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文連載】
〈1 序章〉
馬克．里特曼的家是個由感測器和控制器組成的網絡，大量數據在他的房子、身體和車庫的伺服器之間傳輸。門、動作和溫度感測器監測著周圍環境，iPhone和健康手環則時時窺伺著他，一切都被記錄下來以便分析；只要簡單對Siri提出要求，就能控制燈光、溫度和音樂。
里特曼最新入手的小玩意是智慧水壺iKettle，他希望Siri能幫他泡杯茶，甚至還想把泡茶加入早晨的自動化行程：戴在手上的健康手環一旦發現里特曼醒了，就會提醒房子打開暖氣和樓下的燈，還能在他洗完澡前把水燒開。但里特曼一直沒辦法設定好水壺，他在推特與成千上萬名追蹤者分享這段歷程：
「三個小時過去了，我還是沒喝到茶。強制再校正導致無線基地臺重置。」好不容易設定好了，水壺卻無法與其他設備相容：「為了讓Siri控制水壺，我只好駭進系統，把這些功能整合起來。」他繼續在推特上分享這個過程，等到終於成功時，這個故事已經傳遍了全球—首先是《衛報》的一篇報導：「一名英國人花了十一個小時，試圖用智慧水壺泡一杯茶。」
這個案例完全展現出所謂的駭客心態，也就是對系統工作的熱情（偶爾會過度迷戀）。不過且讓我們想像堅守在科技以外的另一種駭客：
哈柏在打折時買了同樣的智慧水壺，花了幾個週末對它進行一番整頓，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東西沒救了；更糟的是收據不見了。幸好，還有另一種駭客手段。哈柏記得「生活駭客」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哈柏選擇做最後一次努力：再放幾個星期，等聖誕節過後再去退貨。儘管可能要排很久的隊，但此時商店通常會比較寬容。
里特曼是個大數據分析師與自我追蹤者，他之所以能成功解決問題，是因為他了解智慧家電背後的技術系統。而哈柏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是因為他了解另一個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購物季的動態系統。
我們可以從這兩種駭客技巧中看出，過去十年裡，駭客思維已擴及生活各層面，並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系統，以快速巧妙地解決問題。生活駭客追蹤或分析自己的飲食、財務、睡眠、工作，甚至包括頭痛。他們分享如何有效率地綁鞋帶、打包行李、尋找約會對象，以及學習語言的各項技巧。
提到「駭客」，許多人馬上會聯想到穿著帽T、埋首電腦前的犯罪者，這或許會讓人們對以上所描述的一切感到驚訝，但這些行為確實符合「駭客」一詞的原義。六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鐵路模型愛好者用「hack」一字來形容快速修復「此系統」（火車月臺底下的電線和繼電器網路）的方法。駭客們熱衷於探索、構建和操縱這些系統。
今天，生活駭客涉及的領域除了科技、文化，還包括工作、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意義更廣的範圍。這是駭客思維的展現，是具系統化與實驗性的個人主義和理性方法。舉例來說，某些自稱「生物駭客」的人正在嘗試「消弭老化工程策略」，從這個名稱看得出來，這些人確實信心滿滿。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尤其是各種能串連感測器的應用程式），這種駭客思維陸續出現在生活中許多從未「駭」過的領域。除了延長壽命，還有提高生產力、獲得物質滿足、達到最佳健康狀態、尋找戀愛對象與性伴侶……等系統。
生活駭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途徑。考慮到自身的「怪癖」，我對它的優點確實很能感同身受，但也對它的缺點感到憂心。然而，這些擔憂並非源於生活駭客是外星人或邪教成員。之所以會出現生活駭客，是因為有其天時地利：當生活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可以管理與建構的系統時，所有人都能藉此獲得一些幫助。
＊二十一世紀的勵志新潮流
芸芸眾生中的你，只要擁有正確的態度和行動，就能躋身成功人士。至於該如何做到，只需要從四萬五千多本已出版的勵志書中挑一些來看就行了。大多數人就是這麼做的，如果把影音媒體、電視購物和個人教練算在內，這類市場總值約在五億到一百億美元之間。
生活駭客是自我成長史上最新的一頁，隨著成功的定義改變，人們給出的建議也隨之不同。我們是否仍像一八九○年代那樣，認為神能幫助我們成功？還是像一九三○年代的經典勵志書一樣，只要效法那些成功致富的人就行了？或是在當今資訊過剩的世界中，採納那些占一席之地的頂尖極客所分享的祕訣？史蒂芬．史塔克（Steven Starker）在《超市裡的甲骨文：美國人對勵志書的癡迷》一書寫到，勵志書反映了它們的社會文化背景，揭示了該時代的個人需求、願望和恐懼。正如《紐約客》雜誌在一篇有關費里斯的專訪中提到，每個世代都有專屬於它的勵志大師。
生活駭客是最新的勵志典範，且兩者都是所謂「實踐哲學」的延續。與學院派的哲學不同，實踐哲學關注生活中哪些是有價值的，以及如何認知它，是生活的哲學。若說斯多噶主義和儒學是古代的實踐哲學，那麼生活駭客就是當代的。例如，你可以透過控制自己每天花在回覆電子郵件上的時間（方法），來提高工作效率（目的）。
在美國文化中，勵志是一種很普遍的實踐哲學。正如史塔克所寫的：「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幾乎是所有勵志素材的泉源。」他也認為，勵志／自我成長是美國機會主義、自力更生和成功決心的一種表現。一位為《紐約》雜誌撰寫文章的文化評論家指出，「自《窮理查年鑑》出版以來，勵志文化—企業家精神、實用主義、強烈的自力更生、淡薄的靈性……已深深根植於美國人的DNA中」。
雖然「勵志」這個詞首見於蘇格蘭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那本獲利豐厚的同名書籍（一八五九年出版），但這個詞就跟蘋果派一樣，一開始雖是從歐洲輸入的詞語，如今卻已和美國文化密不可分；而生活駭客已然成為這塊「勵志派」的一部分。
在開始新的冒險之前，吉娜．特拉帕尼出版了三本取材於生活駭客的書；費里斯編纂了五本暢銷書、經營一個受歡迎的部落格，並主持一個有大量聽眾的播客，且都是以「一週工作四小時」這個品牌進行的。另外還有六位作者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的書籍，包括《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和《會留下來的一切》。
當然還有更多關於生活駭客的書籍並未得到主流讀者的青睞，但儘管它們是獨立出版或只發行電子書，在網路書店上還是有數十則評論。我甚至曾在附近雜貨店的收銀處看過一本生活駭客雜誌，也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駭客智多星》。 生活駭客是極客們勵志成長的一種延續，現已成為主流。個人主義、務實、創業精神……等價值觀，以及克服障礙的無窮能力，都是這種精神的核心。生活駭客還加入了系統化思維、樂於實驗、喜愛科技，這些都很適合數位網路世界──一個充斥著系統和小工具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覺得生活駭客就像勵志書一樣，很難視為正經嚴肅的事情；各種小技巧可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生活方式的重新設計，則可以被當成《騙術》一書的老調重彈。但這種特色正是生活駭客的魅力所在：系統化精神的背後，既接納了世俗的駭客行為，也包含對人生更高遠的追求。
企業家保羅．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谷歌員工編號第二十三、Gmail的首席開發者，也是谷歌早期座右銘「不作惡」的創造者，他相信駭客是生活的「應用哲學」。他曾表示，有系統的地方，就有遭駭客入侵的可能，而到處都是系統。整個現實世界就是個有系統的系統，延伸到各個角落。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駭客心態，畢竟社會需要各種不同的個性，但擁有這種心態的人，就是那些能跨越業種、統治權，甚至宗教來「改變世界」的人。對布赫海特來說，駭客行為比電腦中那些聰明的代碼更重要，也更偉大──這是我們創造未來的方式。
布赫海特的信念具有煽動、簡化和集大成的特性，就如同許多勵志方法所採用的前提。而正如史塔克所觀察到的，這些信念很容易讓批評者表現出不屑，以搖頭、瞬間冷笑、高傲的微笑和善意的忽視為回應。然而勵志書是我們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它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以致無法忽視也不容輕忽，當然值得研究，生活駭客也是如此。
＊生活駭客的五十道陰影
對布赫海特來說，任何系統都受制於兩套規則：覺得事物該如何運作的感知規則，以及現實中的實際規則，這正是駭客的力量所在。他認為，在大多數複雜系統中，這兩套規則的差距非常大。有時我們得以瞥見真相，發現某個系統的實際規則；一旦知道實際規則，就有可能發揮「奇蹟」──做出違反感知規則的事。例如，一名電腦駭客可以利用程式正常預期行為與現實中緩衝區溢位（簡單來說，就是指針對程式設計缺陷，塞入超過緩衝區所能容納的資料，破壞程式執行、趁機取得程式甚至是系統的控制權）之間的差距上下其手（例如針對目標電腦輸入惡意程式碼）。當然，駭客攻擊不只限於電腦。
在討論電腦駭客時，人們經常使用老電影裡的一個比喻：針對同樣的系統弱點，白帽駭客會修復它，黑帽駭客會惡意地利用它，灰帽駭客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可能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進入系統，卻幾乎不會造成傷害。哈柏決定在聖誕假期結束後將智慧水壺退貨，就是種淺灰色駭客的行為。如同里特曼和其他人發現的，想讓智慧水壺透過無線網路正常運作並不容易，因此，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雖然違反了規定，倒似乎沒那麼惡質。
但如果哈柏使用同樣的技巧，卻選擇把東西退給另一家商店，好拿到未折扣價的退費呢？這等於哈柏詐欺了第二家商店，比起當初購入的特價，他能拿到更多現金，這下子他的帽子顏色變得更深了。
生活駭客網站〈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一文出現在萬聖節前的「邪惡週」主題底下。該網站的編輯們寫道，這樣的貼文雖然有點半開玩笑，卻反映出知識就是力量，至於用這種力量行善或作惡，取決於你自己。邪惡有時情有可原，甚至可以幫助你對抗邪惡：學習如何破解密碼，可以教你強化安全措施；更加了解謊言和操縱，讓你有能力看穿這類策略──或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使用它們。
這種理由聽起來幾乎可說是權術至上，還顯露出某種技術傾向和個人主義的心態。但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壞，不僅取決於個人。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問題代替道德的絕對性：要到什麼程度，才能分辨一名生活駭客有害或有益？又是對誰而言？接下來，我們會經常回到這個問題。
沒有收據就退貨的駭客行為顯然是出於對個人利益的關注，但如果哈柏把智慧水壺拿到他當初購買的商店去退、拿回與當時同樣的金額，並沒有所謂的傷害可言。只是如果每個人都使用這個方法，會變得怎樣呢？
這個問題就是康德所謂「定言令式」的一個例子：只做你希望每個人都做的事。第一種情況是，把一只無法使用的智慧水壺退回原購買商店、拿到跟當初購買時同樣的金額，這是無害的；但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世界將因此變得更糟。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詐欺的意味，店家也會因此採取更加嚴格的退貨政策，反而會傷害到其他消費者。
康德的定言令式將道德考慮的範圍擴展到個人之外。我們可以問，如果一項駭客技巧是普遍的，也就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這方法還能持續有效嗎？它有益嗎？這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好嗎？
讓我們看看現實生活中的案例。鮑伯，萬宙商信（Verizon）的一名開發人員，被發現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給一家中國公司。包括軟體開發人員在內，許多美國員工都對公司把業務發包給海外公司感到焦慮，覺得這可能導致自己遭到裁員。鮑伯也把工作外包出去，但仍保住自己的飯碗。他把兩成工資付給別人，換來每天上網看貓咪影片的日子。他把公司業務變成自己的優勢，駭進了這個系統。
很顯然，鮑伯的駭客行為是出於自身利益，也並非普遍。它之所以有用，因為這是暗中進行的單一案例。這項行為有可能傷害他人，鮑伯的不誠實使雇主身處風險之中；它無法通過康德的檢視，因為我們不會希望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普遍的。
還有一些生活駭客技巧可能在無意中傷害使用者和他人。想想高生產力駭客技巧與整型手術的相似之處吧。在個人層面上，整型手術是一種能提高生活品質的自我提升法。它可能會出錯，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且表面的強化，只能暫時緩解深層需求，形成一個不斷干預卻永遠無法獲得滿足的惡性循環。 普遍來說，我們很難斷言整型手術對所有人是好還是壞，生活駭客也是如此，尤其論及自我提升的社會涵義時，情況又會變得更加複雜。增強的動力通常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一旦開始推動，標準就會不斷提高，反而使得滿足感越來越遙不可及。一個人變美後，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更醜。
有些提高生產力的技巧相當有效：提高產能的關鍵，是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而不是把行程表塞爆。有些技巧是行不通的：喝大量的水然後憋尿，應該可以讓你更專注，事實上卻有可能讓你更分心。而且就像某些手術一樣，有些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有些則永遠無法讓人滿意。塞爆行程表是一項錯誤，而且生產力再怎麼提升都永遠嫌不夠。到最後，生產力的提高反而讓每個人都被迫面對更多要求，包括生產力的再提升。
這些都是數位時代的陰影。在這個時代裡，人們進行廣泛的互動、各種設備無所不在，並有許多科學問題等待解決；此外，我們可以遠端工作、家事外包、追蹤和測試生活中的每一項指標（從心率到發送出去的電子郵件）。藉由思考鮑伯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確定人們認為值得的事物中蘊含著哪些固有價值，以及這麼做的有效性及後果。
〈3 時間駭客〉
＊把我的生產力變四倍
二○一二年，曼尼什．塞提（Maneesh Sethi）終於成功變身網路名人。這位部落格格主請人在他工作效率不高時打他巴掌。當然，很多人之所以追蹤他，是因為難以置信，但這個噱頭發揮了支點的作用。這是他努力行銷自己的巔峰，就像費里斯一樣，成為一名生活方式設計企業家。這讓他開啟了自己的未來，決心開發一款令人驚嚇的小玩意。而他的故事也成為一個案例研究──關於對剝削的注意。
四年前，也就是二○○八年，塞提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當時他讀了費里斯的《一週工作四小時》，覺得它實在太振奮人心，不但只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全書，還買了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正如他所說的：「我意識到，只要遵循費里斯的想法，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離開學校，開始創立沒有辦公室的事業、環遊世界、接受非凡挑戰，並教其他人如何做同樣的事情，成為「一週工作四小時」的大師。
當然，和費里斯一樣，塞提並不是一個星期只工作四（或零）個小時，甚至連「半」退休也算不上。再說，就算有費里斯的粉絲參加你的派對，難道就能讓你成為有名的DJ嗎？塞提不斷旅行、四處享樂，卻也為了成為生活方式和行銷大師忙碌不已。塞提正努力獲得與費里斯和哥哥拉米特（Ramit Sethi）一樣的成功──塞提的哥哥是《我教你變成有錢人》一書的作者。
塞提致力於推銷暢銷勵志書，包括費里斯的《廚藝解構聖經》（這本書有提到塞提），以及一些關於飲食和女性「荷爾蒙治療」的書籍。最著名的是二○一二年，他從分類廣告網站上僱用了一名女性，當他被臉書分散注意力時，她就會打他巴掌。
「我要徵求一個人，到特定的地點（我家或咖啡館）在我身旁工作，要確定能看到我的電腦螢幕。只要我浪費時間，就吼我一下；必要的話，甚至打我巴掌都可以。可同時做自己的工作。徵求助手，越快越好。地點鄰近灣區捷運第十六街站。時薪八美元，期間可用自己的電腦做自己的事。」
塞提聲稱這個噱頭讓他的生產力變成四倍，並在部落格上分析記錄了這項進步。然而，即使意志力外包的成本低於最低工資，難道不能使用某種小工具達到同樣目的、讓成本更低嗎？
二○一四年，塞提推出了「帕夫洛夫」手環，概念來自於帕夫洛夫的制約理論，手環會產生微小電流，幫助使用者克服壞習慣。這個想法大受歡迎，在募資平臺上募到了超過二十八萬美元，是最初目標的五○八％。以前的做法是在手腕套個橡皮筋，然後彈自己一下，好擺脫不想要的想法或習慣。一條橡皮筋，拉起來再鬆開就會弄痛你，手環則是會電你一下。雖然相較之下橡皮筋是免費的，但塞提相信這個兩百美元的小玩意物有所值。「帕夫洛夫」結合了感應器、朋友和GPS，能讓你好好走在邁向目標的軌道上。比方說，不論當你把手伸到嘴邊（咬指甲或吃零食）、去最喜歡的速食店，或是在臉書花太多時間，它都會電你。此外，塞提還開了一門有關改掉壞習慣的線上課程，宣稱想馬上徹底戒掉某個習慣的人當中，成功率大約是五％；使用橡皮筋的，成功率是二五％；至於使用「帕夫洛夫」的人，大約有五五到六○％的人都成功了。
塞提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透過報紙、播客和部落格，向費里斯所謂的「新富」企業家推銷帕夫洛夫手環，這個小玩意甚至被美國深夜檔政治諷刺節目《柯柏報告》拿來嘲諷──這個節目可說是衡量大眾關注度的實用量表。還有一次非常珍貴的機會，是他在二○一六年時參加美國廣播公司的創業實境秀節目《創智贏家》，但他的提案並沒有被接受。其中一名評審說他是個靠花招行騙的人，而在塞提拒絕對他最具好感的投資者提出的交易後，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有人說他去上節目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不是為了獲得額外的資金。對於費里斯和塞提這樣的生活駭客騙子，批評他們自私自利的聲音並不少見。
我們將在下一章繼續認真研究動機駭客。但對塞提行為的評論，讓我們回到這一章開始時，對富蘭克林的高生產力所提出的問題。當生活駭客試著充分利用時間時，他們究竟視什麼為理所當然？說得更準確一點，生活駭客的行為何時會變成剝削？
＊特權和剝削
二○一二年，塞提寫了一篇〈性醜聞技巧〉，內容有關如何立刻實現各種目標（並與費里斯開派對），他指責其他人自以為擁有某些權利：如果你覺得，只因自己上了大學、努力讀書、拿到好成績和學位，就表示自己應該得到一份工作，那就錯了。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所以他問：是什麼讓你與眾不同？更何況，與任何美國大學畢業生相比，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會為了更少的錢更努力工作。
「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是我一位菲律賓員工的故事。我僱用克拉克來幫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十點，他要打電話提醒我用牙線潔牙。
「有一天，我在十點三十二分時收到了一則訊息。『抱歉，曼尼什先生（克拉克總是叫我『先生』，就算我告訴他別這樣叫我），我遲到了，真的很抱歉。我們這裡被颶風襲擊，整個村子都沒有電！我得跑十幾公里到隔壁村子，才有辦法打電話給你！』
「你會只為了提醒我用牙線而跑十幾公里嗎？我給克拉克的薪水是每小時兩美元（但在此事之後，我給了他一大筆獎金），但你呢？你做了什麼來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雇主願意付十到二十倍的薪水給你？」
想當然耳，塞提的回答是「侵入系統」：「達到目標的最短路徑，不是透過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反而多半是要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為了在柏林成為DJ，他舉辦了許多派對；為了提高知名度，他建立了自己的播客，採訪其他更有名的生活駭客。
然而，在塞提教導別人「權利謬論」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花錢請一名菲律賓人提醒他使用牙線。追求效率是值得稱讚的，就算做過頭，也還有機會重新評估目標和優先順序的有效性。然而正如富蘭克林的生產力端賴於妻子和奴隸等被忽視的勞動，外包也同樣依賴其他人的勞動成果。若是本地的工作，勞動將由零工經濟來完成，例如優步司機。這些人的工作靈活度高，獲利卻很少，其中更有許多人很快就會被自動化取代。至於那些可以遠端完成的工作，則會由迫切需要收入的外國人來執行。
儘管業主所提供的工作可能是低階的，但以誠實的態度來回應這種需求或許是一種美德。費里斯指出：「我把工作外包給印度人，有些人又會把部分工作再外包給菲律賓人。這是資本的有效利用，如果你想要自由市場的回報、想要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回報，這些就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但這什麼時候會變成剝削呢？什麼時候規則是不公平的？這正是自動化和全球化的雙面刃。
有效、自由且靈活，具備這些前提和承諾的系統，才會被生活駭客接納。將大企業的外包方法用在個人身上，確實是一種駭客技巧，卻也承繼了企業的道德過失。儘管塞提善良又隨和，但在颶風過後，克拉克是否能放一天假，先幫助家人、保留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把時間拿來換兩美元？還是因為他的家庭非常依賴這份薪水，所以他別無選擇，只能跑十幾公里，好提醒塞提用牙線？
同樣的，人們假設勞工可以選擇要做穩定的正職或富有彈性的計時工作，但零工經濟的從事者中，已處於邊緣、別無選擇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樣看來，生產力駭客有時似乎在為那些會遭企業制度濫用的東西喝采。塞提推出了據說能糾正壞習慣的手環，四年後，亞馬遜為類似的東西申請了專利──針對拿錯貨品的倉庫員工。值得慶幸的是，亞馬遜的提案裡並沒有包括電擊裝置。但在那些能自己選擇制度與能要求他人實施該制度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即使是巧合）的互惠關係。
〈5 物品駭客〉
＊從太多到極簡
關於自己與家當的關係，生活駭客會講的故事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他們認為不可或缺的裝備和工具，第二種則是他們如何擺脫其他的一切。約書亞．密爾本（Joshua Millburn）和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是朋友，他們後來成了第二種故事的傳道者。三十歲之前，他們雖然事業成功，卻深受某種「揮之不去的不滿」所困擾。
我們得到了所有應該能讓我們快樂的東西：六位數年薪的好工作、豪華汽車、超大房子，還有在這種消費導向的生活方式中，塞爆所有生活角落的各種東西。但即使擁有這麼多，我們對自己的生活還是很不滿意。我們不快樂，那是一種巨大的空虛。每週工作七十到八十個小時，然後買更多的東西，並不能填補它；它只會帶來更多債務、壓力、焦慮、恐懼、孤獨、內疚、不知所措和憂鬱。
更糟糕的是，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時間，所以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二○一○年，我們以極簡主義原則重新奪回控制權，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每個世代的人都會有新的見解，對那些跟網路一起成長的人來說，密爾本和尼克迪穆發現了一個近敵：如果你的目標是滿足，那麼物質財富無法達成它。
密爾本和尼克迪穆並不是他們這個世代第一個表示不滿、架設部落格，並試圖以此開展勵志寫作職涯的人。就像李奧．巴伯塔（Leo Babauta），他在二○○七年初建立了部落格「禪習慣」，專注於提高生產力。到了年底，他又推出了電子書《禪：極致的簡單生產力系統》。
二○○九年，就在禪習慣開始流行時，他開了一個新部落格，名為「極簡清單」，之後還寫了一本相關主題的書。幾年後，他談論的主題從提高生產力轉向極簡主義，他建議禪習慣的讀者「把生產力扔掉」：在一艘沉沒中的船上整理躺椅，是毫無意義的事—把事情簡化，直接把躺椅丟掉吧。他從未停止在禪習慣發表文章，但關注的重點改變了，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極簡清單上的許多貼文都反映出人們對極簡主義的強烈興趣。
同一時期，科林．萊特（Colin Wright）把每週工作一百個小時的日常，換成少於一百件東西的生活，並開始在部落格「流放生活」上發表文章，後來也在亞馬遜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和旅行的暢銷書。二○一○年，戴夫．布魯諾（Dave Bruno）成功將自己的部落格寫成了《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一書，書中講述「我如何擺脫幾乎所有東西、重新塑造生活，並找回我的靈魂」。
這種關於危機、重獲靈魂、致力於改革的故事並不罕見。麗塔．霍特（Rita Holt）寫了一本關於極簡主義的電子書，講述她在崩潰痛哭後，如何擺脫自己討厭的生活方式。當她終於意識到「此時不做就沒有機會」時，她辭去了工作，投身於極簡主義革命，並邀請讀者在推特上追蹤她的旅行。
＊計數遊牧者與近藤麻理惠
二○一一年，近藤麻理惠出版了一本有關居家整理的書，建議數百萬日本人丟掉那些不會讓他們怦然心動的東西。這本書於二○一四年出版了英文版，雖然近藤不會說英語，但比起密爾本和尼克迪穆，她獲得了更多媒體關注。很顯然的，極簡主義者和近藤都有整理的概念，也都回應了人們對物質主義和雜亂的普遍不滿，但毫無疑問的，極簡主義者就是比較像極客。他們喜歡計數、挑戰和旅行。
極簡主義者故事中有項顯著的特徵，即是列出他們的所有物。戴夫．布魯諾和《極簡富足》提出的挑戰，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寫《動機駭客》的溫特有九十九項物品。《極簡主義的藝術》一書作者艾弗雷特．柏格（Everett Bogue）則更精簡到剩下五十樣東西，後來才又承認自己需要的東西比那些更多。凱利．薩頓（Kelly Sutton）是部落格「少的崇拜」格主，他改變了這個公式：他的目標是把自己的生活濃縮成兩個盒子和兩只袋子。
極簡主義並非一成不變，但它確實由男性和那些清點自己物品的人所主導。
近藤麻理惠並不在乎你擁有多少東西，只要它們能讓你怦然心動，並整齊地收納好就行。極簡主義者將家當視為一種挑戰，必須計算數量並丟棄；近藤則以萬物有靈的態度謹慎對待它們。物品渴望服務人類，並滿足於好好告別。除了她與物品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近藤的吸引力或許也在於，她那精疲力盡與充滿洞察力的故事非常戲劇化。
近藤從小就熱衷於整理，但這讓她付出了代價。有一天，她彷彿精神崩潰般昏倒了。兩小時後，「當我醒來時，聽到一個神祕的聲音，就像是某位整理之神在告訴我，要我仔細看看自己的東西。」祂告訴近藤，要關注那些應保留的東西，而不是要扔掉的東西。近藤式收納術於是誕生。近藤和其他大師之間的其他差異，還包括最明顯的性別：極簡主義者通常是男性，但近藤的粉絲女性居多；許多極簡主義者熱愛旅行，這一點也和近藤不同。
簡而言之，從過多到極簡的故事，是一種以狂喜為基調的解放之旅。設置了「物質性成功」陷阱的傳統路線引發了一場危機，緊跟著不滿和崩潰而來的則是覺醒。丟掉你的職業和家當，到世界各地寫作和旅行，成為極簡主義的傳教士吧。
〈1 序章〉
馬克．里特曼的家是個由感測器和控制器組成的網絡，大量數據在他的房子、身體和車庫的伺服器之間傳輸。門、動作和溫度感測器監測著周圍環境，iPhone和健康手環則時時窺伺著他，一切都被記錄下來以便分析；只要簡單對Siri提出要求，就能控制燈光、溫度和音樂。
里特曼最新入手的小玩意是智慧水壺iKettle，他希望Siri能幫他泡杯茶，甚至還想把泡茶加入早晨的自動化行程：戴在手上的健康手環一旦發現里特曼醒了，就會提醒房子打開暖氣和樓下的燈，還能在他洗完澡前把水燒開。但里特曼一直沒辦法設定好水壺，他在推特與成千上萬名追蹤者分享這段歷程：
「三個小時過去了，我還是沒喝到茶。強制再校正導致無線基地臺重置。」好不容易設定好了，水壺卻無法與其他設備相容：「為了讓Siri控制水壺，我只好駭進系統，把這些功能整合起來。」他繼續在推特上分享這個過程，等到終於成功時，這個故事已經傳遍了全球—首先是《衛報》的一篇報導：「一名英國人花了十一個小時，試圖用智慧水壺泡一杯茶。」
這個案例完全展現出所謂的駭客心態，也就是對系統工作的熱情（偶爾會過度迷戀）。不過且讓我們想像堅守在科技以外的另一種駭客：
哈柏在打折時買了同樣的智慧水壺，花了幾個週末對它進行一番整頓，但最後得出一個結論：這東西沒救了；更糟的是收據不見了。幸好，還有另一種駭客手段。哈柏記得「生活駭客」網站上的一篇文章〈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哈柏選擇做最後一次努力：再放幾個星期，等聖誕節過後再去退貨。儘管可能要排很久的隊，但此時商店通常會比較寬容。
里特曼是個大數據分析師與自我追蹤者，他之所以能成功解決問題，是因為他了解智慧家電背後的技術系統。而哈柏之所以能成功地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是因為他了解另一個不同的系統，也就是購物季的動態系統。
我們可以從這兩種駭客技巧中看出，過去十年裡，駭客思維已擴及生活各層面，並廣泛應用於各種技術系統，以快速巧妙地解決問題。生活駭客追蹤或分析自己的飲食、財務、睡眠、工作，甚至包括頭痛。他們分享如何有效率地綁鞋帶、打包行李、尋找約會對象，以及學習語言的各項技巧。
提到「駭客」，許多人馬上會聯想到穿著帽T、埋首電腦前的犯罪者，這或許會讓人們對以上所描述的一切感到驚訝，但這些行為確實符合「駭客」一詞的原義。六十年前，麻省理工學院的鐵路模型愛好者用「hack」一字來形容快速修復「此系統」（火車月臺底下的電線和繼電器網路）的方法。駭客們熱衷於探索、構建和操縱這些系統。
今天，生活駭客涉及的領域除了科技、文化，還包括工作、財富、健康、人際關係，以及其他意義更廣的範圍。這是駭客思維的展現，是具系統化與實驗性的個人主義和理性方法。舉例來說，某些自稱「生物駭客」的人正在嘗試「消弭老化工程策略」，從這個名稱看得出來，這些人確實信心滿滿。 隨著科技不斷發展（尤其是各種能串連感測器的應用程式），這種駭客思維陸續出現在生活中許多從未「駭」過的領域。除了延長壽命，還有提高生產力、獲得物質滿足、達到最佳健康狀態、尋找戀愛對象與性伴侶……等系統。
生活駭客是一種生活方式，也是一種自我成長的途徑。考慮到自身的「怪癖」，我對它的優點確實很能感同身受，但也對它的缺點感到憂心。然而，這些擔憂並非源於生活駭客是外星人或邪教成員。之所以會出現生活駭客，是因為有其天時地利：當生活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可以管理與建構的系統時，所有人都能藉此獲得一些幫助。
＊二十一世紀的勵志新潮流
芸芸眾生中的你，只要擁有正確的態度和行動，就能躋身成功人士。至於該如何做到，只需要從四萬五千多本已出版的勵志書中挑一些來看就行了。大多數人就是這麼做的，如果把影音媒體、電視購物和個人教練算在內，這類市場總值約在五億到一百億美元之間。
生活駭客是自我成長史上最新的一頁，隨著成功的定義改變，人們給出的建議也隨之不同。我們是否仍像一八九○年代那樣，認為神能幫助我們成功？還是像一九三○年代的經典勵志書一樣，只要效法那些成功致富的人就行了？或是在當今資訊過剩的世界中，採納那些占一席之地的頂尖極客所分享的祕訣？史蒂芬．史塔克（Steven Starker）在《超市裡的甲骨文：美國人對勵志書的癡迷》一書寫到，勵志書反映了它們的社會文化背景，揭示了該時代的個人需求、願望和恐懼。正如《紐約客》雜誌在一篇有關費里斯的專訪中提到，每個世代都有專屬於它的勵志大師。
生活駭客是最新的勵志典範，且兩者都是所謂「實踐哲學」的延續。與學院派的哲學不同，實踐哲學關注生活中哪些是有價值的，以及如何認知它，是生活的哲學。若說斯多噶主義和儒學是古代的實踐哲學，那麼生活駭客就是當代的。例如，你可以透過控制自己每天花在回覆電子郵件上的時間（方法），來提高工作效率（目的）。
在美國文化中，勵志是一種很普遍的實踐哲學。正如史塔克所寫的：「我認為，美國的個人主義幾乎是所有勵志素材的泉源。」他也認為，勵志／自我成長是美國機會主義、自力更生和成功決心的一種表現。一位為《紐約》雜誌撰寫文章的文化評論家指出，「自《窮理查年鑑》出版以來，勵志文化—企業家精神、實用主義、強烈的自力更生、淡薄的靈性……已深深根植於美國人的DNA中」。
雖然「勵志」這個詞首見於蘇格蘭作家塞繆爾．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那本獲利豐厚的同名書籍（一八五九年出版），但這個詞就跟蘋果派一樣，一開始雖是從歐洲輸入的詞語，如今卻已和美國文化密不可分；而生活駭客已然成為這塊「勵志派」的一部分。
在開始新的冒險之前，吉娜．特拉帕尼出版了三本取材於生活駭客的書；費里斯編纂了五本暢銷書、經營一個受歡迎的部落格，並主持一個有大量聽眾的播客，且都是以「一週工作四小時」這個品牌進行的。另外還有六位作者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的書籍，包括《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和《會留下來的一切》。
當然還有更多關於生活駭客的書籍並未得到主流讀者的青睞，但儘管它們是獨立出版或只發行電子書，在網路書店上還是有數十則評論。我甚至曾在附近雜貨店的收銀處看過一本生活駭客雜誌，也看過國家地理頻道的節目《駭客智多星》。 生活駭客是極客們勵志成長的一種延續，現已成為主流。個人主義、務實、創業精神……等價值觀，以及克服障礙的無窮能力，都是這種精神的核心。生活駭客還加入了系統化思維、樂於實驗、喜愛科技，這些都很適合數位網路世界──一個充斥著系統和小工具的世界。
有些人可能覺得生活駭客就像勵志書一樣，很難視為正經嚴肅的事情；各種小技巧可被視為瑣碎小事；而生活方式的重新設計，則可以被當成《騙術》一書的老調重彈。但這種特色正是生活駭客的魅力所在：系統化精神的背後，既接納了世俗的駭客行為，也包含對人生更高遠的追求。
企業家保羅．布赫海特（Paul Buchheit），谷歌員工編號第二十三、Gmail的首席開發者，也是谷歌早期座右銘「不作惡」的創造者，他相信駭客是生活的「應用哲學」。他曾表示，有系統的地方，就有遭駭客入侵的可能，而到處都是系統。整個現實世界就是個有系統的系統，延伸到各個角落。
當然，並不是每個人都有駭客心態，畢竟社會需要各種不同的個性，但擁有這種心態的人，就是那些能跨越業種、統治權，甚至宗教來「改變世界」的人。對布赫海特來說，駭客行為比電腦中那些聰明的代碼更重要，也更偉大──這是我們創造未來的方式。
布赫海特的信念具有煽動、簡化和集大成的特性，就如同許多勵志方法所採用的前提。而正如史塔克所觀察到的，這些信念很容易讓批評者表現出不屑，以搖頭、瞬間冷笑、高傲的微笑和善意的忽視為回應。然而勵志書是我們文化結構的重要組成，它無所不在且影響深遠，以致無法忽視也不容輕忽，當然值得研究，生活駭客也是如此。
＊生活駭客的五十道陰影
對布赫海特來說，任何系統都受制於兩套規則：覺得事物該如何運作的感知規則，以及現實中的實際規則，這正是駭客的力量所在。他認為，在大多數複雜系統中，這兩套規則的差距非常大。有時我們得以瞥見真相，發現某個系統的實際規則；一旦知道實際規則，就有可能發揮「奇蹟」──做出違反感知規則的事。例如，一名電腦駭客可以利用程式正常預期行為與現實中緩衝區溢位（簡單來說，就是指針對程式設計缺陷，塞入超過緩衝區所能容納的資料，破壞程式執行、趁機取得程式甚至是系統的控制權）之間的差距上下其手（例如針對目標電腦輸入惡意程式碼）。當然，駭客攻擊不只限於電腦。
在討論電腦駭客時，人們經常使用老電影裡的一個比喻：針對同樣的系統弱點，白帽駭客會修復它，黑帽駭客會惡意地利用它，灰帽駭客則介於兩者之間：他們可能會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下進入系統，卻幾乎不會造成傷害。哈柏決定在聖誕假期結束後將智慧水壺退貨，就是種淺灰色駭客的行為。如同里特曼和其他人發現的，想讓智慧水壺透過無線網路正常運作並不容易，因此，在沒有收據的情況下退貨雖然違反了規定，倒似乎沒那麼惡質。
但如果哈柏使用同樣的技巧，卻選擇把東西退給另一家商店，好拿到未折扣價的退費呢？這等於哈柏詐欺了第二家商店，比起當初購入的特價，他能拿到更多現金，這下子他的帽子顏色變得更深了。
生活駭客網站〈沒收據也能退貨──幾乎所有商品都適用〉一文出現在萬聖節前的「邪惡週」主題底下。該網站的編輯們寫道，這樣的貼文雖然有點半開玩笑，卻反映出知識就是力量，至於用這種力量行善或作惡，取決於你自己。邪惡有時情有可原，甚至可以幫助你對抗邪惡：學習如何破解密碼，可以教你強化安全措施；更加了解謊言和操縱，讓你有能力看穿這類策略──或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情況下使用它們。
這種理由聽起來幾乎可說是權術至上，還顯露出某種技術傾向和個人主義的心態。但一件事究竟是好是壞，不僅取決於個人。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可以用另一個問題代替道德的絕對性：要到什麼程度，才能分辨一名生活駭客有害或有益？又是對誰而言？接下來，我們會經常回到這個問題。
沒有收據就退貨的駭客行為顯然是出於對個人利益的關注，但如果哈柏把智慧水壺拿到他當初購買的商店去退、拿回與當時同樣的金額，並沒有所謂的傷害可言。只是如果每個人都使用這個方法，會變得怎樣呢？
這個問題就是康德所謂「定言令式」的一個例子：只做你希望每個人都做的事。第一種情況是，把一只無法使用的智慧水壺退回原購買商店、拿到跟當初購買時同樣的金額，這是無害的；但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世界將因此變得更糟。這種行為本身就帶有詐欺的意味，店家也會因此採取更加嚴格的退貨政策，反而會傷害到其他消費者。
康德的定言令式將道德考慮的範圍擴展到個人之外。我們可以問，如果一項駭客技巧是普遍的，也就是如果每個人都這麼做，這方法還能持續有效嗎？它有益嗎？這世界會因此變得更好嗎？
讓我們看看現實生活中的案例。鮑伯，萬宙商信（Verizon）的一名開發人員，被發現把自己的工作外包給一家中國公司。包括軟體開發人員在內，許多美國員工都對公司把業務發包給海外公司感到焦慮，覺得這可能導致自己遭到裁員。鮑伯也把工作外包出去，但仍保住自己的飯碗。他把兩成工資付給別人，換來每天上網看貓咪影片的日子。他把公司業務變成自己的優勢，駭進了這個系統。
很顯然，鮑伯的駭客行為是出於自身利益，也並非普遍。它之所以有用，因為這是暗中進行的單一案例。這項行為有可能傷害他人，鮑伯的不誠實使雇主身處風險之中；它無法通過康德的檢視，因為我們不會希望這種不誠實的行為是普遍的。
還有一些生活駭客技巧可能在無意中傷害使用者和他人。想想高生產力駭客技巧與整型手術的相似之處吧。在個人層面上，整型手術是一種能提高生活品質的自我提升法。它可能會出錯，使事情變得更糟；而且表面的強化，只能暫時緩解深層需求，形成一個不斷干預卻永遠無法獲得滿足的惡性循環。 普遍來說，我們很難斷言整型手術對所有人是好還是壞，生活駭客也是如此，尤其論及自我提升的社會涵義時，情況又會變得更加複雜。增強的動力通常是社會性的，也就是說，一旦開始推動，標準就會不斷提高，反而使得滿足感越來越遙不可及。一個人變美後，會讓其他人覺得自己更醜。
有些提高生產力的技巧相當有效：提高產能的關鍵，是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而不是把行程表塞爆。有些技巧是行不通的：喝大量的水然後憋尿，應該可以讓你更專注，事實上卻有可能讓你更分心。而且就像某些手術一樣，有些會讓情況變得更糟，有些則永遠無法讓人滿意。塞爆行程表是一項錯誤，而且生產力再怎麼提升都永遠嫌不夠。到最後，生產力的提高反而讓每個人都被迫面對更多要求，包括生產力的再提升。
這些都是數位時代的陰影。在這個時代裡，人們進行廣泛的互動、各種設備無所不在，並有許多科學問題等待解決；此外，我們可以遠端工作、家事外包、追蹤和測試生活中的每一項指標（從心率到發送出去的電子郵件）。藉由思考鮑伯這樣的案例，我們可以確定人們認為值得的事物中蘊含著哪些固有價值，以及這麼做的有效性及後果。
〈3 時間駭客〉
＊把我的生產力變四倍
二○一二年，曼尼什．塞提（Maneesh Sethi）終於成功變身網路名人。這位部落格格主請人在他工作效率不高時打他巴掌。當然，很多人之所以追蹤他，是因為難以置信，但這個噱頭發揮了支點的作用。這是他努力行銷自己的巔峰，就像費里斯一樣，成為一名生活方式設計企業家。這讓他開啟了自己的未來，決心開發一款令人驚嚇的小玩意。而他的故事也成為一個案例研究──關於對剝削的注意。
四年前，也就是二○○八年，塞提還是史丹佛大學的學生，當時他讀了費里斯的《一週工作四小時》，覺得它實在太振奮人心，不但只花了幾個小時就讀完全書，還買了前往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機票。正如他所說的：「我意識到，只要遵循費里斯的想法，自己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他離開學校，開始創立沒有辦公室的事業、環遊世界、接受非凡挑戰，並教其他人如何做同樣的事情，成為「一週工作四小時」的大師。
當然，和費里斯一樣，塞提並不是一個星期只工作四（或零）個小時，甚至連「半」退休也算不上。再說，就算有費里斯的粉絲參加你的派對，難道就能讓你成為有名的DJ嗎？塞提不斷旅行、四處享樂，卻也為了成為生活方式和行銷大師忙碌不已。塞提正努力獲得與費里斯和哥哥拉米特（Ramit Sethi）一樣的成功──塞提的哥哥是《我教你變成有錢人》一書的作者。
塞提致力於推銷暢銷勵志書，包括費里斯的《廚藝解構聖經》（這本書有提到塞提），以及一些關於飲食和女性「荷爾蒙治療」的書籍。最著名的是二○一二年，他從分類廣告網站上僱用了一名女性，當他被臉書分散注意力時，她就會打他巴掌。
「我要徵求一個人，到特定的地點（我家或咖啡館）在我身旁工作，要確定能看到我的電腦螢幕。只要我浪費時間，就吼我一下；必要的話，甚至打我巴掌都可以。可同時做自己的工作。徵求助手，越快越好。地點鄰近灣區捷運第十六街站。時薪八美元，期間可用自己的電腦做自己的事。」
塞提聲稱這個噱頭讓他的生產力變成四倍，並在部落格上分析記錄了這項進步。然而，即使意志力外包的成本低於最低工資，難道不能使用某種小工具達到同樣目的、讓成本更低嗎？
二○一四年，塞提推出了「帕夫洛夫」手環，概念來自於帕夫洛夫的制約理論，手環會產生微小電流，幫助使用者克服壞習慣。這個想法大受歡迎，在募資平臺上募到了超過二十八萬美元，是最初目標的五○八％。以前的做法是在手腕套個橡皮筋，然後彈自己一下，好擺脫不想要的想法或習慣。一條橡皮筋，拉起來再鬆開就會弄痛你，手環則是會電你一下。雖然相較之下橡皮筋是免費的，但塞提相信這個兩百美元的小玩意物有所值。「帕夫洛夫」結合了感應器、朋友和GPS，能讓你好好走在邁向目標的軌道上。比方說，不論當你把手伸到嘴邊（咬指甲或吃零食）、去最喜歡的速食店，或是在臉書花太多時間，它都會電你。此外，塞提還開了一門有關改掉壞習慣的線上課程，宣稱想馬上徹底戒掉某個習慣的人當中，成功率大約是五％；使用橡皮筋的，成功率是二五％；至於使用「帕夫洛夫」的人，大約有五五到六○％的人都成功了。
塞提用盡一切可能的方法，透過報紙、播客和部落格，向費里斯所謂的「新富」企業家推銷帕夫洛夫手環，這個小玩意甚至被美國深夜檔政治諷刺節目《柯柏報告》拿來嘲諷──這個節目可說是衡量大眾關注度的實用量表。還有一次非常珍貴的機會，是他在二○一六年時參加美國廣播公司的創業實境秀節目《創智贏家》，但他的提案並沒有被接受。其中一名評審說他是個靠花招行騙的人，而在塞提拒絕對他最具好感的投資者提出的交易後，又發生了更糟糕的事：有人說他去上節目只是為了推銷自己的產品，不是為了獲得額外的資金。對於費里斯和塞提這樣的生活駭客騙子，批評他們自私自利的聲音並不少見。
我們將在下一章繼續認真研究動機駭客。但對塞提行為的評論，讓我們回到這一章開始時，對富蘭克林的高生產力所提出的問題。當生活駭客試著充分利用時間時，他們究竟視什麼為理所當然？說得更準確一點，生活駭客的行為何時會變成剝削？
＊特權和剝削
二○一二年，塞提寫了一篇〈性醜聞技巧〉，內容有關如何立刻實現各種目標（並與費里斯開派對），他指責其他人自以為擁有某些權利：如果你覺得，只因自己上了大學、努力讀書、拿到好成績和學位，就表示自己應該得到一份工作，那就錯了。有成千上萬的人都是這樣。所以他問：是什麼讓你與眾不同？更何況，與任何美國大學畢業生相比，還有其他國家的人會為了更少的錢更努力工作。
「告訴你們一個故事，是我一位菲律賓員工的故事。我僱用克拉克來幫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十點，他要打電話提醒我用牙線潔牙。
「有一天，我在十點三十二分時收到了一則訊息。『抱歉，曼尼什先生（克拉克總是叫我『先生』，就算我告訴他別這樣叫我），我遲到了，真的很抱歉。我們這裡被颶風襲擊，整個村子都沒有電！我得跑十幾公里到隔壁村子，才有辦法打電話給你！』
「你會只為了提醒我用牙線而跑十幾公里嗎？我給克拉克的薪水是每小時兩美元（但在此事之後，我給了他一大筆獎金），但你呢？你做了什麼來提升自己的價值，讓雇主願意付十到二十倍的薪水給你？」
想當然耳，塞提的回答是「侵入系統」：「達到目標的最短路徑，不是透過做其他人正在做的事情，反而多半是要做完全相反的事情。」為了在柏林成為DJ，他舉辦了許多派對；為了提高知名度，他建立了自己的播客，採訪其他更有名的生活駭客。
然而，在塞提教導別人「權利謬論」的同一篇文章中，他提到自己花錢請一名菲律賓人提醒他使用牙線。追求效率是值得稱讚的，就算做過頭，也還有機會重新評估目標和優先順序的有效性。然而正如富蘭克林的生產力端賴於妻子和奴隸等被忽視的勞動，外包也同樣依賴其他人的勞動成果。若是本地的工作，勞動將由零工經濟來完成，例如優步司機。這些人的工作靈活度高，獲利卻很少，其中更有許多人很快就會被自動化取代。至於那些可以遠端完成的工作，則會由迫切需要收入的外國人來執行。
儘管業主所提供的工作可能是低階的，但以誠實的態度來回應這種需求或許是一種美德。費里斯指出：「我把工作外包給印度人，有些人又會把部分工作再外包給菲律賓人。這是資本的有效利用，如果你想要自由市場的回報、想要享受資本主義制度的回報，這些就是必須遵守的規則。」但這什麼時候會變成剝削呢？什麼時候規則是不公平的？這正是自動化和全球化的雙面刃。
有效、自由且靈活，具備這些前提和承諾的系統，才會被生活駭客接納。將大企業的外包方法用在個人身上，確實是一種駭客技巧，卻也承繼了企業的道德過失。儘管塞提善良又隨和，但在颶風過後，克拉克是否能放一天假，先幫助家人、保留自己的時間，而不是把時間拿來換兩美元？還是因為他的家庭非常依賴這份薪水，所以他別無選擇，只能跑十幾公里，好提醒塞提用牙線？
同樣的，人們假設勞工可以選擇要做穩定的正職或富有彈性的計時工作，但零工經濟的從事者中，已處於邊緣、別無選擇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樣看來，生產力駭客有時似乎在為那些會遭企業制度濫用的東西喝采。塞提推出了據說能糾正壞習慣的手環，四年後，亞馬遜為類似的東西申請了專利──針對拿錯貨品的倉庫員工。值得慶幸的是，亞馬遜的提案裡並沒有包括電擊裝置。但在那些能自己選擇制度與能要求他人實施該制度的人之間，存在著一種令人不安（即使是巧合）的互惠關係。
〈5 物品駭客〉
＊從太多到極簡
關於自己與家當的關係，生活駭客會講的故事有兩種，第一種是關於他們認為不可或缺的裝備和工具，第二種則是他們如何擺脫其他的一切。約書亞．密爾本（Joshua Millburn）和萊恩．尼克迪穆（Ryan Nicodemus）是朋友，他們後來成了第二種故事的傳道者。三十歲之前，他們雖然事業成功，卻深受某種「揮之不去的不滿」所困擾。
我們得到了所有應該能讓我們快樂的東西：六位數年薪的好工作、豪華汽車、超大房子，還有在這種消費導向的生活方式中，塞爆所有生活角落的各種東西。但即使擁有這麼多，我們對自己的生活還是很不滿意。我們不快樂，那是一種巨大的空虛。每週工作七十到八十個小時，然後買更多的東西，並不能填補它；它只會帶來更多債務、壓力、焦慮、恐懼、孤獨、內疚、不知所措和憂鬱。
更糟糕的是，我們無法控制自己的時間，所以不能控制自己的生活。因此，二○一○年，我們以極簡主義原則重新奪回控制權，把注意力集中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
每個世代的人都會有新的見解，對那些跟網路一起成長的人來說，密爾本和尼克迪穆發現了一個近敵：如果你的目標是滿足，那麼物質財富無法達成它。
密爾本和尼克迪穆並不是他們這個世代第一個表示不滿、架設部落格，並試圖以此開展勵志寫作職涯的人。就像李奧．巴伯塔（Leo Babauta），他在二○○七年初建立了部落格「禪習慣」，專注於提高生產力。到了年底，他又推出了電子書《禪：極致的簡單生產力系統》。
二○○九年，就在禪習慣開始流行時，他開了一個新部落格，名為「極簡清單」，之後還寫了一本相關主題的書。幾年後，他談論的主題從提高生產力轉向極簡主義，他建議禪習慣的讀者「把生產力扔掉」：在一艘沉沒中的船上整理躺椅，是毫無意義的事—把事情簡化，直接把躺椅丟掉吧。他從未停止在禪習慣發表文章，但關注的重點改變了，從二○○九年到二○一一年，極簡清單上的許多貼文都反映出人們對極簡主義的強烈興趣。
同一時期，科林．萊特（Colin Wright）把每週工作一百個小時的日常，換成少於一百件東西的生活，並開始在部落格「流放生活」上發表文章，後來也在亞馬遜出版了關於極簡主義和旅行的暢銷書。二○一○年，戴夫．布魯諾（Dave Bruno）成功將自己的部落格寫成了《極簡富足：我靠一百樣東西過一年》一書，書中講述「我如何擺脫幾乎所有東西、重新塑造生活，並找回我的靈魂」。
這種關於危機、重獲靈魂、致力於改革的故事並不罕見。麗塔．霍特（Rita Holt）寫了一本關於極簡主義的電子書，講述她在崩潰痛哭後，如何擺脫自己討厭的生活方式。當她終於意識到「此時不做就沒有機會」時，她辭去了工作，投身於極簡主義革命，並邀請讀者在推特上追蹤她的旅行。
＊計數遊牧者與近藤麻理惠
二○一一年，近藤麻理惠出版了一本有關居家整理的書，建議數百萬日本人丟掉那些不會讓他們怦然心動的東西。這本書於二○一四年出版了英文版，雖然近藤不會說英語，但比起密爾本和尼克迪穆，她獲得了更多媒體關注。很顯然的，極簡主義者和近藤都有整理的概念，也都回應了人們對物質主義和雜亂的普遍不滿，但毫無疑問的，極簡主義者就是比較像極客。他們喜歡計數、挑戰和旅行。
極簡主義者故事中有項顯著的特徵，即是列出他們的所有物。戴夫．布魯諾和《極簡富足》提出的挑戰，就是其中最明顯的例子。寫《動機駭客》的溫特有九十九項物品。《極簡主義的藝術》一書作者艾弗雷特．柏格（Everett Bogue）則更精簡到剩下五十樣東西，後來才又承認自己需要的東西比那些更多。凱利．薩頓（Kelly Sutton）是部落格「少的崇拜」格主，他改變了這個公式：他的目標是把自己的生活濃縮成兩個盒子和兩只袋子。
極簡主義並非一成不變，但它確實由男性和那些清點自己物品的人所主導。
近藤麻理惠並不在乎你擁有多少東西，只要它們能讓你怦然心動，並整齊地收納好就行。極簡主義者將家當視為一種挑戰，必須計算數量並丟棄；近藤則以萬物有靈的態度謹慎對待它們。物品渴望服務人類，並滿足於好好告別。除了她與物品的關係變得更加親密，近藤的吸引力或許也在於，她那精疲力盡與充滿洞察力的故事非常戲劇化。
近藤從小就熱衷於整理，但這讓她付出了代價。有一天，她彷彿精神崩潰般昏倒了。兩小時後，「當我醒來時，聽到一個神祕的聲音，就像是某位整理之神在告訴我，要我仔細看看自己的東西。」祂告訴近藤，要關注那些應保留的東西，而不是要扔掉的東西。近藤式收納術於是誕生。近藤和其他大師之間的其他差異，還包括最明顯的性別：極簡主義者通常是男性，但近藤的粉絲女性居多；許多極簡主義者熱愛旅行，這一點也和近藤不同。
簡而言之，從過多到極簡的故事，是一種以狂喜為基調的解放之旅。設置了「物質性成功」陷阱的傳統路線引發了一場危機，緊跟著不滿和崩潰而來的則是覺醒。丟掉你的職業和家當，到世界各地寫作和旅行，成為極簡主義的傳教士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