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清代竊盜法律的規範與懲罰
竊盜既然是歷史悠久的傳統犯罪型態，相關法律規範也早已形成。到了清代涉及竊盜的相關法律規範雖然有相當部分是繼承明朝，但仍有其時代的特色。清代各種不同形式的法律規範之中，「律」與「例」有其不同的功能。律文提供規範的基本原則，且不輕易變動。條例做為附於律文之後的規範，能夠及時因應社會的變遷，以補充律文未能擴及的範圍，並且在制度的保障之下能夠定期修訂。此外，同一個犯罪行為亦無法在單一律例之中完全涵括，而是散見於其他律例之中，竊盜的相關律例規範亦是如此。過去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日本學者森田成滿從財產權的角度來分析竊盜罪的法律，是少見的研究成果。本章第一、二節透過整理〈竊盜律〉、〈竊盜例〉，以及與竊盜行為相關的其他律例，以理解清代法律對於竊盜行為的整體規範。
雖然法律規範提供了一些準則，但明清官員在面對竊盜案件時在審訊與調查時，又有什麼是法律規範所難以參酌，而是需要實際經驗來解決的問題呢？關於此問題，明清官員留下大量的官箴書，提供了審訊經驗與教導斷案的技巧。本章最後一節擬對照官箴書在實際審判時著重的問題，以說明官員處理竊案時所關心的重點與考量的原則。
第一節 竊盜律的基本架構
〈竊盜律〉在《大清律》之中是被編排在刑律的賊盜門，律文繼承自《大明律》，並更動三處，分別是增加律文小註、刪去「軍人為盜」、改「貫」為「兩」。清朝立國之初，即沿用《大明律》，並加上小註闡明律意。原本《大明律》將〈竊盜律〉分為「已行而不得財」、「已行而但得財」、「初犯、再犯、三犯」、「掏摸」、「軍人為盜」等五節，律例館於雍正三年建議「今兵丁犯竊盜，俱行刺字，『軍人為盜』一節刪」，便成為清代通行的〈竊盜律〉。至於計贓論罪的條文，明初制律時已經發行「大明寶鈔」，計贓時便以「貫」為單位。清代修律時，由於大明寶鈔停用已久，清政府便改用「兩」為單位。
以下將分述清代〈竊盜律〉的重點與特色，並根據學者對於律文的註解說明之。
犯罪行為的定義
所謂「竊盜」，指的是「隱面潛形之謂『竊』，穿窬之類皆是也」，或「乘人所不知而暗取之曰『竊』」，即在事主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取事主擁有的物品，就是竊盜行為。〈竊盜律〉規定「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即指無論得財與否都算是犯罪行為，但是得財與否在量刑上是有差別。分辨是否「得財」的標準，為事主在這個行為之中是否「失財」，也就是犯人取得事主物品即為得財，即使是「賊人棄財途中而去，被他人拾得」，也算是得財；除非是由「事主拾回」，才算是不得財，因為事主原本被竊去的「贓」已為事主持有。而所謂「已行而不得財」，除了上述犯人已經得財卻又放棄的情況之外，也有「已至盜所，或已穿壁踰牆，為事主覺而逐，雖不得財，業已行竊矣」，即犯人已經進入事主家中，尚未得財就已事發逃走，便符合法律上所稱的「已行而不得財」。
〈竊盜律〉又規定「掏摸者罪同」，說明與竊盜類似的行為還包括所謂「掏摸」，即「擇便取物曰『掏』，以手取物曰『摸』，如今白撞、剪綹之類，乘間潛取，與竊盜無異」，類似今日所謂的「扒竊」。在《巴縣檔案》裡也常見有「綹竊」一詞，即屬此類行為。清律學者即云：「掏摸與竊盜併論三犯次數，以其罪相同也」，在計算累犯次數時，掏摸可以列入竊盜次數，反之亦然。正因為掏摸與竊盜行為相似，故以下論竊犯刑罰時的累犯與計贓的原則，都相同運用在掏摸者。
聚眾首從之別
聚眾多人集體行竊案件，在論刑時有首從之別，〈竊盜律〉規定：
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贓。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指上得財、不得財言，減一等。「以一主為重」，謂如盜得二家財物，從一家贓多者科罪。「併贓論」，謂如十人共盜得一家財物，計贓四十兩，雖各分得四兩，通算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兩之罪。造意者為首，該杖一百。餘人為從，各減一等，止杖九十之類。餘條准此。
在不得財的情況下，由於並未取得任何「贓」，因此僅處以笞刑。如果已行且得財的話，其刑責還要視犯人是否為聚眾的主謀或是從犯而定。若是聚眾行竊，主謀將依據以上的刑罰治罪，而從犯是罪減一等。減一等是多少呢？笞杖刑的級距是十下，從律文小字的舉例說明主謀若該杖一百，從犯減一等，即是杖九十。
初犯與累犯之別
除了初犯之外，累犯者的刑罰會加重。〈竊盜律〉規定「初犯，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監候。以曾經刺字為坐。」《大清律集解附例》概括〈竊盜律〉的律義為「於贓重、屢犯者更加嚴也」，對於累犯的刑責是隨著逮捕次數而逐漸增加。分辨犯人逮捕次數的依據，即以其手臂上是否刺字為準，也就是明人王肯堂（1549-1638）所稱「所犯次數，以兩臂曾經刺字為坐」。但如果發現犯人雙臂皆已刺字，則是「怙惡不悛之亂民矣，故即坐絞」，即試圖以重刑遏止累犯的產生。由是累犯的認定方式，是以竊犯被逮捕的次數而定，第一次（初犯）與第二次（再犯）被逮捕的刑責相同，只有刺字部位的差別，一旦第三次被逮捕（三犯），則是判處死刑。
計贓論刑
〈竊盜律〉的一大特色，即是量刑時依行竊贓物的價值高低而定。這項計贓定罪的標準是附在律文的最後，其規定為：
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一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三十兩，杖九十；四十兩，杖一百；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七十兩，杖八十，徒二年；八十兩，杖九十，徒二年半；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一百兩，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一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三犯，不論贓數，絞監候。
說明在初犯與再犯的情況下，自一兩以上，每增加十兩為一個等級，其刑責就從杖刑開始加等，五十兩以上處以徒刑，一百兩以上處以流刑，一直加到一百二十兩以上，則是死刑的絞監候；而三犯的情況，則是不必計算贓物價值，一律處以〈竊盜律〉的最重刑責絞監候。
明初因為通行貨幣為大明寶鈔，因此計贓定罪的規定是「一貫以下，杖六十」，後來大明寶鈔廢止，白銀取而代之成為通貨，計贓的「貫」就得換算成「兩」。根據明末佘自強的說法，當時「每鈔一貫，止值銀一分二厘五毫」，如果以〈監守自盜倉庫錢糧律〉「四十貫，斬」的規定，「四十貫止值銀五錢耳」，於法太重。清代以兩計贓，反而使情罪平衡。
計贓論刑又涉及到兩種情況，一是行竊多家財物，另一是聚眾偷竊分贓，此二狀況下如何計贓論罪？在上述〈竊盜律〉小註沿用《明律》的內容，對於行竊多家財物的論刑原則係所謂「以一主為重」，即指如果是竊盜多家財物，則以贓物價值最高者來計贓論罪。因為「將各主通算全科，則失之太重」，如果將犯人所竊的每家贓物合併計算的話，原本也許每家贓物甚低，分開計算都只有杖刑的輕罪，但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會到流刑，甚至死刑，「恐死有餘辜，失之於重」。如果因此判處死刑，雖然符合法律計贓的規定，但實際上卻是比犯人所犯的罪還要重的刑責。
至於「併贓論」的原則根據上述〈竊盜律〉的小註，係指聚眾偷竊分贓時，雖然所有人共同竊取同一家之後每個人皆分得部分贓物，但計贓的方式卻無法分開計算，而是要合併計算後按照主謀與從犯區分刑責，因為「（贓物）在彼雖分，而在失主則失去若干物」，「皆此共盜之人所取，故追贓則照入己，論罪則必併贓也」。從失主的角度，案中失去的贓物價值不會因為聚眾人數之多寡而增減，聚眾者無論各自參與的比例有多少，犯罪的程度都是一樣，只是主謀與從犯的差別而已，因此「贓可分而罪不可分」。
竊盜既然是歷史悠久的傳統犯罪型態，相關法律規範也早已形成。到了清代涉及竊盜的相關法律規範雖然有相當部分是繼承明朝，但仍有其時代的特色。清代各種不同形式的法律規範之中，「律」與「例」有其不同的功能。律文提供規範的基本原則，且不輕易變動。條例做為附於律文之後的規範，能夠及時因應社會的變遷，以補充律文未能擴及的範圍，並且在制度的保障之下能夠定期修訂。此外，同一個犯罪行為亦無法在單一律例之中完全涵括，而是散見於其他律例之中，竊盜的相關律例規範亦是如此。過去的相關研究並不多，日本學者森田成滿從財產權的角度來分析竊盜罪的法律，是少見的研究成果。本章第一、二節透過整理〈竊盜律〉、〈竊盜例〉，以及與竊盜行為相關的其他律例，以理解清代法律對於竊盜行為的整體規範。
雖然法律規範提供了一些準則，但明清官員在面對竊盜案件時在審訊與調查時，又有什麼是法律規範所難以參酌，而是需要實際經驗來解決的問題呢？關於此問題，明清官員留下大量的官箴書，提供了審訊經驗與教導斷案的技巧。本章最後一節擬對照官箴書在實際審判時著重的問題，以說明官員處理竊案時所關心的重點與考量的原則。
第一節 竊盜律的基本架構
〈竊盜律〉在《大清律》之中是被編排在刑律的賊盜門，律文繼承自《大明律》，並更動三處，分別是增加律文小註、刪去「軍人為盜」、改「貫」為「兩」。清朝立國之初，即沿用《大明律》，並加上小註闡明律意。原本《大明律》將〈竊盜律〉分為「已行而不得財」、「已行而但得財」、「初犯、再犯、三犯」、「掏摸」、「軍人為盜」等五節，律例館於雍正三年建議「今兵丁犯竊盜，俱行刺字，『軍人為盜』一節刪」，便成為清代通行的〈竊盜律〉。至於計贓論罪的條文，明初制律時已經發行「大明寶鈔」，計贓時便以「貫」為單位。清代修律時，由於大明寶鈔停用已久，清政府便改用「兩」為單位。
以下將分述清代〈竊盜律〉的重點與特色，並根據學者對於律文的註解說明之。
犯罪行為的定義
所謂「竊盜」，指的是「隱面潛形之謂『竊』，穿窬之類皆是也」，或「乘人所不知而暗取之曰『竊』」，即在事主不知情的情況下，拿取事主擁有的物品，就是竊盜行為。〈竊盜律〉規定「凡竊盜已行而不得財，笞五十，免刺」，即指無論得財與否都算是犯罪行為，但是得財與否在量刑上是有差別。分辨是否「得財」的標準，為事主在這個行為之中是否「失財」，也就是犯人取得事主物品即為得財，即使是「賊人棄財途中而去，被他人拾得」，也算是得財；除非是由「事主拾回」，才算是不得財，因為事主原本被竊去的「贓」已為事主持有。而所謂「已行而不得財」，除了上述犯人已經得財卻又放棄的情況之外，也有「已至盜所，或已穿壁踰牆，為事主覺而逐，雖不得財，業已行竊矣」，即犯人已經進入事主家中，尚未得財就已事發逃走，便符合法律上所稱的「已行而不得財」。
〈竊盜律〉又規定「掏摸者罪同」，說明與竊盜類似的行為還包括所謂「掏摸」，即「擇便取物曰『掏』，以手取物曰『摸』，如今白撞、剪綹之類，乘間潛取，與竊盜無異」，類似今日所謂的「扒竊」。在《巴縣檔案》裡也常見有「綹竊」一詞，即屬此類行為。清律學者即云：「掏摸與竊盜併論三犯次數，以其罪相同也」，在計算累犯次數時，掏摸可以列入竊盜次數，反之亦然。正因為掏摸與竊盜行為相似，故以下論竊犯刑罰時的累犯與計贓的原則，都相同運用在掏摸者。
聚眾首從之別
聚眾多人集體行竊案件，在論刑時有首從之別，〈竊盜律〉規定：
但得財，不論分贓、不分贓。以一主為重，併贓論罪。為從者，各指上得財、不得財言，減一等。「以一主為重」，謂如盜得二家財物，從一家贓多者科罪。「併贓論」，謂如十人共盜得一家財物，計贓四十兩，雖各分得四兩，通算作一處，其十人各得四十兩之罪。造意者為首，該杖一百。餘人為從，各減一等，止杖九十之類。餘條准此。
在不得財的情況下，由於並未取得任何「贓」，因此僅處以笞刑。如果已行且得財的話，其刑責還要視犯人是否為聚眾的主謀或是從犯而定。若是聚眾行竊，主謀將依據以上的刑罰治罪，而從犯是罪減一等。減一等是多少呢？笞杖刑的級距是十下，從律文小字的舉例說明主謀若該杖一百，從犯減一等，即是杖九十。
初犯與累犯之別
除了初犯之外，累犯者的刑罰會加重。〈竊盜律〉規定「初犯，並於右小臂膊上刺『竊盜』二字。再犯，刺左小臂膊。三犯者，絞監候。以曾經刺字為坐。」《大清律集解附例》概括〈竊盜律〉的律義為「於贓重、屢犯者更加嚴也」，對於累犯的刑責是隨著逮捕次數而逐漸增加。分辨犯人逮捕次數的依據，即以其手臂上是否刺字為準，也就是明人王肯堂（1549-1638）所稱「所犯次數，以兩臂曾經刺字為坐」。但如果發現犯人雙臂皆已刺字，則是「怙惡不悛之亂民矣，故即坐絞」，即試圖以重刑遏止累犯的產生。由是累犯的認定方式，是以竊犯被逮捕的次數而定，第一次（初犯）與第二次（再犯）被逮捕的刑責相同，只有刺字部位的差別，一旦第三次被逮捕（三犯），則是判處死刑。
計贓論刑
〈竊盜律〉的一大特色，即是量刑時依行竊贓物的價值高低而定。這項計贓定罪的標準是附在律文的最後，其規定為：
一兩以下，杖六十；一兩以上至一十兩，杖七十；二十兩，杖八十；三十兩，杖九十；四十兩，杖一百；五十兩，杖六十，徒一年；七十兩，杖八十，徒二年；八十兩，杖九十，徒二年半；九十兩，杖一百，徒三年；一百兩，杖一百，流二千里；一百一十兩，杖一百，流二千五百里；一百二十兩以上，絞監候。三犯，不論贓數，絞監候。
說明在初犯與再犯的情況下，自一兩以上，每增加十兩為一個等級，其刑責就從杖刑開始加等，五十兩以上處以徒刑，一百兩以上處以流刑，一直加到一百二十兩以上，則是死刑的絞監候；而三犯的情況，則是不必計算贓物價值，一律處以〈竊盜律〉的最重刑責絞監候。
明初因為通行貨幣為大明寶鈔，因此計贓定罪的規定是「一貫以下，杖六十」，後來大明寶鈔廢止，白銀取而代之成為通貨，計贓的「貫」就得換算成「兩」。根據明末佘自強的說法，當時「每鈔一貫，止值銀一分二厘五毫」，如果以〈監守自盜倉庫錢糧律〉「四十貫，斬」的規定，「四十貫止值銀五錢耳」，於法太重。清代以兩計贓，反而使情罪平衡。
計贓論刑又涉及到兩種情況，一是行竊多家財物，另一是聚眾偷竊分贓，此二狀況下如何計贓論罪？在上述〈竊盜律〉小註沿用《明律》的內容，對於行竊多家財物的論刑原則係所謂「以一主為重」，即指如果是竊盜多家財物，則以贓物價值最高者來計贓論罪。因為「將各主通算全科，則失之太重」，如果將犯人所竊的每家贓物合併計算的話，原本也許每家贓物甚低，分開計算都只有杖刑的輕罪，但全部加在一起可能會到流刑，甚至死刑，「恐死有餘辜，失之於重」。如果因此判處死刑，雖然符合法律計贓的規定，但實際上卻是比犯人所犯的罪還要重的刑責。
至於「併贓論」的原則根據上述〈竊盜律〉的小註，係指聚眾偷竊分贓時，雖然所有人共同竊取同一家之後每個人皆分得部分贓物，但計贓的方式卻無法分開計算，而是要合併計算後按照主謀與從犯區分刑責，因為「（贓物）在彼雖分，而在失主則失去若干物」，「皆此共盜之人所取，故追贓則照入己，論罪則必併贓也」。從失主的角度，案中失去的贓物價值不會因為聚眾人數之多寡而增減，聚眾者無論各自參與的比例有多少，犯罪的程度都是一樣，只是主謀與從犯的差別而已，因此「贓可分而罪不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