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日本留學生涯（節錄）
佛教大學 知名學者雲集
我父母親對於兒女的教育、前途，向來比較開明，聽由我們姊弟兩人適情適性的發展，並未規定我們一定要做什麼。但是對於一對兒女愛讀書、能讀書，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做人也本分，想來在父母親心中也是很欣慰的。聽說師父要送我去日本讀書，別提他們心中有多麼歡喜了！
我那時去讀書，從沒有想要拿學位或要怎麼樣計畫，只是一個念頭，覺得自己跟隨師父出家、做事這麼久，能讓我有一段時間沉潛下來進修，看看自己、反省自己，機會難得。
台灣當時也有很多出家眾在日本留學，但也常聽到一句話說：「男眾不能到日本去讀書，因為多數去日本留學的男眾都還俗了。」所以各佛寺大都是女眾前去，男眾法師去留學的確實不多。
我常常講，慈怡、慈嘉和我三人間，師兄弟的角色轉換，可說是一個典範！在佛學院我是老師，慈怡、慈嘉是學生；我們三人一起去留學，就變成了「同學」。這種關係的轉換，後來在佛光山持續發展當中，也有很多例子。
那時候我們三人傻傻地，也不知道留學是怎麼一回事。到了機場，才想到我們到佛教大學念書，究竟要讀什麼科系呢？就問師父：「我們要讀什麼？」
師父隨口答：「這樣吧！慈嘉讀社會福利、慈怡讀歷史、慈惠讀教育好了。」我們就依照師父講的去到日本留學了。
到了學校以後，才知道佛教大學的教育學系剛剛成立，並沒有很厚實的師資，許多人都勸我不要去讀，我就寫信請示師父。
師父很快回信說：「那就隨你吧！你想要讀什麼系，就自己去選讀。」
心想，畢竟我是一個出家人，雖然擔任師父的翻譯這麼長的時間，在佛學院也做了這麼多年的老師，看起來似乎懂很多佛法，但是自覺缺乏條理，也缺乏系統與次第，於是決定趁這個機會好好地研讀佛學。所以我就進了佛教學系，慈嘉進社會福利系，慈怡進歷史系。
至今，我仍覺得自己當時做了正確的選擇。而師父為慈嘉、慈怡所選的系，也都適合他們的性格發展。奇特的是，我雖未選擇「教育」，回到佛光山之後，我卻走上教育的不歸路，從佛教的叢林學院教育，一路到社會教育，又到中小學、大學教育，無一不參與其中。甚至曾經擔任好幾年的普門中學校長，也到社會上一般的大學授課，雖不敢說「教育達人」，但至少也是一路與教育同行。
校風重男輕女，師父倡導平等
佛教大學文學部佛教學系位於京都知恩院，是淨土宗的總本山，等同於佛光山宗委會一樣的中心。佛教大學新生入學後，一定要帶到總本山「知恩院」禮祖。這個制度，感覺上很有宗教世代傳承的意義，同時也覺得身為這個學校的學生，能與此校的祖師心靈對話，特別有一種莊嚴的美感與深入內心相應的感受。但不知其他的同學，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呢？
學校重男輕女的觀念，當時很嚴重，我有一位比丘尼同學很優秀，長得端莊美麗，是淨土宗道場派下的住持，後來拿到博士學位，她想留在學校，校方卻沒有給她上課的機會，只能當舍監。
還有一位比丘尼，也是他們派下的弟子，聽說她留學印度非常優秀，梵文造詣一流，到了上梵文課大家都要請教他。但是佛教大學只給她開一門課，也沒有給她擔任其他職務。比較起來，在台灣同一時期，基本也是重男輕女的社會，但師父處處都想方設法的提升比丘尼地位，一心要為佛教兩性的平等而努力，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麼日本佛教學系的男眾比較多呢？在日本「佛教系統大學」中，有一些指定科目，是他們派下弟子擔任住持必修的課程。所以他們派下的子弟想做住持，就務必要到大學修習這些課程，因此才會有很多男眾到佛教大學來讀書。
來到異國學習，除了該修習的本科學分，不算在內的學分我也把握機會盡量選修。師父說：「既然去了日本，就多學習嘛！」因此，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選修課程，每天就是聽課與讀書，其他的時間簡單打理生活，自己準備簡易餐食，天天都是過這樣的日子。
肩負使命，唯有沉潛讀書
我在佛教大學讀書的時候，梵文是必修課程，第一個學期的第一堂課，教室坐得滿滿的。但春日井真也教授走進教室看一看，卻立即掉頭就走。
他說：「我走錯教室了！」
大家趕緊回說：「沒有錯啊！老師，梵文課就是這間教室！」
他說：「我開的課，不可能有這麼多學生！」
我們再說：「老師！沒有錯，就是這間教室啦！」他才進來上課。
他上課的第一句話就說：「我開課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學生，今天這麼多學生是不正常的。到了學期末，我一定把你們整到一個都不剩！」
大家當然不敢頂嘴，但我心裡想：「那就等著看吧！」
果然到了學期末，四十個學生只剩下我一個！
他的教法是什麼呢？一個梵文名詞常有二十幾種變化，全部都要背。每一次上課就叫我們站起來背，不會的就在那裡罰站。不一會兒教室裡面就站滿了人，因為都背不下去！後來大家都不敢來上課了。
我從來都沒有被罰站過，教授看到只剩我一個，覺得有點訝異。
他就說：「嗯，你不錯！跟我寫論文好嗎？」
我想，教授肯收我，那論文一定也不難通過吧！
我就回答：「謝謝老師，如果老師不嫌棄，我很願意。」
他說：「好，那你就寫《異部宗輪論》！」就這麼一句話，他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當時以為是「異部宗門論」，但經查資料，原來是《異部宗輪論》，可見得「此論」並不是普通的困難。
春日井真也教授與一般的老師非常不一樣，他在印度教了十年書，上課的時候曾經跟學生說，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是他的好朋友。有一次他聽說佛陀的頭蓋骨舍利還在，就很希望前去禮拜。
他找到機會就跟總理要求說：「能不能讓我瞻仰一下佛陀舍利？」
總理也真的滿其心願帶他前去，因為總理有特權。
前去瞻仰的時候，過程十分繁複，必須是整個人進入大舍利壺裡面，而此壺一共有三十六道門，每一道門都有一把鑰匙，而且這三十六把鑰匙交由三十六個人分別保管。所以必須把三十六個人的鑰匙集合起來，一道一道的開啟三十六道門，才能到達安奉舍利的地方。終於到達之後，教授禁不住跪下來，用顫抖的手去觸摸舍利。
他說：「能夠以這個凡軀，觸摸到聖人的舍利，非比尋常的感動！」
沒想到教學如此嚴格的老師，竟是一位那麼感性的學者！他為了感受佛陀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而開悟成佛的過程，於是選擇那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坐在印度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體驗。
他說：「一定要在那個空氣、那個情境下，才能體驗佛陀的經歷。」
《佛傳》裡說，佛陀因為修苦行而導致非常虛弱，直到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養後，恢復了體力才去禪坐。所以，教授去體驗禪坐之前，也連續幾天沒有吃東西。
他講述飢餓的感覺：「開始餓的時候很痛苦，餓到額頭冒冷汗，頭部轟隆作響，全身暈眩無力，甚至噁心想吐，懷疑死神就在旁邊等候，簡直無法忍受！可是熬過了那個不堪忍受的過程後，身心好清明，腦子非常清楚！這時也體驗到佛陀在十二月初八的氣候、溫度下，身心怡悅的禪坐境界。」
聽教授這麼述說，對於他平常授課嚴峻，甚至有點不講情理的印象，立即改觀。覺得他有這麼感性的一面，內心的世界應該也是很豐富美好的吧！
我跟著教授寫論文兩年，他每年春季一定會帶著指導的學生，到山上踏青郊遊。山上有一個喝茶的茅草屋，一定要選某個窗子邊固定的位子，讓大家坐下來喝茶。因為從那扇窗子看出去，春櫻滿山、雲霧飄渺，有如山水畫，而窗子就像畫框，景色很美。
從他的形容，感覺美得不得了，大家都很期待。那一天快到了，上課的時候，他就問：「要去的人舉手報名。」
我每一次舉手，他就當場說：「你不可以舉手。」
啊！當著這麼多同學的面這樣說，讓我好尷尬喔！
他也很坦白地說：「你不可以去。」可是並沒有說出理由。
我心想：「大概因為我是出家人吧！中國佛教傳統的出家人吃長素，跟大家出去吃飯不方便。」教授他不讓我去，我也沒理由抗議。
當我論文通過了，教授特別找我去談話。這時候他才說：「我為什麼不讓你去山上的茅草屋喝茶？你要知道，你來讀書是有使命的，不可以出去玩！他們可以，但你不行！」
聽完，頓時感動不已。身為教授，他連學生的「使命」都考量到了！這份厚重的心意，我怎能不滿心感謝老師呢！
讀書專注的秘訣，與翻譯互通
一路讀書，到後來會讀出一點秘訣，我想可能因為學習翻譯的關係——翻譯要很專注，一上台，不管台前聽眾怎麼騷動，就是要立即進入狀況。我平常雖然很忙，但只要坐在桌子前面，自然就進入專注當中，不會受到干擾。也因為這樣，到現在還能寫一些東西。
那時候谷大的碩士班，一學期大概要修二十八個學分，有些學分是必修的，必修課程大都很重要，但也有讓我感到痛苦的必修課。比如谷大校方規定，一定要選祖師親鸞上人的這門課，上這堂課對傳承中國佛教的我而言，有許多衝突與矛盾。
親鸞上人，是把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的風氣帶進歷史的創始人。他的妻子也是比丘尼（惠信尼），雖然結婚當時兩人都是還俗狀態，是國家預備定僧眾的罪之前，勒令他們還俗的，但後來改判無罪，才又繼續他的出家身分。而這堂課，將他們夫妻日常來往的書信，也編成了教材，這些是中國佛教所不能容許的。
我在谷大的時候，距離親鸞上人的年代已有七、八百年，不但日本「淨土宗」確立他是聖人，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崇拜他，稱他為「親鸞聖人」。很顯然地，他對老百姓有著無上的貢獻，在那戰亂頻仍、政局混亂、百姓流離失所，多數人不識字的時代，為苦難人民找到「念佛生西」的希望，這也是功德無量之事。
但我最大的障礙是他們有一句話，中文意思是「肉食妻帶」，對這句話，我沒辦法跨越過去，因為心裡會有個反駁的聲音──佛弟子有好幾種，也有理所當然的在家居士啊！既要「肉食妻帶」，還俗成為大長者、大居士，不也是很順理成章嗎？所以我每一次上課，覺得這部分與佛陀的聖教有落差，因此就聽不下去。 但是我也告訴自己：「既然是留學，也是一種參學，尤其親鸞上人這麼有名氣，他倡導這些理念還得到日本大眾這麼的認同，我應該從歷史或學術立場來了解這麼一位祖師。」我就以這種想法，勉強讓自己安定下來聽課。後來我也不再掙扎，乾脆在上這堂課時，把時間用來寫信給師父，報告學習近況，也算是有效的善用時間了。
不過，雖然日本和尚有「肉食妻帶」的習俗，但是日本和尚在養成過程中，一定要通過佛教嚴格的戒律訓練，包括「行腳僧」體驗，無論是誰想要承擔住持的重任，便都要先修滿規定的學分。
有一次在現代化的電車上，坐著一位很傳統的和尚，令我有著很深刻的印象。那天下著大雪、天氣很冷，和尚戴著圓形的斗笠，身上穿著單薄的行腳裝，手拿一根錫杖，很有威儀地坐在椅子上。
雖然下著大雪，可是他仍然穿著有洞的傳統草鞋，草鞋上的繩子綁在腳上，走路的時候磨擦流血，腳上都是一條條的血痕，有些已經凍到乾裂了！而他並不為這些小事操心，整個人散發出泰然自若的安然，任誰看了都會很受震動。
本來大家上車都在講話，一看到和尚端肅地坐在那裡，大家都安靜下來。那一次的見識，讓我覺得不能以偏概全地說日本和尚沒有修行。心想，如果他們能夠「從始而終」的保持下去，不知日本要出多少高僧了。
日本人有一個優點，就是懂得守護、堅持傳統。所以和尚在修行的過程中，也是一樣堅持從中國傳承過去，再融入日本文化的傳統。在京都有些寺廟門口，常常還能看到這樣的行腳僧，出現在人潮中，當地人不會覺得他是奇裝異服，因為知道他在修行。（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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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隨侍翻譯七十年（節錄）
翻譯，我的入道因緣
在我們那個時代，翻譯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台灣佛教徒大多數聽不懂國語，所以非常需要閩南語翻譯的人才。
但佛教團體並沒有注意到這個重要性，當然也就不會特意培養翻譯人才。今天有法師來講經說法了，就看誰聽得懂國語，同時又能講比較文雅的閩南語，就請他上台翻譯。在宜蘭時期，最早為師父翻譯的是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他是一位很恭謹虔誠的老前輩。
等到後來，我進入佛門的時間長了，擔負的任務多了，才漸漸體會到：師父為什麼要把翻譯工作，交給我們年輕人。他最初應該不是單一的只為了培養人才而已，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度化青年學佛，讓青年有機會親近寺廟，然後漸漸地想要學習佛法。
各省不同口音，令我緊張不安
那時候年輕，翻譯緊張的原因有兩種，一是不懂佛法；二是法師們的鄉音很重。許多人都說師父的揚州口音不容易聽懂，也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我雖然緊張，但不覺得師父的口音會帶給我困擾，反而聽得滿自然的。
令我緊張的事情，是因為師父很好客，每週六共修會，接受邀請來講經開示的法師，面孔都不一樣，當然鄉音也不同。譬如：南亭長老、演培法師，或在家居士朱斐、孫張清揚等等。他們來了，師父一定會請他們開示，而我就需要在旁翻譯，這就會讓我緊張得寢食難安。
後來，我想出了克服緊張的辦法。那就是在吃過晚飯，要上台之前，先聽聽師父與這些貴賓們都談些什麼內容，一方面也熟悉他們的鄉音，這樣到了台上，也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演培法師很特別，他和師父同是揚州人，但是他的口音很不容易聽懂！除此之外，法師所說的許多佛學名相，我也從來都沒聽過，甚至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 師父講話，比較不會咬文嚼字，他的表達比較口語化，也不會講一些艱深的佛學名相，所以比較容易翻譯，至少前後意思連貫起來就聽懂了。
記得有一次，南亭老法師要來講《八識規矩頌》，我一個在家眾，沒有讀過佛學院，哪裡知道什麼《八識規矩頌》？所以我帶著滿頭霧水，以及惶惶不安的心情上台，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翻譯下來的。要將經文翻譯成閩南語已是一個難題，又加上老法師鄉音重，以及佛學名相深奧等等，更是難上加難。
又有一次，為南亭老在戒場翻譯，他竟然跟我說：「我講長一點，你再翻譯，讓彼此可以多休息一下。」既然長老開口，我自然不敢有什麼意見。但他老人家卻沒想到，他講長一點，我可要花費多少倍的專注力，來記憶這麼長的內容，這又是多麼大的挑戰哪！
幫其他老法師翻譯時，也常常有搞不懂的狀況。
譬如東初老法師講演的時候，所引用的譬喻都在講股票，五、六十年前，我哪裡知道台灣的股票是怎麼一回事？那麼多的漲停板、跌停板、利多、利空、斷頭等各種術語，我完全聽不懂！可是他講得很順口，而且一直講不停。
我想：「好吧，我也拼了。」
他講了一長串，講完後竟對我說：「現在給你講。」而他就自己走掉了！
他是老法師，他要走，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多留他一會兒。而我只能硬著頭皮撑下去，不知所以的把那堂課給講完。
還有一個更艱難的課題，閩南話在平常生活上的對談，跟台上的講演是很不同的。一般人都很難用閩南語讀出詩詞或古文，更何況是艱深難懂的佛學名相！幸好我父親平常講話，都是使用標準的閩南語，談到與詩詞相關的內容，則以漢文讀出。這一點，也幫了我很大的忙。
三種力量，鼓舞著我前進
我們平常講話都沒有用到那些語彙，所以在搞不明白的情況下，有時在台上我也會有一、兩句話含糊帶過去，可是台下的李老居士是讀漢學的，漢文很好，他每一句都很認真聽。
雷音寺還有一位老太太，大家稱她「金梅姑」，她的漢學也是一流的，對於發音上的錯誤，他們立即聽得出來。
如前面談過的，我在台上講，台下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以及雷音寺的老菩薩，常常等演講結束後，就把我叫過去指導：「我跟妳講，這個字不是這樣子說哦……。」
譬如《阿彌陀經》裡面的「復次，舍利弗」，我閩南話翻譯為「ho̍k tshù siat li̍p hu̍t」，他們說「ho̍k tshù（厚次）」，那個字是破音字，要念成「hiù tshù（齁次）」。
還有《阿彌陀經》裡的「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我翻成「phiàn ho̍k（厚）sann tshian tāi tshian sè-kài」，也不是那樣念的，應念成「phiàn fù（覆）sann tshian tāi tshian sè-kài」。
那時候雖然有壓力，但是我很感謝那些老人家，真的很愛護一個年輕人，願意主動來幫助我慢慢成長，所以我都會很認真的學習，不會認為他們挑剔我，也不會想：「你們是前輩，既然你們學問好，就由你們來翻譯好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自身有所不足，但師父既然讓我承擔了，我就努力的來完成使命。
對於翻譯，我一直都很緊張。可能，「緊張」也是我對自己要求的一種動力吧。當時每星期六的念佛會在晚上共修，其他的集會、開示、講經，通常也在晚上舉行；我是上班族，五點下班得先趕回家晚餐、盥洗，然後再趕到佛堂來翻譯。由於時間上的緊迫，加上台上、台下的緊張，每次都是像要趕著上戰場一樣。所以後來腸胃不太好，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
當我面對著心中一直存在的不安感時，卻有三個原因，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第一、師父從來沒有責備或嫌棄過我，反而一直給我很正面的鼓勵，讓我覺得很有信心。他會說：「台下聽眾都有很好的反應哪！」或「你今天翻譯得特別好！」其實最大的動力，就是來自師父本身，他每一次上台，身上自然散發出來的安定感，會讓你很有信心的跟著他。
第二、那些前輩老人家，讓我感受到的是他們真正的慈悲與愛護
後輩之心，總是很樂意給我許多的提點與指導。
第三、很感謝我的父親，我被選中成為師父閩南語的翻譯者，他很引以為榮。每一次任務完成回到家，爸爸就等在家門口大聲歡迎說，「哇！真厲害，今天又完成一個重要任務了。稍等，稍等！」然後就提著一個食物容器，到外面採買餛飩湯，或買了熱湯麵，熱騰騰的提著回來犒賞我，而且開心地說，「你今天有功德，請你吃消夜！」父親的喜悅，也是鼓勵我一路向前的力量。今日回頭來看，父母親都是生命中的貴人，在我與弟弟幼年、青少年成長期，給了我們滿滿的愛。但是若要比起來，媽媽是爸爸的太陽，熱情地照亮著爸爸。而爸爸慈愛的胸懷，令我們兩個子女深感幸福。
大家對我的鼓勵，讓我覺得很溫馨。講起來，我的因緣真的很好，能遇到這麼多的善知識，都在身邊成就、鼓勵我。
師父需要翻譯，我立時出現
自從有幸成為師父的台、日語翻譯侍者，我心中暗暗立願：
「無論師父有沒有主動找我，只要知道他即將上台，或可能上台講演、開示，我一定隨時都在旁邊待命。」同時也一直很注意什麼時候該上台，免得讓師父掛念。
換句話說，師父並未指示過我何時該上台。因此，我也只有努力的自我觀察、了解。得出的結論就是：場合不同，上台的時間點也跟著不同，所以最好能待在就近的地方，靈敏、專注的等待，靜候適合的時間點出場。這就是日常我所須做好的準備。
除了上述的「隨時待命」很重要；還有一點「避免出現」也很重要，例如皈依典禮當中，有一個環節須要頂禮和尚，我也會事先避開。所以當師父走上台主法，現場唱起〈爐香讚〉，那時我就在台下靜靜等候，即使後來出家了，也不會在那時候上台。
我總想到，三皈五戒與甘露灌頂的典禮，在唱誦三遍「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時，現場大眾都要對著台上象徵佛陀的佛像頂禮三拜，而我，何德何能可以站在台上，沾著佛陀的光來給人禮拜呢？所以我一定等到〈爐香讚〉唱完，大家禮拜完畢，問訊之後，我才走上台。
這個時間點，要能把握得恰到好處；那就是當師父拿起麥克風開示，我已經站定，而且不慌不忙地立即跟著開口翻譯，就像我早已在台上等待了很久一樣。這種連貫性，通常都是一氣呵成，也是長年合作的一種心靈默契。
所以，我從最初，就時時提醒自己，既是個侍者、也是個弟子，而習慣於走在師父左側後方一小步，到後來就成為生活上的自然。這從很多場合的歷史照片上面都可以得知，從始至終，我都是持著這樣的信念。
我從當年一個上班族，成為受到師父訓練、調教的，緊張的實習生，到最後成為專職的翻譯者，從來不會有自己的立場，心裡只有一個很重要的信念：我是師父的一個侍者，也是專職的翻譯員。
因此，儘管得到這麼多的讚美，這麼多的榮耀，但是對我而言，我覺得能做好師父身邊稱職的一個翻譯侍者，這就是我最大的歡喜。所以，任何一個鏡頭，我不會擠著上去。既然是侍者，怎可以這麼大咧咧的入鏡呢？
其次，我每一次上台翻譯，都會在心裡默默地祈求佛菩薩，護念全場的大眾，祝福大家都能身心自在；同時祝願師父的微妙說法、無礙辯才，經過我的如實翻譯、傳達，大家聽了都法喜充滿。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我一定不要讓師父有下面的掛念：「講演開始了，翻譯的人到哪裡去了呢？」這會讓我感覺自己很失職。
我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師父需要翻譯了，我一直都在。」這樣的配合，會讓我覺得踏實，心中也會長養不少的成就感。
可能有人要問，這樣的「無我」，能有什麼快樂？又能有什麼樣的成就感呢？其實在我內心當中，覺得能與師父這樣的高僧大德配合，這是我一生的榮耀。
而且在長期工作配合中，我與師父也培養了很好的默契，即使師父在會客，我也會設法讓他看到──我已經在現場待命了。一直都是這樣彼此心照不宣，不用讓師父掛念於我。（節錄）
佛教大學 知名學者雲集
我父母親對於兒女的教育、前途，向來比較開明，聽由我們姊弟兩人適情適性的發展，並未規定我們一定要做什麼。但是對於一對兒女愛讀書、能讀書，考試成績名列前茅，做人也本分，想來在父母親心中也是很欣慰的。聽說師父要送我去日本讀書，別提他們心中有多麼歡喜了！
我那時去讀書，從沒有想要拿學位或要怎麼樣計畫，只是一個念頭，覺得自己跟隨師父出家、做事這麼久，能讓我有一段時間沉潛下來進修，看看自己、反省自己，機會難得。
台灣當時也有很多出家眾在日本留學，但也常聽到一句話說：「男眾不能到日本去讀書，因為多數去日本留學的男眾都還俗了。」所以各佛寺大都是女眾前去，男眾法師去留學的確實不多。
我常常講，慈怡、慈嘉和我三人間，師兄弟的角色轉換，可說是一個典範！在佛學院我是老師，慈怡、慈嘉是學生；我們三人一起去留學，就變成了「同學」。這種關係的轉換，後來在佛光山持續發展當中，也有很多例子。
那時候我們三人傻傻地，也不知道留學是怎麼一回事。到了機場，才想到我們到佛教大學念書，究竟要讀什麼科系呢？就問師父：「我們要讀什麼？」
師父隨口答：「這樣吧！慈嘉讀社會福利、慈怡讀歷史、慈惠讀教育好了。」我們就依照師父講的去到日本留學了。
到了學校以後，才知道佛教大學的教育學系剛剛成立，並沒有很厚實的師資，許多人都勸我不要去讀，我就寫信請示師父。
師父很快回信說：「那就隨你吧！你想要讀什麼系，就自己去選讀。」
心想，畢竟我是一個出家人，雖然擔任師父的翻譯這麼長的時間，在佛學院也做了這麼多年的老師，看起來似乎懂很多佛法，但是自覺缺乏條理，也缺乏系統與次第，於是決定趁這個機會好好地研讀佛學。所以我就進了佛教學系，慈嘉進社會福利系，慈怡進歷史系。
至今，我仍覺得自己當時做了正確的選擇。而師父為慈嘉、慈怡所選的系，也都適合他們的性格發展。奇特的是，我雖未選擇「教育」，回到佛光山之後，我卻走上教育的不歸路，從佛教的叢林學院教育，一路到社會教育，又到中小學、大學教育，無一不參與其中。甚至曾經擔任好幾年的普門中學校長，也到社會上一般的大學授課，雖不敢說「教育達人」，但至少也是一路與教育同行。
校風重男輕女，師父倡導平等
佛教大學文學部佛教學系位於京都知恩院，是淨土宗的總本山，等同於佛光山宗委會一樣的中心。佛教大學新生入學後，一定要帶到總本山「知恩院」禮祖。這個制度，感覺上很有宗教世代傳承的意義，同時也覺得身為這個學校的學生，能與此校的祖師心靈對話，特別有一種莊嚴的美感與深入內心相應的感受。但不知其他的同學，是帶著什麼樣的心情呢？
學校重男輕女的觀念，當時很嚴重，我有一位比丘尼同學很優秀，長得端莊美麗，是淨土宗道場派下的住持，後來拿到博士學位，她想留在學校，校方卻沒有給她上課的機會，只能當舍監。
還有一位比丘尼，也是他們派下的弟子，聽說她留學印度非常優秀，梵文造詣一流，到了上梵文課大家都要請教他。但是佛教大學只給她開一門課，也沒有給她擔任其他職務。比較起來，在台灣同一時期，基本也是重男輕女的社會，但師父處處都想方設法的提升比丘尼地位，一心要為佛教兩性的平等而努力，真是不可同日而語。
為什麼日本佛教學系的男眾比較多呢？在日本「佛教系統大學」中，有一些指定科目，是他們派下弟子擔任住持必修的課程。所以他們派下的子弟想做住持，就務必要到大學修習這些課程，因此才會有很多男眾到佛教大學來讀書。
來到異國學習，除了該修習的本科學分，不算在內的學分我也把握機會盡量選修。師父說：「既然去了日本，就多學習嘛！」因此，我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選修課程，每天就是聽課與讀書，其他的時間簡單打理生活，自己準備簡易餐食，天天都是過這樣的日子。
肩負使命，唯有沉潛讀書
我在佛教大學讀書的時候，梵文是必修課程，第一個學期的第一堂課，教室坐得滿滿的。但春日井真也教授走進教室看一看，卻立即掉頭就走。
他說：「我走錯教室了！」
大家趕緊回說：「沒有錯啊！老師，梵文課就是這間教室！」
他說：「我開的課，不可能有這麼多學生！」
我們再說：「老師！沒有錯，就是這間教室啦！」他才進來上課。
他上課的第一句話就說：「我開課從來沒有過這麼多學生，今天這麼多學生是不正常的。到了學期末，我一定把你們整到一個都不剩！」
大家當然不敢頂嘴，但我心裡想：「那就等著看吧！」
果然到了學期末，四十個學生只剩下我一個！
他的教法是什麼呢？一個梵文名詞常有二十幾種變化，全部都要背。每一次上課就叫我們站起來背，不會的就在那裡罰站。不一會兒教室裡面就站滿了人，因為都背不下去！後來大家都不敢來上課了。
我從來都沒有被罰站過，教授看到只剩我一個，覺得有點訝異。
他就說：「嗯，你不錯！跟我寫論文好嗎？」
我想，教授肯收我，那論文一定也不難通過吧！
我就回答：「謝謝老師，如果老師不嫌棄，我很願意。」
他說：「好，那你就寫《異部宗輪論》！」就這麼一句話，他成為我的論文指導教授。當時以為是「異部宗門論」，但經查資料，原來是《異部宗輪論》，可見得「此論」並不是普通的困難。
春日井真也教授與一般的老師非常不一樣，他在印度教了十年書，上課的時候曾經跟學生說，印度總理甘地夫人是他的好朋友。有一次他聽說佛陀的頭蓋骨舍利還在，就很希望前去禮拜。
他找到機會就跟總理要求說：「能不能讓我瞻仰一下佛陀舍利？」
總理也真的滿其心願帶他前去，因為總理有特權。
前去瞻仰的時候，過程十分繁複，必須是整個人進入大舍利壺裡面，而此壺一共有三十六道門，每一道門都有一把鑰匙，而且這三十六把鑰匙交由三十六個人分別保管。所以必須把三十六個人的鑰匙集合起來，一道一道的開啟三十六道門，才能到達安奉舍利的地方。終於到達之後，教授禁不住跪下來，用顫抖的手去觸摸舍利。
他說：「能夠以這個凡軀，觸摸到聖人的舍利，非比尋常的感動！」
沒想到教學如此嚴格的老師，竟是一位那麼感性的學者！他為了感受佛陀在菩提樹下、金剛座上夜睹明星，而開悟成佛的過程，於是選擇那一年十二月初八日，坐在印度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體驗。
他說：「一定要在那個空氣、那個情境下，才能體驗佛陀的經歷。」
《佛傳》裡說，佛陀因為修苦行而導致非常虛弱，直到接受牧羊女的乳糜供養後，恢復了體力才去禪坐。所以，教授去體驗禪坐之前，也連續幾天沒有吃東西。
他講述飢餓的感覺：「開始餓的時候很痛苦，餓到額頭冒冷汗，頭部轟隆作響，全身暈眩無力，甚至噁心想吐，懷疑死神就在旁邊等候，簡直無法忍受！可是熬過了那個不堪忍受的過程後，身心好清明，腦子非常清楚！這時也體驗到佛陀在十二月初八的氣候、溫度下，身心怡悅的禪坐境界。」
聽教授這麼述說，對於他平常授課嚴峻，甚至有點不講情理的印象，立即改觀。覺得他有這麼感性的一面，內心的世界應該也是很豐富美好的吧！
我跟著教授寫論文兩年，他每年春季一定會帶著指導的學生，到山上踏青郊遊。山上有一個喝茶的茅草屋，一定要選某個窗子邊固定的位子，讓大家坐下來喝茶。因為從那扇窗子看出去，春櫻滿山、雲霧飄渺，有如山水畫，而窗子就像畫框，景色很美。
從他的形容，感覺美得不得了，大家都很期待。那一天快到了，上課的時候，他就問：「要去的人舉手報名。」
我每一次舉手，他就當場說：「你不可以舉手。」
啊！當著這麼多同學的面這樣說，讓我好尷尬喔！
他也很坦白地說：「你不可以去。」可是並沒有說出理由。
我心想：「大概因為我是出家人吧！中國佛教傳統的出家人吃長素，跟大家出去吃飯不方便。」教授他不讓我去，我也沒理由抗議。
當我論文通過了，教授特別找我去談話。這時候他才說：「我為什麼不讓你去山上的茅草屋喝茶？你要知道，你來讀書是有使命的，不可以出去玩！他們可以，但你不行！」
聽完，頓時感動不已。身為教授，他連學生的「使命」都考量到了！這份厚重的心意，我怎能不滿心感謝老師呢！
讀書專注的秘訣，與翻譯互通
一路讀書，到後來會讀出一點秘訣，我想可能因為學習翻譯的關係——翻譯要很專注，一上台，不管台前聽眾怎麼騷動，就是要立即進入狀況。我平常雖然很忙，但只要坐在桌子前面，自然就進入專注當中，不會受到干擾。也因為這樣，到現在還能寫一些東西。
那時候谷大的碩士班，一學期大概要修二十八個學分，有些學分是必修的，必修課程大都很重要，但也有讓我感到痛苦的必修課。比如谷大校方規定，一定要選祖師親鸞上人的這門課，上這堂課對傳承中國佛教的我而言，有許多衝突與矛盾。
親鸞上人，是把日本和尚可以娶妻的風氣帶進歷史的創始人。他的妻子也是比丘尼（惠信尼），雖然結婚當時兩人都是還俗狀態，是國家預備定僧眾的罪之前，勒令他們還俗的，但後來改判無罪，才又繼續他的出家身分。而這堂課，將他們夫妻日常來往的書信，也編成了教材，這些是中國佛教所不能容許的。
我在谷大的時候，距離親鸞上人的年代已有七、八百年，不但日本「淨土宗」確立他是聖人，社會上所有的人都崇拜他，稱他為「親鸞聖人」。很顯然地，他對老百姓有著無上的貢獻，在那戰亂頻仍、政局混亂、百姓流離失所，多數人不識字的時代，為苦難人民找到「念佛生西」的希望，這也是功德無量之事。
但我最大的障礙是他們有一句話，中文意思是「肉食妻帶」，對這句話，我沒辦法跨越過去，因為心裡會有個反駁的聲音──佛弟子有好幾種，也有理所當然的在家居士啊！既要「肉食妻帶」，還俗成為大長者、大居士，不也是很順理成章嗎？所以我每一次上課，覺得這部分與佛陀的聖教有落差，因此就聽不下去。 但是我也告訴自己：「既然是留學，也是一種參學，尤其親鸞上人這麼有名氣，他倡導這些理念還得到日本大眾這麼的認同，我應該從歷史或學術立場來了解這麼一位祖師。」我就以這種想法，勉強讓自己安定下來聽課。後來我也不再掙扎，乾脆在上這堂課時，把時間用來寫信給師父，報告學習近況，也算是有效的善用時間了。
不過，雖然日本和尚有「肉食妻帶」的習俗，但是日本和尚在養成過程中，一定要通過佛教嚴格的戒律訓練，包括「行腳僧」體驗，無論是誰想要承擔住持的重任，便都要先修滿規定的學分。
有一次在現代化的電車上，坐著一位很傳統的和尚，令我有著很深刻的印象。那天下著大雪、天氣很冷，和尚戴著圓形的斗笠，身上穿著單薄的行腳裝，手拿一根錫杖，很有威儀地坐在椅子上。
雖然下著大雪，可是他仍然穿著有洞的傳統草鞋，草鞋上的繩子綁在腳上，走路的時候磨擦流血，腳上都是一條條的血痕，有些已經凍到乾裂了！而他並不為這些小事操心，整個人散發出泰然自若的安然，任誰看了都會很受震動。
本來大家上車都在講話，一看到和尚端肅地坐在那裡，大家都安靜下來。那一次的見識，讓我覺得不能以偏概全地說日本和尚沒有修行。心想，如果他們能夠「從始而終」的保持下去，不知日本要出多少高僧了。
日本人有一個優點，就是懂得守護、堅持傳統。所以和尚在修行的過程中，也是一樣堅持從中國傳承過去，再融入日本文化的傳統。在京都有些寺廟門口，常常還能看到這樣的行腳僧，出現在人潮中，當地人不會覺得他是奇裝異服，因為知道他在修行。（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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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隨侍翻譯七十年（節錄）
翻譯，我的入道因緣
在我們那個時代，翻譯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因為台灣佛教徒大多數聽不懂國語，所以非常需要閩南語翻譯的人才。
但佛教團體並沒有注意到這個重要性，當然也就不會特意培養翻譯人才。今天有法師來講經說法了，就看誰聽得懂國語，同時又能講比較文雅的閩南語，就請他上台翻譯。在宜蘭時期，最早為師父翻譯的是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他是一位很恭謹虔誠的老前輩。
等到後來，我進入佛門的時間長了，擔負的任務多了，才漸漸體會到：師父為什麼要把翻譯工作，交給我們年輕人。他最初應該不是單一的只為了培養人才而已，其實更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度化青年學佛，讓青年有機會親近寺廟，然後漸漸地想要學習佛法。
各省不同口音，令我緊張不安
那時候年輕，翻譯緊張的原因有兩種，一是不懂佛法；二是法師們的鄉音很重。許多人都說師父的揚州口音不容易聽懂，也不知道為什麼，一開始我雖然緊張，但不覺得師父的口音會帶給我困擾，反而聽得滿自然的。
令我緊張的事情，是因為師父很好客，每週六共修會，接受邀請來講經開示的法師，面孔都不一樣，當然鄉音也不同。譬如：南亭長老、演培法師，或在家居士朱斐、孫張清揚等等。他們來了，師父一定會請他們開示，而我就需要在旁翻譯，這就會讓我緊張得寢食難安。
後來，我想出了克服緊張的辦法。那就是在吃過晚飯，要上台之前，先聽聽師父與這些貴賓們都談些什麼內容，一方面也熟悉他們的鄉音，這樣到了台上，也就不會那麼緊張了。
演培法師很特別，他和師父同是揚州人，但是他的口音很不容易聽懂！除此之外，法師所說的許多佛學名相，我也從來都沒聽過，甚至不明白究竟是什麼意思？ 師父講話，比較不會咬文嚼字，他的表達比較口語化，也不會講一些艱深的佛學名相，所以比較容易翻譯，至少前後意思連貫起來就聽懂了。
記得有一次，南亭老法師要來講《八識規矩頌》，我一個在家眾，沒有讀過佛學院，哪裡知道什麼《八識規矩頌》？所以我帶著滿頭霧水，以及惶惶不安的心情上台，真不知道當時是怎麼翻譯下來的。要將經文翻譯成閩南語已是一個難題，又加上老法師鄉音重，以及佛學名相深奧等等，更是難上加難。
又有一次，為南亭老在戒場翻譯，他竟然跟我說：「我講長一點，你再翻譯，讓彼此可以多休息一下。」既然長老開口，我自然不敢有什麼意見。但他老人家卻沒想到，他講長一點，我可要花費多少倍的專注力，來記憶這麼長的內容，這又是多麼大的挑戰哪！
幫其他老法師翻譯時，也常常有搞不懂的狀況。
譬如東初老法師講演的時候，所引用的譬喻都在講股票，五、六十年前，我哪裡知道台灣的股票是怎麼一回事？那麼多的漲停板、跌停板、利多、利空、斷頭等各種術語，我完全聽不懂！可是他講得很順口，而且一直講不停。
我想：「好吧，我也拼了。」
他講了一長串，講完後竟對我說：「現在給你講。」而他就自己走掉了！
他是老法師，他要走，也沒有什麼辦法可以多留他一會兒。而我只能硬著頭皮撑下去，不知所以的把那堂課給講完。
還有一個更艱難的課題，閩南話在平常生活上的對談，跟台上的講演是很不同的。一般人都很難用閩南語讀出詩詞或古文，更何況是艱深難懂的佛學名相！幸好我父親平常講話，都是使用標準的閩南語，談到與詩詞相關的內容，則以漢文讀出。這一點，也幫了我很大的忙。
三種力量，鼓舞著我前進
我們平常講話都沒有用到那些語彙，所以在搞不明白的情況下，有時在台上我也會有一、兩句話含糊帶過去，可是台下的李老居士是讀漢學的，漢文很好，他每一句都很認真聽。
雷音寺還有一位老太太，大家稱她「金梅姑」，她的漢學也是一流的，對於發音上的錯誤，他們立即聽得出來。
如前面談過的，我在台上講，台下莊法師的父親李決和居士，以及雷音寺的老菩薩，常常等演講結束後，就把我叫過去指導：「我跟妳講，這個字不是這樣子說哦……。」
譬如《阿彌陀經》裡面的「復次，舍利弗」，我閩南話翻譯為「ho̍k tshù siat li̍p hu̍t」，他們說「ho̍k tshù（厚次）」，那個字是破音字，要念成「hiù tshù（齁次）」。
還有《阿彌陀經》裡的「遍覆三千大千世界」，我翻成「phiàn ho̍k（厚）sann tshian tāi tshian sè-kài」，也不是那樣念的，應念成「phiàn fù（覆）sann tshian tāi tshian sè-kài」。
那時候雖然有壓力，但是我很感謝那些老人家，真的很愛護一個年輕人，願意主動來幫助我慢慢成長，所以我都會很認真的學習，不會認為他們挑剔我，也不會想：「你們是前輩，既然你們學問好，就由你們來翻譯好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雖然自身有所不足，但師父既然讓我承擔了，我就努力的來完成使命。
對於翻譯，我一直都很緊張。可能，「緊張」也是我對自己要求的一種動力吧。當時每星期六的念佛會在晚上共修，其他的集會、開示、講經，通常也在晚上舉行；我是上班族，五點下班得先趕回家晚餐、盥洗，然後再趕到佛堂來翻譯。由於時間上的緊迫，加上台上、台下的緊張，每次都是像要趕著上戰場一樣。所以後來腸胃不太好，大概這也是原因之一。
當我面對著心中一直存在的不安感時，卻有三個原因，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第一、師父從來沒有責備或嫌棄過我，反而一直給我很正面的鼓勵，讓我覺得很有信心。他會說：「台下聽眾都有很好的反應哪！」或「你今天翻譯得特別好！」其實最大的動力，就是來自師父本身，他每一次上台，身上自然散發出來的安定感，會讓你很有信心的跟著他。
第二、那些前輩老人家，讓我感受到的是他們真正的慈悲與愛護
後輩之心，總是很樂意給我許多的提點與指導。
第三、很感謝我的父親，我被選中成為師父閩南語的翻譯者，他很引以為榮。每一次任務完成回到家，爸爸就等在家門口大聲歡迎說，「哇！真厲害，今天又完成一個重要任務了。稍等，稍等！」然後就提著一個食物容器，到外面採買餛飩湯，或買了熱湯麵，熱騰騰的提著回來犒賞我，而且開心地說，「你今天有功德，請你吃消夜！」父親的喜悅，也是鼓勵我一路向前的力量。今日回頭來看，父母親都是生命中的貴人，在我與弟弟幼年、青少年成長期，給了我們滿滿的愛。但是若要比起來，媽媽是爸爸的太陽，熱情地照亮著爸爸。而爸爸慈愛的胸懷，令我們兩個子女深感幸福。
大家對我的鼓勵，讓我覺得很溫馨。講起來，我的因緣真的很好，能遇到這麼多的善知識，都在身邊成就、鼓勵我。
師父需要翻譯，我立時出現
自從有幸成為師父的台、日語翻譯侍者，我心中暗暗立願：
「無論師父有沒有主動找我，只要知道他即將上台，或可能上台講演、開示，我一定隨時都在旁邊待命。」同時也一直很注意什麼時候該上台，免得讓師父掛念。
換句話說，師父並未指示過我何時該上台。因此，我也只有努力的自我觀察、了解。得出的結論就是：場合不同，上台的時間點也跟著不同，所以最好能待在就近的地方，靈敏、專注的等待，靜候適合的時間點出場。這就是日常我所須做好的準備。
除了上述的「隨時待命」很重要；還有一點「避免出現」也很重要，例如皈依典禮當中，有一個環節須要頂禮和尚，我也會事先避開。所以當師父走上台主法，現場唱起〈爐香讚〉，那時我就在台下靜靜等候，即使後來出家了，也不會在那時候上台。
我總想到，三皈五戒與甘露灌頂的典禮，在唱誦三遍「南無香雲蓋菩薩摩訶薩」時，現場大眾都要對著台上象徵佛陀的佛像頂禮三拜，而我，何德何能可以站在台上，沾著佛陀的光來給人禮拜呢？所以我一定等到〈爐香讚〉唱完，大家禮拜完畢，問訊之後，我才走上台。
這個時間點，要能把握得恰到好處；那就是當師父拿起麥克風開示，我已經站定，而且不慌不忙地立即跟著開口翻譯，就像我早已在台上等待了很久一樣。這種連貫性，通常都是一氣呵成，也是長年合作的一種心靈默契。
所以，我從最初，就時時提醒自己，既是個侍者、也是個弟子，而習慣於走在師父左側後方一小步，到後來就成為生活上的自然。這從很多場合的歷史照片上面都可以得知，從始至終，我都是持著這樣的信念。
我從當年一個上班族，成為受到師父訓練、調教的，緊張的實習生，到最後成為專職的翻譯者，從來不會有自己的立場，心裡只有一個很重要的信念：我是師父的一個侍者，也是專職的翻譯員。
因此，儘管得到這麼多的讚美，這麼多的榮耀，但是對我而言，我覺得能做好師父身邊稱職的一個翻譯侍者，這就是我最大的歡喜。所以，任何一個鏡頭，我不會擠著上去。既然是侍者，怎可以這麼大咧咧的入鏡呢？
其次，我每一次上台翻譯，都會在心裡默默地祈求佛菩薩，護念全場的大眾，祝福大家都能身心自在；同時祝願師父的微妙說法、無礙辯才，經過我的如實翻譯、傳達，大家聽了都法喜充滿。
還有最重要的一點，我一定不要讓師父有下面的掛念：「講演開始了，翻譯的人到哪裡去了呢？」這會讓我感覺自己很失職。
我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師父需要翻譯了，我一直都在。」這樣的配合，會讓我覺得踏實，心中也會長養不少的成就感。
可能有人要問，這樣的「無我」，能有什麼快樂？又能有什麼樣的成就感呢？其實在我內心當中，覺得能與師父這樣的高僧大德配合，這是我一生的榮耀。
而且在長期工作配合中，我與師父也培養了很好的默契，即使師父在會客，我也會設法讓他看到──我已經在現場待命了。一直都是這樣彼此心照不宣，不用讓師父掛念於我。（節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