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章 反抗遺忘
遺忘
Damnatio memoriae（懲罰性遺忘）是一個現代拉丁詞，用來描述古羅馬帝國元老院的一種政治懲罰，一旦某位公民被譴責為「共和國敵人」，他們的名字和肖像將被從公共記憶中抹殺，這有時甚至意味著徹底改寫歷史紀錄。對受譴者的懲罰範圍，包括從所有官方名錄中消除他們的名字和頭銜；貴族葬禮上不許展示他們的蠟製死亡面具；著作被查抄、焚毀；財產充公；遺囑無效；其誕辰被宣布為羅馬人民的凶日，而在其忌辰則舉行公眾慶典；他們的房屋被夷為平地；甚至他們的名字（praenomen）也可能被禁止繼續使用。對一個執念於生前身後名的民族而言，這是個人所能遭受的最可怕的命運。
這一系列的譴責手段幾乎與汪精衛生前身後受到的記憶審查若合符節。一九三九年開始，後方的學校屢次收到通知，要求從課本中刪除汪精衛、周作人、周佛海和其他「從逆」者的文字，不論內容。只可惜，由於汪精衛是〈總理遺囑〉的執筆者，周佛海也是三民主義教義的權威闡釋者，徹底的審查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抹殺他們與其文字思想之間的關係。汪精衛去世後，他的墳墓被摧毀，遺體挫骨揚灰，財產充公；他的著作自此不曾在中國大陸重版；他的名字成為叛徒的同義詞；每次提及他或其政權時必須加上「偽」字；他曾經的住處沒有一處被作為故居留存，它們或者被毀、或者年久失修、或者已經被挪用他途；汪氏在民國政治中的作用極少再被提及，甚至學術研究也避之不及。下面我將以歷史課本和影視作品為例探討記憶審查，因為這是在大眾層面上最有效地製造、傳播公共記憶的方式。如果學校課本是透過教學、背誦和考試來強制執行某種官方版本的歷史記憶的「硬手段」，那麼具有娛樂和消費屬性的大眾傳媒則是一種也許更加無形、溫和、也更加有效的「軟手段」。
一九四九年之後，汪精衛作為同盟會元老、孫中山心腹和政治繼承者，作為廣東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和國民黨左派領袖的紀錄都被徹底從中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中學歷史課本中抹除了。多版課本始終沒有忘記的一點，就是他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的「罪狀」。譬如一九五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一年級《本國近代史課本下冊》（使用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提到汪精衛是四一二事件之後，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對武漢進行經濟封鎖，並且勾結武漢的反動分子進行搗亂活動。「一些隱藏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裡的假革命派，例如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就開始叫喊『工農運動過火』，準備跟著蔣介石走。……到了七月間，汪精衛等假革命派終於露出他們反革命的面目了。汪精衛說，寧可枉殺千人，不可放一人漏網。」大陸歷史課本經常提到這句殘忍的口號，但來源其實不明。沒有證據表明汪精衛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就連大陸的課本也前後不一致。一九八二年的八年級歷史課本把這條口號歸諸「汪精衛集團」之口，而一九九四年版又重新稱汪精衛「叫囂」此語。二十一世紀初的「實驗教科書」終於刪掉了這句話，也不再把汪精衛的分共記在蔣介石的帳上，但二○一七年開始，這句口號又重新出現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歷史課本裡，只是主語成了模糊的「他們」。顯然，儘管事實證據不足，但是這句口號已經如此長期地和汪精衛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其殘酷性又如此誘人，以致課本編寫者難以割捨。二○○一年後根據教育部新標準出版的課本裡，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成了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可見，就連「假革命派」這樣的名號，也可能毫無必要地向學生暗示汪精衛的名字曾經一度和「革命」、「左派」等在大陸政治話語中具有天然正確性的詞彙聯繫在一起。但千禧之後的課本最奇異的一點變化是：它們不再提到汪精衛與日本合作的事實了。此前的所有課本都將汪精衛的分共與投敵並舉為兩大罪狀。譬如一九九五年的八年級《中國歷史》課本還用了一整頁描述汪精衛投敵後，日本侵華方針變化，透過汪偽政權進行「以華制華」的殖民統治。透過徹底無視汪政權的存在，新歷史課本製造的印象是中國淪陷區乃是在日本的直接統治之下，直接遭受軍事占領和經濟掠奪。中國的戰時合作記憶被壓制、抹殺。當無人關心所謂「曲線救國」到底是不是賣國求榮的藉口，歷史透過遺忘完成了終極的懲罰。
相形之下，臺灣歷史課本對汪精衛的描述則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直到一九七○年代，汪精衛的形象主要是蔣介石的對手，譬如國立編譯館根據民國五十七年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編輯的《歷史》第三冊對寧漢分立的敘述是：「蔣總司令克復南京，即實行清除『共黨』。汪兆銘等卻與『共黨』合作，劫持國民政府一部分人員於武漢，與建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形成對立。」這段歷史敘事同樣似是而非，以創造南京的正統正當性。相比之下，此階段的課本倒不一定提到汪精衛的與日合作。但一九八三到二○○○年初的課本裡，對「寧漢分立」的敘述趨於中立，譬如依據民國七十四年教育部標準修訂的國民中學《歷史》第三冊寫道：「北伐期間，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卻為共黨分子把持。蔣中正先生等為了護黨救國，於十六年四月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是為『清黨』；並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與武漢形成對峙，史稱『寧漢分裂』。」這種敘事雖然依然以蔣介石為正統，但寧漢先後關係得以釐定，汪精衛也不再是「劫持」國民政府的罪魁禍首。汪精衛在這一時期課本裡的主要罪行是抗戰期間「受日人誘惑」、成立傀儡政權。顯然，在民主化進程中的臺灣，蔣汪的宿怨已經不再具有重大意義。民國九十四（二○○五）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暫行綱要》頒布之後，歷史課本不再統一編訂，多家出版社獲得更多詮釋歷史的自由。譬如二○○七年版的三民《歷史》第一次提到汪精衛獲得推選為廣州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分裂的肇端者是蔣介石，而「支持繼續與蘇聯、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人士以汪精衛為核心，宣稱留在武漢的才是正統的國民政府」。近年來的歷史課本則進一步挑戰傳統的正朔觀念。譬如南一書局民國一○二年的《歷史》課本對汪精衛與日合作的敘述是：「日本評估中日戰事一時之間恐難以結束，決定在中國占領區扶植親日政權，以華制華。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對於抗戰向來持悲觀態度的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自重慶出走，倡議和平運動，並於一九四○年（民國二十九年）在南京成立親日政府，造成抗戰重大危機。不過，汪的舉動被大多數國人視為賣國行為，未獲任何軍政首長起而響應。」對汪精衛出走的動機、其政府的性質，新教材都採用了描述而非判斷的寫法，這是相當客觀的。如果說民主化之前的臺灣和大陸歷史課本雖然在孰「正」孰「偽」問題上判斷迥異，但在秉承正朔史觀上則如出一轍的話，那麼今天的兩岸課本在面對汪精衛問題的時候，正如其他很多歷史問題一樣，也在漸行漸遠。課本是創造公共記憶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今天，對絕大多數大陸學生而言，汪精衛只是歷史晦暗邊緣「我黨」曾經的敵人之一，而臺灣的教育者則已經寬恕了他與蔣介石的角力，視其與日本的合作為一種出於絕望的戰時同盟。
遺忘
Damnatio memoriae（懲罰性遺忘）是一個現代拉丁詞，用來描述古羅馬帝國元老院的一種政治懲罰，一旦某位公民被譴責為「共和國敵人」，他們的名字和肖像將被從公共記憶中抹殺，這有時甚至意味著徹底改寫歷史紀錄。對受譴者的懲罰範圍，包括從所有官方名錄中消除他們的名字和頭銜；貴族葬禮上不許展示他們的蠟製死亡面具；著作被查抄、焚毀；財產充公；遺囑無效；其誕辰被宣布為羅馬人民的凶日，而在其忌辰則舉行公眾慶典；他們的房屋被夷為平地；甚至他們的名字（praenomen）也可能被禁止繼續使用。對一個執念於生前身後名的民族而言，這是個人所能遭受的最可怕的命運。
這一系列的譴責手段幾乎與汪精衛生前身後受到的記憶審查若合符節。一九三九年開始，後方的學校屢次收到通知，要求從課本中刪除汪精衛、周作人、周佛海和其他「從逆」者的文字，不論內容。只可惜，由於汪精衛是〈總理遺囑〉的執筆者，周佛海也是三民主義教義的權威闡釋者，徹底的審查幾乎是不可能的，最多只能抹殺他們與其文字思想之間的關係。汪精衛去世後，他的墳墓被摧毀，遺體挫骨揚灰，財產充公；他的著作自此不曾在中國大陸重版；他的名字成為叛徒的同義詞；每次提及他或其政權時必須加上「偽」字；他曾經的住處沒有一處被作為故居留存，它們或者被毀、或者年久失修、或者已經被挪用他途；汪氏在民國政治中的作用極少再被提及，甚至學術研究也避之不及。下面我將以歷史課本和影視作品為例探討記憶審查，因為這是在大眾層面上最有效地製造、傳播公共記憶的方式。如果學校課本是透過教學、背誦和考試來強制執行某種官方版本的歷史記憶的「硬手段」，那麼具有娛樂和消費屬性的大眾傳媒則是一種也許更加無形、溫和、也更加有效的「軟手段」。
一九四九年之後，汪精衛作為同盟會元老、孫中山心腹和政治繼承者，作為廣東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和國民黨左派領袖的紀錄都被徹底從中國大陸九年義務教育中學歷史課本中抹除了。多版課本始終沒有忘記的一點，就是他一九二七年武漢分共的「罪狀」。譬如一九五一年人民教育出版社的初中一年級《本國近代史課本下冊》（使用至一九五五年）第一次提到汪精衛是四一二事件之後，蔣介石在帝國主義支持下對武漢進行經濟封鎖，並且勾結武漢的反動分子進行搗亂活動。「一些隱藏在武漢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裡的假革命派，例如汪精衛、譚延闓、孫科等，就開始叫喊『工農運動過火』，準備跟著蔣介石走。……到了七月間，汪精衛等假革命派終於露出他們反革命的面目了。汪精衛說，寧可枉殺千人，不可放一人漏網。」大陸歷史課本經常提到這句殘忍的口號，但來源其實不明。沒有證據表明汪精衛曾經說過這樣的話。就連大陸的課本也前後不一致。一九八二年的八年級歷史課本把這條口號歸諸「汪精衛集團」之口，而一九九四年版又重新稱汪精衛「叫囂」此語。二十一世紀初的「實驗教科書」終於刪掉了這句話，也不再把汪精衛的分共記在蔣介石的帳上，但二○一七年開始，這句口號又重新出現在教育部組織編寫的歷史課本裡，只是主語成了模糊的「他們」。顯然，儘管事實證據不足，但是這句口號已經如此長期地和汪精衛的名字聯繫在一起，其殘酷性又如此誘人，以致課本編寫者難以割捨。二○○一年後根據教育部新標準出版的課本裡，汪精衛和蔣介石都成了背叛革命的「國民黨右派」。可見，就連「假革命派」這樣的名號，也可能毫無必要地向學生暗示汪精衛的名字曾經一度和「革命」、「左派」等在大陸政治話語中具有天然正確性的詞彙聯繫在一起。但千禧之後的課本最奇異的一點變化是：它們不再提到汪精衛與日本合作的事實了。此前的所有課本都將汪精衛的分共與投敵並舉為兩大罪狀。譬如一九九五年的八年級《中國歷史》課本還用了一整頁描述汪精衛投敵後，日本侵華方針變化，透過汪偽政權進行「以華制華」的殖民統治。透過徹底無視汪政權的存在，新歷史課本製造的印象是中國淪陷區乃是在日本的直接統治之下，直接遭受軍事占領和經濟掠奪。中國的戰時合作記憶被壓制、抹殺。當無人關心所謂「曲線救國」到底是不是賣國求榮的藉口，歷史透過遺忘完成了終極的懲罰。
相形之下，臺灣歷史課本對汪精衛的描述則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直到一九七○年代，汪精衛的形象主要是蔣介石的對手，譬如國立編譯館根據民國五十七年教育部公布的《國民中學歷史暫行課程標準》編輯的《歷史》第三冊對寧漢分立的敘述是：「蔣總司令克復南京，即實行清除『共黨』。汪兆銘等卻與『共黨』合作，劫持國民政府一部分人員於武漢，與建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形成對立。」這段歷史敘事同樣似是而非，以創造南京的正統正當性。相比之下，此階段的課本倒不一定提到汪精衛的與日合作。但一九八三到二○○○年初的課本裡，對「寧漢分立」的敘述趨於中立，譬如依據民國七十四年教育部標準修訂的國民中學《歷史》第三冊寫道：「北伐期間，國民政府由廣州遷至武漢，卻為共黨分子把持。蔣中正先生等為了護黨救國，於十六年四月清除黨內的中共分子，是為『清黨』；並成立國民政府於南京，與武漢形成對峙，史稱『寧漢分裂』。」這種敘事雖然依然以蔣介石為正統，但寧漢先後關係得以釐定，汪精衛也不再是「劫持」國民政府的罪魁禍首。汪精衛在這一時期課本裡的主要罪行是抗戰期間「受日人誘惑」、成立傀儡政權。顯然，在民主化進程中的臺灣，蔣汪的宿怨已經不再具有重大意義。民國九十四（二○○五）年《普通高級中學必修科目「歷史」課程暫行綱要》頒布之後，歷史課本不再統一編訂，多家出版社獲得更多詮釋歷史的自由。譬如二○○七年版的三民《歷史》第一次提到汪精衛獲得推選為廣州國民政府第一任主席，一九二七年國民黨分裂的肇端者是蔣介石，而「支持繼續與蘇聯、中共合作的國民黨左派人士以汪精衛為核心，宣稱留在武漢的才是正統的國民政府」。近年來的歷史課本則進一步挑戰傳統的正朔觀念。譬如南一書局民國一○二年的《歷史》課本對汪精衛與日合作的敘述是：「日本評估中日戰事一時之間恐難以結束，決定在中國占領區扶植親日政權，以華制華。一九三八年（民國二十七年）十二月，對於抗戰向來持悲觀態度的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自重慶出走，倡議和平運動，並於一九四○年（民國二十九年）在南京成立親日政府，造成抗戰重大危機。不過，汪的舉動被大多數國人視為賣國行為，未獲任何軍政首長起而響應。」對汪精衛出走的動機、其政府的性質，新教材都採用了描述而非判斷的寫法，這是相當客觀的。如果說民主化之前的臺灣和大陸歷史課本雖然在孰「正」孰「偽」問題上判斷迥異，但在秉承正朔史觀上則如出一轍的話，那麼今天的兩岸課本在面對汪精衛問題的時候，正如其他很多歷史問題一樣，也在漸行漸遠。課本是創造公共記憶的最有力的工具之一。今天，對絕大多數大陸學生而言，汪精衛只是歷史晦暗邊緣「我黨」曾經的敵人之一，而臺灣的教育者則已經寬恕了他與蔣介石的角力，視其與日本的合作為一種出於絕望的戰時同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