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經濟發展的基本現象
我們將新組合的執行稱為「企業」（enterprise）；負責執行的人則稱為「企業家」（entrepreneur）。這些概念既比一般概念更加廣義，但也更加狹義。首先，更加廣義是因為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只是那些交易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商人，還包括所有確實執行這項符合我們概念定義的功能的人，即便他們是一家公司的「依附」員工，像是經理人、董事會成員等等，這種情況已逐漸成為慣例，或者即便是他們執行企業功能的實際權力來自其他基礎，例如控制主要股權。雖然執行新組合是企業家的功能，可是他未必要永久待在同一家公司；許多「金融家」、「創建者」（promoters）等等的都不是，不過他們仍是我們所謂的企業家。
另一方面，我們的概念又比傳統概念更加狹義，因為我們並不納入所有僅僅是經營一家公司的公司主管或經理人或者實業家，而只納入那些實際上執行這項功能的人。然而，我認為上述定義更加精確地敘述傳統學說真正想要表達的。首先，我們的定義與傳統定義在區分「企業家」及「資本家」的基本點上是看法相同──不論資本家是否被視為貨幣、貨幣請求權或具體貨物的擁有者。這種差異在今日已是共識，而且成為共識已有一段時日。它也解決普通股東是否算是企業家的問題，並且去除掉企業家是風險承擔者的概念。況且，「創始」、「權威」或「遠見」等字眼被用來形容企業家的一般特質，完全符合我們的方向。
由於循環流動的例行公事當中容不下這種特質，如果把這一點跟例行公事本身發生的改變嚴格的分開，企業家功能的定義重點將自動轉移到後者。最後，有些定義是我們可以單純接受的。尤其是源自薩伊（J. B. Say）的一個著名定義。這個定義說：企業家的功能是結合生產要素，把它們匯整起來。由於只有在生產要素首度結合時，這才能算是一種特殊表現（如果是在經營事業的期間進行，就只能算是例行公事），這個定義與我們相符。當馬塔亞（Victor Mataja）在《企業家利潤》（Unternehmergewinn）一書中，將企業家定義為收取利潤的人，為了把這項說法回溯到我們的說法，我們只需提出第一章的結論，亦即循環流動中是沒有利潤的。這種看法對於傳統理論來說並不陌生，「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虧損」（entrepreneur faisani ni benefice ni perie）即為一例，它是由瓦爾拉斯（Walras）嚴謹地設定，但亦為眾多作者的成果。在循環流動中的趨勢下，企業家既沒有利潤，也沒有虧損，也就是說他在那裡並沒有特殊功能，他根本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負責人或企業經理人，他們是不同類別，我們最好不要用這個相同名詞來稱呼他們。
有人認為，知道一個機構或一種機構的歷史起源，便可立即看出它的社會或經濟本質，這種想法也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通常可讓我們了解它，但不會直接衍生出一種理論。錯得更加離譜的是，有人認為一種機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是「更加單純」或者「更加原本」，因為它們更加純粹地展現出它們的本質，不像後來的那麼複雜。很多時候是正好相反的情況，理由很多，因為逐漸提升的專業化分工強烈凸顯出功能和品質，而在比較原始的情況下因為與其他因素混雜在一起，比較難以辨識功能和品質。在我們的情況中也是這樣。做為原始部落的首長，在這個地位上，很難從其他因素分離出企業家的因素。基於相同的理由，直到密爾年輕時的時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無法區隔資本家及企業家，因為一百年前的製造商身兼這兩種身分。當然，此後的發展讓我們可以做出這項區隔，如同英國的土地租賃制度讓我們得以區隔農民和地主，而在歐陸，這項區隔偶爾仍然受到忽視，尤其是農民耕種自有田地的情況。但在我們的情況，這種困難還更多。
這些古早時代的企業家，不但通常是資本家，在不需要找專家來應付特殊個案的情況下，他通常也是自己的技術專家（今日的小型企業仍是這種情況）。他也時常身兼買進與賣出代理人、辦公室主管、人事主管，有時還兼任對當前事務的法務顧問，即便他通常有雇用律師。他每一天都是在執行部分或者全部上述功能。執行新組合以及下達和執行策略性決定，都不是一門職業，不過軍事領導人的特色就是負責這種功能，而不是他的每日例行工作。因此，企業家的基本功能必然會混合到其他類型的活動，而這類活動通常會比基本功能更加顯眼。所以，大多數人自然會注意到馬歇爾對於企業家的定義，他將企業家的功能設定為最廣義的「管理」（management）。我們並不接受這種定義，理由很簡單，因為它並沒有提出我們認為的重點，而且是唯一可以明確區隔企業家功能與其他活動的重點。
然而，還是有些類型格外清晰地呈現出企業家的功能，只是他們進展的程度不同。當然，「創建者」只是因為資格才屬於企業家行列。因為若忽略掉這個類型所伴隨的社會和道德地位，創建者往往只是收取佣金才介入的代理人，在創辦新公司時從事財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公司的創辦人，也不是過程中的驅動力量。不過，他也有可能是驅動力量，那麼可以說他「職業是企業家」。可是，現代的「產業領袖」（captain of industry），比較貼近這裡所說的意義，尤其是如果我們一方面認同他的身分像是十二世紀威尼斯的商業企業家，比如約翰．羅（John Law）所說的類型，另一方面像是村莊裡的當權者，可能把他的農業與牛隻交易，與鄉村釀酒廠、旅館和商店相結合。不過，無論是什麼類別，唯有實際上「執行新組合」的人，才能算是企業家，等他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安定下來經營事業，如同別人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那麼他就不再具備這個角色。當然，這是一項規則，因此，很少人能夠在他數十年的活躍人生當中一直擔任企業家，如同生意人永遠不會有成為企業家的時刻，不論程度多麼輕微。由於擔任企業家並不是一項職業，通常也不會是長久的狀況，企業家就技術性而言並不會構成一種社會階層，類似地主、資本家或工人等。當然，企業家的功能將為成功的企業家和他的家人帶來某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在社會史上的一個時代留下印記，可能形成一種生活風格，或者道德及審美價值觀的體系。然而他本身既不代表一種階級地位，也不會預設一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取得的階級地位並不會是企業家的地位，而是根據企業的收益是如何運用的，被冠上土地擁有或資本家的特色。金錢的繼承及個人特質的遺傳，可能使這種地位延續不只一個世代，讓後代子孫更容易經營進一步的企業，可是企業家功能本身是無法繼承的，製造業家族的歷史即已充分證明。
現在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為什麼執行新組合是一項特別的過程，並被視為一種特別種類的「功能」？每個人都是竭盡自己所能來執行他的經濟事務。可以確定的是，他自己的意圖從來無法完美無缺地實現，但追根究柢，他的舉動後果對他造成的影響塑造了他的行為，他才能適應通常不會突然改變的環境。即使一家企業永遠無法達到絕對完美，然而它有時會達成相對的完美，相較於周遭世界、社會情況、當時的知識和每個人或每個團體的水平。周遭世界不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發現不斷被加入到既有的知識之後。為什麼一個人不能盡可能利用新的可能性，如同他利用舊的可能性，然後根據他所了解的市場情況，來飼養豬隻而不是牛隻，甚至選擇新的作物輪種，假如他認為這個更有利的話？哪些種類的特別新現象或問題，在既定的循環流動中尚未出現，可能在哪裡出現呢？
在慣常的循環流動中，每個人可以迅速及理性的行動，因為他確定自己的立場，也得到所有其他人適應這個循環流動的行為的支持，而這些人回過頭來又期望他做出合乎習慣的活動，導致他在面對一項新任務時，無法單純這樣去做。雖然在習慣的通道中，一般人的能力和經驗對他自己來說已是足夠，但是在面對創新時，他需要指引。當他在熟悉的循環流動的河流中游泳時，如果他想改變通道，便是在逆流而上。先前的助力如今變成阻力，原本熟悉的已知數變成了未知數。在抵達例行活動的邊界之後，許多人便停下腳步，無法再前進，其他人則只能用極為反覆多變的態度繼續前進。認為人們的行為是迅速及理性的這種假設，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是虛構出來的。可是，如果有時間把事物的邏輯灌入人們的腦袋的話，它會十分接近現實。在這種情況發生之處，並且在它發生的範圍內，一個人或許可以滿足於這種虛構，並用它做為建立理論的基礎。那麼，習慣或風俗或非經濟的思考方式會在不同階級、時代或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救藥的差異，或者舉例來說，「證券交易所經濟學」不適用於今日的農民或是中古世紀的工匠，便是不正確的說法。正好相反，在其最廣大的輪廓中，相同理論適用於截然不同文化的個人，不論他們的智識和經濟理性程度，而且我們可以相信，農民出售牛隻時，既精明又為自己設想，一如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出售他的股票。可是，這種說法僅適用於無數的先例在數十年間形成了行為，就基本原理來說，是數百到數千年間，並已消除掉不適應的行為。在這些範圍之外，我們的虛構假設便失去與現實的關聯性。假如仍要堅持這種虛構假設，就像傳統理論那樣的話，我們還必須隱藏一件重要事情，並且忽略一項事實，相對於我們偏離事實的其他假設，這個事實在理論上很重要，對於那些缺少了它便無法存在的現象，這個事實成為解釋的來源。
因此，在說明循環流動時，我們必須把生產手段（生產功能）的組合視為數據，如同自然的可能性，同時僅容許小幅的邊際變動，例如每個人藉由本人調適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成就，但沒有大幅偏離熟悉的路線。因此，同樣的，執行新組和是一項特殊功能，是一種人的特權，他們的人數遠低於那些具有「客觀」可能性去執行新組合的人。最後，企業家是一個特殊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問題，是許多重大現象的動力。所以說，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組對立看法來說明：
對立的兩項實際進程：一方面是循環流動或者傾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經濟例行事務的通道改變，體系內部發生經濟數據的自發性改變。
對立的兩項理論工具：靜態與動態。
對立的兩類行為：依據現實，我們可以想像兩種人，單純的經理人及企業家。因此，就理論上來說，生產的「最佳方法」可被視為「經驗測試過、並已為人熟知的方法當中最為有利的」。但是，那不是當時「可能的」方法當中「最好的」。如果一個人不能分辨這點的話，這個概念就變得沒有意義，而我們的說明試圖解決的那些問題仍將沒有得到解答。
現在我們來精確說明這些舉動與類型的特質。最微小的日常行動體現出一股巨大的心智努力。每個學童如果必須親自創作他自己活動所知及所用的事物的話，在心智上他便是一名巨人。每個人如果在每件事都必須重新擬定他的日常舉動的導引規則的話，他便會成為智慧及意志的巨人。這不僅適用於個人與社會生活的那些決定和行動，而這些決定和行動的原則是數萬年的產物，亦適用於那些時期較短、性質較為特殊的產品，它們構成了執行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可是，根據這個論點，那些需要最大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一般而言其實完全不需要特殊的個人努力。那些應該特別困難的事情實際上格外簡單。應該需要非凡能力的事情，連毫無天賦的人都做得來，只要他們心理健全的話。尤其是日常例行事務，根本不需要領導人。當然，還是有必要分派人們各自的工作，維持紀律等等的。
但是這很簡單，這項功能是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學會執行的。在大家熟悉的界限內，即使是指導其他人的功能，雖然仍有其必要性，不過是「工作」而已，就像其他任何的工作，可比擬為看管機器的勞務。所有人都用慣常的方式學會自己的日常工作，並且通常可以自行執行這些工作。「指導者」有他自己的例行工作，如同一般人有他們自己的工作，指導者的指導功能只不過是為了矯正個別的失常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旦建立所有的知識與習慣之後，便根深蒂固地植入我們身上，如同鐵路的路堤深入土地一樣。它不需要持續更新及有意識地複製，而是深入潛意識的層次。它通常經由代代相傳、教導、養育和環境壓力，毫無摩擦地傳輸。我們時常想的、感受的或所做的每件事都變成自動化，我們有意識的生活完全沒有感受到它的負擔。可是，這裡大幅的節省力量，不論是在種族或個人，並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變得輕鬆，以及讓生活壓力不致耗盡一般人的精力。可是這股力量已經大到足以讓人們可以應付一般的要求，這點同樣適用於經濟日常生活。從這點我們也可以說，在經濟生活裡，超逾例行事務的範疇的每一步都有困難，都涉及一項新的因素。正是這種因素構成了領導的現象。
這些困難的本質或許可以用下列三點來表達。第一，在這些習慣的管道之外，個人缺乏做出決定的數據，以及那些他通常十分準確地知道的行為準則。當然，他仍然必須用他的經驗做為基礎來進行預測及估計。可是，許多事情必定依然不確定，還有一些其他事情只有在廣泛的範圍內才能確定，有些或許只能用「猜測」的。那些個人企圖改變的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數據，尤其是這種情況。現在，他必須在某種程度內，真的去做在日常生活裡傳統（tradition）幫他做的事，也就是有意識地明確計畫自己每個特別的舉動。這種舉動包含的有意識理性，遠多於習慣性舉動，因為習慣性舉動完全不需要反映。可是這種計畫所可能犯下的錯誤，不僅在程度上比慣常行動可能發生的更加嚴重，而且種類也更多。以往的計畫有著我們所見、所經歷的各種事情的鮮明現實，新計畫則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虛構事物。執行一項新計畫和依據慣常計畫去行動宛如天壤之別，好比修築道路和走在道路上如此不同。如果牢牢記住，我們是不可能鉅細靡遺地調查計畫中的企業其所有作用與反作用，便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事情有多麼不同。即使一個人如果有無窮的時間和手段可以用理論去加以確定，許多作用必然實際上仍是混沌不明。如同軍事行動必須根據特定戰略位置來進行，即使所有可能取得的數據都無法取得，經濟生活的行動也必須在所有細節尚未研究之下進行。每件事情的成功都取決於直覺，亦即事後證明正確，而且掌握重要事實、排除不重要事實的方法去預見事情的能力，即使他當下無法確定，而且無法說明他是根據什麼原則去做的。徹底的預備工作、專業的知識、智識理解的廣度，以及邏輯分析的才能，或許在某些環境下將成為失敗的來源。可是，我們越是正確地學著去認識自然與社會的世界，便能越完美地掌控事實。而掌控的程度越大，對於時間與理性，在事物可以單純計算的範圍之內，而且是快速及正確地計算，這項功能的意義便會減少得越多。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其重要性必然會降低，正如重要性早已降低的軍事指揮官。然而，這兩類人的本質有一部分跟這項功能有著密切關係。
上述第一點跟工作任務有關，第二點則是跟企業人士本身的心態有關。客觀來說，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不僅比去做熟悉且獲得經驗測試過的事情更加困難，人們也會不情願去做它。即使客觀的困難已不存在，人們也同樣不想去做它。在所有領域都是這種情況。科學的歷史便是一大證據，說明我們覺得很難去適應一種新的科學看法或方法。想法會一而再地轉變到習慣的軌道，即使它已變得不再合適，而且比較合適的創新本身也並不構成特別的困難。固定的思考習慣的本質，和其節省精力的功能，都是因為它們已經變成潛意識，它們自動產生結果，不受批評影響，甚至與個別事實相抵觸也沒有影響。可是，正是基於這點，當它們已不再具實用性的時候，它們便形同拖累。在經濟世界也是相同的情況。當一個人想去做一件全新的事，他的心裡便會產生習慣的力量，反對剛發芽的計畫。因此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一種嶄新且不同種類的意志力，去因應構思及執行新組合所需的範疇與時間，讓我們把它視為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白日夢。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構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可克服日常生活的需求，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是極為特別的，而且本質上是罕見的。
第三點是對於那些想要嘗試新事物的人們，社會環境的反應。這種反應首先表達在法律或政治上的阻礙。若撇開這點，任何社會團體成員的偏差行為都會受到譴責，雖然受到譴責的程度有很大差異，視該社會團體是否習慣這種行為而定。即便像是穿著或禮貌等偏離社會習俗都會招致反對，情節重大的案例當然更是如此。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更加強烈，甚於其他階段，但一定都會出現。
僅僅是對偏差行為感到震驚，甚或僅僅是加以注意，都會對個人造成壓力。表達譴責可能立刻引發顯著的一連串後果。甚至可能遭到社會排斥，最後是人身妨礙或直接攻擊。不管是漸進分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將削弱這種反對（尤其是這種削弱反對的最重要原因正是我們想要說明的發展），或者是某些環境下的社會反對，對許多人形成一種刺激，上述這兩項事實都不會改變反對的基本意義。克服這種反對是一項特殊的任務，並不存在於生活的慣常做法之中，這種任務也需要一種特殊的行為。在經濟事務，這種反抗首先表達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團體，接著是很難找到必需的合作，最後是很難爭取到消費者的認同。儘管一個動盪發展的時期已讓我們習慣了創新的出現與實行，這些因素在今日仍然發揮作用，在資本主義開始時最能好好地研究這些因素。不過，它們實在是顯而易見，對我們的目的而言，專注去研究它們將是浪費時間。唯有基於這些理由，才會有領導人──換句話說，領導是一項特別類型的功能，而不僅僅是職階的差異而已，它存在於所有的社會體系，由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有，並且與它通常出現的體系相結合。這些事實暗示著我們去畫出一道分界線，在分界線外的多數人無法好好地自行運作，而需要少數人的協助。假如社會生活在各方面具有像是天文世界的相對永恆不變，或者是如果可變的，這種可變性尚無法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抑或最後能夠受到影響了，這類行為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做的，那麼領導便不具有特殊功能，跟例行工作沒有差別了。
我們將新組合的執行稱為「企業」（enterprise）；負責執行的人則稱為「企業家」（entrepreneur）。這些概念既比一般概念更加廣義，但也更加狹義。首先，更加廣義是因為我們所稱的企業家，不只是那些交易經濟中通常所稱的「獨立」商人，還包括所有確實執行這項符合我們概念定義的功能的人，即便他們是一家公司的「依附」員工，像是經理人、董事會成員等等，這種情況已逐漸成為慣例，或者即便是他們執行企業功能的實際權力來自其他基礎，例如控制主要股權。雖然執行新組合是企業家的功能，可是他未必要永久待在同一家公司；許多「金融家」、「創建者」（promoters）等等的都不是，不過他們仍是我們所謂的企業家。
另一方面，我們的概念又比傳統概念更加狹義，因為我們並不納入所有僅僅是經營一家公司的公司主管或經理人或者實業家，而只納入那些實際上執行這項功能的人。然而，我認為上述定義更加精確地敘述傳統學說真正想要表達的。首先，我們的定義與傳統定義在區分「企業家」及「資本家」的基本點上是看法相同──不論資本家是否被視為貨幣、貨幣請求權或具體貨物的擁有者。這種差異在今日已是共識，而且成為共識已有一段時日。它也解決普通股東是否算是企業家的問題，並且去除掉企業家是風險承擔者的概念。況且，「創始」、「權威」或「遠見」等字眼被用來形容企業家的一般特質，完全符合我們的方向。
由於循環流動的例行公事當中容不下這種特質，如果把這一點跟例行公事本身發生的改變嚴格的分開，企業家功能的定義重點將自動轉移到後者。最後，有些定義是我們可以單純接受的。尤其是源自薩伊（J. B. Say）的一個著名定義。這個定義說：企業家的功能是結合生產要素，把它們匯整起來。由於只有在生產要素首度結合時，這才能算是一種特殊表現（如果是在經營事業的期間進行，就只能算是例行公事），這個定義與我們相符。當馬塔亞（Victor Mataja）在《企業家利潤》（Unternehmergewinn）一書中，將企業家定義為收取利潤的人，為了把這項說法回溯到我們的說法，我們只需提出第一章的結論，亦即循環流動中是沒有利潤的。這種看法對於傳統理論來說並不陌生，「企業家既不獲利，也不虧損」（entrepreneur faisani ni benefice ni perie）即為一例，它是由瓦爾拉斯（Walras）嚴謹地設定，但亦為眾多作者的成果。在循環流動中的趨勢下，企業家既沒有利潤，也沒有虧損，也就是說他在那裡並沒有特殊功能，他根本不存在。但取而代之的是公司負責人或企業經理人，他們是不同類別，我們最好不要用這個相同名詞來稱呼他們。
有人認為，知道一個機構或一種機構的歷史起源，便可立即看出它的社會或經濟本質，這種想法也是一種偏見。這種知識通常可讓我們了解它，但不會直接衍生出一種理論。錯得更加離譜的是，有人認為一種機構的「原始」形式，事實上是「更加單純」或者「更加原本」，因為它們更加純粹地展現出它們的本質，不像後來的那麼複雜。很多時候是正好相反的情況，理由很多，因為逐漸提升的專業化分工強烈凸顯出功能和品質，而在比較原始的情況下因為與其他因素混雜在一起，比較難以辨識功能和品質。在我們的情況中也是這樣。做為原始部落的首長，在這個地位上，很難從其他因素分離出企業家的因素。基於相同的理由，直到密爾年輕時的時代，大多數經濟學家都無法區隔資本家及企業家，因為一百年前的製造商身兼這兩種身分。當然，此後的發展讓我們可以做出這項區隔，如同英國的土地租賃制度讓我們得以區隔農民和地主，而在歐陸，這項區隔偶爾仍然受到忽視，尤其是農民耕種自有田地的情況。但在我們的情況，這種困難還更多。
這些古早時代的企業家，不但通常是資本家，在不需要找專家來應付特殊個案的情況下，他通常也是自己的技術專家（今日的小型企業仍是這種情況）。他也時常身兼買進與賣出代理人、辦公室主管、人事主管，有時還兼任對當前事務的法務顧問，即便他通常有雇用律師。他每一天都是在執行部分或者全部上述功能。執行新組合以及下達和執行策略性決定，都不是一門職業，不過軍事領導人的特色就是負責這種功能，而不是他的每日例行工作。因此，企業家的基本功能必然會混合到其他類型的活動，而這類活動通常會比基本功能更加顯眼。所以，大多數人自然會注意到馬歇爾對於企業家的定義，他將企業家的功能設定為最廣義的「管理」（management）。我們並不接受這種定義，理由很簡單，因為它並沒有提出我們認為的重點，而且是唯一可以明確區隔企業家功能與其他活動的重點。
然而，還是有些類型格外清晰地呈現出企業家的功能，只是他們進展的程度不同。當然，「創建者」只是因為資格才屬於企業家行列。因為若忽略掉這個類型所伴隨的社會和道德地位，創建者往往只是收取佣金才介入的代理人，在創辦新公司時從事財務工作。在這種情況下，他不是公司的創辦人，也不是過程中的驅動力量。不過，他也有可能是驅動力量，那麼可以說他「職業是企業家」。可是，現代的「產業領袖」（captain of industry），比較貼近這裡所說的意義，尤其是如果我們一方面認同他的身分像是十二世紀威尼斯的商業企業家，比如約翰．羅（John Law）所說的類型，另一方面像是村莊裡的當權者，可能把他的農業與牛隻交易，與鄉村釀酒廠、旅館和商店相結合。不過，無論是什麼類別，唯有實際上「執行新組合」的人，才能算是企業家，等他建立起自己的事業，安定下來經營事業，如同別人經營他們自己的事業，那麼他就不再具備這個角色。當然，這是一項規則，因此，很少人能夠在他數十年的活躍人生當中一直擔任企業家，如同生意人永遠不會有成為企業家的時刻，不論程度多麼輕微。由於擔任企業家並不是一項職業，通常也不會是長久的狀況，企業家就技術性而言並不會構成一種社會階層，類似地主、資本家或工人等。當然，企業家的功能將為成功的企業家和他的家人帶來某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在社會史上的一個時代留下印記，可能形成一種生活風格，或者道德及審美價值觀的體系。然而他本身既不代表一種階級地位，也不會預設一種階級地位。他可能取得的階級地位並不會是企業家的地位，而是根據企業的收益是如何運用的，被冠上土地擁有或資本家的特色。金錢的繼承及個人特質的遺傳，可能使這種地位延續不只一個世代，讓後代子孫更容易經營進一步的企業，可是企業家功能本身是無法繼承的，製造業家族的歷史即已充分證明。
現在出現了一個決定性的問題：為什麼執行新組合是一項特別的過程，並被視為一種特別種類的「功能」？每個人都是竭盡自己所能來執行他的經濟事務。可以確定的是，他自己的意圖從來無法完美無缺地實現，但追根究柢，他的舉動後果對他造成的影響塑造了他的行為，他才能適應通常不會突然改變的環境。即使一家企業永遠無法達到絕對完美，然而它有時會達成相對的完美，相較於周遭世界、社會情況、當時的知識和每個人或每個團體的水平。周遭世界不斷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新發現不斷被加入到既有的知識之後。為什麼一個人不能盡可能利用新的可能性，如同他利用舊的可能性，然後根據他所了解的市場情況，來飼養豬隻而不是牛隻，甚至選擇新的作物輪種，假如他認為這個更有利的話？哪些種類的特別新現象或問題，在既定的循環流動中尚未出現，可能在哪裡出現呢？
在慣常的循環流動中，每個人可以迅速及理性的行動，因為他確定自己的立場，也得到所有其他人適應這個循環流動的行為的支持，而這些人回過頭來又期望他做出合乎習慣的活動，導致他在面對一項新任務時，無法單純這樣去做。雖然在習慣的通道中，一般人的能力和經驗對他自己來說已是足夠，但是在面對創新時，他需要指引。當他在熟悉的循環流動的河流中游泳時，如果他想改變通道，便是在逆流而上。先前的助力如今變成阻力，原本熟悉的已知數變成了未知數。在抵達例行活動的邊界之後，許多人便停下腳步，無法再前進，其他人則只能用極為反覆多變的態度繼續前進。認為人們的行為是迅速及理性的這種假設，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都是虛構出來的。可是，如果有時間把事物的邏輯灌入人們的腦袋的話，它會十分接近現實。在這種情況發生之處，並且在它發生的範圍內，一個人或許可以滿足於這種虛構，並用它做為建立理論的基礎。那麼，習慣或風俗或非經濟的思考方式會在不同階級、時代或文化的個人之間，造成無可救藥的差異，或者舉例來說，「證券交易所經濟學」不適用於今日的農民或是中古世紀的工匠，便是不正確的說法。正好相反，在其最廣大的輪廓中，相同理論適用於截然不同文化的個人，不論他們的智識和經濟理性程度，而且我們可以相信，農民出售牛隻時，既精明又為自己設想，一如證券交易所的會員出售他的股票。可是，這種說法僅適用於無數的先例在數十年間形成了行為，就基本原理來說，是數百到數千年間，並已消除掉不適應的行為。在這些範圍之外，我們的虛構假設便失去與現實的關聯性。假如仍要堅持這種虛構假設，就像傳統理論那樣的話，我們還必須隱藏一件重要事情，並且忽略一項事實，相對於我們偏離事實的其他假設，這個事實在理論上很重要，對於那些缺少了它便無法存在的現象，這個事實成為解釋的來源。
因此，在說明循環流動時，我們必須把生產手段（生產功能）的組合視為數據，如同自然的可能性，同時僅容許小幅的邊際變動，例如每個人藉由本人調適經濟環境的改變而有所成就，但沒有大幅偏離熟悉的路線。因此，同樣的，執行新組和是一項特殊功能，是一種人的特權，他們的人數遠低於那些具有「客觀」可能性去執行新組合的人。最後，企業家是一個特殊類型，他們的行為是一個特殊問題，是許多重大現象的動力。所以說，我們的立場可以用三組對立看法來說明：
對立的兩項實際進程：一方面是循環流動或者傾向均衡的趨勢，另一方面是經濟例行事務的通道改變，體系內部發生經濟數據的自發性改變。
對立的兩項理論工具：靜態與動態。
對立的兩類行為：依據現實，我們可以想像兩種人，單純的經理人及企業家。因此，就理論上來說，生產的「最佳方法」可被視為「經驗測試過、並已為人熟知的方法當中最為有利的」。但是，那不是當時「可能的」方法當中「最好的」。如果一個人不能分辨這點的話，這個概念就變得沒有意義，而我們的說明試圖解決的那些問題仍將沒有得到解答。
現在我們來精確說明這些舉動與類型的特質。最微小的日常行動體現出一股巨大的心智努力。每個學童如果必須親自創作他自己活動所知及所用的事物的話，在心智上他便是一名巨人。每個人如果在每件事都必須重新擬定他的日常舉動的導引規則的話，他便會成為智慧及意志的巨人。這不僅適用於個人與社會生活的那些決定和行動，而這些決定和行動的原則是數萬年的產物，亦適用於那些時期較短、性質較為特殊的產品，它們構成了執行職業任務的特殊工具。可是，根據這個論點，那些需要最大努力才能做好的事情，一般而言其實完全不需要特殊的個人努力。那些應該特別困難的事情實際上格外簡單。應該需要非凡能力的事情，連毫無天賦的人都做得來，只要他們心理健全的話。尤其是日常例行事務，根本不需要領導人。當然，還是有必要分派人們各自的工作，維持紀律等等的。
但是這很簡單，這項功能是任何普通人都可以學會執行的。在大家熟悉的界限內，即使是指導其他人的功能，雖然仍有其必要性，不過是「工作」而已，就像其他任何的工作，可比擬為看管機器的勞務。所有人都用慣常的方式學會自己的日常工作，並且通常可以自行執行這些工作。「指導者」有他自己的例行工作，如同一般人有他們自己的工作，指導者的指導功能只不過是為了矯正個別的失常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旦建立所有的知識與習慣之後，便根深蒂固地植入我們身上，如同鐵路的路堤深入土地一樣。它不需要持續更新及有意識地複製，而是深入潛意識的層次。它通常經由代代相傳、教導、養育和環境壓力，毫無摩擦地傳輸。我們時常想的、感受的或所做的每件事都變成自動化，我們有意識的生活完全沒有感受到它的負擔。可是，這裡大幅的節省力量，不論是在種族或個人，並沒有大到足以使日常生活變得輕鬆，以及讓生活壓力不致耗盡一般人的精力。可是這股力量已經大到足以讓人們可以應付一般的要求，這點同樣適用於經濟日常生活。從這點我們也可以說，在經濟生活裡，超逾例行事務的範疇的每一步都有困難，都涉及一項新的因素。正是這種因素構成了領導的現象。
這些困難的本質或許可以用下列三點來表達。第一，在這些習慣的管道之外，個人缺乏做出決定的數據，以及那些他通常十分準確地知道的行為準則。當然，他仍然必須用他的經驗做為基礎來進行預測及估計。可是，許多事情必定依然不確定，還有一些其他事情只有在廣泛的範圍內才能確定，有些或許只能用「猜測」的。那些個人企圖改變的數據以及他想要創造的數據，尤其是這種情況。現在，他必須在某種程度內，真的去做在日常生活裡傳統（tradition）幫他做的事，也就是有意識地明確計畫自己每個特別的舉動。這種舉動包含的有意識理性，遠多於習慣性舉動，因為習慣性舉動完全不需要反映。可是這種計畫所可能犯下的錯誤，不僅在程度上比慣常行動可能發生的更加嚴重，而且種類也更多。以往的計畫有著我們所見、所經歷的各種事情的鮮明現實，新計畫則只是我們想像出來的虛構事物。執行一項新計畫和依據慣常計畫去行動宛如天壤之別，好比修築道路和走在道路上如此不同。如果牢牢記住，我們是不可能鉅細靡遺地調查計畫中的企業其所有作用與反作用，便能更加清楚地看出事情有多麼不同。即使一個人如果有無窮的時間和手段可以用理論去加以確定，許多作用必然實際上仍是混沌不明。如同軍事行動必須根據特定戰略位置來進行，即使所有可能取得的數據都無法取得，經濟生活的行動也必須在所有細節尚未研究之下進行。每件事情的成功都取決於直覺，亦即事後證明正確，而且掌握重要事實、排除不重要事實的方法去預見事情的能力，即使他當下無法確定，而且無法說明他是根據什麼原則去做的。徹底的預備工作、專業的知識、智識理解的廣度，以及邏輯分析的才能，或許在某些環境下將成為失敗的來源。可是，我們越是正確地學著去認識自然與社會的世界，便能越完美地掌控事實。而掌控的程度越大，對於時間與理性，在事物可以單純計算的範圍之內，而且是快速及正確地計算，這項功能的意義便會減少得越多。因此，企業家類型的人其重要性必然會降低，正如重要性早已降低的軍事指揮官。然而，這兩類人的本質有一部分跟這項功能有著密切關係。
上述第一點跟工作任務有關，第二點則是跟企業人士本身的心態有關。客觀來說，去做一件全新的事情，不僅比去做熟悉且獲得經驗測試過的事情更加困難，人們也會不情願去做它。即使客觀的困難已不存在，人們也同樣不想去做它。在所有領域都是這種情況。科學的歷史便是一大證據，說明我們覺得很難去適應一種新的科學看法或方法。想法會一而再地轉變到習慣的軌道，即使它已變得不再合適，而且比較合適的創新本身也並不構成特別的困難。固定的思考習慣的本質，和其節省精力的功能，都是因為它們已經變成潛意識，它們自動產生結果，不受批評影響，甚至與個別事實相抵觸也沒有影響。可是，正是基於這點，當它們已不再具實用性的時候，它們便形同拖累。在經濟世界也是相同的情況。當一個人想去做一件全新的事，他的心裡便會產生習慣的力量，反對剛發芽的計畫。因此在工作與日常生活中，我們需要一種嶄新且不同種類的意志力，去因應構思及執行新組合所需的範疇與時間，讓我們把它視為真正的可能性，而不只是白日夢。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構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可克服日常生活的需求，這種心靈上的自由是極為特別的，而且本質上是罕見的。
第三點是對於那些想要嘗試新事物的人們，社會環境的反應。這種反應首先表達在法律或政治上的阻礙。若撇開這點，任何社會團體成員的偏差行為都會受到譴責，雖然受到譴責的程度有很大差異，視該社會團體是否習慣這種行為而定。即便像是穿著或禮貌等偏離社會習俗都會招致反對，情節重大的案例當然更是如此。這種反對在文化的原始階段更加強烈，甚於其他階段，但一定都會出現。
僅僅是對偏差行為感到震驚，甚或僅僅是加以注意，都會對個人造成壓力。表達譴責可能立刻引發顯著的一連串後果。甚至可能遭到社會排斥，最後是人身妨礙或直接攻擊。不管是漸進分化（progressive differentiation）將削弱這種反對（尤其是這種削弱反對的最重要原因正是我們想要說明的發展），或者是某些環境下的社會反對，對許多人形成一種刺激，上述這兩項事實都不會改變反對的基本意義。克服這種反對是一項特殊的任務，並不存在於生活的慣常做法之中，這種任務也需要一種特殊的行為。在經濟事務，這種反抗首先表達在受到創新威脅的團體，接著是很難找到必需的合作，最後是很難爭取到消費者的認同。儘管一個動盪發展的時期已讓我們習慣了創新的出現與實行，這些因素在今日仍然發揮作用，在資本主義開始時最能好好地研究這些因素。不過，它們實在是顯而易見，對我們的目的而言，專注去研究它們將是浪費時間。唯有基於這些理由，才會有領導人──換句話說，領導是一項特別類型的功能，而不僅僅是職階的差異而已，它存在於所有的社會體系，由最小的到最大的都有，並且與它通常出現的體系相結合。這些事實暗示著我們去畫出一道分界線，在分界線外的多數人無法好好地自行運作，而需要少數人的協助。假如社會生活在各方面具有像是天文世界的相對永恆不變，或者是如果可變的，這種可變性尚無法受到人類行為的影響，抑或最後能夠受到影響了，這類行為仍然不是所有人都能去做的，那麼領導便不具有特殊功能，跟例行工作沒有差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