醫療領域合作。除了鎖定傳染病與分析症狀（第二章）外，剖析人類身體與心理的心態史研究也開始利用尖端醫療的觀點來分析丹尼爾‧狄福的《大疫年紀事》（背景為一六六五年倫敦鼠疫）與卡繆《鼠疫》（背景設定在一九四七年阿爾吉利亞的奧蘭城）等紀實文學或小說中描述的受災者心態。這些失去親人的人們，只能和境遇相同的友人一同禱告或舉行儀式，從中尋求救贖。他們會參加「嘆息的典禮」（守靈與處理葬儀）、傾聽神父講道（給為親人逝去而哀嘆的人）、與家人或鄰居互相扶持，慢慢克服死亡的悲痛。在後新冠時代，歷史學必須細心撿拾起這些在小小世界中波動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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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尼爾所代表的文明史時空框架提供了一個基準，將歷史上許多次的氣候不順和生存危機與人類歷史經驗相互對照，並加以評價。若是缺少了這個基準，我們便無法將蒙古帝國的瓦解過程和小冰期中屢次出現的大範圍多重災害現象通盤納入觀察視野。本書各章的詳細分析，也證明了從多重災害的角度切入，能夠更有效掌握氣候變遷與地表發生事件的因果關係。災害按時間累積，在空間中相互牽連，它動搖經濟活動，更加速試圖推翻政權的叛亂行為。正是在這樣的氣候與社會連動的歷史動力下，才得以開拓跨學科合作的豐富可能，深入探討從氣候變遷到人類情感等各類議題。而在這樣一個跨學科研究的場域，唯有與直接與時代證詞面對面的歷史學，才能將目光投向那些遭逢危機、劫後餘生的復興者們的生活樣貌，將他們的步伐和內心的鼓動，帶上歷史的舞台前方。

而且，也正是曾親身熬過一場劃時代的傳染病大流行的我們，才能從自身的體驗去理解這群熬過歷史轉換期人們的心情，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