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號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
盛夏的午後，赤辣凶惡的豔陽高掛，馬路上熱氣蒸騰，路邊一攤攤的酸梅汁和愛玉冰也冰鎮不了這城市的燥熱，連呼吸的空氣都暗藏著一股令人窒息的憂鬱。
──
「警察局嗎？我叫魯平，我家住在板橋區金門街X巷X號X樓，我剛剛殺了人，請你們派人來處理。」
是個老人家的聲音。
「先生，請你講慢點，我們要詳細的記錄你……」
「嘟－嘟－嘟－」
沒等線上的女警把話說完，電話早已掛了。
女警覺得很奇怪，但還是按例通報附近警網前往察看究竟。
警方的報案專線，每天都會有幾通惡作劇的電話，但通常是小孩、醉漢或是精神病患，只要值班人員多問兩句，很容易就能分辨。
但這年頭，警察實在難為，不論是否謊報，警方可以瞎忙一場，但卻不容許有掛萬漏一的閃失，否則一經揭露，媒體絕不輕饒，他們總有本事把螞蟻浮誇成大象。立委諸公也會把芝麻綠豆的小事搬上國會殿堂，利用權力分立和免責權，點名署長和部長，藉質詢監督之名，行惡棍流氓之實，頤指氣使的掀桌、潑水和謾罵，竭盡所能的羞辱責難一番。
立委和媒體，始終都是這片土地上最有權力的亂源。
這會不會又是一次惡作劇？
兩位員警開著巡邏車，在路上各從口袋裡掏出了一百元當賭注。
老警員斬釘截鐵的斷定，這只是一件烏龍案。開車的菜鳥警員認為老人家報案，應該不會是開玩笑。這是他所能說服自己的合理推論，也是唯一的選項，因為資深員警享有猜賭的優先權，這是警界不成文的習慣。
──一進門，看見屋內景象，兩員警嚇出一身冷汗。
即使是資深老警員，看到眼前這一幕，心裡也直發毛，趕緊用無線電請求勤務中心調派附近警網及鑑識小組前來支援。
一屋明亮的燈火，把眼前這一幕照得更加驚悚慘白。
老人全身濺滿了鮮血，石像般地呆坐在餐桌旁，臉上染著疲憊，雙眼突白失魂，直盯著屍體。
老人一直沒說話，沒驚慌，沒理會員警，看不見情緒，安靜得令人毛骨悚然。
一旁沙發椅上，仰躺著早已氣絕身亡的老婦人，鐵釘鎚就掛在她正中的腦門上，頭額凹陷成一個大洞，帶髮的頭皮掀到一旁，將落未落地垂掛著，頭髮黑得有點不自然，顯然是染過的。髮間沾有幾點狀似麻婆豆腐的腦漿，鮮血順著髮端向後汲滴而下，像個滴漏的水龍頭。凹陷的臉使得五官嚴重形變模糊，前額的血順著左眼及凹陷的臉頰漫向整個左肩膀，再沿著還掛著點滴的左手臂，慢慢的滴落在地板上。
白磁磚把鮮血映得更加透明鮮紅。
命案現場，除了幾個鮮明的血腳印外，包括屋內客廳、房間、廚房、餐廳、陽台及花圃，所有擺設都相當整齊，並無凌亂打鬥的痕跡，門窗亦無破壞入侵的跡象。腦門上的大鐵鎚應就是凶器。研判客廳就是命案第一現場。
警方立刻封鎖現場，由鑑識小組進行仔細地採證，並以現行犯逮捕老人，將他押銬回板橋分局。
──
魯平，祖籍山東臨淄，民國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生，案發時已高齡八十三歲。
死者是魯老先生七十八歲的髮妻張季薇。
魯老先生在分局偵查隊待了快五個小時，沒吃沒喝也沒反應。
分局派出最資深的員警來訊問，老先生依然沉默，從頭到尾一語未發。
筆錄內容除了從老先生身分證上抄下來的個資外，其他一片空白，分局上下全都一籌莫展，案情毫無進展。
警方自我安慰，研判老先生可能驚魂未定，最後決定將他暫先拘留，隔天再續行調查。
第二天一早，警方再次前往魯家搜索，進一步細查其他所有相關的資料，尤其是保險單。
警方搜得魯平夫妻銀行的兩本帳戶，驚見帳戶中夫妻倆各有七百萬的鉅額定存，另有一份登記在魯先生名下的房產權狀，初步排除財殺。
警方同時也查出，老先生曾是國小教師，民國八十一年退休。
戶籍資料顯示，老夫妻育有一子，目前行方不明。
除此之外，並無任何其他突破性的進展。
老夫妻沒有手機，也查無任何往來的鄰居和親友，但有件事令警方驚奇不解。
根據魯老先生家用電話最近半年內的通聯記錄，總共撥出一百二十七通電話，但卻沒有任何一通電話撥入的記錄。更奇的是，撥出的電話都是相同的一個國際碼，依國碼可以判定，一百二十七通電話全都是打到美國。資料也顯示，所有一百二十七通電話的通話時間是零，其中最特別的是，有高達八十七通的電話是在案發前兩天所密集撥出。
警方覺得驚奇，試著重撥那個國際電話號碼，結果是――空號。
為何打了一百二十七通？誰撥打的？又是打給誰？為何是空號？
──
如果報案的老先生就是兇手，那他可能是台灣治安史上最高齡的殺人犯。
警方抱持懷疑的態度，他們甚至不排除行方不明的兒子或其他人涉案的可能性，但初判本案應是熟人所為。
警方請來里長，希望獲得更多的資訊，或者能讓老先生開口配合調查。但顯然沒有太大幫助，老先生依然不肯開口，里長對老先生也幾乎一無所知。
通常，時間越逼近法定移送時間二十四小時，警方就會越失耐性，某些極端的黑白臉戲碼就會在偵訊室裡開始上演，特別是一樁殺人重案。但，本案例外，因為他們面對的嫌犯，是個八十三歲的老人家。
──
里長聯絡我，要我到分局跟魯老先生談一談，希望對案情進展有幫助。
一開始，我有些為難，因為除非老先生當場同意委任，否則依法只有犯嫌的法代、配偶、直系血親、三親等旁系血親、家長或家屬，可以獨立為犯嫌委任辯護人。但案件的膠著離奇，引發我潛在的興趣，於是我填好委任狀，趕往分局。
就一個老律師而言，要對案件保持高度熱誠和好奇心，並不是件容易的事。
到達時，警方問魯老先生是否要委任律師？
魯老先生用眼角瞟了我一眼，表情不惡不善，隨即一語不發的低了頭。
員警無奈的對我搖搖頭，靜默的氣氛讓我感到有些尷尬。
我透過關係，找了分局裡一位有點熟的員警，概略的了解一下狀況。
我婉請警方法外施恩，考慮讓我和老先生私聊幾分鐘。
其實，除非魯先生願意立即委任我成為他的辯護律師，否則本案已進入偵查階段，在偵查不公開的原則下，私聊情況在實務上是絕對不被允許的，尤其是律師，常被警方視為麻煩的製造者。
──
「魯先生您好，我是陳律師。」
「很遺憾，發生了這種事，這只是一樁意外對吧？」
老先生依然不動如山，連看我一眼也沒有，詢問室壓迫而安靜，我幾乎能聽聞到老先生有點急促的呼吸聲。
「這是重大案件，雖然依法你享有緘默權，但你的沉默可能會讓事情越變越糟，最後還可能會被法院裁押禁見，關進看守所。」
「既然你是自己報案自首，顯然你已有面對法律的心理準備，你並不忌諱讓警方知道這件事，甚至希望警方能幫忙處理，我希望能為你提供一點法律上的意見和幫助，你願意和我談談嗎？」
任憑我唱足了獨腳戲，老先生依然沉默不語，像座哀愁的雕像。
「好吧！既然你甚麼都不願說，我也不勉強。但我必須強調，我雖然是律師，我們彼此也不認識，但我不是來賺錢的，甚至可以說，我也不是專程來為你辯護的，我只是對這樁案件感到十分的好奇，好奇它背後的故事。我的經驗清楚的告訴我，每滴眼淚都有它的故事，我只是想來這裡聆聽，聆聽一個老人家說說屬於他的故事和心酸而已。一切隨緣，不勉強。」
再一陣的沉默。
「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改天需要的話。」
看來我是無計可施，只好將名片放在他面前，悄然起身。
離去時，我瞥見老人家眼角掛著淚花。
──
後來，檢察官的所有訊問，老先生唯一回答的問題就是他坦承殺死他的妻子，其他一律緘默，不做任何回答。當然也包括犯罪動機。
檢方懷疑老人家是否替人頂罪？也高度懷疑本案應有共犯？
毫無意外，本案檢方聲押獲准，但考量到老先生是自首和他的年紀，法院並未裁定禁見。
犯案動機，是檢察官在謀殺案中所必須徹查和了解的一部分，即使逮捕到兇手，兇手也坦承殺人，但如果沒查明真正的犯案動機，就一樁謀殺重案而言，也不能算是真正的破案。
然而，在實務上，縱使在欠缺動機情況下，檢察官依然可以依法起訴。通常檢察官都能從相關的證物資料中，合理的自推被告的犯案動機。但如果在一樁謀殺案中無法真正究明犯案動機或推斷錯誤，這對負責偵查起訴的檢察官而言，是莫大的打擊和恥辱，他們甚至會被標籤為不及格的檢察官。
一件刑案的犯案動機，密切牽繫著刑罰的罪責與人性善惡根源的判斷，是法官量刑最重要的依據之一。
──
有一天，我突然接到魯老先生從看守所寄來的一封信，甚感意外。
他表示希望委任我當他的辯護人，但要求我必須遵照他所開出的條件，其中第一條就是：每周至少要到看守所律見兩次。
執業二十幾年，第一次碰到如此奇特的當事人，被告比辯護律師還強勢。
「魯先生，為何改變心意？」
律見時，不待獄警解開他的手銬我就開口急問著。
「律師，你不是說想聆聽一位老人家說說他的故事嗎？」
這是第一次聽到老先生開口，是相當流利而宏亮的山東腔，讓我微驚，他說話的語調帶有溫暖的感覺。
「喔！你願意告訴我？」
我故做質疑。
「只要你遵守我的條件，我願意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除了每周至少來這裡律見兩次外，還有甚麼別的條件嗎？」
我很好奇。
「首先，請律師把每次律見時我所口述的內容整理好，下次律見時讓我過目刪修，然後我再口述，你再整理，直到我把故事說完為止，就這麼簡單。」
老先生口吻傲然而肯定，似乎忘了他現在是個殺妻嫌犯。
「就這麼簡單嗎？既然是你自己的故事，為什麼你不自己寫？」
「我老了，視力差了，手也不太聽話，最重要的是，我思緒亂，需要有人陪我慢慢回憶。」
老先生思索了一下，口氣變得溫潤。
「你的回憶和本案有關嗎？」
「有關也無關。」
「這又怎麼說？如果是有關，為何不在法庭上說？」
「檢察官和法官會那麼耐心嗎？我曾當過證人，上過幾次法院，我很清楚，他們官大權力大，只挑他們結案想要的內容問，也只允許記錄和他們提問有關的內容而已，被告其餘的回答都被視為無關本案的廢話。有時他們不耐煩時，甚至還會疾言厲色的斥責制止，展示著他們莫大的官威。這你們當律師的應該比我還清楚。」
「言下之意，你是根本不相信司法？」
「當然不信。我一直搞不懂，一個連基本耐心都沒有的人，怎麼有資格配當檢察官和法官？」
「不相信司法的人又怎可能會相信律師？」
「當然也不相信。」
「為什麼？」
「因為律師往往會為了贏為了錢而不擇手段。」
個性直又白，讓我驚訝。
雖然他講的大多是實話，但身為一個律師，我還是不太喜歡當事人對司法和律師做些過度自以為是的批判。
「律師，我八十幾歲了，我是否罪該當死？不必等法官最後的判決，我心裡早已為我自己的人生下了最後的審判。我只需要有人陪我回憶，不需要別人來替我辯護，你可以接受我的委託，也可以拒絕，若你接受，請依照我的意思，可以嗎？」
老人家明知已挑起我的好奇心，語氣卻偽裝不耐。
我們對眼互視半晌，各自猜忖著對方的心思。
「我答應你，但我必須聲明在先，我也有權利隨時無條件解除我們之間的委任。」
「當然可以，沒問題。」
我原籍是大陸山東省臨淄人。
臨淄是春秋戰國時代的齊都，著名古城。
我懷念我的故鄉，但故鄉已遙遠。
當年，我就讀山東濟南市立第一師範學院二年級，某天半夜，突然被國民政府抓去充軍。從此，再也沒見過爹娘親友。那年，我只是一個才剛滿十八歲的小毛頭。
我本姓毛，在當年軍隊裡，這是一個很礙眼的姓，所以我一直謊稱自己姓魯。民國三十九年，我隨國民政府迫遷來台，在一次戶籍重整時，我就直接謊報姓魯。魯是山東省的簡稱，是想念也紀念我那回不去的故鄉。
來台第三年，我憑著師範肄業的學歷，在某國小謀得教職，同年也結婚了。
今年，我和我太太結婚剛好滿六十年，在鑽石婚紀念日當天，我決定殺了我太太。
其實，這幾十年來，我一直深愛我太太，因為深愛，所以選擇親手結束她的人生。這是我對她最後一次的好，卻只能好得這麼讓人心痛。
因為經濟上的因素，我們直到婚後第三年才敢生小孩。我們唯一的獨生子，名叫魯銘城，自幼聰穎絕倫，從小學到台大醫學院，都十分資優，特別是數理科目，更是出類拔萃，高中和大學聯考都是全國榜首。就我所知，這在台灣的聯考史上，這種雙榜首還是絕無僅有。至今我都還保留著當年大學聯考放榜時各大報紙的特刊剪報，特刊中有我兒子和我們夫妻倆三人的合照和簡介。
那照片，寫盡我們夫妻畢生的榮耀。
都已是四十幾年前的往事了，但從那早已泛黃的剪報中，我依然可以感受得到，當年的我是多麼地驕傲。
因為不能錄音，我只能埋首振筆疾書，深怕掛漏，但才一開場，老先生口述的內容，就深深吸引我，某些疑團在心中不斷的堆積和蔓延。
──我太太是苗栗南庄客家人。
當年，台灣社會對於我們這一輩的外省人，不論老少，你們都慣稱我們為「老芋仔」，這是一種語言文化差異下自然的歧視和隔閡。台灣女孩子會嫁給我們這種「老芋仔」，大多是非殘即貧的鄉下人。結婚後，她們也都會和我們一樣，或多或少同受某種程度的歧視或隔閡。
冷漠如牆，歧視是罪。
我太太嫁給我之後，就和老家的親友鮮少往來了。其實，除了學校少數同事外，我們夫妻幾乎沒有任何來往的親友。
從十八歲那年起，我就成了一個孤獨的流浪者。國民政府讓我有所依靠，但也讓我失去了原本所有心裡看不見的依靠。他們所給的，都不是我們想要的，而我們想要的，他們也已全都無法給。
我不喜歡這樣，奈何，時勢比人強。
很欣慰，在那顛沛的年代，在我人生孤寂的流浪路上，有我太太一路相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