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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歷史現場 一手新聞24小時不間斷

「真正的記者,永遠在戰場的第一線。而中央社的記者,永遠在第一線中的第一線。」這是中央社百年報人精神的傳承與期許。不同時代、不同世代的中央社記者,以文字、照片以及影像採訪今天的第一手新聞,記錄明天的重大歷史,也透過信鴿、無線電、電碼、電報、衛星電話、網路等不同傳遞工具,捍衛著民眾知的權利。

不畏烽火 新聞人的熱血在前線悸動
「2010年5月19日,政府軍再度準備驅離,突然間槍聲大作,我立刻趴了下來,擔心黑衣人或狙擊手會不會不分青白紅往我們頭頂上的帳篷亂槍掃射或發射槍榴彈,一面想哭,一面卻想著這一刻一定要記錄下來,於是我拿起小型攝影機,在無法抬頭的狀況下,讓影像記錄這個炸彈槍響的時刻,而心中默默計算槍榴彈發射的次數,5次還是7次?」中央社影音中心副主任林憬屏回想當年駐泰,採訪泰國紅衫軍暴動的那段時光,新聞人與生俱來的熱血仍然悸動跳躍。

這種不畏於烽火第一線採訪的精神,深植於中央社人血液中,回顧中央社百年歷史,北伐、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韓戰、越戰等,都有中央社記者親赴戰場採訪的身影。

信鴿傳訊祕密電台發稿 淬鍊中茁壯
時間回推到1937年7月7日午夜,盧溝橋事件爆發;7月8日中央社發出簡短新聞後,社長蕭同茲火速成立隨軍電台,每組由一名戰地特派員搭配1至3名電務人員,史無前例攜帶小型無線電收發報機,隨軍採訪,務求迅速把戰事報導傳至中央社總社,再廣播全國。

中央社北平、天津及上海等分社在國軍撤退後,轉進地下,成立祕密電台,以打游擊戰方式報導戰況。同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成為中日全面開戰的首場重要戰役,上海分社隨軍記者陳萬里等人,採訪撰寫的軍情報導、戰況分析,能在當天即時傳遞到中國各地,靠的是社內同仁黃任材事先訓練的多隻信鴿,每日數次往來於戰地和分社之間,在槍林彈雨中完成任務,報導內容為當時中國境內各地報紙採用。

9月25日,94架日軍轟炸機在空中現蹤,震耳欲聾的警報聲伴隨著轟隆巨響聲,中央社南京總社兩層樓建物頓時被炸毀,記者彭河清與幾名職工因躲在一樓長桌下,保住性命,電務部同仁火速把發報器材搬至中山東路上的馥記大樓,繼續收發稿。11月12日上海淪陷後,分社同仁租用旅館,一間寫稿、核稿與譯電,一間以4個人打麻將聲音作掩護。這段期間,王姓譯電員被捕遭拘、報務員周維善被捕時因堅不透露其他同仁訊息而遇害。

1938年5月中央社攝影部於漢口成立,開始對各報及駐華外籍記者供應照片,並航寄供應歐美各國媒體使用,讓浴血戰況得以披露於世人面前。隔年戰火綿延,5月,遷至重慶的總社遭日軍轟炸,造成死傷,倖存的同仁躲在防空洞裡,仍照常運作業務。(節錄)


受暴婦女到內戰難民 印度和土敘現場紀實與火花
◎何宏儒/中央社國際暨兩岸新聞中心副主任編譯


2023年8月23日晚間,電腦螢幕串流直播著印度探測器成功登月,畫面切換到當時在南非參加金磚峰會的印度總理莫迪揮舞三色國旗慶祝的歷史時刻。這個在國際新聞報導中仍無法擺脫貧窮落後標記的南亞國家,正在開創人類太空探索的新紀元。儘管離任印度特派員已久,坐在中央社台北總社編譯組辦公桌前的我看著畫面,竟也跟著心潮澎湃,眼眶溼潤。

從中央社的「北非計畫」變成外派印度
當記者是我學生時代的夢想,到國外當記者是我成為記者之後的夢想,這兩件事在我進入中央社後竟然可以同時達成。

2009年夏季,原本是財經組記者的我被調到編譯組為外派作準備。第一次和陳申青社長見面時,他把早安財經講堂書系之一的《黑暗大布局—中國的非洲經濟版圖》交到我手上,囑咐我「好好研究」。

「我們準備派你去北非,」他這麼說。至於是哪個國家,他表示「還在討論」。

接下來幾個月,我為即將成為中央社首位駐北非特派員作準備,儘管不知道自己即將落腳埃及、摩洛哥,還是利比亞。到了當年秋天計畫改變,我的派令上寫著新德里特派員,2010年1月10日人生第一次飛印度,一待將近6年。

莫迪宣布「印度現在登上月球」那個晚上,我為印度這個新興國家的榮耀一刻感到與有榮焉,但又很難不去想起德里街頭十字路口的乞童、公車輪姦案被害人達米妮、跨不過階級藩籬而勞燕分飛的愛侶、淪為高種姓男人禁臠的賤民女孩,以及作客全村沒有一間廁所的印度鄉間景象。

我在新德里還曾遇見前去布局大投資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專程請求大寶法王噶瑪巴開示的演員梁朝偉。我跟印度出身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很有緣分,曾是達賴喇嘛政治裸退後首場專訪全球4組記者之一,後來又在印度各地多次採訪法王。2015年,我把當屆和平獎得主沙提雅提邀請到台灣,留下沙提雅提與同為諾貝爾獎得主的李遠哲合照的獨家畫面。回頭看14年前的往事,我覺得能以印度打開外派旅程是非常幸運的事。

中央社恢復安卡拉駐點 中國抗議下即刻赴任
2017年夏季,我獲得第二次外派機會。張瑞昌社長決定恢復已14年不曾派人的土耳其安卡拉駐點,他告訴我,當敘利亞內戰、阿拉伯之春風起雲湧,「中央社在中東卻沒有派記者」。他認為,國家通訊社必須補強當地駐點人力,「跟上國際新聞脈動」。

2018年夏季我得到派令後,時任土耳其駐台代表巴沐恩、台灣駐土代表鄭泰祥都極力促成此事,本案很快就獲得土耳其總統府批准,我於是準備於11月底台灣地方選舉投票後出發。沒想到,社方於同月13日得知,中國針對中央社恢復安卡拉駐點一事向土耳其進行外交抗議,於是我當天深夜接獲「即刻赴任」的命令。

事不宜遲,幾小時後天一亮,我便請好友們分頭幫忙採買日用品、大同電鍋、常備藥等,並且十萬火急地跟巴沐恩辦公室聯繫記者簽證事宜。14日上午10時,我在他的辦公室裡還沒喝完咖啡,幕僚就送上熱騰騰的簽證,巴沐恩還給我免簽證費優待,這才大勢底定。我心想「當天晚上一定可以飛了!」趕緊繼續採購筆電、單眼相機和其他裝備。

其實,就連土耳其航空的機票,我都是在搭捷運時訂好的。14日深夜起飛後,當地時間15日一早我就降落安卡拉埃森博阿機場,距離社方下達「即刻赴任」指令不到40個小時。(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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