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書探討一個時代即將結束前的最後幾年，這個時代的結束不是因為衰頹，也不是因為意外，而是因為引爆了一場終結的危機，這場危機堪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儘管如此，本書接下來卻完全不會提及這場危機，因為在本書描述的時代，這場危機尚未發生，本書的人物完全不知道接下來即將爆發危機。因此，我會試著以當時已知的一切為限來進行描述。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一條焦土帶，將大戰之前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區隔開來。大戰奪走了大量生命，使往後幾年勞動力缺乏，大戰摧毀了信仰，改變了觀念，讓人徹底幻滅。大戰不僅實際區隔出兩個時代，也在兩個時代之間劃下一道心理的鴻溝。本書要探討的是，大戰爆發前的世界具有什麼性質。
這本書跟我一開始想寫的內容不太一樣。隨著調查的進行，我逐漸放下一些成見。我要描述的時代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它只是外表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特權階級外衣。這個時代不是完全只有信心、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然而不可否認，這些確實都是當時的特質。與今日相比，當時的人對於價值與標準較具信心，他們也較純真地對人類懷抱較多的希望，不過他們的生活並非較為和平，除了極少數的上層階級，絕大多數人過得也並非較為舒適。我們的錯誤在於，誤以為當時並未同時存在著懷疑、恐懼、騷動、抗爭、暴力與仇恨。我們被當時的人誤導，當他們回顧戰前的時光時，覺得自己的前半生沐浴在和平與安全的美好餘暉中。然而實際上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他們卻不覺得有那麼美好。他們的記憶與懷舊限制了我們對戰前的看法，但我可以提供讀者一個根據適當研究後得出的規則：那些曾經經歷戰前時光的人，他們關於戰前多麼美好的說法，全都是在一九一四年後提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起影響深遠的惡性事件，不是源自於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開始撰寫這本書時或許該看出這一點，但當時的我並未察覺。儘管如此，我確實感受到這場戰爭的起源不是伊茲沃爾斯基（Alexander Isvolsky）對艾倫塔爾（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說的，或是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說的「大政治」（Grosse Politik），也不是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ies）、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摩洛哥危機（Moroccan crises）與巴爾幹半島錯綜複雜的困境這一連串迂迴波折的事件。對於這些事件，歷史學家已經費盡心力想從中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而這些事件與衝突也必然受過檢視，我們這些後人應該感謝前人所做的努力，而他們的工作也該到此為止。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擔任俄羅斯的外交大臣，在經過一連串調查之後，他最終大聲說道：「這些年代排序的工作已經做得夠多了！」我同意他的說法。大政治的取向已經了無新意。此外，大政治的取向也會造成誤導，因為這個取向會讓我們輕易地把問題歸咎於「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那些糟糕的政治家的錯，他們必須為這場大戰負責，而「我們」，也就是無辜的民眾，則是只是被政治家引領著捲入這場戰爭。這種印象完全是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謂的外交起源，其實不過是對病人發燒的描述，卻未告訴我們是什麼導致發燒。要探究其中根本的原因與更深層的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整個社會框架之中，試圖探索是什麼影響了社會框架中的民眾。因此，我探索的重點放在社會而非國家。權力政治與經濟競爭無論多麼重要，都不是我研究的主題。
十九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快的時期，而本書描述的時代又是這個時期變化臻至巔峰的時刻。自從戰火蔓延全歐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結束以來，工業與科學革命便轉變了整個世界。人類進入十九世紀時，使用的只有自己與動物的力量，以風力與水力做為補充，在此之前，當人類進入十三世紀時，使用的力量也大致相同，甚至早在一世紀時就已經是如此。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在機器能量的幫助下，運輸、通訊、生產、製造與武器能力提升了上千倍。工業社會給予人類新的力量與新的發展機會，也為人類帶來新的壓力，例如繁榮與貧困、人口成長與城市擁擠、階級與群體的對立、與自然的隔絕，以及個人對工作的不滿。科學一方面給予人類新的福祉與新的視野，另一方面卻也動搖了人類對上帝的信仰，使人類對所知世界的確定性產生懷疑。等到人類告別十九世紀的時候，人類在感到舒適的同時，內心也湧現新的不安。雖然「世紀末」（fin de siècle）經常意謂著衰頹，但事實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社會與其說是衰頹，不如說充滿了新的緊張與累積的能量。一九一四年，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三十三歲，當時的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觀念無關，甚至也不是為了疆界問題。戰爭的爆發只能以力量過剩來加以解釋，這是內在動力造成的悲劇，力量在歷經四十年和平的累積之後，於此時一口氣宣洩出來。」
為了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樣貌，我必須承認我的做法具有高度的選擇性。我知道，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如果依照同樣的書名再寫一遍，內容可能會完全不同，就算是寫第三遍，內容也依然不會重複。書中可能有幾章討論當時的文學、當時發生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波耳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帝國主義、科學與科技、商業與貿易、女性、王室、醫學、繪畫，可以說我感興趣的主題有多少，書中可能出現的主題就有多少。書中原本可能有幾章討論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契訶夫（Anton Chekhov）、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馬或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這些都曾是最初計畫的主題。書中原本應該要有一章討論平日隨處可見的某個商店老闆或店員，用來代表沉默、平凡而沒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然而我卻找不到這樣的對象。
我想我應該向讀者交代我是如何選擇我的主題。一開始，我把主題局限在英、美與西歐世界，因為這個世界與我們的經驗與文化有最直接的關係，東歐雖然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主題的選擇上，我的標準是這些主題必須能真正代表本書探討的時代，而且對一九一四年之前而非之後的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據這個標準，汽車與飛機將不在討論之列，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及兩人所代表的運動也無法成為本書的主題。一些特立獨行的人士雖然吸引人，但我還是將他們排除在外。
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描述無法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結論，但要從這個時代的紛雜中推論出簡潔的通則，恐怕難以成功。我也知道接下來的描述並非完整的歷史圖像。我這麼說並不是故作謙遜，而是我清楚知道自己遺漏了許多東西。當本書接近尾聲之時，我可以感受到在我的四周充斥著我未能寫入書中的臉孔與聲音。
芭芭拉．塔克曼
本書探討一個時代即將結束前的最後幾年，這個時代的結束不是因為衰頹，也不是因為意外，而是因為引爆了一場終結的危機，這場危機堪稱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儘管如此，本書接下來卻完全不會提及這場危機，因為在本書描述的時代，這場危機尚未發生，本書的人物完全不知道接下來即將爆發危機。因此，我會試著以當時已知的一切為限來進行描述。
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就像一條焦土帶，將大戰之前的時代與我們的時代區隔開來。大戰奪走了大量生命，使往後幾年勞動力缺乏，大戰摧毀了信仰，改變了觀念，讓人徹底幻滅。大戰不僅實際區隔出兩個時代，也在兩個時代之間劃下一道心理的鴻溝。本書要探討的是，大戰爆發前的世界具有什麼性質。
這本書跟我一開始想寫的內容不太一樣。隨著調查的進行，我逐漸放下一些成見。我要描述的時代並不是什麼黃金時代或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它只是外表覆蓋了一層薄薄的特權階級外衣。這個時代不是完全只有信心、純真、舒適、穩定、安全與和平，然而不可否認，這些確實都是當時的特質。與今日相比，當時的人對於價值與標準較具信心，他們也較純真地對人類懷抱較多的希望，不過他們的生活並非較為和平，除了極少數的上層階級，絕大多數人過得也並非較為舒適。我們的錯誤在於，誤以為當時並未同時存在著懷疑、恐懼、騷動、抗爭、暴力與仇恨。我們被當時的人誤導，當他們回顧戰前的時光時，覺得自己的前半生沐浴在和平與安全的美好餘暉中。然而實際上當他們身處其中時，他們卻不覺得有那麼美好。他們的記憶與懷舊限制了我們對戰前的看法，但我可以提供讀者一個根據適當研究後得出的規則：那些曾經經歷戰前時光的人，他們關於戰前多麼美好的說法，全都是在一九一四年後提出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這起影響深遠的惡性事件，不是源自於一個黃金時代。我在開始撰寫這本書時或許該看出這一點，但當時的我並未察覺。儘管如此，我確實感受到這場戰爭的起源不是伊茲沃爾斯基（Alexander Isvolsky）對艾倫塔爾（Alois Lexa von Aehrenthal）說的，或是愛德華．格雷爵士（Sir Edward Grey）對普恩加萊（Jules Henri Poincaré）說的「大政治」（Grosse Politik），也不是再保障條約（Reinsurance treaties）、兩國同盟（Dual Alliance）、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摩洛哥危機（Moroccan crises）與巴爾幹半島錯綜複雜的困境這一連串迂迴波折的事件。對於這些事件，歷史學家已經費盡心力想從中找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源。而這些事件與衝突也必然受過檢視，我們這些後人應該感謝前人所做的努力，而他們的工作也該到此為止。謝爾蓋．薩佐諾夫（Sergei Sazonov）在第一次大戰爆發時擔任俄羅斯的外交大臣，在經過一連串調查之後，他最終大聲說道：「這些年代排序的工作已經做得夠多了！」我同意他的說法。大政治的取向已經了無新意。此外，大政治的取向也會造成誤導，因為這個取向會讓我們輕易地把問題歸咎於「他們」，認為這一切都是那些糟糕的政治家的錯，他們必須為這場大戰負責，而「我們」，也就是無辜的民眾，則是只是被政治家引領著捲入這場戰爭。這種印象完全是錯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所謂的外交起源，其實不過是對病人發燒的描述，卻未告訴我們是什麼導致發燒。要探究其中根本的原因與更深層的因素，我們必須深入整個社會框架之中，試圖探索是什麼影響了社會框架中的民眾。因此，我探索的重點放在社會而非國家。權力政治與經濟競爭無論多麼重要，都不是我研究的主題。
十九世紀是人類有史以來變化最快的時期，而本書描述的時代又是這個時期變化臻至巔峰的時刻。自從戰火蔓延全歐的拿破崙戰爭（Napoleonic wars）結束以來，工業與科學革命便轉變了整個世界。人類進入十九世紀時，使用的只有自己與動物的力量，以風力與水力做為補充，在此之前，當人類進入十三世紀時，使用的力量也大致相同，甚至早在一世紀時就已經是如此。人類進入二十世紀之後，在機器能量的幫助下，運輸、通訊、生產、製造與武器能力提升了上千倍。工業社會給予人類新的力量與新的發展機會，也為人類帶來新的壓力，例如繁榮與貧困、人口成長與城市擁擠、階級與群體的對立、與自然的隔絕，以及個人對工作的不滿。科學一方面給予人類新的福祉與新的視野，另一方面卻也動搖了人類對上帝的信仰，使人類對所知世界的確定性產生懷疑。等到人類告別十九世紀的時候，人類在感到舒適的同時，內心也湧現新的不安。雖然「世紀末」（fin de siècle）經常意謂著衰頹，但事實上，十九、二十世紀之交的社會與其說是衰頹，不如說充滿了新的緊張與累積的能量。一九一四年，史蒂芬．褚威格（Stefan Zweig）三十三歲，當時的他相信，戰爭的爆發「與觀念無關，甚至也不是為了疆界問題。戰爭的爆發只能以力量過剩來加以解釋，這是內在動力造成的悲劇，力量在歷經四十年和平的累積之後，於此時一口氣宣洩出來。」
為了描繪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世界樣貌，我必須承認我的做法具有高度的選擇性。我知道，在完成這本書之後，如果依照同樣的書名再寫一遍，內容可能會完全不同，就算是寫第三遍，內容也依然不會重複。書中可能有幾章討論當時的文學、當時發生的戰爭（中日甲午戰爭、美西戰爭、波耳戰爭、日俄戰爭、巴爾幹戰爭）、帝國主義、科學與科技、商業與貿易、女性、王室、醫學、繪畫，可以說我感興趣的主題有多少，書中可能出現的主題就有多少。書中原本可能有幾章討論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Leopold II）、契訶夫（Anton Chekhov）、薩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馬或美國鋼鐵公司（U.S. Steel），這些都曾是最初計畫的主題。書中原本應該要有一章討論平日隨處可見的某個商店老闆或店員，用來代表沉默、平凡而沒沒無聞的中產階級，然而我卻找不到這樣的對象。
我想我應該向讀者交代我是如何選擇我的主題。一開始，我把主題局限在英、美與西歐世界，因為這個世界與我們的經驗與文化有最直接的關係，東歐雖然重要，但畢竟屬於不同的傳統。在主題的選擇上，我的標準是這些主題必須能真正代表本書探討的時代，而且對一九一四年之前而非之後的文明有著深遠的影響。根據這個標準，汽車與飛機將不在討論之列，佛洛伊德與愛因斯坦及兩人所代表的運動也無法成為本書的主題。一些特立獨行的人士雖然吸引人，但我還是將他們排除在外。
我知道自己接下來的描述無法提供一個全面性的結論，但要從這個時代的紛雜中推論出簡潔的通則，恐怕難以成功。我也知道接下來的描述並非完整的歷史圖像。我這麼說並不是故作謙遜，而是我清楚知道自己遺漏了許多東西。當本書接近尾聲之時，我可以感受到在我的四周充斥著我未能寫入書中的臉孔與聲音。
芭芭拉．塔克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