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帽記
二○○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變化，其間有得有失。這一年我自己年屆八十，其間也得失互見：得者不少，難以細表，失者不多，卻有一件難過至今。我失去了一頂帽子。
一頂帽子值得那麼難過嗎？當然不值得，如果是一頂普通的帽子，甚至是高價的名牌。但是去年我失去的那頂，不幸失去的那一頂，絕不普通。
帥氣，神氣的帽子我戴過許多頂，頭髮白了稀了之後尤其喜歡戴帽。一頂帥帽遮羞之功，遠超過假髮。邱吉爾和戴高樂同為二戰之英雄，但是戴高樂戴了高帽尤其英雄，所以戴高樂戴高帽而樂之，也所以我從未見過戴高樂不戴高帽。
戴高樂那頂高盧軍帽丟過沒有，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好不容易選得合頭的幾頂帥帽，卻無一久留，全都不告而別。其中包括兩頂蘇格蘭呢帽，一頂大概是掉在英國北境某餐廳，另一頂則應遺失在莫斯科某旅館。還有第三頂是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港的布恰花園所購，白底紅字，狀若戴高樂的圓筒鴨舌軍帽而其筒較低：當日戴之招搖過市，風光了一時，後竟不明所終。
一個人一生最容易丟失也丟得最多的，該是帽與傘。其實傘也是一種帽子，雖然不戴在頭上，畢竟也是為遮頭而設，而兩者所以易失，也都是為了主人要出門，所以終於和主人永訣，更都是因為同屬身外之物，一旦離手離頭，幾次轉身就給主人忘了。
帽子有關風流形象。獨孤信出獵暮歸，馳馬入城，其帽微側，吏人慕之，翌晨戴帽盡側。千年之後，納蘭性德的詞集亦稱《側帽》。孟嘉重九登高，風吹落帽，渾然不覺。桓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孟嘉也作文以答，傳為佳話，更成登高典故。杜甫七律〈九日藍田崔氏莊〉並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之句。他的〈飲中八仙歌〉更寫飲者的狂態：「張旭三杯著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儘管如此，失帽卻與風流無關，只和落拓有份。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我八秩慶生，舉辦了書刊手稿展覽，並邀我重回沙田去簽書、演講。現場相當熱鬧，用媒體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人氣頗旺。聯合書院更編印了一冊精美的場刊，圖文並茂地呈現我香港時期十一年，在學府與文壇的各種活動，題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學生命》，在現場送給觀眾。典禮由黃國彬教授代表文學院致詞，除了聯合書院馮國培院長、圖書館潘明珠副館長、中文系陳雄根主任等主辦人之外，與會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盧瑋鑾、張雙慶、楊鍾基等，令我深感溫馨。放眼臺下，昔日的高足如黃坤堯、黃秀蓮、樊善標、何杏楓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師，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講的聽眾多為學生，由中學老師帶領而來。講畢照例要簽書，為了促使長龍蠕動得較快，簽名也必須加速。不過今日的粉絲不比往年，索簽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簽書、簽筆記本、簽便條、簽書包、簽學生證，還要題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贈言，當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簽人即興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麼 whay？恩惠的惠嗎？」「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頭。」亂軍之中，常常被這麼亂喊口令。不僅如此，一粉絲在桌前索簽，另一粉絲卻在你椅後催你抬頭、停筆、對準眾多相機裡的某一鏡頭，與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夾縫之中又有第三隻手伸來，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這時你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出錯。你的手上，忽然是握著自己的筆，忽然是他人遞過來的，所以常會掉筆。你想喝茶，卻鞭長莫及。你想脫衣，卻勻不出手。你內急已久，早應洩洪，卻不容你抽身疾退。這時，你真難身外分身，來護筆、護表、護稿，扶杯。主辦人焦待於漩渦之外，不知該縱容或喝止炒熱了的粉絲。
去年底在中文大學演講的那一次，聽眾之盛況不能算怎麼擁擠，但也足以令我窮於應付，心神難專。等到曲終人散，又急於趕赴晚宴，不遑檢視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終無法定神查看。餐後走到戶外，準備上車，天寒風起，需要戴帽，連忙逐袋尋找。這才發現，我的帽子不見了。事後幾位主人回去現場，又向接送的車中尋找，都不見帽子蹤影。我存和我，夫妻倆像偵探，合力苦思，最後確見那帽子是在何時，何地，所以應該排除在某地，某時失去的可能，諸如此類過程。機場話別時，我仍不放心，還諄諄囑咐潘明珠、樊善標，如果尋獲，務必寄回高雄給我。半個月後，他們把我因「積重難返」而留下的獎牌、贈書、禮品等等寄到臺灣。包裹層層解開，真相揭曉，那頂可憐的帽子，終於是丟定了。
僅僅為了一頂帽子，無論有多貴或是多罕見，本來也不會令我如此大驚小怪。但是那頂帽子不是我買來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為人子繼承得來的。那是我父親生前戴過的，後來成了他身後的遺物，我存整理所發現，不忍逕棄，就說動我且戴起來。果然正合我頭，而且款式瀟灑，毛色可親，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頂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後高，戴在頭上，由後腦斜壓向前額，有優雅的緩緩坡度，大致上可稱貝瑞軟帽（beret），常覆在法國人頭頂。至於毛色，則圓頂部分呈淺陶土色，看來溫暖體貼。四周部分則前窄後寬，織成細密的十字花紋，為淡米黃色。戴在我的頭上，倜儻風流，有歐洲名士的超逸，不只一次贏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睞。但帽內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氣愈寒，尤其風大，帽內就愈加溫暖，髣?父親的手掌正護在我頭上，掌心對著腦門。畢竟，同樣的這一頂溫暖曾經覆蓋過父親，如今移愛到我的頭上，恩佑兩代，不愧是父子相傳的忠厚家臣。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雙親之愛，才有今日之我。當年父親愛我，應該不遜於母親。但小時我不常在他身邊，始終呵護著我庇佑著我的，甚至在抗戰淪陷區逃難，生死同命的，是母親。呵護之親，操作之勞，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沒有為我做過？反之，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打過我，甚至也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所以絕非什麼嚴父。不過父子之間始終也不親熱。小時他倒是常對我講論聖賢之道，勉勵我要立志立功。長夏的蟬聲裡，倒是有好幾次父子倆坐在一起看書：他靠在躺椅上看《綱鑑易知錄》，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國演義》。冬夜的桐油燈下，他更多次為我啟蒙，苦口婆心引領我進入古文的世界，點醒了我的漢魄唐魂。張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韓愈啦，都是他介紹我初識的。後來做父親的漸漸老了，做兒子的越長大了，各忙各的。他宦遊在外，或是長期出差數下南洋，或擔任同鄉會理事長，投入鄉情僑務：我則學府文壇，燭燒兩頭，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關節病苦於腳痛，時發時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於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學之聘，由香港來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賣掉臺北的故居，把我的父親、她的母親一起接來高雄安頓。
許多年來，父親的病情與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顧，並得我岳母操勞陪伴。身為他的獨子，我卻未能經常省視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臺大醫院的加護病房，母親臨終時的淚眼，諄諄叮囑：「爸爸你要好好照顧。」實在愧疚無已。父親和母親鶼鰈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賴。只記得他們大吵過一次，卻幾乎不曾小吵。母親逝於五十三歲，長她十歲的父親，儘管親友屢來勸婚，卻終不再娶，鰥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還是忍年，九十七歲。
可憐的老人，以風燭之年獨承失明與痛風之苦，又不能看報看電視以遣憂，只有一架骨董收音機喋喋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麼呢？除了亡妻和歷歷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獨子為什麼不常在身邊。而即使在身邊時，也從未陪他久聊一會，更從未握他的手或緊緊擁抱住他的病軀。更別提四個可愛的孫女，都長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聽得見誰的聲音？
長壽的代價，是滄桑。
所以在遺物之中竟還保有他常戴的帽子，無異是繼承了最重要的遺產。父親在世，我對他愛得不夠，而孺慕耿耿也始終未能充分表達。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遺憾，而自他去後，我遺憾更多。幸而還留下這麼一頂帽子，未隨碑石俱冷，尚有餘溫，讓我戴上，幻覺未盡的父子之情，並未告終，幻覺依靠這靈媒之介，猶可貫通陰陽，串連兩代，一時還不致逕將上一個戴帽人完全淡忘。這一份與父共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後的這一點憑藉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來時，風勢助威，我站在歲末的風中，倍加畏冷。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母親。粉絲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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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與臺灣、香港的交流日頻，中文的新詞也就日益增多。臺灣的「作秀」、香港的「埋單」、大陸的「打的」，早已各地流行。這種新生的俚語，在臺灣的報刊最近十分活躍，甚至會上大號標題。其中有些相當傖俗，例如「凸槌」、「吐槽」、「劈腿」、「嘿咻」等等，忽然到處可見，而尤其不堪的，當推「轟趴」，其實是從英文 home party 譯音過來，惡形惡狀，實在令人不快。當然也有比較可喜的，例如「粉絲」。
「粉絲」來自英文的 fan，許多英漢雙解辭典，包括牛津與朗文兩家，迄今仍都譯成「迷」；實際搭配使用的例子則有「戲迷」、「球迷」、「張迷」、「金迷」等等。「粉絲」跟「迷」還是不同：「粉絲」只能對人，不能對物，你不能說「他是橋牌的粉絲」或「他是狗的粉絲」。
Fan 之為字，源出 fanatic，乃其縮寫，但經瘦身之後，脫胎換骨，變得輕靈多了。Fanatic 本來也有戀物羨人之意，但其另一含義卻是極端分子、狂熱信徒、死忠黨人。《牛津當代英語高階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第七版為此一含義的 fanatic 所下的定義是：a person of extreme or dangerous opinions，想想有多可怕！
但是蛻去毒尾的 fan 字，只令人感到親切可愛。更可愛的是，當初把它譯成「粉絲」的人，福至心靈，神來之筆竟把複數一併帶了過來，好用多了。單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現不出那種從者如雲紛至沓來的聲勢。「粉絲」當然是多數，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作 fans？對偶像當然是說「我是你的粉絲」，怎麼能說「我是你的粉」呢？粉，極言其細而輕，積少成多，飄忽無定。絲，極言其雖細卻長，糾纏而善攀附，所以治絲益棼，欲理還亂。
這種狂熱的崇拜者，以前泛稱為「迷」，大陸叫作「追星族」，嬉皮時代把追隨著名歌手或樂隊的少女叫作「跟班癖」（groupie），西方社會叫作「獵獅者」（lion hunter）。這些名稱都不如「粉絲」輕靈有趣。至於「忠實的讀者」或「忠實的聽眾」，也嫌太文，太重，太正式。粉絲之為族群，有縫必鑽，無孔不入，四方漂浮，一時嘯聚，聞風而至，風過而沉。這現象古已有之，於今尤烈。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究竟要吸引多少人，才能稱粉絲呢？學者與作家，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聽眾，就算擁有粉絲了。若是藝人，至少得吸引成千上萬才行。現代的媒體傳播，既快又廣，現場的科技設備也不愁地大人多，演藝高手從帕瓦羅蒂到貓王，輕易就能將一座體育場填滿人潮。一九六九年紐約州伍德斯塔克三天三夜的露天搖滾樂演唱會，吸引了四十五萬的青年，這紀錄至今未破。另一方面，詩人演講也未可小覷：艾略特在明尼蘇達大學演講，聽眾逾一萬三千人；弗羅斯特晚年也不缺粉絲，我在愛荷華大學聽他誦詩，那場聽眾就有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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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粉絲相對的，是知音。粉絲，是為成名錦上添花；知音，是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儘管說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現，來肯定自己的價值，這寂寞的寸心還是欣慰的。其實如果知音寥寥，甚至遲遲不見，寸心的自信仍不免會動搖。所謂知音，其實就是「未來的回聲」，預支晚年的甚至身後的掌聲。梵谷去世前一個多月寫信告訴妹妹維爾敏娜，說他為嘉舍大夫畫的像「悲哀而溫柔，卻又明確而敏捷—許多人像原該如此畫的。也許百年之後會有人為之哀傷」。畫家寸心自知，他畫了一張好畫，但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沒有知音來肯定、印證，只好寄望於百年之後了。「也許百年之後會有人……」語氣真是太自謙了。《嘉舍大夫》當然是一幅傳世的傑作，後代的藝術史家、評論家、觀眾、拍賣場都十分肯定。梵谷生前只有兩個知音：弟弟西奧與評論家奧里葉，死後的十年裡只有一個：弟媳婦喬安娜。高更雖然是他的老友，本身還是一位大畫家，卻未能真正認定梵谷的天才。
知音出現，多在天才成名之前。叔本華的母親是暢銷小說家，母子兩人很不和諧，但歌德一早就告訴做母親的，說她的孩子有一天會名滿天下。歌德的預言要等很久才會兌現：寂寞的叔本華要等到六十六歲，才收到華格納寄給他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附言中說對他的音樂見解十分欣賞。美國文壇的宗師愛默生收到惠特曼寄贈的初版《草葉集》，回信說：「你的思想自由而勇敢，使我向你歡呼……在你書中我發現題材的處理很大膽，這種手法令人欣慰，也只有廣闊的感受能啟示這種手法。我祝賀你，在你偉大事業的開端。」那時惠特曼才三十六歲，頗受論者攻擊。蘇軾考禮部進士，才二十一歲，歐陽修閱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欣賞，竟對梅聖俞說：「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眾多舉子聽了此話，嘩然不服，日久才釋然。
有些知音，要等天才死後才出現。莎士比亞死後七年，生前與他爭雄而且不免加貶的班強生，寫了一首長詩悼念他，肯定他是英國之寶：「全歐洲的劇壇都應加致敬。／他不僅流行一時，而應傳之百世！」又過了七年，另一位大詩人彌爾頓，在他最早的一首詩〈莎士比亞贊〉中，斷言莎翁的詩句可比神諭（those Delphic lines），而後人對他的崇敬，令帝王的陵寢也相形遜色。今人視莎士比亞之偉大為理所當然，其實當時蓋棺也未必論定，尚待一代代文人學者的肯定，尤其是知音如班強生與彌爾頓之類的推崇，才能完成「超凡入聖」（canonization）的封典。有時候這種封典要等上幾百年才舉行，例如鄧約翰的地位，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毀譽參半，欲褒還貶，要等艾略特出現才找到他真正的知音。
此地我必須特別提出夏志清來，說明知音之可貴，不但在於慧眼獨具，能看出天才，而且在於膽識過人，敢暢言所見。四十五年前，夏志清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在美國出版，錢鍾書與張愛玲赫然各成一章，和魯迅、茅盾分庭抗禮，令讀者耳目一新。文壇的舊觀，一直認為錢鍾書不過是學府中人，偶涉創作，既非左派肯定的「進步」作家，也非現代派標榜的「前衛」新銳；張愛玲更沾不上什麼「進步」或「前衛」，只是上海洋場一位言情小說作者而已。夏志清不但看出錢鍾書、張愛玲，還有沈從文在「主流」以外的獨創成就，更要在四十年前美國評論界「左」傾成風的逆境裡，毫不含糊地把他的見解昭告世界，真是智勇並兼。真正的文學史，就是這些知音寫出來的。有知音一槌定音，不愁沒有粉絲，繽紛的粉絲啊，蝴蝶一般地飛來。知音與粉絲都可愛，但不易兼得。一位藝術家要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才能兼有這兩種人。如果他的藝術太雅，他可能贏得少數知音，卻難吸引芸芸粉絲。如果他的藝術偏俗，則吸引粉絲之餘，恐怕贏不了什麼知音吧？知音多高士，具自尊，粉絲擁擠甚至尖叫的地方知音是不會去的。知音總是獨來獨往，欣然會心，掩卷默想，甚至隔代低首，對碑沉吟。知音的信念來自深刻的體會，充分的了解。知音與天才的關係有如信徒與神，並不需要「現場」，因為寸心就是神殿。
粉絲則不然。這種高速流動的族群必須有一個現場，更因人多而激動，擁擠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斷加溫，只待偶像忽然出現而達於沸騰。所以我曾將 teenager 譯為「聽愛擠」。粉絲對偶像的崇拜常因親近無門而演為「戀物癖」，表現於簽名、握手、合影，甚至索取、奪取「及身」的紀念品。披頭四的粉絲曾分撕披頭四的床單留念；湯姆‧瓊斯的現場聽眾更送上手絹給他拭汗，並即將汗濕的手絹收回珍藏。據說小提琴神手帕格尼尼的聽眾，也曾伸手去探摸他的軀體，求證他是否真如傳說所云，乃魔鬼化身。其實即便是宗教，本應超越速朽的肉身，也不能全然擺脫「聖骸」（sacred relics）的崇拜。佛教的佛骨與舍利子，基督的聖杯，都是例子，東正教的聖像更是一門學問。
「知音」一詞始於春秋：楚國的俞伯牙善於彈琴，唯有知己鍾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抑或流水。子期死後，伯牙恨世無知音，乃碎琴絕弦，終身不再操鼓。孔子對音樂非常講究，曾告誡顏回說，鄭聲淫，不可聽，應該聽舜制的舞曲韶。可是《論語》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這麼看來，孔子真可謂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豈不成了香港人所說的「發燒友」了？孔子或許是最早的粉絲吧。今日的樂迷粉絲，不妨引聖人為知音，去翻翻《論語》第七章〈述而〉吧。
不惜歌者苦，
但傷知音稀。
粉絲已經夠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車上哺乳不雅？
近日報載，台北捷運的車廂裡，一位年輕的母親因懷中嬰孩哭泣，當眾袒胸哺乳。旁邊有中年婦女不以為然，說她此舉不雅，勸她不止，轉請隨車服務員來阻止。服務員說，並無規定車上不可如此。做母親的解釋，因為寶寶餓了，不得不餵他。中年婦女不甘心，下車後更向派出所投訴云云。
那位以禮教為己任的中年婦女，不知為何如此同性相逼。在當時的情況下，最要緊的應該是那嬰孩餓了，得立刻授乳，否則他不但要挨餓下去，而且哭聲不止，還會鬧得許多乘客坐立不安。儘管如此，那中年婦女卻認定此舉不雅，必阻之才心甘。其實早在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孟子也認為嫂溺可以援之以手，何況今日已是廿一世紀。
這倒令我想起，在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一切雕像，不論是神是人，是男是女，莫不出於天體。後來基督教興起，宗教畫中最盛行的主題便是「聖母抱聖嬰」，有時候有施洗約翰在側，或天使二三飛翔不定，或木匠約瑟夫半隱其後，但最常見的是只有母子二人。我的印象是聖母只抱嬰於懷，至於有沒有當真哺乳，印象中卻很少見。為了落實，我把倫敦「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出版的目錄附圖全集從頭到尾逐頁查了一遍，在二千二百幅藏畫之中〈聖母抱聖嬰〉之作至少在百禎以上，而真正在餵嬰情景的竟有十四幅。也就是說，畫題可稱〈聖母哺聖嬰〉者也屢見不鮮，其作者更包括名家，例如李丕（Filippino Lippi）和狄興（Titian），還有達芬奇的從者和波提且利的學徒。十四幅中，有的是袒胸而哺，也有掩多於袒，但乳頭清晰可見，毫不含糊。如此可稱「不雅」嗎？捷運車上那婦女也許會應我一句：「至少聖母沒有在車上當眾授乳」。不錯，聖母沒有如此，但是〈聖母哺聖嬰〉的畫作卻堂而皇之地高懸許多大教堂的壁上，一任信徒瞻仰而膜拜達千百年之久，但是台北捷運那一幕，最多是一刻鐘吧？嬰孩挨餓一刻鐘，就很久了。由此觀之，赤裸的女體在某些人看來是不雅的，在另一些人看來卻可能是美的，所以希臘的神得用潔白的大理石來雕，又可能是聖潔的，所以聖母也不妨袒胸哺乳，但耶穌從十字架扶下來後，他是瘦身赤體的，瑪麗亞卻戴巾披袍了。女體要用得其所，就有莫大的威力。常在報上看到反戰抗議一類的大場面，有許多驚心動目的裸體晃來晃去，我都想不通，軍火商或權威當局會因此蒙受什麼羞恥或損失，倒是不相干的第三者反而可以「睇肉」，有所「獲益」吧。最矛盾的，是不少女性衣著大膽暴露，半袒半遮，似在半拒半迎，但他人太親近時卻又反控其騷擾。其實露多遮少，對路人的視覺不也是一種騷擾嗎？
有一種昂貴的濃巧克力，叫做Lady Godiva，由來是中世紀有名的傳說。說是柯芬翠郡的伯爵徵收無度，其妻葛黛娃勸他減稅安民；兩人約定，只要伯爵夫人願意在正午的市集赤身騎馬而過，伯爵就願減稅。葛黛娃果然如約，只以長髮掩胸。市民也都閉戶不出，以示感恩敬重。伯爵也如約減徵，傳為美談。據說當時有一小民忍不住從窗縫裡偷窺了一眼，事後竟然失明，成為笑話中的Peeping Tom。如此愛民的貴夫人，此事又發生在中世紀，實在早應封為聖徒了。
希臘神話有一個更早的傳說，說是大神朱彼得有意賦他的私生子海丘力士以不朽，乃乘其妻朱諾熟睡，使海丘力士就胸吸乳。朱諾驚醒，猛然將之推開，致乳汁噴灑滿空，成為銀河。報上的一則小消息，竟令人遐想到滿是神話的星空。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二○○八年的世界有不少重大的變化，其間有得有失。這一年我自己年屆八十，其間也得失互見：得者不少，難以細表，失者不多，卻有一件難過至今。我失去了一頂帽子。
一頂帽子值得那麼難過嗎？當然不值得，如果是一頂普通的帽子，甚至是高價的名牌。但是去年我失去的那頂，不幸失去的那一頂，絕不普通。
帥氣，神氣的帽子我戴過許多頂，頭髮白了稀了之後尤其喜歡戴帽。一頂帥帽遮羞之功，遠超過假髮。邱吉爾和戴高樂同為二戰之英雄，但是戴高樂戴了高帽尤其英雄，所以戴高樂戴高帽而樂之，也所以我從未見過戴高樂不戴高帽。
戴高樂那頂高盧軍帽丟過沒有，我不得而知。我自己好不容易選得合頭的幾頂帥帽，卻無一久留，全都不告而別。其中包括兩頂蘇格蘭呢帽，一頂大概是掉在英國北境某餐廳，另一頂則應遺失在莫斯科某旅館。還有第三頂是在加拿大維多利亞港的布恰花園所購，白底紅字，狀若戴高樂的圓筒鴨舌軍帽而其筒較低：當日戴之招搖過市，風光了一時，後竟不明所終。
一個人一生最容易丟失也丟得最多的，該是帽與傘。其實傘也是一種帽子，雖然不戴在頭上，畢竟也是為遮頭而設，而兩者所以易失，也都是為了主人要出門，所以終於和主人永訣，更都是因為同屬身外之物，一旦離手離頭，幾次轉身就給主人忘了。
帽子有關風流形象。獨孤信出獵暮歸，馳馬入城，其帽微側，吏人慕之，翌晨戴帽盡側。千年之後，納蘭性德的詞集亦稱《側帽》。孟嘉重九登高，風吹落帽，渾然不覺。桓溫命孫盛作文嘲之，孟嘉也作文以答，傳為佳話，更成登高典故。杜甫七律〈九日藍田崔氏莊〉並有「羞將短髮還吹帽，笑倩旁人為正冠」之句。他的〈飲中八仙歌〉更寫飲者的狂態：「張旭三杯著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儘管如此，失帽卻與風流無關，只和落拓有份。去年十二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為我八秩慶生，舉辦了書刊手稿展覽，並邀我重回沙田去簽書、演講。現場相當熱鬧，用媒體流行的說法，就是所謂人氣頗旺。聯合書院更編印了一冊精美的場刊，圖文並茂地呈現我香港時期十一年，在學府與文壇的各種活動，題名《香港相思—余光中的文學生命》，在現場送給觀眾。典禮由黃國彬教授代表文學院致詞，除了聯合書院馮國培院長、圖書館潘明珠副館長、中文系陳雄根主任等主辦人之外，與會者更包括了昔日的同事盧瑋鑾、張雙慶、楊鍾基等，令我深感溫馨。放眼臺下，昔日的高足如黃坤堯、黃秀蓮、樊善標、何杏楓等，如今也已做了老師，各有成就，令人欣慰。
演講的聽眾多為學生，由中學老師帶領而來。講畢照例要簽書，為了促使長龍蠕動得較快，簽名也必須加速。不過今日的粉絲不比往年，索簽的要求高得多了：不但要你簽書、簽筆記本、簽便條、簽書包、簽學生證，還要題上他的名字、他女友的名字，或者一句贈言，當然，日期也不能少。那些名字往往由索簽人即興口述，偏偏中文同音字最多。「什麼 whay？恩惠的惠嗎？」「不是的，是智慧的慧。」「也不是，是恩惠的惠加草字頭。」亂軍之中，常常被這麼亂喊口令。不僅如此，一粉絲在桌前索簽，另一粉絲卻在你椅後催你抬頭、停筆、對準眾多相機裡的某一鏡頭，與他合影。笑容尚未收起，而夾縫之中又有第三隻手伸來，要你放下一切，跟他「交手」。
這時你必須全神貫注，以免出錯。你的手上，忽然是握著自己的筆，忽然是他人遞過來的，所以常會掉筆。你想喝茶，卻鞭長莫及。你想脫衣，卻勻不出手。你內急已久，早應洩洪，卻不容你抽身疾退。這時，你真難身外分身，來護筆、護表、護稿，扶杯。主辦人焦待於漩渦之外，不知該縱容或喝止炒熱了的粉絲。
去年底在中文大學演講的那一次，聽眾之盛況不能算怎麼擁擠，但也足以令我窮於應付，心神難專。等到曲終人散，又急於趕赴晚宴，不遑檢視手提包及背袋，代提的主人又川流不息，始終無法定神查看。餐後走到戶外，準備上車，天寒風起，需要戴帽，連忙逐袋尋找。這才發現，我的帽子不見了。事後幾位主人回去現場，又向接送的車中尋找，都不見帽子蹤影。我存和我，夫妻倆像偵探，合力苦思，最後確見那帽子是在何時，何地，所以應該排除在某地，某時失去的可能，諸如此類過程。機場話別時，我仍不放心，還諄諄囑咐潘明珠、樊善標，如果尋獲，務必寄回高雄給我。半個月後，他們把我因「積重難返」而留下的獎牌、贈書、禮品等等寄到臺灣。包裹層層解開，真相揭曉，那頂可憐的帽子，終於是丟定了。
僅僅為了一頂帽子，無論有多貴或是多罕見，本來也不會令我如此大驚小怪。但是那頂帽子不是我買來的，也不是他人送的，而是我身為人子繼承得來的。那是我父親生前戴過的，後來成了他身後的遺物，我存整理所發現，不忍逕棄，就說動我且戴起來。果然正合我頭，而且款式瀟灑，毛色可親，就一直戴下去了。
那頂帽子呈扁楔形，前低後高，戴在頭上，由後腦斜壓向前額，有優雅的緩緩坡度，大致上可稱貝瑞軟帽（beret），常覆在法國人頭頂。至於毛色，則圓頂部分呈淺陶土色，看來溫暖體貼。四周部分則前窄後寬，織成細密的十字花紋，為淡米黃色。戴在我的頭上，倜儻風流，有歐洲名士的超逸，不只一次贏得研究所女弟子的青睞。但帽內的乾坤，只有我自知冷暖，天氣愈寒，尤其風大，帽內就愈加溫暖，髣?父親的手掌正護在我頭上，掌心對著腦門。畢竟，同樣的這一頂溫暖曾經覆蓋過父親，如今移愛到我的頭上，恩佑兩代，不愧是父子相傳的忠厚家臣。
回顧自己的前半生，有幸集雙親之愛，才有今日之我。當年父親愛我，應該不遜於母親。但小時我不常在他身邊，始終呵護著我庇佑著我的，甚至在抗戰淪陷區逃難，生死同命的，是母親。呵護之親，操作之勞，用心之苦，凡她力之所及，哪一件沒有為我做過？反之，記憶中父親從來沒打過我，甚至也從未對我疾言厲色，所以絕非什麼嚴父。不過父子之間始終也不親熱。小時他倒是常對我講論聖賢之道，勉勵我要立志立功。長夏的蟬聲裡，倒是有好幾次父子倆坐在一起看書：他靠在躺椅上看《綱鑑易知錄》，我坐在小竹凳上看《三國演義》。冬夜的桐油燈下，他更多次為我啟蒙，苦口婆心引領我進入古文的世界，點醒了我的漢魄唐魂。張良啦，魏徵啦，太史公啦，韓愈啦，都是他介紹我初識的。後來做父親的漸漸老了，做兒子的越長大了，各忙各的。他宦遊在外，或是長期出差數下南洋，或擔任同鄉會理事長，投入鄉情僑務：我則學府文壇，燭燒兩頭，不但三度旅美，而且十年居港，父子交集不多。自中年起他就因關節病苦於腳痛，時發時歇，晚年更因青光眼近於失明。二十三年前，我接中山大學之聘，由香港來高雄定居。我存即毅然賣掉臺北的故居，把我的父親、她的母親一起接來高雄安頓。
許多年來，父親的病情與日常起居，幸有我存悉心照顧，並得我岳母操勞陪伴。身為他的獨子，我卻未能經常省視侍疾，想到五十年前在臺大醫院的加護病房，母親臨終時的淚眼，諄諄叮囑：「爸爸你要好好照顧。」實在愧疚無已。父親和母親鶼鰈情深，是我前半生的幸福所賴。只記得他們大吵過一次，卻幾乎不曾小吵。母親逝於五十三歲，長她十歲的父親，儘管親友屢來勸婚，卻終不再娶，鰥夫的寂寞守了三十四年，享年，還是忍年，九十七歲。
可憐的老人，以風燭之年獨承失明與痛風之苦，又不能看報看電視以遣憂，只有一架骨董收音機喋喋為伴。暗淡的孤寂中，他能想些什麼呢？除了亡妻和歷歷的或是渺渺的往事。除了獨子為什麼不常在身邊。而即使在身邊時，也從未陪他久聊一會，更從未握他的手或緊緊擁抱住他的病軀。更別提四個可愛的孫女，都長大了吧，但除了幼珊之外，又能聽得見誰的聲音？
長壽的代價，是滄桑。
所以在遺物之中竟還保有他常戴的帽子，無異是繼承了最重要的遺產。父親在世，我對他愛得不夠，而孺慕耿耿也始終未能充分表達。想必他深心一定感到遺憾，而自他去後，我遺憾更多。幸而還留下這麼一頂帽子，未隨碑石俱冷，尚有餘溫，讓我戴上，幻覺未盡的父子之情，並未告終，幻覺依靠這靈媒之介，猶可貫通陰陽，串連兩代，一時還不致逕將上一個戴帽人完全淡忘。這一份與父共帽的心情，說得高些，是感恩，說得重些，是贖罪。不幸，連最後的這一點憑藉竟也都失去，令人悔恨。
寒流來時，風勢助威，我站在歲末的風中，倍加畏冷。對不起，父親。對不起，母親。粉絲與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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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與臺灣、香港的交流日頻，中文的新詞也就日益增多。臺灣的「作秀」、香港的「埋單」、大陸的「打的」，早已各地流行。這種新生的俚語，在臺灣的報刊最近十分活躍，甚至會上大號標題。其中有些相當傖俗，例如「凸槌」、「吐槽」、「劈腿」、「嘿咻」等等，忽然到處可見，而尤其不堪的，當推「轟趴」，其實是從英文 home party 譯音過來，惡形惡狀，實在令人不快。當然也有比較可喜的，例如「粉絲」。
「粉絲」來自英文的 fan，許多英漢雙解辭典，包括牛津與朗文兩家，迄今仍都譯成「迷」；實際搭配使用的例子則有「戲迷」、「球迷」、「張迷」、「金迷」等等。「粉絲」跟「迷」還是不同：「粉絲」只能對人，不能對物，你不能說「他是橋牌的粉絲」或「他是狗的粉絲」。
Fan 之為字，源出 fanatic，乃其縮寫，但經瘦身之後，脫胎換骨，變得輕靈多了。Fanatic 本來也有戀物羨人之意，但其另一含義卻是極端分子、狂熱信徒、死忠黨人。《牛津當代英語高階辭典》（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第七版為此一含義的 fanatic 所下的定義是：a person of extreme or dangerous opinions，想想有多可怕！
但是蛻去毒尾的 fan 字，只令人感到親切可愛。更可愛的是，當初把它譯成「粉絲」的人，福至心靈，神來之筆竟把複數一併帶了過來，好用多了。單用「粉」字，不但突兀，而且表現不出那種從者如雲紛至沓來的聲勢。「粉絲」當然是多數，只有三五人甚至三五十人，怎能叫作 fans？對偶像當然是說「我是你的粉絲」，怎麼能說「我是你的粉」呢？粉，極言其細而輕，積少成多，飄忽無定。絲，極言其雖細卻長，糾纏而善攀附，所以治絲益棼，欲理還亂。
這種狂熱的崇拜者，以前泛稱為「迷」，大陸叫作「追星族」，嬉皮時代把追隨著名歌手或樂隊的少女叫作「跟班癖」（groupie），西方社會叫作「獵獅者」（lion hunter）。這些名稱都不如「粉絲」輕靈有趣。至於「忠實的讀者」或「忠實的聽眾」，也嫌太文，太重，太正式。粉絲之為族群，有縫必鑽，無孔不入，四方漂浮，一時嘯聚，聞風而至，風過而沉。這現象古已有之，於今尤烈。宋玉〈對楚王問〉曰：「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究竟要吸引多少人，才能稱粉絲呢？學者與作家，能號召幾百甚至上千聽眾，就算擁有粉絲了。若是藝人，至少得吸引成千上萬才行。現代的媒體傳播，既快又廣，現場的科技設備也不愁地大人多，演藝高手從帕瓦羅蒂到貓王，輕易就能將一座體育場填滿人潮。一九六九年紐約州伍德斯塔克三天三夜的露天搖滾樂演唱會，吸引了四十五萬的青年，這紀錄至今未破。另一方面，詩人演講也未可小覷：艾略特在明尼蘇達大學演講，聽眾逾一萬三千人；弗羅斯特晚年也不缺粉絲，我在愛荷華大學聽他誦詩，那場聽眾就有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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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粉絲相對的，是知音。粉絲，是為成名錦上添花；知音，是為寂寞雪中送炭。杜甫儘管說過：「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但真有知音出現，來肯定自己的價值，這寂寞的寸心還是欣慰的。其實如果知音寥寥，甚至遲遲不見，寸心的自信仍不免會動搖。所謂知音，其實就是「未來的回聲」，預支晚年的甚至身後的掌聲。梵谷去世前一個多月寫信告訴妹妹維爾敏娜，說他為嘉舍大夫畫的像「悲哀而溫柔，卻又明確而敏捷—許多人像原該如此畫的。也許百年之後會有人為之哀傷」。畫家寸心自知，他畫了一張好畫，但好到什麼程度呢，因為沒有知音來肯定、印證，只好寄望於百年之後了。「也許百年之後會有人……」語氣真是太自謙了。《嘉舍大夫》當然是一幅傳世的傑作，後代的藝術史家、評論家、觀眾、拍賣場都十分肯定。梵谷生前只有兩個知音：弟弟西奧與評論家奧里葉，死後的十年裡只有一個：弟媳婦喬安娜。高更雖然是他的老友，本身還是一位大畫家，卻未能真正認定梵谷的天才。
知音出現，多在天才成名之前。叔本華的母親是暢銷小說家，母子兩人很不和諧，但歌德一早就告訴做母親的，說她的孩子有一天會名滿天下。歌德的預言要等很久才會兌現：寂寞的叔本華要等到六十六歲，才收到華格納寄給他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附言中說對他的音樂見解十分欣賞。美國文壇的宗師愛默生收到惠特曼寄贈的初版《草葉集》，回信說：「你的思想自由而勇敢，使我向你歡呼……在你書中我發現題材的處理很大膽，這種手法令人欣慰，也只有廣闊的感受能啟示這種手法。我祝賀你，在你偉大事業的開端。」那時惠特曼才三十六歲，頗受論者攻擊。蘇軾考禮部進士，才二十一歲，歐陽修閱他的〈刑賞忠厚之至論〉，十分欣賞，竟對梅聖俞說：「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眾多舉子聽了此話，嘩然不服，日久才釋然。
有些知音，要等天才死後才出現。莎士比亞死後七年，生前與他爭雄而且不免加貶的班強生，寫了一首長詩悼念他，肯定他是英國之寶：「全歐洲的劇壇都應加致敬。／他不僅流行一時，而應傳之百世！」又過了七年，另一位大詩人彌爾頓，在他最早的一首詩〈莎士比亞贊〉中，斷言莎翁的詩句可比神諭（those Delphic lines），而後人對他的崇敬，令帝王的陵寢也相形遜色。今人視莎士比亞之偉大為理所當然，其實當時蓋棺也未必論定，尚待一代代文人學者的肯定，尤其是知音如班強生與彌爾頓之類的推崇，才能完成「超凡入聖」（canonization）的封典。有時候這種封典要等上幾百年才舉行，例如鄧約翰的地位，自十七世紀以來一直毀譽參半，欲褒還貶，要等艾略特出現才找到他真正的知音。
此地我必須特別提出夏志清來，說明知音之可貴，不但在於慧眼獨具，能看出天才，而且在於膽識過人，敢暢言所見。四十五年前，夏志清所著《中國現代小說史》在美國出版，錢鍾書與張愛玲赫然各成一章，和魯迅、茅盾分庭抗禮，令讀者耳目一新。文壇的舊觀，一直認為錢鍾書不過是學府中人，偶涉創作，既非左派肯定的「進步」作家，也非現代派標榜的「前衛」新銳；張愛玲更沾不上什麼「進步」或「前衛」，只是上海洋場一位言情小說作者而已。夏志清不但看出錢鍾書、張愛玲，還有沈從文在「主流」以外的獨創成就，更要在四十年前美國評論界「左」傾成風的逆境裡，毫不含糊地把他的見解昭告世界，真是智勇並兼。真正的文學史，就是這些知音寫出來的。有知音一槌定音，不愁沒有粉絲，繽紛的粉絲啊，蝴蝶一般地飛來。知音與粉絲都可愛，但不易兼得。一位藝術家要能深入淺出，雅俗共賞，才能兼有這兩種人。如果他的藝術太雅，他可能贏得少數知音，卻難吸引芸芸粉絲。如果他的藝術偏俗，則吸引粉絲之餘，恐怕贏不了什麼知音吧？知音多高士，具自尊，粉絲擁擠甚至尖叫的地方知音是不會去的。知音總是獨來獨往，欣然會心，掩卷默想，甚至隔代低首，對碑沉吟。知音的信念來自深刻的體會，充分的了解。知音與天才的關係有如信徒與神，並不需要「現場」，因為寸心就是神殿。
粉絲則不然。這種高速流動的族群必須有一個現場，更因人多而激動，擁擠而歇斯底里，群情不斷加溫，只待偶像忽然出現而達於沸騰。所以我曾將 teenager 譯為「聽愛擠」。粉絲對偶像的崇拜常因親近無門而演為「戀物癖」，表現於簽名、握手、合影，甚至索取、奪取「及身」的紀念品。披頭四的粉絲曾分撕披頭四的床單留念；湯姆‧瓊斯的現場聽眾更送上手絹給他拭汗，並即將汗濕的手絹收回珍藏。據說小提琴神手帕格尼尼的聽眾，也曾伸手去探摸他的軀體，求證他是否真如傳說所云，乃魔鬼化身。其實即便是宗教，本應超越速朽的肉身，也不能全然擺脫「聖骸」（sacred relics）的崇拜。佛教的佛骨與舍利子，基督的聖杯，都是例子，東正教的聖像更是一門學問。
「知音」一詞始於春秋：楚國的俞伯牙善於彈琴，唯有知己鍾子期知道他意在高山抑或流水。子期死後，伯牙恨世無知音，乃碎琴絕弦，終身不再操鼓。孔子對音樂非常講究，曾告誡顏回說，鄭聲淫，不可聽，應該聽舜制的舞曲韶。可是《論語》又說：「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這麼看來，孔子真可謂知音了，但是竟然三月不知肉味，豈不成了香港人所說的「發燒友」了？孔子或許是最早的粉絲吧。今日的樂迷粉絲，不妨引聖人為知音，去翻翻《論語》第七章〈述而〉吧。
不惜歌者苦，
但傷知音稀。
粉絲已經夠多了，且待更多的知音。車上哺乳不雅？
近日報載，台北捷運的車廂裡，一位年輕的母親因懷中嬰孩哭泣，當眾袒胸哺乳。旁邊有中年婦女不以為然，說她此舉不雅，勸她不止，轉請隨車服務員來阻止。服務員說，並無規定車上不可如此。做母親的解釋，因為寶寶餓了，不得不餵他。中年婦女不甘心，下車後更向派出所投訴云云。
那位以禮教為己任的中年婦女，不知為何如此同性相逼。在當時的情況下，最要緊的應該是那嬰孩餓了，得立刻授乳，否則他不但要挨餓下去，而且哭聲不止，還會鬧得許多乘客坐立不安。儘管如此，那中年婦女卻認定此舉不雅，必阻之才心甘。其實早在所謂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孟子也認為嫂溺可以援之以手，何況今日已是廿一世紀。
這倒令我想起，在西方文化源頭的古希臘，一切雕像，不論是神是人，是男是女，莫不出於天體。後來基督教興起，宗教畫中最盛行的主題便是「聖母抱聖嬰」，有時候有施洗約翰在側，或天使二三飛翔不定，或木匠約瑟夫半隱其後，但最常見的是只有母子二人。我的印象是聖母只抱嬰於懷，至於有沒有當真哺乳，印象中卻很少見。為了落實，我把倫敦「國家藝術館」（National Gallery）出版的目錄附圖全集從頭到尾逐頁查了一遍，在二千二百幅藏畫之中〈聖母抱聖嬰〉之作至少在百禎以上，而真正在餵嬰情景的竟有十四幅。也就是說，畫題可稱〈聖母哺聖嬰〉者也屢見不鮮，其作者更包括名家，例如李丕（Filippino Lippi）和狄興（Titian），還有達芬奇的從者和波提且利的學徒。十四幅中，有的是袒胸而哺，也有掩多於袒，但乳頭清晰可見，毫不含糊。如此可稱「不雅」嗎？捷運車上那婦女也許會應我一句：「至少聖母沒有在車上當眾授乳」。不錯，聖母沒有如此，但是〈聖母哺聖嬰〉的畫作卻堂而皇之地高懸許多大教堂的壁上，一任信徒瞻仰而膜拜達千百年之久，但是台北捷運那一幕，最多是一刻鐘吧？嬰孩挨餓一刻鐘，就很久了。由此觀之，赤裸的女體在某些人看來是不雅的，在另一些人看來卻可能是美的，所以希臘的神得用潔白的大理石來雕，又可能是聖潔的，所以聖母也不妨袒胸哺乳，但耶穌從十字架扶下來後，他是瘦身赤體的，瑪麗亞卻戴巾披袍了。女體要用得其所，就有莫大的威力。常在報上看到反戰抗議一類的大場面，有許多驚心動目的裸體晃來晃去，我都想不通，軍火商或權威當局會因此蒙受什麼羞恥或損失，倒是不相干的第三者反而可以「睇肉」，有所「獲益」吧。最矛盾的，是不少女性衣著大膽暴露，半袒半遮，似在半拒半迎，但他人太親近時卻又反控其騷擾。其實露多遮少，對路人的視覺不也是一種騷擾嗎？
有一種昂貴的濃巧克力，叫做Lady Godiva，由來是中世紀有名的傳說。說是柯芬翠郡的伯爵徵收無度，其妻葛黛娃勸他減稅安民；兩人約定，只要伯爵夫人願意在正午的市集赤身騎馬而過，伯爵就願減稅。葛黛娃果然如約，只以長髮掩胸。市民也都閉戶不出，以示感恩敬重。伯爵也如約減徵，傳為美談。據說當時有一小民忍不住從窗縫裡偷窺了一眼，事後竟然失明，成為笑話中的Peeping Tom。如此愛民的貴夫人，此事又發生在中世紀，實在早應封為聖徒了。
希臘神話有一個更早的傳說，說是大神朱彼得有意賦他的私生子海丘力士以不朽，乃乘其妻朱諾熟睡，使海丘力士就胸吸乳。朱諾驚醒，猛然將之推開，致乳汁噴灑滿空，成為銀河。報上的一則小消息，竟令人遐想到滿是神話的星空。
二○一一年十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