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忘了鈴聲響起時究竟在忙什麼，直到最後一刻才匆忙接起。一開始，話筒那端的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但她確實鼓起勇氣撥打了我的號碼，也耐心地聽完等待接通時在她耳邊響了四次的提示音。我因為差點錯過來電而略感煩躁，大聲催促下，她終於聽見我的呼喚。然而，電話那頭依舊無聲。事實上，她是受到巨大的衝擊而無法出聲。
我對衝擊的來源毫不知情，只知道妹妹給我打了電話，這一點也不尋常。我們不常交談，就算有，也只在我週末回家時才會面對面聊上幾句，因此我對這通來電的感受僅止於驚訝，談不上擔憂。真正的憂心始於聽見她的喘息，話筒裡只有她的喘息聲，她的呼吸聽起來就像快要窒息了。沒錯，就像快窒息了。於是，我先打破了沉默，問道：「蕾雅？蕾雅？是妳嗎？」沒有回應。
我大可把這通電話當作玩笑，或者認定是她無意間按到通訊錄裡的號碼，沒發現電話已經接通。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我並沒有這麼想。我也可以想像話筒那端是另一個偷了她手機的人，甚至有人因為某個不可抗的因素代替她打了這通電話，但我沒有這麼做。我很肯定話筒那端的人就是她。儘管那呼吸急促且紊亂，卻是她無誤。我不可能搞錯。這種把握來自於兩人的默契，是關係密切的證據。
見她始終不出聲，直覺告訴我，應該再溫和一點，因此，我試著用輕柔的語氣再次呼喚。我削去聲音裡的憂慮，藏起所有的不耐。這下，她總算開口了。
她小聲低語：「出事了。」
我記得很清楚，當時我坐在租屋處廚房裡的小桌子旁，聽見那句話後，一陣涼意爬上背脊，我不禁挺直了身軀。我不明白為什麼在一片模糊的記憶中，唯獨這件事歷歷在目──也許下次與心理師見面時應該詢問──我猜想，某些關鍵時刻很難從記憶中抹除，而有時，在事情發生的當下，我們就會知道那是關鍵時刻。
我沒有追問：「什麼事？」事實上，我有足夠的時間提問，因為蕾雅在說出下一句話前沉默了好幾秒，至少十來秒；她的確需要這段空白，好讓自己重新回到軌道上，說出那難以開口的句子。我想，這時提出這樣的問題也是沒有意義的，畢竟她終究要說出口的，虛弱的聲音、急促的呼吸都不成阻礙。她是唯一一個知道真相的人，只有她擁有揭示的權利，她的來電也只為了這唯一的目的，選擇打給我是理所當然。一開始，她因為打擊太大而無法開口，接著又被排山倒海的情緒淹沒，然而我確信她做得到，她能把該說的話說出口。
而她的確做到了。
她說：「爸爸剛剛殺了媽媽。」

2
那年，蕾雅十三歲，我十九歲。
我們沒有學過如何面對這種程度、這種性質的災難。
沒有人學過。當然了。
然而，它卻降臨在我們身上。

3
換作他人，可能會喊道：「什麼？妳剛剛說了什麼？」藉此反覆確認自己理解當下的情況──事實上會反覆確認的人心裡都是清楚明白的，這麼做不過是條件反射，他們不相信、不願相信，甚至是否認眼前的事實──但我沒有提高音量，沒有出聲抗議。
相對地，我問了：「怎麼會這樣？」我要她把話說清楚，試圖釐清狀況、理解事情發生的經過。這就是我的反射動作。話不能這麼籠統，事情不能這麼不著邊際，我需要細節，需要具體的、確切的、有形的內容，需要邊界與界限。
蕾雅沒有回答。
後來，太遲的後來，我才意識到，不該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提出這種問題，更不該的是，她是受害者的女兒。
因此，我降低了要求，把語氣放輕，給了一個我能想到最不嚇人的假設，我寄予最後一絲希望，卻一點也不相信：「他不是故意的吧？」
她勉強擠出一個字：「是。」
一個冷靜且肯定的「是」。
一個直達地獄的字。
這下，我也說不出話了。
我感到頭暈目眩，這則消息把我擊潰，我失去了所有回擊的力量。
我必須坦承，這件事沉重無比且超出了我所有的想像，直至今日，每當我回想起蕾雅低聲吐出的那些字詞時，它們仍會以難以置信的清晰雲淡風輕地在我腦海裡響起，我仍然會感到震驚與錯愕。想到這些話竟然有被說出口的機會，我仍然為之目眩。

我想，我是被徹底擊潰了。

（全文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