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初，在一個怡人的英國午後，我在劍橋悠閒地漫步著，卻突然看到一群大多數都是膚色黝黑的學生專注聽著一名謙恭但熱情的印度人或巴基斯坦人發表演說。他正在譴責英國首相艾登（Anthony Eden）決定和法國還有以色列一同侵略蘇伊士運河區的決策。在我看來，這就像是一場露天偶戲一樣。聽了幾分鐘以後，我正準備繼續往前走，卻不曉得從哪裡冒出了一群又高又壯的上層階級英國學生，對這個小小的集會展開攻擊。那些體格瘦弱的「殖民地人口」不是他們的對手，所以也沒怎麼反抗。這情景看來實在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我以我微弱的力量試圖阻止那些高教育程度的惡棍。我被人打掉眼鏡，就這麼偶然加入了那群遭襲擊者的行列。這時候，有兩件事情令我深感訝異。第一，那群攻擊者高唱著〈天佑女王〉，而且還要求所有人跟著他們一起唱。第二，我幾乎氣瘋了。我當時二十歲，從來不曾有過認真的政治思想。大約一年後，我搭船前往美國，對於印尼及其政治展開了三十年的研究生涯。

我在那之前所接受的教育主要都侷限於古典文化以及法國與英國文學，因此經由美國而把焦點轉向亞洲，感覺就像是揮別了過去，而令我深感興奮。不過，現在回顧起來，我覺得這種感受有一部分其實是年輕時期的幻象。我父親出生於檳城，當時他的父親是駐紮在那裡的一名大英帝國陸軍軍官。他在就讀劍橋大學一年級的時候考試被當，結果他那個擔任將軍的父親就不太願意認他這個兒子了。於是，在種種因素以及渴望冒險的心態下，他前往中國，進入中國海關總稅務司工作。在中國工作將近三十年，不但令他得以精通中文，也成了個富有好奇心的中國愛好者。因此，我出生在昆明，成長在一個充滿中國事物的家裡，也養成了和我同時代的愛爾蘭人非常不一樣的飲食習慣。此外，我和亞洲還有另一個連結，就是我媽為了照顧我而雇用的奶媽媞海（後來成了她的知心好友）是個年輕的越南女孩，從河內搭乘景色壯麗的高山鐵路經由諒山到昆明。我們家庭相簿裡的照片，滿滿都是殖民地越南與蔣介石治下破敗的中國。

更遙遠的家族史也扮演了其本身的角色——儘管我後來才得知這一點。在我身為英國人的母親那一側，她的親人主要都是傳統的生意人、法官與警察，但我的舅公曾經從事一場穿越中亞的旅程，在當時算是非常大膽，甚至還針對這項經歷寫了一本書。不過，我父親那一側的家族則是比較奇特，混有愛爾蘭與盎格魯愛爾蘭人血統。我的祖母姓歐格曼，她的家族長久以來都活躍於民族主義政治當中。她的舅公曾經因為參與一七九八年的聯合愛爾蘭人會（United Irishmen）抗爭運動而入獄。她的祖父加入丹尼爾．歐康諾（Daniel O'Connell）的天主教協會，爭取天主教徒的解放。她的一個表親在帕內爾（Charles Parnell）於西敏的那群愛爾蘭民族主義國會議員當中成為一個非常堅實的成員。由於這一切，我雖然自從十一歲就在英國接受教育，卻很難把自己想像為英國人。

美國對我而言也不是那麼陌生。一九四一年，我的父親因為病得很重，又預見了即將來臨的太平洋戰爭，於是決定帶著全家人從中國取道美國返鄉。隨著珍珠港事變爆發以及大西洋的潛艇戰爭，這趟旅程因此在途中耽擱了四年。他找了一份為英國情報機構擔任中文翻譯的工作，所以大戰年間我們就在加州與丹佛度過，而我即是在丹佛初次接受正式學校教育。從此出現了一連串的疏離經驗——先是操英語腔就讀美國學校，後來變成操美國腔就讀愛爾蘭學校，又在英國學校裡說著愛爾蘭語法的英語——語言對我來說因此變得問題重重卻又充滿益處。

可是，為什麼選擇印尼？部分原因也許是一九五○年代末期的中國把西方人拒於門外，而且當時我父親也早就已經去世。現在想來，我認為主要是因為印尼在一九五七—五八年間正處於內戰，而且中情局積極涉入其中。對於一個當時才剛開始意識到政治——也許可以說是帝國主義政治——的年輕人而言，印尼一方面屬於亞洲，而且在政治上又與我切身相關。我知道康乃爾大學在當時是美國除了耶魯以外唯一認真研究印尼的地方。不過，我之所以會到那裡去，主要是因為我的一個老朋友在那裡幫我找了個政治學助教的工作（我的資歷完全不足以勝任那份工作）。我在綺色佳曾經有幸跟隨喬治．凱亨（George Kahin）研究印尼。他是美國的印尼研究先驅，創辦了康乃爾現代印尼研究計畫，並且著有《印尼的民族主義與革命》（Nationalism and Revolution in Indonesia）這部深具啟發性的經典著作。對我而言同樣重要的，還有凱亨召集於綺色佳的那一群人。在那群人裡，有一位是現在已經去世的伊格斯（John Echols），他是一位彬彬有禮的維吉尼亞語言大師，精通十幾種語言，包括瑞典語乃至舊爪哇語，並且出版了第一部現代印尼語英語辭典。他為我引介了印尼文學，並且無私地將康乃爾大學的東南亞圖書館擴展為現在以他為名的那套卓絕收藏。此外，還有現在也已經去世的霍特（Claire Holt），她出生於里加（Riga）一個富裕的猶太家庭裡，曾在巴黎與紐約擔任舞者以及舞蹈記者，後來與破舊立新的德國考古學家斯塔特海姆（Wilhelm Stutterheim）成為同事以及情侶，而在殖民爪哇度過了一九三○年代。她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為美國政府擔任譯者以及印尼語教師，但在麥卡錫主義年間因為不齒政府的作為而辭職，於是獲得凱亨邀請教導印尼的語言及文化，儘管她並沒有相關的正式學歷。不過，我對獨立前印尼的世界、爪哇文化，還有荷蘭殖民學術研究所獲得的瞭解，最主要都是來自於她。如同伊格斯，她也全心投注於爪哇與印尼，但又不至於因此漠視印尼以外的世界。

我在一九六一年十二月抵達雅加達從事博士研究，結果多虧了印尼在那幾年的惡性通膨，而得以在那裡待到一九六四年四月。那時正是蘇卡諾總統與他那民粹獨裁而且保守激進的指導式民主盛極而衰的時期，雅加達沒什麼西方人，一方面是因為該國每況愈下的經濟，另一方面也是因為蘇卡諾整體上反西方的外交政策。當時雖是由一個保守的前游擊隊軍方控制了經濟以及大部分的日常公共生活，但總統、軍方、穆斯林、共產黨以及世俗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者這些勢力之間複雜的平衡關係，卻造成了持續不休的政治混戰。我從來不曾身處在這麼樣的一個社會裡，一方面如此政治化，但同時對於一個年輕而且微不足道的年輕人而言，卻又是如此易於親近。我在一九六三年九月從一場短暫造訪吉隆坡的旅程返回，結果發現位在我住處隔壁的英國大使館遭到一批由各種團體組成的群眾縱火攻擊，藉此表達他們支持蘇卡諾總統對於倫敦成立馬來西亞聯邦所提出的憤怒回應。我記得當時的我已經有點受到當地人的同化，於是懷著些許愛爾蘭人的幸災樂禍心態，身穿T恤和紗籠倚靠在圍牆上看著好戲。那群縱火者的其中一名領袖是我認識的前軍人，他還特地過來要我別擔心，說我絕對安全無虞。但我其實從來沒想過自己會有危險。

這個時期的政治相當引人入勝，但我不能說自己在政爭各方之間做出了明智的選擇。腐敗而且經常相當殘暴的軍方雖然有千百個理由令人厭惡，但我最敬重的人士當中卻有幾個是陸軍軍官。蘇卡諾的反帝國主義民粹修辭雖然振奮人心，但我的住處距離印尼飯店（Hotel Indo-nesia）這家蘇卡諾為了提高國家能見度而下令興建的印尼第一家「國際級」飯店只有一小段距離。每個星期，都會有骨瘦如柴的工人墜地喪命，原因是他們不習慣在熱帶氣候下的正午時分於離地一百多英尺的高處工作。共產黨領袖艾地（D. N. Aidit）經常針對印尼政治現況發表清楚明白又深具說服力的分析，但奇怪的是，在一場舉行於市區的巨大共黨集會之後，群眾卻齊聲高唱在一九四二—四五年間的日本軍方占領政權治下所編寫的反西方歌曲（那個政權處決了當時大多數的共黨領袖）。

事實是，由於霍特的榜樣以及日常生活的經驗，我對印尼社會與文化的興趣終究超越了政治。由於我早已習於英國、愛爾蘭乃至美國的階級體制，因此當時印尼那個平等的社會令我頗感震驚。在燒毀的英國大使館斜對面有一小塊三角形的空地，就在我的住處對街。每到傍晚，都會有來自貧民窟的小男孩在那裡踢足球，由他們的弟妹充當球門柱，而在場上辨別敵我的方式則是一隊的球員穿著短褲，另一隊的球員赤身裸體。總統府內常會舉行皮影戲表演，我只要稍微哄騙一番即可輕易取得邀請函，而那樣的場合也令我大開眼界。蘇卡諾總是會出席，藉機與外國女賓打情罵俏，並且拉攏外交團成員，但觀眾當中也總是會有像我這樣的老百姓、女傭以及她們的子女、各式各樣的皮影戲愛好者、學生、革命時期的老兵等等。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躺在滿是跳蚤的墊子上，獲得一盤冷咖哩飯和一杯溫茶，然後看上一整夜的皮影戲表演。現場必定有安全人員，但他們並不引人注意。

在我身處於印尼的大部分時間，這個國家都處於戒嚴狀態。我剛抵達的時候，當地人都認為在夜裡開四個小時的車前往萬隆這座涼爽的高山城市是很危險的事情，因為有可能會遭遇穆斯林叛亂分子。叛亂活動，或是那些活動的殘餘影響，在當時仍可見於蘇門答臘與蘇拉威西（又稱西里伯島）；而西伊利安（West Irian）則是經歷了荷蘭與印尼之間長達十三年的激烈衝突之後，在當時正處於「併入」母國印尼的過程中。連同破敗的經濟，這些事件使得在爪哇以外旅行極為困難，所以我在印尼的頭兩年半基本上都是待在爪哇島上，只有短暫走訪了峇里島和北蘇門答臘。

因此，對我來說，印尼大體上就等於爪哇。如果說我認為自己在政治上屬於糊里糊塗的左派，那麼我的社會背景、古典教育、對於文學和藝術的興趣以及霍特的教導，則是促使我愛上了我當時所想像的「傳統爪哇文化」——甘美朗音樂、民俗戲劇、皮影戲、宮廷舞、盜匪傳說、魔法等等。那段時期正適合產生這樣的著迷，因為在一九六○年代初期，權力和爪哇文化大體上是分隔開來的。古老的王宮骯髒破敗——因此雖然不適合觀光，卻完全能夠自由進出。革命時期與後革命時期的民粹政治差點徹底消除了封建貴族這股政治勢力。我很幸運，得以找到兩位年邁但不同凡響的爪哇老師，而且他們兩人也是兄弟。年紀較大的普爾巴扎拉卡教授（Radèn Mas Ngabèhi Poerbatjaraka），年輕之時是在荷蘭受訓的「爪哇學者」當中第一位獲得萊登大學博士學位的人物。不過，他對於荷蘭殖民學術以及封建過往的捍衛者都懷有爽朗的鄙夷。他的嘴唇經常因為嚼檳榔而染得通紅，也樂於向他認為對於宗教太過崇敬的人——不管對方是爪哇人還是外國人——聲稱一切的宗教都是自我欺騙。比他稍微小了幾歲的弟弟帕克．科德拉特（Pak Kodrat）教了我一些爪哇音樂，而且也和他一樣反對因襲守舊，儘管帕克是當時活躍的古典爪哇音樂家當中最傑出的三人之一。他們兩人都忠於自己的傳統，但檢視這項傳統的眼光還是極為嚴厲。不過，我卻是直到許久之後才開始理解並且欣賞他們這樣的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