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認到問題

我們都認識一些好的領導者，甚至有些是偉大的領導者，他們都正直誠實、有勇氣且有智慧，他們廣納百川，他們改變了很多人的生活，他們認真思考，他們連點成線。現代最出色的領袖之所以出色，是因為他們研究過表現最差的那一群。研究失敗案例可能會讓某些人很意外，認為在這方面耗時間很奇怪，但多數的領導者會告訴你，他們從失敗當中學到的比成功更多。事實上，很多進步都是因為失敗讓人產生了改變的動機。

我們之前列出的災難性事件有哪些共同之處？是因為缺少了符合專業資格、受過大學教育的領導者嗎？不是。那，為什麼他們的領導者沒有注意到發生什麼事？是資訊太多還是太少導致他們分心了？他們知道自己正在做錯的事嗎？他們沒有想像力，才看不到相關的效果嗎？他們覺得自己無法大聲把話說出來嗎？他們覺得自己能逃得過後果嗎？這些組織的規模有造成部分影響嗎？領導這些組織的主要是中年男子，這一點重要嗎？如果資深職位上有更多女性，這些女性會不會同樣落入男性文化，開始有同樣的行徑？科技扮演什麼角色？有明顯的模式嗎？

領導人都有明確的動機和決心，但是重點是他們用來做錯的事，或者說，至少是刻意忽略對的事。這些現象並非偶然，起因也並非什麼單一事件。無論這些人是不是故意，無論在日後重構時來看是不是很明顯，這都是很糟糕的領導，幾乎每一個方面都失衡。我們要研究的，就是這些失衡的地方。且讓我們來看看其中一些。

▎變動速度快──沒有能力平衡過去與未來

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變動的速度都比領導更快。從文化面、技術面以及地緣政治面來看，領導者和他們領導的機構已經無力招架變化。

這使得「經濟理性主義」（economic rationalism）大行其道，體現經濟理性被視為領導的單一目標，就算要犧牲符合道德的行為也在所不惜。回過頭來，這給了我們「最高級的」（而不是「更好的」）經濟。最大的就最好。如果領導限於經濟理性主義的架構，永遠都只能達成次佳狀態，因為領導者永遠會選擇追求量化標準，放棄質化標準。

▎資訊過度負載──沒有能力平衡資訊

在一個執著於當下的時代，過去不受尊重，被人隨意打發，只有當前才重要。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變化？這可以直接追溯到智慧型手機，以及大量的干擾和數據引發的嚴重分心與資訊過度負載。一般人一天會收到四十封郵件，假設每天的工作時數是八小時、或者說四百八十分鐘，那麼，我們每十二分鐘就會被人打擾一次。

除了前述的失調之外，我們還要接收數量比以往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資訊，而這也很可能是造成失調的原因之一。資訊太多了，讓我們變得盲目，看不到眼前核心的明顯事實。在我們生活的這個時代，及時娛樂的吸引力遠高於事實。即便事實就擺在眼前，我們的眼睛就像蒙上一層霧一樣，看不到大局的奧祕。

我們還要來談談知識加倍曲線（knowledge doubling curve）。知名的工程師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發現，到了二十世紀，資訊與人類知識的數量以指數成長。他注意到，二十世紀之前，人類的知識大約每二百五十年就會倍增，一九○○年之後，開始變成每一百年便會倍增。到了二次大戰末期，知識每二十五年便會倍增。到了一九八二年，富勒估計，人類知識每年就增加一倍（見圖1.2）。IBM說， 現在，知識每十二小時就增加一倍。

加入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裝置之後，本來已經快到非比尋常的資訊流速度會更快。知識倍增曲線有助於解釋為何人們會覺得焦慮：因為追不上。沒有人閱讀的速度快到能接收所有新資訊，更別說要弄明白當中的意義了。

用誰說的來決定哪些資訊有用、哪些沒有，不用去查核資訊的原出處，這樣簡單多了。有些人認為，如果消息出自民主黨或CNN，那就很可信，有些人則把目標放在共和黨和福斯新聞網（Fox News） 。回到一九六○年代末期，媒體理論宗師馬素．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就預見到了這股資訊潮，預言資訊過度負載會讓我們更往同溫層靠攏。

現今的領導人必須理解，人們愈來愈少真正去理解什麼事。現代人愈來愈不在意事實，也不再講究要整理出周延的意見。信念是更重要的形塑意見因素，超越邏輯。資訊應是流動的，像過程一樣，如果不是，資訊就變成單一的事件。我們需要分析與平衡資訊流，讓資訊流照亮前路，而不是讓視野變得模糊。

▎不用承擔後果— 做錯事的人不用受懲罰

通常代表正義的符號是天秤。結果要公平，要能平衡兩邊。

就算在最好的情況下，我們也只能說目前的領導顯然失衡，而且不只在地層級是這樣，連在全球舞台上的最高階之處也是如此。領導者犯罪不用下獄，表現不佳顯然也不用受到任何制裁。在二○○九年的金融危機中，沒有任何銀行家因為職務而入獄，多數銀行就是從之前停下來的地方再出發就是了。

這種事本身就很奇怪。政治領袖一定明白，新的溝通環境條件幫了他們大忙，提供了協助；在新環境中，人們喜歡煽情鼓動勝過溫和謙恭，喜歡大聲勝過安靜，喜歡騙子勝過說實話的人。政治領導者為何不想讓引發這麼多困境的人接受大眾檢核？是因為懲戒要花太多時間嗎？是因為顯然無法讓這些人洗心革面了嗎？是因為與魔鬼做了交易，考量長期的經濟益處勝過短期的政治利得嗎？

銀行家自我開脫，把信貸危機說成「信貸海嘯」（credit tsunami），說得好像這是老天爺做的，不在他們控制的範圍內。除非有人負責掌控全球的經濟流動，不然要央行體系有何用？這能歸咎於缺乏想像力嗎？事實一直都在眼前，比方說吧，倒掛的殖利率曲線與房貸違約率。某些企業家倒是解讀的很正確。

或許就像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所說：「如果一個人要靠著不理解才能領到薪水，那就很難要他去理解。」

有些人可能會說，檢驗一套系統是否有道德，最好的辦法就是讓系統受制於相反的行為，然後看看系統會不會自行修正。法國已故的政治學家亞歷西斯．德．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將會樂見在他的作品問世一百五十年後還有人會去討論與驗證。

如果不考慮領導失敗會嚴重衝擊我們生活的每一個面向，包括政治委任與國會民主，這種實驗在學術上還蠻有意思的。當全世界愈來愈緊繃，政治上卻又沒有相關經驗，領導在此時失敗，時機可謂糟到不能再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