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先生的後院
王文興
余先生走了。雖是高齡先逝，亦覺愴惋，但我愴惋中亦有平靜，人生更迭，當如是也。我們尊稱他為先生，當年習慣如此，如梁實秋、英千里、台靜農，皆謂先生。
這兩日我常想到他家居台北的一段時間。心中不時的出現他廈門街寓所的印象。那是一座日式住宅，前方是一小院。他的書房面對此一前院。他寫讀，會客，都在這書房中。我有幸得知他住宅背後還有一座後院。有天，蒙他和余太太（太太也是尊稱，即今的師母或夫人）引領，面識了這一後院。
後院是此住院大走廊的所對，面積比前院要大五六倍。想來日間，此一大廊的玻璃門是拉開的，活動時裡外都可以通行。我那日去的時候，正當春日溫和的季節，只見此院草地初綠，園內稀稀落落有一些曬衣架繩，陽光正金黃地照亮在此院內。我們就坐在玻璃門開處，這走廊的地板上，腳踩廊下的台階，面對此園，小談片刻。
這幾日我常想到此園。今感覺此園恐甚像我們對余先生的回憶；他的一生，他留給人的回憶，正像此一後園，幽靜，優美，春日的陽光普照，正如他一生的文學成就。
余光中這個名字，將永垂不朽。他無疑是華文現代文學的第一功臣。這是肯定的。他不僅是吾人現代文學的開山始祖，他甚至促進了我們現代繪畫、現代音樂的誕生。他的名字將永垂青史。
九十是人生的高齡。寄望余太太和余府的眾位小姐節哀。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在光中走進詩史
何懷碩
十四日午前在中廣播音中得知光中先生仙逝的消息，百感交集。自從今年八月他在信中說「目疾為患」之後，我一直想去高雄探望他。八月太熱，想等秋涼，我却又應邀去了一趟杭州及上海。又有一趟北海道之行。因見余老十月下旬九十大壽慶生會堅持站著說話，顯示健康難關已過，百壽可期。便感不急，正想十二月下旬南下，豈料遲了一步而愧悔不已！趕快寫封信慰問咪咪大姊，我說今天頓覺人生好空虛，好荒謬。文豪走了，舉目四望，還有誰？
余老一生優美的詩文，文學界與友生已有許多透徹深入的研究與評論。他的成就有許多方面，最令人難忘的是語言的運用，充分表現了天才的機鋒，是罕遇的奇葩。大概只有蘭姆或王爾德等巨匠才能相提並論罷。這裡面絕不是頭腦機靈，口才便給而已，其人須博古通今，書讀得多，又博聞彊記，還要識趣幽默，通達開朗，口齒清爽，語調親切動聽。聽其言如沐春風，如打通任督二脈，而遍體舒暢。
余老的講演，或幾個文人老友相聚時他的談吐，才子的機鋒，令人如飲甘醇，如夏天喝冰可樂，難以忘懷。因為余老七○年代中去香港教書十多年，一九八五遷高雄教書三十多年，雖偶爾有機會晤面，畢竟不像早年在台北時期。不過，我還不忘記他創「雅不可耐」等新成語。幾十年前有一次在余府(廈門街)作客，余老的尊翁匆匆外出時神采奕奕跟我們打招呼。余老對我說：他老人家每天「閒裏偷忙」。真是溫馨又詼諧。余老的諧趣散文，如「給莎士比亞的回信」；「我是余光中的祕書」；「戲孔三題」等等，讀者可自去品嚐，以拜讀余老詩文來敬悼老詩人吧！
去年十一月，余老寄《粉絲與知音》一書相贈。今年八月，我十多年前《給未來的藝術家》一書出增訂版，遂寄剛收到的第一本給余老，他給我回信，這是最後收到的光中先生的一封信。信末說他為目疾所苦，寫作不方便，而有「長壽則多難，令人難堪，奈何！」之語。我讀後很難過。一位大作家，不太能讀寫，是多麼痛苦。記得一九七五年我在紐約唐人街中國書店買到《知堂回想錄》(知堂老人一九六七年五月逝世。六十年代初寫回想錄，寫完已是文革前夕。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知堂大難難逃，翌年突然去世，八十三歲)，它的「緣起」及「後序」都提及古人「壽則多辱」這四個字。他說：「從前聖王帝堯曾對華封人說道，壽則多辱，這雖是一時對祝頌的謙抑的回答，其實是不錯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錯誤以及恥辱，這在唐堯且是如此，何況我們呢？」
死於文革可怕的時代，知堂借古人「壽則多辱」來自況，有許多隱藏不便明言之苦痛。光中先生生活在榮光中，在溫暖的家園中，在千萬讀者的仰慕中，但因老病而有「長壽則多難」之嘆。十四日當我一知道詩人駕鶴飛升，立時想到他的「多難」與知堂的「多辱」；兩個處境與成就完全相異的文豪其老年人生的慨歎如此，都令人感慨哀悼。
我不知余老有沒有對其他人透露人生長壽則多難的感慨，他最後這信上的字迹，雖稍遜健康時的挺拔清麗，也還是他自己典型的風格。
一個鄉愁的時代隨著結束了，他在光中走進詩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七日《聯合報》因為在光中──懷念余光中老師
張輝誠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日，我趁南下高雄演講學思達之便，特地到余老師家中探訪。當時余老師和余師母剛從醫院返家休養，氣色很好，心情亦佳，我們一起在客廳聊了一個半小時。
余師母說近幾個月，先是她身體微恙，遍查不出原因，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老師擔心，瞞著余老師；後來余老師獨自外出公園散步，返回大樓門口忽往後跌了一跤，後腦勺著地，外傷出血，幸好有人發現，緊急送醫治療，也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師母擔心，同樣瞞著余師母。後來兩人病情好轉，轉入普通病房，同住一室，這才知道彼此狀況，夫妻重逢，恍如隔世。
我聽余師母這樣說，腦海先想起余老師的詩〈紅燭〉，余老師曾用紅燭譬喻他們夫妻倆，「迄今仍然並排地燃燒著／仍然相互眷戀地照著／照著我們的來路，去路」，只是當時是年輕的洞房，如今卻移到年老的病房。忽然間，我心裡湧起了很多的心疼和不捨，也感受到余老師和余師母難以言喻的鶼鰈情深。當我還停留在各種情緒，余老師倒是先對跌倒一事說了他的看法：「年紀大了，連土地公都喜歡來捉弄，扯人後腿。」這是余老師一貫的幽默、樂觀與純真。
我自從和李崇建老師學習美國心理學家薩提爾的溝通模式，常嘗試著用平和的姿態和語調與人連結，我想表達出內心最深的感受，我對余老師說：「老師您真的很愛師母。」余老師忽改冷面笑匠神情，說：「我們兩個是相依為命啊！」這是深情的余老師。
余師母問起我兒子最近甚麼樣？問我最近在忙甚麼？好像很少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寫新文章了。──余師母和余老師都喜歡我兒子張小嚕，他們每次遇見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張小嚕來了嗎？」「張小嚕最近好不好？」我一直覺得老人家最大的開心就是看到嬰兒，以及和嬰兒玩，老少之間最美好的連結就是完全不需要透過言語溝通，單純透過撫摸和笑容，這兩者同樣都充滿著無比的善意。張小嚕曾在六個月大、一歲大時兩次到余老師家，第一次乖巧躺在余師母懷裡，余老師緊靠著余師母，對張小嚕說：「在你後面是一個倒著的人喔！」第二次張小嚕在余家客廳滿地爬，鑽進鑽出余老師的座椅底下，余老師低頭對他說：「嚕嚕正在過山洞喔！」還有一次，余老師在台北又再見到白白胖胖的張小嚕，直說：「嚕嚕現在是：內容超過形式。形式是小令，內容卻是長調。」這是心裡住著一個小孩，童心未泯的余老師。
我向余師母說，這兩三年都在忙著推廣學思達，嘗試看看能否改變台灣填鴨教育，幾乎無暇寫作。余老師很感興趣，問我甚麼是學思達？我仔細地向余老師說明，彷彿平日演講一般，余老師專注聽著，聽完後，他表示贊同，最後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不管教學方式怎樣改變，千萬都不能忘記自己的國家、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先。」我點了點頭，旋即想起毓老師以前上課經常說的話：「我告訴你們，數典忘祖，就是忘本。」余老師是這樣、毓老師是這樣、我的父親也是這樣，那是曾經親歷過戰亂、遭遇過國家風雨飄搖危盪之後留存的深切憂患感。
聊完天，我還要趕回台北，余老師即使步履緩慢（看得出他大病初癒，身子還很虛弱，跌倒後元氣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慎重、堅持送我到電梯口，余老師伸出手和我握別，我很是感動，雙手緊緊握著余老師。老師忽然說：「你有沒有和周夢蝶握過手？」我說有，在楊昌年老師家中，楊老師宴請周公時。余老師說：「周夢蝶手勁很大，我跟他握手，手好像被鉗子夾住一樣。」余老師還是一如往常幽默，我很平和地對余老師說：「老師，謝謝您，謝謝您對我的提攜與愛護，謝謝您。」余老師的〈鄉愁〉和〈鄉愁四韻〉是我小時候的文學啟蒙，我對這兩首詩有很深的感動，它讓我終於可以理解不擅言辭的老兵父親，深藏在他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悲傷與懷念，他想念他的母親（而且終生再也見不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故鄉，這首詩幾幾乎成為當時戰亂流離、有家歸不得的共同時代心聲（當然它的流傳與宣揚似乎同時也不經意壓抑了沒有相同感受的另一群人，例如我的阿母、阿公、外戚親族，他們已經在台灣住了幾百年，他們的鄉愁已經是不相同了）。所以當我看到陳芳明老師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我曾不解地問余老師，為什麼懷鄉題材的詩歌幾乎都沒選了？余老師說：「芳明是在幫我。」我才恍然大悟，時過境遷，價值觀開始轉變，抉擇詩歌的標準也開始轉變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認同，各取所需、各擇所好。──我忽然想起余老師曾對我說的一段話：「別人寫作可能是專賣店，我的則是百貨公司，應有盡有。」這是余老師的自信，他的作品不怕被挑選，即使像台灣鄉土題材，他也有〈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台東〉、〈霧社〉、〈車過枋寮〉、〈西螺大橋〉等等傑作。
知道余老師過世消息，我心情非常難過。同時也在網路上看到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開始重新翻出余老師少數幾篇詩文而大加評議，我自學了薩提爾就比較能夠平和面對，甚至開始正向好奇這些評議者寫作時的各種不同感受、觀點和期待，以前過往的種種成長經驗與教養（無論他們可能意識到或者沒意識到），也就充滿同理之情。倘若如此，我也許也就能夠同理余先生在那個時代，他做為一個聲望崇隆的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價值觀、認同、深情與追求，每一個時勢的轉變，他都需要作出艱難的抉擇，每做一個抉擇就必須為做出的抉擇，負責與承擔。
我認為余老師的文學成就必定名留青史，他的文學地位也就不會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評定就評定了。──我博士論文寫蘇東坡，我喜歡東坡這個人，喜歡他的作品，有一回我跟余老師說：「老師，我常常感覺您就是當代的蘇東坡，我能認識您，彷彿跨越時空認識了蘇東坡。」余老師一如往常幽默回應：「我的字沒有東坡好，但東坡的英文沒有我好。」我感覺余老師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他的傑作和東坡相比亦毫不遜色。我講蘇東坡，一般人也許不太知道東坡過世時，他的名字還刻在〈元祐黨籍碑〉，被視為奸黨（大詩人李白晚年更慘，不但因政治獲罪還被流放夜郎、沉淪漂泊、孤終於江南），但隨著時過境遷，歷史又開始還給東坡更多客觀評價，我相信余老師也是如此，何況余老師目前幾乎沒有東坡或李白剛過世後不久的極端評斷。
我很喜歡陳芳明老師講的兩句話：「政治使人對立，文學讓人和解。」他曾因政治見解不同和余老師決裂，後來又因為文學之故和余老師和解。──毓老師上課經常對學生說：「勘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治同。我的祖先是努爾哈赤次子，可以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和孫子。我告訴你們，這就是政治！」我每回想起這段話，總是不寒而慄，人世間難道只因為觀點不同、價值觀不同，就一定要對立，沒有和解的機會了嗎？──芳明老師和余老師的和解，正好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範。「寬容比愛更強悍」，這也是陳芳明老師的句子。
因為懂得彼此的艱難，懂得了體諒，或許就能夠看見彼此之間的渴望，感受到了愛與被愛，感受到價值、感受到接納，因而慈悲起來。
余老師的〈紅燭〉最後寫著：「燭啊愈燒愈短／夜啊愈熬愈長／最後的一陣黑風吹過／哪一根會先熄滅，曳著白煙／剩下另一根流著熱淚／獨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最好是一口氣同時吹熄／讓兩股輕煙綢繆成一股／同時化入夜色的空無」，這樣珍惜、疼惜夫妻間的愛與深情，余老師是那樣深深記掛著余師母，余師母又是那樣堅強與勇敢，繼續挺立、繼續燃燒。
余老師先行熄滅，但他確實如同一根蠟燭，曾經在人世間散發出溫暖的光芒，照亮過許許多多人幽微難言、隱晦難宣的心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王文興
余先生走了。雖是高齡先逝，亦覺愴惋，但我愴惋中亦有平靜，人生更迭，當如是也。我們尊稱他為先生，當年習慣如此，如梁實秋、英千里、台靜農，皆謂先生。
這兩日我常想到他家居台北的一段時間。心中不時的出現他廈門街寓所的印象。那是一座日式住宅，前方是一小院。他的書房面對此一前院。他寫讀，會客，都在這書房中。我有幸得知他住宅背後還有一座後院。有天，蒙他和余太太（太太也是尊稱，即今的師母或夫人）引領，面識了這一後院。
後院是此住院大走廊的所對，面積比前院要大五六倍。想來日間，此一大廊的玻璃門是拉開的，活動時裡外都可以通行。我那日去的時候，正當春日溫和的季節，只見此院草地初綠，園內稀稀落落有一些曬衣架繩，陽光正金黃地照亮在此院內。我們就坐在玻璃門開處，這走廊的地板上，腳踩廊下的台階，面對此園，小談片刻。
這幾日我常想到此園。今感覺此園恐甚像我們對余先生的回憶；他的一生，他留給人的回憶，正像此一後園，幽靜，優美，春日的陽光普照，正如他一生的文學成就。
余光中這個名字，將永垂不朽。他無疑是華文現代文學的第一功臣。這是肯定的。他不僅是吾人現代文學的開山始祖，他甚至促進了我們現代繪畫、現代音樂的誕生。他的名字將永垂青史。
九十是人生的高齡。寄望余太太和余府的眾位小姐節哀。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在光中走進詩史
何懷碩
十四日午前在中廣播音中得知光中先生仙逝的消息，百感交集。自從今年八月他在信中說「目疾為患」之後，我一直想去高雄探望他。八月太熱，想等秋涼，我却又應邀去了一趟杭州及上海。又有一趟北海道之行。因見余老十月下旬九十大壽慶生會堅持站著說話，顯示健康難關已過，百壽可期。便感不急，正想十二月下旬南下，豈料遲了一步而愧悔不已！趕快寫封信慰問咪咪大姊，我說今天頓覺人生好空虛，好荒謬。文豪走了，舉目四望，還有誰？
余老一生優美的詩文，文學界與友生已有許多透徹深入的研究與評論。他的成就有許多方面，最令人難忘的是語言的運用，充分表現了天才的機鋒，是罕遇的奇葩。大概只有蘭姆或王爾德等巨匠才能相提並論罷。這裡面絕不是頭腦機靈，口才便給而已，其人須博古通今，書讀得多，又博聞彊記，還要識趣幽默，通達開朗，口齒清爽，語調親切動聽。聽其言如沐春風，如打通任督二脈，而遍體舒暢。
余老的講演，或幾個文人老友相聚時他的談吐，才子的機鋒，令人如飲甘醇，如夏天喝冰可樂，難以忘懷。因為余老七○年代中去香港教書十多年，一九八五遷高雄教書三十多年，雖偶爾有機會晤面，畢竟不像早年在台北時期。不過，我還不忘記他創「雅不可耐」等新成語。幾十年前有一次在余府(廈門街)作客，余老的尊翁匆匆外出時神采奕奕跟我們打招呼。余老對我說：他老人家每天「閒裏偷忙」。真是溫馨又詼諧。余老的諧趣散文，如「給莎士比亞的回信」；「我是余光中的祕書」；「戲孔三題」等等，讀者可自去品嚐，以拜讀余老詩文來敬悼老詩人吧！
去年十一月，余老寄《粉絲與知音》一書相贈。今年八月，我十多年前《給未來的藝術家》一書出增訂版，遂寄剛收到的第一本給余老，他給我回信，這是最後收到的光中先生的一封信。信末說他為目疾所苦，寫作不方便，而有「長壽則多難，令人難堪，奈何！」之語。我讀後很難過。一位大作家，不太能讀寫，是多麼痛苦。記得一九七五年我在紐約唐人街中國書店買到《知堂回想錄》(知堂老人一九六七年五月逝世。六十年代初寫回想錄，寫完已是文革前夕。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知堂大難難逃，翌年突然去世，八十三歲)，它的「緣起」及「後序」都提及古人「壽則多辱」這四個字。他說：「從前聖王帝堯曾對華封人說道，壽則多辱，這雖是一時對祝頌的謙抑的回答，其實是不錯的。人多活一年，便多有些錯誤以及恥辱，這在唐堯且是如此，何況我們呢？」
死於文革可怕的時代，知堂借古人「壽則多辱」來自況，有許多隱藏不便明言之苦痛。光中先生生活在榮光中，在溫暖的家園中，在千萬讀者的仰慕中，但因老病而有「長壽則多難」之嘆。十四日當我一知道詩人駕鶴飛升，立時想到他的「多難」與知堂的「多辱」；兩個處境與成就完全相異的文豪其老年人生的慨歎如此，都令人感慨哀悼。
我不知余老有沒有對其他人透露人生長壽則多難的感慨，他最後這信上的字迹，雖稍遜健康時的挺拔清麗，也還是他自己典型的風格。
一個鄉愁的時代隨著結束了，他在光中走進詩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七日《聯合報》因為在光中──懷念余光中老師
張輝誠
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二○一六年十月三十日，我趁南下高雄演講學思達之便，特地到余老師家中探訪。當時余老師和余師母剛從醫院返家休養，氣色很好，心情亦佳，我們一起在客廳聊了一個半小時。
余師母說近幾個月，先是她身體微恙，遍查不出原因，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老師擔心，瞞著余老師；後來余老師獨自外出公園散步，返回大樓門口忽往後跌了一跤，後腦勺著地，外傷出血，幸好有人發現，緊急送醫治療，也住進加護病房，女兒怕余師母擔心，同樣瞞著余師母。後來兩人病情好轉，轉入普通病房，同住一室，這才知道彼此狀況，夫妻重逢，恍如隔世。
我聽余師母這樣說，腦海先想起余老師的詩〈紅燭〉，余老師曾用紅燭譬喻他們夫妻倆，「迄今仍然並排地燃燒著／仍然相互眷戀地照著／照著我們的來路，去路」，只是當時是年輕的洞房，如今卻移到年老的病房。忽然間，我心裡湧起了很多的心疼和不捨，也感受到余老師和余師母難以言喻的鶼鰈情深。當我還停留在各種情緒，余老師倒是先對跌倒一事說了他的看法：「年紀大了，連土地公都喜歡來捉弄，扯人後腿。」這是余老師一貫的幽默、樂觀與純真。
我自從和李崇建老師學習美國心理學家薩提爾的溝通模式，常嘗試著用平和的姿態和語調與人連結，我想表達出內心最深的感受，我對余老師說：「老師您真的很愛師母。」余老師忽改冷面笑匠神情，說：「我們兩個是相依為命啊！」這是深情的余老師。
余師母問起我兒子最近甚麼樣？問我最近在忙甚麼？好像很少在聯合報副刊看到我寫新文章了。──余師母和余老師都喜歡我兒子張小嚕，他們每次遇見我，第一個問題就是「張小嚕來了嗎？」「張小嚕最近好不好？」我一直覺得老人家最大的開心就是看到嬰兒，以及和嬰兒玩，老少之間最美好的連結就是完全不需要透過言語溝通，單純透過撫摸和笑容，這兩者同樣都充滿著無比的善意。張小嚕曾在六個月大、一歲大時兩次到余老師家，第一次乖巧躺在余師母懷裡，余老師緊靠著余師母，對張小嚕說：「在你後面是一個倒著的人喔！」第二次張小嚕在余家客廳滿地爬，鑽進鑽出余老師的座椅底下，余老師低頭對他說：「嚕嚕正在過山洞喔！」還有一次，余老師在台北又再見到白白胖胖的張小嚕，直說：「嚕嚕現在是：內容超過形式。形式是小令，內容卻是長調。」這是心裡住著一個小孩，童心未泯的余老師。
我向余師母說，這兩三年都在忙著推廣學思達，嘗試看看能否改變台灣填鴨教育，幾乎無暇寫作。余老師很感興趣，問我甚麼是學思達？我仔細地向余老師說明，彷彿平日演講一般，余老師專注聽著，聽完後，他表示贊同，最後又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不管教學方式怎樣改變，千萬都不能忘記自己的國家、不能忘記自己的祖先。」我點了點頭，旋即想起毓老師以前上課經常說的話：「我告訴你們，數典忘祖，就是忘本。」余老師是這樣、毓老師是這樣、我的父親也是這樣，那是曾經親歷過戰亂、遭遇過國家風雨飄搖危盪之後留存的深切憂患感。
聊完天，我還要趕回台北，余老師即使步履緩慢（看得出他大病初癒，身子還很虛弱，跌倒後元氣大不如前），但他依然慎重、堅持送我到電梯口，余老師伸出手和我握別，我很是感動，雙手緊緊握著余老師。老師忽然說：「你有沒有和周夢蝶握過手？」我說有，在楊昌年老師家中，楊老師宴請周公時。余老師說：「周夢蝶手勁很大，我跟他握手，手好像被鉗子夾住一樣。」余老師還是一如往常幽默，我很平和地對余老師說：「老師，謝謝您，謝謝您對我的提攜與愛護，謝謝您。」余老師的〈鄉愁〉和〈鄉愁四韻〉是我小時候的文學啟蒙，我對這兩首詩有很深的感動，它讓我終於可以理解不擅言辭的老兵父親，深藏在他內心深處難以言說的悲傷與懷念，他想念他的母親（而且終生再也見不到了）、他的家人、他的故鄉，這首詩幾幾乎成為當時戰亂流離、有家歸不得的共同時代心聲（當然它的流傳與宣揚似乎同時也不經意壓抑了沒有相同感受的另一群人，例如我的阿母、阿公、外戚親族，他們已經在台灣住了幾百年，他們的鄉愁已經是不相同了）。所以當我看到陳芳明老師編選《余光中六十年詩選》，我曾不解地問余老師，為什麼懷鄉題材的詩歌幾乎都沒選了？余老師說：「芳明是在幫我。」我才恍然大悟，時過境遷，價值觀開始轉變，抉擇詩歌的標準也開始轉變了，不同地域、不同的人、擁有不同的認同，各取所需、各擇所好。──我忽然想起余老師曾對我說的一段話：「別人寫作可能是專賣店，我的則是百貨公司，應有盡有。」這是余老師的自信，他的作品不怕被挑選，即使像台灣鄉土題材，他也有〈讓春天從高雄出發〉、〈台東〉、〈霧社〉、〈車過枋寮〉、〈西螺大橋〉等等傑作。
知道余老師過世消息，我心情非常難過。同時也在網路上看到認識的、不認識的朋友開始重新翻出余老師少數幾篇詩文而大加評議，我自學了薩提爾就比較能夠平和面對，甚至開始正向好奇這些評議者寫作時的各種不同感受、觀點和期待，以前過往的種種成長經驗與教養（無論他們可能意識到或者沒意識到），也就充滿同理之情。倘若如此，我也許也就能夠同理余先生在那個時代，他做為一個聲望崇隆的作家，他有他自己的價值觀、認同、深情與追求，每一個時勢的轉變，他都需要作出艱難的抉擇，每做一個抉擇就必須為做出的抉擇，負責與承擔。
我認為余老師的文學成就必定名留青史，他的文學地位也就不會只是我們這一代人評定就評定了。──我博士論文寫蘇東坡，我喜歡東坡這個人，喜歡他的作品，有一回我跟余老師說：「老師，我常常感覺您就是當代的蘇東坡，我能認識您，彷彿跨越時空認識了蘇東坡。」余老師一如往常幽默回應：「我的字沒有東坡好，但東坡的英文沒有我好。」我感覺余老師對自己的作品充滿信心，他的傑作和東坡相比亦毫不遜色。我講蘇東坡，一般人也許不太知道東坡過世時，他的名字還刻在〈元祐黨籍碑〉，被視為奸黨（大詩人李白晚年更慘，不但因政治獲罪還被流放夜郎、沉淪漂泊、孤終於江南），但隨著時過境遷，歷史又開始還給東坡更多客觀評價，我相信余老師也是如此，何況余老師目前幾乎沒有東坡或李白剛過世後不久的極端評斷。
我很喜歡陳芳明老師講的兩句話：「政治使人對立，文學讓人和解。」他曾因政治見解不同和余老師決裂，後來又因為文學之故和余老師和解。──毓老師上課經常對學生說：「勘破世情驚破膽，萬般不與政治同。我的祖先是努爾哈赤次子，可以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親手殺了自己的兒子和孫子。我告訴你們，這就是政治！」我每回想起這段話，總是不寒而慄，人世間難道只因為觀點不同、價值觀不同，就一定要對立，沒有和解的機會了嗎？──芳明老師和余老師的和解，正好為大家做了最好的示範。「寬容比愛更強悍」，這也是陳芳明老師的句子。
因為懂得彼此的艱難，懂得了體諒，或許就能夠看見彼此之間的渴望，感受到了愛與被愛，感受到價值、感受到接納，因而慈悲起來。
余老師的〈紅燭〉最後寫著：「燭啊愈燒愈短／夜啊愈熬愈長／最後的一陣黑風吹過／哪一根會先熄滅，曳著白煙／剩下另一根流著熱淚／獨自去抵抗四周的夜寒／最好是一口氣同時吹熄／讓兩股輕煙綢繆成一股／同時化入夜色的空無」，這樣珍惜、疼惜夫妻間的愛與深情，余老師是那樣深深記掛著余師母，余師母又是那樣堅強與勇敢，繼續挺立、繼續燃燒。
余老師先行熄滅，但他確實如同一根蠟燭，曾經在人世間散發出溫暖的光芒，照亮過許許多多人幽微難言、隱晦難宣的心曲。
──原載二○一八年一月《文訊》三八七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