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堂(節錄)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關於這點，我們先不管，再來看劉邦的「狎侮」。狎侮不等於霸凌，劉邦會鬧別人，但不會霸凌。霸凌跟鬧很不一樣，霸凌是會傷到對方的，可是鬧最多只是把對方搞到哭笑不得而已。劉邦會跟你鬧、跟你玩，捉弄你，可是不會真的霸凌你。一個大氣的人不會霸凌別人。會霸凌別人的人，基本上都小咖。沒有一個大咖會霸凌別人，所以絕對沒有一個霸凌別人的人最後打得了天下。除了劉邦，項羽也不會霸凌人。不過，項羽會直接把人殺了。
狎侮就是跟你玩、跟你鬧，弄到快發脾氣了，再搓一搓你的頭，說道，沒關係，好玩嘛！對他而言，什麼事都好玩，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人跟人之間的隔閡全部消除掉，所以這種人打得了天下。我在西安有個學生，也算是這種會狎侮人的。他狎侮到什麼程度呢？記得我第一本簡體書《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後，在上海季風書店辦了一個新書會，有一群朋友，分別從浙江、南京、天津，還有一個從日本過來。他看到人多，就勾著我的肩膀，說：咱們師徒拍一張照片吧！講完之後，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像這種話，正常的師生關係中當然不可能聽見，可他做這種事，就做得很天經地義。我了解他，所以也覺得好玩。可我南京的朋友就因為有些事被他差點惹毛了，因為他什麼事情都沒大沒小、沒要沒緊，什麼時候都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有人看他這種無賴的樣子，當然會很抓狂。可是，他的能耐就在於，當你快抓狂的那一剎那，他會啥事都沒發生過地岔開，跟你鬧鬧，好像也真的就沒事了。這種人，就是會狎侮人。會狎侮的人，外表看來，常常沒半點正經，可當他嚴肅起來，卻比誰都更正經。我西安這個學生，當初在山東讀物理系，讀到大四，受不了學院體系，覺得讀那些東西根本就糟蹋人，於是就辦了退學。大四退學之後，跑回西安住。我問他：你在西安靠什麼過生活？他毫無遮掩、直接就說：在色情場所工作。西安有一種色情場所，叫黑舞廳，大眾化消費，花些錢就可以進去，摟著舞女跳，跳一段時間之後，燈光全暗，然後，大家就不妨自行想像。他就是在那種地方工作，還一直跟我說，有機會到西安，一定要帶我去黑舞廳。我笑著說：你會被師母打死喲！有趣的是，他在這種地方上班，平常下班後，逛的又是些什麼地方？他說，下了班，就逛兩種地方，一是佛寺，二是道觀。平常讀什麼書？讀十三經。這就有意思了。
像這種人，在不正經的背後，某些關鍵時候，反而會有一種異常的能量。他平常的狀態，有點類似莊子所講的「渾沌」。反過來說，平時一板正經的人，真遇到要緊的事情，反而常常比較沒能量。平日老狎侮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個渾沌的狀態，整個能量就這樣含著、蓄著，真遇到關鍵時刻，就源源不絕似地湧現出來。所以遇到這種人，我們得稍微分辨一下，他到底是真正的混混？還是內有丘壑呢？
《史記》的閒筆，中國人的好玩與自由
下一小段要特別說一下：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高祖當亭長的時候，會用竹皮編冠。剛剛講過，亭長底下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就叫「求盜」，專門負責抓盜賊之類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製冠，然後常常拿起來戴。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等到他有地位之後，就常常戴這個冠，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劉氏冠」。司馬遷寫這段，看似無關宏旨。如果〈高祖本紀〉把這小段抽掉，也不影響任何情節，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更沒甚麼妨礙。但是，《史記》類似無甚相干的段落，卻四處可見。我們把這樣的段落，叫作「閒筆」。《史記》常有閒筆。大家如果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絕對不會有閒筆，因為儒者都一刻不能閒，從不做「無益」之事。哈哈！閒筆是中國著作中常見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個要角登場之前，裡裡外外，總要先鋪排一段，鋪排之餘，常常還再寫一、兩首詩，歌詠一番。如果把這些詩拿掉，會不會影響情節？當然不會。可是，在古典小說裡面，類似無關緊要的篇幅，卻多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古人知道，關心一件事，不能只關心情節，更該關心的是事情後頭那個人的性情。寫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筆，都是為了描寫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對於情節的演變，才可能有一種更接近核心的體會。
換句話說，中國人的敘述並不是直線邏輯、一環扣一環的目的論，所有的鋪陳也不必然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中國的敘述方式當然有個大方向，可時刻也都能圓滿自足，準確地說，中國的東西都有一個「當下性」。大家如果懂這點，看傳統戲曲才會看得開心；否則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傳統戲曲怎麼都如此拖沓？故事推展怎麼都如此緩慢？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宮》，五十分鐘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楊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後終於跟鐵鏡公主說：「我想見我媽。」以故事而言，平淡、瑣碎、情節幾乎停頓，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宮》是一折多好的傳統老戲呀！
戲曲的特色是戲愈老、愈熟，大家愈愛看，真所謂百看不厭。看熟戲與情節幾乎無關，反正情節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國人看戲，與其說是關心故事的發展，更不如說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牽涉到中國文明兩個關鍵字的其中一個：「樂」。「禮樂」、「禮樂」，樂是幹嘛的？樂就是涵詠、就是玩味，藉著這樣的「涵泳玩味」，進而再滋養人的生命。《史記》的文章就有「樂」的境界，可以有閒筆，可以蕩出去，不會只追著一條線索，讓讀者只關心：再來呢、再來呢？不會，司馬遷不會把文章寫到這麼緊繃、這麼令人喘不過氣來。他寫到一件事情，可以當下蕩開，大家隨著他游蕩了一回，回頭再看，不僅遊蕩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開、氣息綿長了。這其實是《史記》作為經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讀《史記》，有兩個關鍵的切入點：第一是「詩情」，第二是「修行」。司馬遷寫《史記》是有詩情的，《資治通鑑》沒有。所有中國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詩情。
墨子在先秦時代那麼興盛，孟子不是說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秦漢之後，墨家卻一下子就衰落了。箇中原因，當然很多，可其中一條，實在是因為墨子的文章寫得太差，毫無詩情可言。最好的反例，則是孟子。孟子最大的優勢就是文章寫得極好，有種氣場，有股感染力，讓別人即使不贊成他都忍不住要一直讀下去。這是中國的特色，任何東西要有文采，要能讓人涵詠玩味；所有可以傳下來的東西，必定是文學的、必定有詩情，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中國的東西，只要是純說理，即使說得再好，也沒用。包括佛經。當年玄奘不辭辛勞，游學印度十七載，可他翻譯的版本，為什麼沒有鳩摩羅什那麼通行呢？我想，就是因為他的文筆比不上鳩摩羅什吧！玄奘在中國的名聲那麼大，得到皇家的資助，又出了幾個極突出的弟子，可是他創的法相宗卻三代而衰，為什麼？因為法相宗那種重視邏輯、推理，思辨性的東西，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情。換言之，玄奘的譯本也好，創立的法相宗也罷，都少了中國人很在意的那份詩情。
這樣的詩情，就決定了中國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虛實相生，一方面若有似無。因此，中國人不在意情節緊湊，也不在意邏輯緊密，更不在意直線發展。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視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兩個點之間，很習慣從Ａ點到Ｂ點直接拉一條直線；就像西方的大公園，門口總有一條很大的路，兩側花草，整齊對稱；從頭到尾，一覽無遺。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的。Ａ跟Ｂ這兩個點之間，中國人非得要弄得彎彎曲曲不可，Ａ點總是看不到Ｂ點，否則，就不好看，也沒意思。所以中國的庭院有個照壁，不讓人一覽無遺，最好就像蘇州庭園那樣，曲徑通幽，移步換景，走一步就一個景，走一步又另一個景。這樣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國的特色。這樣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國語言的強烈詩性。因此，中國人的語言特別豐富，特別具有彈性；也因此，中國人擅長說反話、講假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我以前沒開竅，一直到年紀不小了，才終於懂得一件簡單的事兒。懂什麼呢？相較於男人，女人其實更懂得語言虛實的詩性。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女人稱讚男人有一種方式，是跟男人說：你好壞！原來，她說「你好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好好哦！」。當我們使用這種語言時，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一個男人在聽到「你好壞」的時候，很嚴肅地轉過頭來問：我壞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問的男人，我們只好拜託他：您去撞牆，好不好？
正因為中國人的曲折反復、虛實相生，所以章回小說的故事每回發展到大家急著要看結果時，常常隨即轉了個彎，說時遲、那時快，然後便蕩開來，另外又寫了一、兩萬字。岔出去寫了半天，好，終於又一句「言歸正傳」，才悠悠緩緩回到剛剛的情節。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人不管在多麼緊張、多麼關鍵的時刻，都有辦法從那個節骨眼跳脫出來。這正是中國人的解脫境界。換句話說，在中國人的眼裡，沒有什麼事情緊要到可以把人給真正束縛住；再要緊的事情，我們也都可以當下解脫。因此，章回小說裡，尤其是在戲曲裡，常常故事停頓，沒劇情發展，純粹就在情感或細節中鋪衍，大家卻覺得很好看，似乎也不關心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了。為什麼？因為情節對大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仍須能從情節解脫開來。所有中國的東西，背後都有同樣的這個原理。
這樣的隨處解脫，就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跟西方人講的不太一樣。中國人講「自由」，不強調西方式外在的無拘無束，而是再多的牽絆都能無礙於內心的解脫。反之，只要被一個東西壓住、掙脫不了，那都不是自由。無論這東西看來再好、再動人、甚至再神聖，總之都是不祥之物。
所以，為什麼孟子文章那麼好，可我還是要批評他呢？畢竟，即使你是對的，只要堅持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別人可以那麼義正辭嚴、毫不留情，你都已經被心裡的正義給鎮魘住了，那就是不祥之物。換句話說，縱使你心裡有個真理，那真理也必須能呼吸吞吐，這才是中國人最高層次的自由。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讀歷史，從頭到尾只關心整個發展的情節，最後就會變得無趣。最後不僅是無趣，還因為你太關心這些貌似重要的東西，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由。正因如此，我才會寫〈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那篇文章，談《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比較。司馬光因為是個儒者，很關心「資治」，很關心實際的事情，結果就因為太「實」了，便把《史記》裡許多閒筆、看來與「資治」沒那麼直接關聯的東西，統統都刪掉了。可一旦把這些東西刪掉之後，反而失去了呼吸吞吐的能力。一個人能否「治」得了天下，並不是靠著直線思維，其實更多是曲線思考，老子說的「曲則全」，得要有呼吸吞吐的能耐，才成得了大事。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直線地看因果關係，那樣反而做不成事。有些人愈急著把事情做好，常常愈做不好，原因就在這裡。相反地，你看一些能成事的人，常常就是吊兒郎當的，生命寬鬆，沒太強烈的目的性，遇到關鍵時刻，反而容易轉身、找到出口，因此可以把事情弄好。這裡面都有類似的原理在。所以大家看到司馬遷寫這種閒筆的時候，別小看它。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劉氏冠」呢？第一個，劉邦是個閒人，有閒情逸致；第二個，劉邦花樣多，凡事好玩。這個「好玩」，最重要。正因為好玩，所以劉邦跟項羽爭到你死我活之時，依然可以遊刃有餘，再怎麼艱難，都不為所困。如果在垓下被圍的，換成是劉邦，當他殺出重圍，最後逃到烏江，又會怎麼樣？顯然劉邦絕對不會「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這種問題嘛！對不對？他逃到烏江，回頭一想，想到自己逃得這麼狼狽，可能還覺得好好玩！好玩，事情就困不住他；你那麼認真、凡事那麼較真，最後就可能把自己給逼死。
愛「狎侮」人的劉邦——不正經反而有能量
關於這點，我們先不管，再來看劉邦的「狎侮」。狎侮不等於霸凌，劉邦會鬧別人，但不會霸凌。霸凌跟鬧很不一樣，霸凌是會傷到對方的，可是鬧最多只是把對方搞到哭笑不得而已。劉邦會跟你鬧、跟你玩，捉弄你，可是不會真的霸凌你。一個大氣的人不會霸凌別人。會霸凌別人的人，基本上都小咖。沒有一個大咖會霸凌別人，所以絕對沒有一個霸凌別人的人最後打得了天下。除了劉邦，項羽也不會霸凌人。不過，項羽會直接把人殺了。
狎侮就是跟你玩、跟你鬧，弄到快發脾氣了，再搓一搓你的頭，說道，沒關係，好玩嘛！對他而言，什麼事都好玩，因此可以在極短的時間內，把人跟人之間的隔閡全部消除掉，所以這種人打得了天下。我在西安有個學生，也算是這種會狎侮人的。他狎侮到什麼程度呢？記得我第一本簡體書《孔子隨喜》在大陸出版後，在上海季風書店辦了一個新書會，有一群朋友，分別從浙江、南京、天津，還有一個從日本過來。他看到人多，就勾著我的肩膀，說：咱們師徒拍一張照片吧！講完之後，拍拍我的肩膀，說：這是我的得意門生！像這種話，正常的師生關係中當然不可能聽見，可他做這種事，就做得很天經地義。我了解他，所以也覺得好玩。可我南京的朋友就因為有些事被他差點惹毛了，因為他什麼事情都沒大沒小、沒要沒緊，什麼時候都馬馬虎虎、隨隨便便，有人看他這種無賴的樣子，當然會很抓狂。可是，他的能耐就在於，當你快抓狂的那一剎那，他會啥事都沒發生過地岔開，跟你鬧鬧，好像也真的就沒事了。這種人，就是會狎侮人。會狎侮的人，外表看來，常常沒半點正經，可當他嚴肅起來，卻比誰都更正經。我西安這個學生，當初在山東讀物理系，讀到大四，受不了學院體系，覺得讀那些東西根本就糟蹋人，於是就辦了退學。大四退學之後，跑回西安住。我問他：你在西安靠什麼過生活？他毫無遮掩、直接就說：在色情場所工作。西安有一種色情場所，叫黑舞廳，大眾化消費，花些錢就可以進去，摟著舞女跳，跳一段時間之後，燈光全暗，然後，大家就不妨自行想像。他就是在那種地方工作，還一直跟我說，有機會到西安，一定要帶我去黑舞廳。我笑著說：你會被師母打死喲！有趣的是，他在這種地方上班，平常下班後，逛的又是些什麼地方？他說，下了班，就逛兩種地方，一是佛寺，二是道觀。平常讀什麼書？讀十三經。這就有意思了。
像這種人，在不正經的背後，某些關鍵時候，反而會有一種異常的能量。他平常的狀態，有點類似莊子所講的「渾沌」。反過來說，平時一板正經的人，真遇到要緊的事情，反而常常比較沒能量。平日老狎侮的人，他的生命就好像一個渾沌的狀態，整個能量就這樣含著、蓄著，真遇到關鍵時刻，就源源不絕似地湧現出來。所以遇到這種人，我們得稍微分辨一下，他到底是真正的混混？還是內有丘壑呢？
《史記》的閒筆，中國人的好玩與自由
下一小段要特別說一下：高祖為亭長，乃以竹皮為冠，令求盜之薛治之，時時冠之。高祖當亭長的時候，會用竹皮編冠。剛剛講過，亭長底下有兩個手下，其中一個就叫「求盜」，專門負責抓盜賊之類的。「之薛」的「之」，就是「到」，到薛地去製冠，然後常常拿起來戴。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乃是也。等到他有地位之後，就常常戴這個冠，這就是後來人們所說的「劉氏冠」。司馬遷寫這段，看似無關宏旨。如果〈高祖本紀〉把這小段抽掉，也不影響任何情節，對於後來的歷史發展，更沒甚麼妨礙。但是，《史記》類似無甚相干的段落，卻四處可見。我們把這樣的段落，叫作「閒筆」。《史記》常有閒筆。大家如果讀《資治通鑑》，《資治通鑑》絕對不會有閒筆，因為儒者都一刻不能閒，從不做「無益」之事。哈哈！閒筆是中國著作中常見的特色，最好的例子，就是章回小說。章回小說每個要角登場之前，裡裡外外，總要先鋪排一段，鋪排之餘，常常還再寫一、兩首詩，歌詠一番。如果把這些詩拿掉，會不會影響情節？當然不會。可是，在古典小說裡面，類似無關緊要的篇幅，卻多得不得了。為什麼？因為古人知道，關心一件事，不能只關心情節，更該關心的是事情後頭那個人的性情。寫這些「無關緊要」的閒筆，都是為了描寫人物的性情。只有掌握得了性情，對於情節的演變，才可能有一種更接近核心的體會。
換句話說，中國人的敘述並不是直線邏輯、一環扣一環的目的論，所有的鋪陳也不必然指向一個最終的目標。中國的敘述方式當然有個大方向，可時刻也都能圓滿自足，準確地說，中國的東西都有一個「當下性」。大家如果懂這點，看傳統戲曲才會看得開心；否則以西方的角度來看，就會覺得傳統戲曲怎麼都如此拖沓？故事推展怎麼都如此緩慢？譬如《四郎探母》的第一折《坐宮》，五十分鐘只講一件事情，就是楊四郎心事重重、吞吞吐吐，最後終於跟鐵鏡公主說：「我想見我媽。」以故事而言，平淡、瑣碎、情節幾乎停頓，可大家知道，《四郎探母》的《坐宮》是一折多好的傳統老戲呀！
戲曲的特色是戲愈老、愈熟，大家愈愛看，真所謂百看不厭。看熟戲與情節幾乎無關，反正情節早知道了，大家根本就不在意。所以中國人看戲，與其說是關心故事的發展，更不如說是在「涵泳玩味」故事中的生命意味。「涵泳玩味」就牽涉到中國文明兩個關鍵字的其中一個：「樂」。「禮樂」、「禮樂」，樂是幹嘛的？樂就是涵詠、就是玩味，藉著這樣的「涵泳玩味」，進而再滋養人的生命。《史記》的文章就有「樂」的境界，可以有閒筆，可以蕩出去，不會只追著一條線索，讓讀者只關心：再來呢、再來呢？不會，司馬遷不會把文章寫到這麼緊繃、這麼令人喘不過氣來。他寫到一件事情，可以當下蕩開，大家隨著他游蕩了一回，回頭再看，不僅遊蕩得好玩，更突然胸襟一開、氣息綿長了。這其實是《史記》作為經典非常重要的特色。我們讀《史記》，有兩個關鍵的切入點：第一是「詩情」，第二是「修行」。司馬遷寫《史記》是有詩情的，《資治通鑑》沒有。所有中國的好作品，一定得先有詩情。
墨子在先秦時代那麼興盛，孟子不是說了，「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可秦漢之後，墨家卻一下子就衰落了。箇中原因，當然很多，可其中一條，實在是因為墨子的文章寫得太差，毫無詩情可言。最好的反例，則是孟子。孟子最大的優勢就是文章寫得極好，有種氣場，有股感染力，讓別人即使不贊成他都忍不住要一直讀下去。這是中國的特色，任何東西要有文采，要能讓人涵詠玩味；所有可以傳下來的東西，必定是文學的、必定有詩情，這是很重要的關鍵。
中國的東西，只要是純說理，即使說得再好，也沒用。包括佛經。當年玄奘不辭辛勞，游學印度十七載，可他翻譯的版本，為什麼沒有鳩摩羅什那麼通行呢？我想，就是因為他的文筆比不上鳩摩羅什吧！玄奘在中國的名聲那麼大，得到皇家的資助，又出了幾個極突出的弟子，可是他創的法相宗卻三代而衰，為什麼？因為法相宗那種重視邏輯、推理，思辨性的東西，不符合中國人的性情。換言之，玄奘的譯本也好，創立的法相宗也罷，都少了中國人很在意的那份詩情。
這樣的詩情，就決定了中國人看事情的角度。一方面虛實相生，一方面若有似無。因此，中國人不在意情節緊湊，也不在意邏輯緊密，更不在意直線發展。這和西方人看事情的視角大不相同。西方人看事情，兩個點之間，很習慣從Ａ點到Ｂ點直接拉一條直線；就像西方的大公園，門口總有一條很大的路，兩側花草，整齊對稱；從頭到尾，一覽無遺。中國人從來不是這樣看事情的。Ａ跟Ｂ這兩個點之間，中國人非得要弄得彎彎曲曲不可，Ａ點總是看不到Ｂ點，否則，就不好看，也沒意思。所以中國的庭院有個照壁，不讓人一覽無遺，最好就像蘇州庭園那樣，曲徑通幽，移步換景，走一步就一個景，走一步又另一個景。這樣的曲曲折折，正是中國的特色。這樣的特色，也反映在中國語言的強烈詩性。因此，中國人的語言特別豐富，特別具有彈性；也因此，中國人擅長說反話、講假話。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我以前沒開竅，一直到年紀不小了，才終於懂得一件簡單的事兒。懂什麼呢？相較於男人，女人其實更懂得語言虛實的詩性。我後來才知道，原來女人稱讚男人有一種方式，是跟男人說：你好壞！原來，她說「你好壞！」的意思，其實就是「你好好哦！」。當我們使用這種語言時，一向都使用得如此自然而心照不宣，絕對不會有一個男人在聽到「你好壞」的時候，很嚴肅地轉過頭來問：我壞在哪裡？如果有這麼問的男人，我們只好拜託他：您去撞牆，好不好？
正因為中國人的曲折反復、虛實相生，所以章回小說的故事每回發展到大家急著要看結果時，常常隨即轉了個彎，說時遲、那時快，然後便蕩開來，另外又寫了一、兩萬字。岔出去寫了半天，好，終於又一句「言歸正傳」，才悠悠緩緩回到剛剛的情節。這就是中國的特色。中國人不管在多麼緊張、多麼關鍵的時刻，都有辦法從那個節骨眼跳脫出來。這正是中國人的解脫境界。換句話說，在中國人的眼裡，沒有什麼事情緊要到可以把人給真正束縛住；再要緊的事情，我們也都可以當下解脫。因此，章回小說裡，尤其是在戲曲裡，常常故事停頓，沒劇情發展，純粹就在情感或細節中鋪衍，大家卻覺得很好看，似乎也不關心故事情節發展到哪兒了。為什麼？因為情節對大家而言，固然重要；但再怎麼重要，仍須能從情節解脫開來。所有中國的東西，背後都有同樣的這個原理。
這樣的隨處解脫，就是中國人的「自由」。中國人的「自由」，跟西方人講的不太一樣。中國人講「自由」，不強調西方式外在的無拘無束，而是再多的牽絆都能無礙於內心的解脫。反之，只要被一個東西壓住、掙脫不了，那都不是自由。無論這東西看來再好、再動人、甚至再神聖，總之都是不祥之物。
所以，為什麼孟子文章那麼好，可我還是要批評他呢？畢竟，即使你是對的，只要堅持自己是正義化身，對別人可以那麼義正辭嚴、毫不留情，你都已經被心裡的正義給鎮魘住了，那就是不祥之物。換句話說，縱使你心裡有個真理，那真理也必須能呼吸吞吐，這才是中國人最高層次的自由。從這個角度看，如果你讀歷史，從頭到尾只關心整個發展的情節，最後就會變得無趣。最後不僅是無趣，還因為你太關心這些貌似重要的東西，反而失去最重要的自由。正因如此，我才會寫〈消散迷失已久的魂魄，久違了！──我讀史記〉那篇文章，談《史記》與《資治通鑑》的比較。司馬光因為是個儒者，很關心「資治」，很關心實際的事情，結果就因為太「實」了，便把《史記》裡許多閒筆、看來與「資治」沒那麼直接關聯的東西，統統都刪掉了。可一旦把這些東西刪掉之後，反而失去了呼吸吞吐的能力。一個人能否「治」得了天下，並不是靠著直線思維，其實更多是曲線思考，老子說的「曲則全」，得要有呼吸吞吐的能耐，才成得了大事。所以看事情不能只直線地看因果關係，那樣反而做不成事。有些人愈急著把事情做好，常常愈做不好，原因就在這裡。相反地，你看一些能成事的人，常常就是吊兒郎當的，生命寬鬆，沒太強烈的目的性，遇到關鍵時刻，反而容易轉身、找到出口，因此可以把事情弄好。這裡面都有類似的原理在。所以大家看到司馬遷寫這種閒筆的時候，別小看它。
那麼，司馬遷為什麼寫「劉氏冠」呢？第一個，劉邦是個閒人，有閒情逸致；第二個，劉邦花樣多，凡事好玩。這個「好玩」，最重要。正因為好玩，所以劉邦跟項羽爭到你死我活之時，依然可以遊刃有餘，再怎麼艱難，都不為所困。如果在垓下被圍的，換成是劉邦，當他殺出重圍，最後逃到烏江，又會怎麼樣？顯然劉邦絕對不會「無顏見江東父老」，他沒這種問題嘛！對不對？他逃到烏江，回頭一想，想到自己逃得這麼狼狽，可能還覺得好好玩！好玩，事情就困不住他；你那麼認真、凡事那麼較真，最後就可能把自己給逼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