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文明的原罪與成就
文明是人上進的呈現，文明求真求善求美，若相對於野蠻，文明便是開化，但文明的目標不止於開化，因為「人為萬物之靈」僅為文明得以發展的基礎條件而非最終成果。人能上達，這表示人有先天的優點，但又不盡良善，亦即人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而圖加以改善或自我提升。人有此警覺，即是原罪感，蓋理想的期望反映不理想的現狀，而人具有良心，所以不符理想者即被視為「惡」而非「相當好」，可見原罪出於原善，人有天心才自認有罪。惡為善之不足，正如「壞」是「不夠好」，若世間一切皆完善，則人不可能有善惡觀，反之一切皆不完善，人乃有分別善惡的意識。然完善即是至善，而不完善不是至惡，因為惡僅為善之不足而非獨立於善之外的本質6，善已然存在，純粹或徹底的惡不可能出現，故有惡即有善、有善即有惡，此非相對主義或二元觀，而是求道所以可能的因素，也就是「文明的環境」7。總之，原罪是人求好心切之下的感受，此種感受是「不太妙的」，它暗示「可為」是程度的問題，即使「大有可為」也不可能心想事成。
原罪的存在使文明又有希望又有絕境，因為文明要求無限的進化，而進化實為有限。原罪固然是人的自省心得，但若人有原罪，則人之外的萬事萬物亦必有其缺陷，簡言之，一旦人發現其自身並非完美，便可知世界為不完美，這與其說是由「人為萬物之靈」一義推論而得，無寧說是由「人非宇宙主宰」一事斷定，因為人既不完美則人必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主，而上帝為完美即表示上帝之外一切均不完美。原罪之感唯人有之，此因萬物無此靈性，所以人自覺不良便知世上無完善之事物，由此可見所謂原罪乃是人在失望之餘追本溯源的說法，原罪的真諦或廣義其實是「無所不在的缺陷」。文明以人為主角，人有原罪所以文明的原罪是無法盡善盡美，尤不幸者大眾的無知是人類之原罪，以致文明的絕境發生於最樂觀的時代，不僅不為人所知且因此惡化。
不論人對於原罪是否有所察覺，原罪的作用隨時隨地呈現於人的行為中，省思歷史尤可發現顯著之例，因為關乎人類社會整體之事更易顯示圓滿為無望。常人不知原罪為何物，但大都對其所處的環境感到不滿，而深思文明的人亦不可能對文明滿意，烏托邦(utopia)的提出便是此種心情的反映，然文明若有缺陷則無法真正改正，因為文明是上進向化的活力，它既有善意且有能力，而猶有不足之處，這必是本來（先天性）的缺失，永不能克服。史上的烏托邦思想皆非完美國度的設想，而是因應現實所提出的局部改良意見，或是避世心態的自白，這是對於人間不可能化為淨土的承認，然則烏托邦式的改革建議即無可能成功，因為文明的缺陷既是原罪所致，一事可以改正則萬事皆可以改正，片面的改造只是聊表心意而非希望無窮，難怪烏托邦主張歷來不斷被提出，亦即不斷被放棄。天堂與地獄的觀念也是原罪感受的間接表達，蓋天堂與地獄之說暗示世間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地，此域雖不盡善但也非至惡，也就是有缺陷的世界，於是天堂為人所期乃因理想，而地獄為人所畏則因邪念，因為沈淪墮落本是人可以防止的事，自我放縱者其實「放不開」。一般侈談天堂與地獄的人對於人世的改善實心力無多，這固然是因其缺乏盡力負責的精神，但也含有「事不可為」的無奈，而這確非無理，所以期望來世是自然的事，而好論此事者大約善多於惡，畢竟其說猶有善惡報應的道德意念。天堂與地獄的信徒大部分偏重天堂而忽略地獄，因為此輩必自信（自我暗示）能上天堂，無知與自私使其以地獄一說勸善的努力不強，何況對於現實的失望使人認為淑世的意義甚為有限。在社會改良的問題上，相對於教徒「悲觀之下的樂觀」，務實而不信神的人表現了「樂觀之中的悲觀」，功利主義者所號召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顯然是棄「質」就「量」的建議，於此完美已非目標，社會性的正義取代公道，其說默認原罪，卻連帶否認「原善」，以致造成「多數暴力」，加速文明的滅亡。由此可見，文明的沒落雖本是文明的原罪，但對此缺乏正確認知而推展錯誤的政策者，須負毀滅文明的罪名。
人無法獨立，不僅個人無法獨立，人類亦無法獨立，因為人非創造者或主宰，真正獨立者為上帝，故人的存在必有所依賴8。生命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儘管精神重於物質，但次要也是必要，人生不能沒有物質條件支撐，精神文明也需物質文明維持。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能支配萬物，但無法離開萬物，這不僅是因物質需求，也是由於精神寄託，即使人在精神上無所追求，也不能處於無神的狀態，因為使用物質便要費神，做事既有利益也有意義，否則人不可能在營生之外更有所為，可見人為萬物之靈實為一項任務，這即是文明發展的潛力。萬物在世均有其價值及定位，然無一具有絕對或全面的重要性，此即萬物皆依賴其他以生，唯一獨立而不可或缺者乃是上帝，所以萬物各自的角色決定其地位，有地位即有價值，但價值無不有窮，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崇高的地位，卻非自由之身。萬物皆為上帝設定，愈有靈性愈有不知所措之感，因為萬事亦為上帝注定，而萬物之靈也無法知曉神意，所以精神強盛卻乏追求便有苦惱，於是文明可謂是人「無聊」之作，也就是無法自主的企圖所致之成就。文明或許不能使人偉大，但無所事事必使人毀滅，文明是人自救的事業（沒有文明則人無法生存），雖然文明創建者並無此感。文明成就愈高愈顯文明成就有限，這便是因文明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發現，人既不是獨立的生命，自無可能創造什麼，文明其實是人被設計的自助活動，不論其成就如何皆可稱成功，因為人類不僅藉文明而存活，且由此更覺自尊。然而全能者必自主，「完成任務」是能力的證明也是能力有限的證明，文明是人所執行的天命，當然有其極限，即使過程順利也不表示結果如意，文明止境兼有成敗二意象9。
文明始於求生而至於求道，求生是為安全，求道近乎自由，求生與求道可以並進但不能常兼，安全與自由未必相違但難以兩得，此非本質性矛盾而是技術性衝突，蓋求道可於求生中進行，然有時必須犧牲性命，而絕對的自由必定安全無虞，然自由與安全皆未徹底時只能相權抉擇，這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條件有限所致的相互排斥性（例如專業只能挑選而不能全功），不是其道本不相容，正如義利兩全不易，然可盡力成全。安全與自由無法兼備，這是現實的問題，不是理想的錯誤，而文明由安全的確保出發，進而尋求自由的價值，這使安全與自由的緊張性有增無減，因為文明的成就必使安全提升，然文明的要求是上進，為求安全而放棄自由是退卻，為求自由而犧牲安全卻可能是自殺，於是冒險性隨文明進化愈來愈大。如此，文明末世可能出於人因不欲冒險所致之發展停滯，也可能由於冒險失敗造成滅亡，而實際上前者才是主因，因為文明的末世是精神性沈淪，不是物質性毀壞，文明的價值觀不以成敗論英雄，若人以理想冒險而斷送生命，此乃文明的極致表現，可歌可泣而非可悲可歎。具體而言，文明的末世是因大眾化而起，大眾的立場相對於菁英是偏重安全，於是物質享受成為文明主旨，精神冒險廣受忽略，文明的末世竟是歌舞昇平的時代，這確是「美麗的誤會」。「保險」(insurance)自十四世紀出現，近來愈為興盛，「探險」(exploration)自古有之，至十九世紀盛極而衰，如今竟成休閒消遣的遊戲，文明的末世一方面是能力高強，另一方面卻是心態低俗，此時問題顯然不是欲振乏力而是自甘墮落。在飲食上，人從致力於「維生」進步至「享受」，由此卻發現盡情吃喝頗為「害身」，於是轉而注重「節制」，常有「忌口」之情，然放縱者自得其樂，孤芳自賞者則偏執病態，以致現代人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對此文明進步的用處竟是在自我扭曲之時加以治療（減肥或整容），可見安全與自由的輕重不能恰當拿捏便將兩失，而生活大致安穩後不追求生命意義便是慢性自殺。
文明是開化的表現，開化是上進的行動，上進是改善的行為，而改善不可能達成至善，因為至善即是完美，而完美不含不完美，也就未經改善的過程或不具改進的問題。由此可知，「最佳」並非「完美」，「極致」隱含「極限」，文明的成就暗示其失敗，最高的文明呈現文明的困境。文明的要求是「止於至善」，這是永無停息的努力，然「不斷」不是「永恆」，文明的精神是光明偉大的，但文明的性質是美中不足的，「太好了」是超出一般的期望，而非「過於美好」，「好不可能過分」(It cannot be too good to be better.)，因為事實永不如理想，而做到更好是人永久的責任，這便是原罪的作用。具有缺陷便無法臻於完美，求道之事若在，得道乃無可能，文明的理想性已顯示文明不能化為真理，這固然是永遠的缺憾，但也造成文明發展的無限性，使人高貴而感永恆。於是文明意義上的大功告成是文明止境的到來，以及世人由此所體會的「盡力」意境，這包括維持人類的最佳狀況而任憑上帝處置，同時絕無求善不成轉而為惡的念頭。簡言之，文明的極致成就是文明極限的發覺，理想上這應是人類的共識，實際上這只是智者的獨見，因為人類的原罪包括無力盡知與智愚有差。
第三節 文明發展的極限
文明為唯一，易言之，文明具有普世性，然則東方落後於西方而非各有其途，故東方文化不是文明末世時的另一選擇或出路。文明的進步是憑提升而非累積，雖然累積可能是提升的基礎，但量變未必造成質變，提升是有所追求所致，累積是目標不高或目的不明的預備工夫，其結果不可奢望。進化是突破現狀，然其成就畢竟有限，累積是擴充現有，而其勢似為無窮，但世間終非無限，文明不能永恆，故人須於累積中提升，不能以累積提升。世界文明即是人類文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類量大質一，世界文明是單一文明，不是眾文化之集體。文明是精神含意，不能以形式定義，精神取向為唯一，所以文明不應為數眾多，而是放諸四海皆準，東西文明或古今文明之稱只為歷史討論之便，非謂文明多元。文明一說本是價值解釋，價值有高低，但其道一以貫之，無有衝突（大價值與小價值的關係不是矛盾），故本質上文明即是世界（性）文明，也就是人類文明，以文明為多數實是邏輯性的錯誤。如此，任何一地的文明發展皆對世人有利，而最高文明的困境是全人類的危機10，文明的末世不呈現於世界各地，但其無望卻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誠如「古文明」的下場皆為滅亡而非發揚光大，西方的沒落象徵的是文明的絕命而非東方的生機。此說不意謂世人的生存是休戚與共，而是表示人的價值是在於君子之舉，古代文明所以散佈分立乃因君子殊途同歸，現代文明所以全面停滯實因小人同惡相濟，文化交流在促進文明提升之時，亦使「同化」變成舉世的大眾化，於是小人凌駕大人，一處有憂，無處不患，這是「德不孤必有鄰」的反相，它又顯示唯有菁英主義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文明既不能臻於至善，世界大同乃無可能，因此文化多元的現象必然存在，於是文明的末世呈現價值混亂之局，事實上多元主義正是造成文明衰微的要因。多元主義伴隨真理信仰的沒落而興盛，此理在文明初期已經顯現，但其情直到文明末期方才普遍，因為求道是傳統文化的主流精神。文明的性質與目的舉世皆同，所以文明進化促使人類同化，然而因為文明終究無法完全成功，下層文化不再受上層文化導引或限制之後，不僅突然活動繁盛並且地位大升，這是文明末世的「反淘汰」怪象。「萬法歸一」既然不是人間實情，「多采多姿」似乎亦有其存在的意義，易言之，崇高性與豐富性若不能兼得，在輕重抉擇之餘也不必將次要者消滅。如此，文明極限來臨時單一性（真理為唯一）未能出現—然單一化的程度卻為史上最高—而多元性又不應加以推崇，在進退失據的情形下文明的末世當然是迷惘的時代，雖然大眾在此時的感受絕非如此。功虧一簣儘管是未竟全功但也不是徹底失敗，當進一步成就已無希望時「守成」便成為要務，放棄或破壞現有成就乃是自甘墮落的病態行為，所以文化多元性若不能隨文明進化而自然消失，也不須刻意將之消滅，但加以維護乃至提倡的作法則為變態之舉，因為「不能做到最好便表現最壞」其實是出於懷憂喪志心情的意氣風發行動。真理通貫眾說，真相超越萬象，一元論不反對多元現象，而多元論不接受一元取向，因為一元論在事實之上立言，而多元論在現象之中打轉；文明末世雖仍處於多元世界中，但其同質性遠勝於過去，若不知這是接近真理而難以得道的原罪性困境，反而以多元為最高層次，則是最高級的迷失，因為此一誤入歧途是基礎雄厚的錯亂。
文明是人類開化的過程，而開化的進行一方面是出於人的內省，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外的探索，所以文明初期不可能對於文明的取向已有清楚完備的構想，文明的意義或方向須經一段摸索的歷程之後乃能確定。質言之，「上古」是文明初探的時期，「古典」是文明定型的時期，「中古」是文明自反的時期，「現代」是文明再造的時期；如此，上古文明的首務是安定生活，古典文明的成就是建立標準，中古文明的立場是質疑古典，現代文明的事業是重振古典。然而現代不是古典的復興而已，文明的永恆價值在現代獲得確認與發揚之時，也於此顯露其「不夠完美」的本質性缺陷，這個不盡理想的情況是文明極致所反映的極限，可見現代性一旦確立即有崩解的危機11。文明的內在困境遲至其高度發展時始呈現，這是文明的原罪表現，它不意味歷史是「白忙一場」，而是「覺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連帶的（意外）發現，雖令人有些失望，卻使人更加有知。事實上人不可能在文明初興之時即正確認定文明的性質或目標，若然則人在當時已為全知，又何須求道，此義是「上進者必有缺失」，所以「從錯誤中學習」是人無法逃脫的厄運，同時可知文明與天道雖精神一致但不能合一。
真理為通貫一切之道，文明若臻於至善則世界大同，否則不論各方觀點如何接近，必仍存有歧見，蓋「諸善通同而諸惡扞格」，完美無分種類，次佳即有分別，文明既止於「高度」而已，衝突之下的協調乃為文明末世的「盛況」。萬事萬物為上帝所造，且其高下輕重的地位不同，於是獨立與平等並無可能，和諧既非宇宙的真相也非事物的關係，社會祥和其實不是「富而好禮」，而是人際妥協的最佳成果。事實上當文明已無力上達時，真理的認知隨即衰落，而專業化分工代之興起，通識的探索變成訊息的溝通，求道的事業讓步於組織的工作，位高權重者缺乏卓見而媚於俗念，所以調和不同的立場成為大才，雖然面面俱到未必皆大歡喜，但這已是今人唯一的「全盛」觀念。文明雖圖所有人的開化（得道），但因各人資質不一，文明的追求是人類的極致境界而非眾人的平均佳境，因此文明不是一般人的成就而是菁英的成功，菁英主義以領導為尚而不以服務為本，然則民主政治一行文明便開始淪落，人權平等之制罔顧天命而背棄道義，此所謂「人眾者勝天」，實為「退而求其次」，以「全失」替代「獨得」，卻自慰「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現實主義可能是文明的發現，然文明的精神終究是理想主義，英雄所見「略同」是英雄的不幸而非英雄之喜，文明的探討方法歷來是批判，全面性的協調顯然是文明的絕境，而常人無此憂慮更是其事的明證。
至善不是相對於至惡，因為惡是善的不足，若至惡存在則至善無法存在，所以不佳的改良固然可能，但由此臻於至善乃不可能；完美之對為不完美，不論次佳者如何接近完美（愈接近完美愈有不完美之慨），畢竟完美與不完美實為兩個不同的境域，無法交通。文明始於善的追求，有改善之需者必不完善，亦即含有本質性的缺陷，然則文明可謂出於原罪而企圖超越原罪，這是可貴的努力，但必止於困局。正是因此，文明雖無大功告成之日，卻可於困頓來臨之時發覺其所以然，易言之，人生的真相雖不可知但答案非不可得，問題的解決或無希望但其解答仍為有用，因為人不僅可於錯誤中學習，並且超越人力的事不需人煩惱，而現實的問題皆可憑現實的條件處理得宜。文明的終極境界是大同，大同可望不可及，於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新案，這是文明的挫敗，然凡人不知其實，反而以為大同由此可達，不論如何此情所示確是人類的極限已至，而其況既是注定之事也是末世最佳之法，更有啟示真理之效。由此可見，文明在功用上雖不是全能，但這卻是促進人求知求道的必要設計，而精神較物質可貴，知道比實行更為重要，故文明的缺陷竟是一種好處，原罪原來是善緣。
文明是人上進的呈現，文明求真求善求美，若相對於野蠻，文明便是開化，但文明的目標不止於開化，因為「人為萬物之靈」僅為文明得以發展的基礎條件而非最終成果。人能上達，這表示人有先天的優點，但又不盡良善，亦即人活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而圖加以改善或自我提升。人有此警覺，即是原罪感，蓋理想的期望反映不理想的現狀，而人具有良心，所以不符理想者即被視為「惡」而非「相當好」，可見原罪出於原善，人有天心才自認有罪。惡為善之不足，正如「壞」是「不夠好」，若世間一切皆完善，則人不可能有善惡觀，反之一切皆不完善，人乃有分別善惡的意識。然完善即是至善，而不完善不是至惡，因為惡僅為善之不足而非獨立於善之外的本質6，善已然存在，純粹或徹底的惡不可能出現，故有惡即有善、有善即有惡，此非相對主義或二元觀，而是求道所以可能的因素，也就是「文明的環境」7。總之，原罪是人求好心切之下的感受，此種感受是「不太妙的」，它暗示「可為」是程度的問題，即使「大有可為」也不可能心想事成。
原罪的存在使文明又有希望又有絕境，因為文明要求無限的進化，而進化實為有限。原罪固然是人的自省心得，但若人有原罪，則人之外的萬事萬物亦必有其缺陷，簡言之，一旦人發現其自身並非完美，便可知世界為不完美，這與其說是由「人為萬物之靈」一義推論而得，無寧說是由「人非宇宙主宰」一事斷定，因為人既不完美則人必是被造之物而非造物主，而上帝為完美即表示上帝之外一切均不完美。原罪之感唯人有之，此因萬物無此靈性，所以人自覺不良便知世上無完善之事物，由此可見所謂原罪乃是人在失望之餘追本溯源的說法，原罪的真諦或廣義其實是「無所不在的缺陷」。文明以人為主角，人有原罪所以文明的原罪是無法盡善盡美，尤不幸者大眾的無知是人類之原罪，以致文明的絕境發生於最樂觀的時代，不僅不為人所知且因此惡化。
不論人對於原罪是否有所察覺，原罪的作用隨時隨地呈現於人的行為中，省思歷史尤可發現顯著之例，因為關乎人類社會整體之事更易顯示圓滿為無望。常人不知原罪為何物，但大都對其所處的環境感到不滿，而深思文明的人亦不可能對文明滿意，烏托邦(utopia)的提出便是此種心情的反映，然文明若有缺陷則無法真正改正，因為文明是上進向化的活力，它既有善意且有能力，而猶有不足之處，這必是本來（先天性）的缺失，永不能克服。史上的烏托邦思想皆非完美國度的設想，而是因應現實所提出的局部改良意見，或是避世心態的自白，這是對於人間不可能化為淨土的承認，然則烏托邦式的改革建議即無可能成功，因為文明的缺陷既是原罪所致，一事可以改正則萬事皆可以改正，片面的改造只是聊表心意而非希望無窮，難怪烏托邦主張歷來不斷被提出，亦即不斷被放棄。天堂與地獄的觀念也是原罪感受的間接表達，蓋天堂與地獄之說暗示世間為「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之地，此域雖不盡善但也非至惡，也就是有缺陷的世界，於是天堂為人所期乃因理想，而地獄為人所畏則因邪念，因為沈淪墮落本是人可以防止的事，自我放縱者其實「放不開」。一般侈談天堂與地獄的人對於人世的改善實心力無多，這固然是因其缺乏盡力負責的精神，但也含有「事不可為」的無奈，而這確非無理，所以期望來世是自然的事，而好論此事者大約善多於惡，畢竟其說猶有善惡報應的道德意念。天堂與地獄的信徒大部分偏重天堂而忽略地獄，因為此輩必自信（自我暗示）能上天堂，無知與自私使其以地獄一說勸善的努力不強，何況對於現實的失望使人認為淑世的意義甚為有限。在社會改良的問題上，相對於教徒「悲觀之下的樂觀」，務實而不信神的人表現了「樂觀之中的悲觀」，功利主義者所號召的「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the greatest happiness of the greatest number)，顯然是棄「質」就「量」的建議，於此完美已非目標，社會性的正義取代公道，其說默認原罪，卻連帶否認「原善」，以致造成「多數暴力」，加速文明的滅亡。由此可見，文明的沒落雖本是文明的原罪，但對此缺乏正確認知而推展錯誤的政策者，須負毀滅文明的罪名。
人無法獨立，不僅個人無法獨立，人類亦無法獨立，因為人非創造者或主宰，真正獨立者為上帝，故人的存在必有所依賴8。生命是精神與物質的結合，儘管精神重於物質，但次要也是必要，人生不能沒有物質條件支撐，精神文明也需物質文明維持。人為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能支配萬物，但無法離開萬物，這不僅是因物質需求，也是由於精神寄託，即使人在精神上無所追求，也不能處於無神的狀態，因為使用物質便要費神，做事既有利益也有意義，否則人不可能在營生之外更有所為，可見人為萬物之靈實為一項任務，這即是文明發展的潛力。萬物在世均有其價值及定位，然無一具有絕對或全面的重要性，此即萬物皆依賴其他以生，唯一獨立而不可或缺者乃是上帝，所以萬物各自的角色決定其地位，有地位即有價值，但價值無不有窮，人為萬物之靈，這是崇高的地位，卻非自由之身。萬物皆為上帝設定，愈有靈性愈有不知所措之感，因為萬事亦為上帝注定，而萬物之靈也無法知曉神意，所以精神強盛卻乏追求便有苦惱，於是文明可謂是人「無聊」之作，也就是無法自主的企圖所致之成就。文明或許不能使人偉大，但無所事事必使人毀滅，文明是人自救的事業（沒有文明則人無法生存），雖然文明創建者並無此感。文明成就愈高愈顯文明成就有限，這便是因文明不是一種發明而是一種發現，人既不是獨立的生命，自無可能創造什麼，文明其實是人被設計的自助活動，不論其成就如何皆可稱成功，因為人類不僅藉文明而存活，且由此更覺自尊。然而全能者必自主，「完成任務」是能力的證明也是能力有限的證明，文明是人所執行的天命，當然有其極限，即使過程順利也不表示結果如意，文明止境兼有成敗二意象9。
文明始於求生而至於求道，求生是為安全，求道近乎自由，求生與求道可以並進但不能常兼，安全與自由未必相違但難以兩得，此非本質性矛盾而是技術性衝突，蓋求道可於求生中進行，然有時必須犧牲性命，而絕對的自由必定安全無虞，然自由與安全皆未徹底時只能相權抉擇，這是在不完美的世界中因條件有限所致的相互排斥性（例如專業只能挑選而不能全功），不是其道本不相容，正如義利兩全不易，然可盡力成全。安全與自由無法兼備，這是現實的問題，不是理想的錯誤，而文明由安全的確保出發，進而尋求自由的價值，這使安全與自由的緊張性有增無減，因為文明的成就必使安全提升，然文明的要求是上進，為求安全而放棄自由是退卻，為求自由而犧牲安全卻可能是自殺，於是冒險性隨文明進化愈來愈大。如此，文明末世可能出於人因不欲冒險所致之發展停滯，也可能由於冒險失敗造成滅亡，而實際上前者才是主因，因為文明的末世是精神性沈淪，不是物質性毀壞，文明的價值觀不以成敗論英雄，若人以理想冒險而斷送生命，此乃文明的極致表現，可歌可泣而非可悲可歎。具體而言，文明的末世是因大眾化而起，大眾的立場相對於菁英是偏重安全，於是物質享受成為文明主旨，精神冒險廣受忽略，文明的末世竟是歌舞昇平的時代，這確是「美麗的誤會」。「保險」(insurance)自十四世紀出現，近來愈為興盛，「探險」(exploration)自古有之，至十九世紀盛極而衰，如今竟成休閒消遣的遊戲，文明的末世一方面是能力高強，另一方面卻是心態低俗，此時問題顯然不是欲振乏力而是自甘墮落。在飲食上，人從致力於「維生」進步至「享受」，由此卻發現盡情吃喝頗為「害身」，於是轉而注重「節制」，常有「忌口」之情，然放縱者自得其樂，孤芳自賞者則偏執病態，以致現代人不是太胖就是太瘦，對此文明進步的用處竟是在自我扭曲之時加以治療（減肥或整容），可見安全與自由的輕重不能恰當拿捏便將兩失，而生活大致安穩後不追求生命意義便是慢性自殺。
文明是開化的表現，開化是上進的行動，上進是改善的行為，而改善不可能達成至善，因為至善即是完美，而完美不含不完美，也就未經改善的過程或不具改進的問題。由此可知，「最佳」並非「完美」，「極致」隱含「極限」，文明的成就暗示其失敗，最高的文明呈現文明的困境。文明的要求是「止於至善」，這是永無停息的努力，然「不斷」不是「永恆」，文明的精神是光明偉大的，但文明的性質是美中不足的，「太好了」是超出一般的期望，而非「過於美好」，「好不可能過分」(It cannot be too good to be better.)，因為事實永不如理想，而做到更好是人永久的責任，這便是原罪的作用。具有缺陷便無法臻於完美，求道之事若在，得道乃無可能，文明的理想性已顯示文明不能化為真理，這固然是永遠的缺憾，但也造成文明發展的無限性，使人高貴而感永恆。於是文明意義上的大功告成是文明止境的到來，以及世人由此所體會的「盡力」意境，這包括維持人類的最佳狀況而任憑上帝處置，同時絕無求善不成轉而為惡的念頭。簡言之，文明的極致成就是文明極限的發覺，理想上這應是人類的共識，實際上這只是智者的獨見，因為人類的原罪包括無力盡知與智愚有差。
第三節 文明發展的極限
文明為唯一，易言之，文明具有普世性，然則東方落後於西方而非各有其途，故東方文化不是文明末世時的另一選擇或出路。文明的進步是憑提升而非累積，雖然累積可能是提升的基礎，但量變未必造成質變，提升是有所追求所致，累積是目標不高或目的不明的預備工夫，其結果不可奢望。進化是突破現狀，然其成就畢竟有限，累積是擴充現有，而其勢似為無窮，但世間終非無限，文明不能永恆，故人須於累積中提升，不能以累積提升。世界文明即是人類文明，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類量大質一，世界文明是單一文明，不是眾文化之集體。文明是精神含意，不能以形式定義，精神取向為唯一，所以文明不應為數眾多，而是放諸四海皆準，東西文明或古今文明之稱只為歷史討論之便，非謂文明多元。文明一說本是價值解釋，價值有高低，但其道一以貫之，無有衝突（大價值與小價值的關係不是矛盾），故本質上文明即是世界（性）文明，也就是人類文明，以文明為多數實是邏輯性的錯誤。如此，任何一地的文明發展皆對世人有利，而最高文明的困境是全人類的危機10，文明的末世不呈現於世界各地，但其無望卻是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誠如「古文明」的下場皆為滅亡而非發揚光大，西方的沒落象徵的是文明的絕命而非東方的生機。此說不意謂世人的生存是休戚與共，而是表示人的價值是在於君子之舉，古代文明所以散佈分立乃因君子殊途同歸，現代文明所以全面停滯實因小人同惡相濟，文化交流在促進文明提升之時，亦使「同化」變成舉世的大眾化，於是小人凌駕大人，一處有憂，無處不患，這是「德不孤必有鄰」的反相，它又顯示唯有菁英主義才不致「兵敗如山倒」。
文明既不能臻於至善，世界大同乃無可能，因此文化多元的現象必然存在，於是文明的末世呈現價值混亂之局，事實上多元主義正是造成文明衰微的要因。多元主義伴隨真理信仰的沒落而興盛，此理在文明初期已經顯現，但其情直到文明末期方才普遍，因為求道是傳統文化的主流精神。文明的性質與目的舉世皆同，所以文明進化促使人類同化，然而因為文明終究無法完全成功，下層文化不再受上層文化導引或限制之後，不僅突然活動繁盛並且地位大升，這是文明末世的「反淘汰」怪象。「萬法歸一」既然不是人間實情，「多采多姿」似乎亦有其存在的意義，易言之，崇高性與豐富性若不能兼得，在輕重抉擇之餘也不必將次要者消滅。如此，文明極限來臨時單一性（真理為唯一）未能出現—然單一化的程度卻為史上最高—而多元性又不應加以推崇，在進退失據的情形下文明的末世當然是迷惘的時代，雖然大眾在此時的感受絕非如此。功虧一簣儘管是未竟全功但也不是徹底失敗，當進一步成就已無希望時「守成」便成為要務，放棄或破壞現有成就乃是自甘墮落的病態行為，所以文化多元性若不能隨文明進化而自然消失，也不須刻意將之消滅，但加以維護乃至提倡的作法則為變態之舉，因為「不能做到最好便表現最壞」其實是出於懷憂喪志心情的意氣風發行動。真理通貫眾說，真相超越萬象，一元論不反對多元現象，而多元論不接受一元取向，因為一元論在事實之上立言，而多元論在現象之中打轉；文明末世雖仍處於多元世界中，但其同質性遠勝於過去，若不知這是接近真理而難以得道的原罪性困境，反而以多元為最高層次，則是最高級的迷失，因為此一誤入歧途是基礎雄厚的錯亂。
文明是人類開化的過程，而開化的進行一方面是出於人的內省，另一方面則是由於對外的探索，所以文明初期不可能對於文明的取向已有清楚完備的構想，文明的意義或方向須經一段摸索的歷程之後乃能確定。質言之，「上古」是文明初探的時期，「古典」是文明定型的時期，「中古」是文明自反的時期，「現代」是文明再造的時期；如此，上古文明的首務是安定生活，古典文明的成就是建立標準，中古文明的立場是質疑古典，現代文明的事業是重振古典。然而現代不是古典的復興而已，文明的永恆價值在現代獲得確認與發揚之時，也於此顯露其「不夠完美」的本質性缺陷，這個不盡理想的情況是文明極致所反映的極限，可見現代性一旦確立即有崩解的危機11。文明的內在困境遲至其高度發展時始呈現，這是文明的原罪表現，它不意味歷史是「白忙一場」，而是「覺悟」所必須付出的代價與連帶的（意外）發現，雖令人有些失望，卻使人更加有知。事實上人不可能在文明初興之時即正確認定文明的性質或目標，若然則人在當時已為全知，又何須求道，此義是「上進者必有缺失」，所以「從錯誤中學習」是人無法逃脫的厄運，同時可知文明與天道雖精神一致但不能合一。
真理為通貫一切之道，文明若臻於至善則世界大同，否則不論各方觀點如何接近，必仍存有歧見，蓋「諸善通同而諸惡扞格」，完美無分種類，次佳即有分別，文明既止於「高度」而已，衝突之下的協調乃為文明末世的「盛況」。萬事萬物為上帝所造，且其高下輕重的地位不同，於是獨立與平等並無可能，和諧既非宇宙的真相也非事物的關係，社會祥和其實不是「富而好禮」，而是人際妥協的最佳成果。事實上當文明已無力上達時，真理的認知隨即衰落，而專業化分工代之興起，通識的探索變成訊息的溝通，求道的事業讓步於組織的工作，位高權重者缺乏卓見而媚於俗念，所以調和不同的立場成為大才，雖然面面俱到未必皆大歡喜，但這已是今人唯一的「全盛」觀念。文明雖圖所有人的開化（得道），但因各人資質不一，文明的追求是人類的極致境界而非眾人的平均佳境，因此文明不是一般人的成就而是菁英的成功，菁英主義以領導為尚而不以服務為本，然則民主政治一行文明便開始淪落，人權平等之制罔顧天命而背棄道義，此所謂「人眾者勝天」，實為「退而求其次」，以「全失」替代「獨得」，卻自慰「雖不滿意但可接受」。現實主義可能是文明的發現，然文明的精神終究是理想主義，英雄所見「略同」是英雄的不幸而非英雄之喜，文明的探討方法歷來是批判，全面性的協調顯然是文明的絕境，而常人無此憂慮更是其事的明證。
至善不是相對於至惡，因為惡是善的不足，若至惡存在則至善無法存在，所以不佳的改良固然可能，但由此臻於至善乃不可能；完美之對為不完美，不論次佳者如何接近完美（愈接近完美愈有不完美之慨），畢竟完美與不完美實為兩個不同的境域，無法交通。文明始於善的追求，有改善之需者必不完善，亦即含有本質性的缺陷，然則文明可謂出於原罪而企圖超越原罪，這是可貴的努力，但必止於困局。正是因此，文明雖無大功告成之日，卻可於困頓來臨之時發覺其所以然，易言之，人生的真相雖不可知但答案非不可得，問題的解決或無希望但其解答仍為有用，因為人不僅可於錯誤中學習，並且超越人力的事不需人煩惱，而現實的問題皆可憑現實的條件處理得宜。文明的終極境界是大同，大同可望不可及，於是「全球化」(globalization)成為新案，這是文明的挫敗，然凡人不知其實，反而以為大同由此可達，不論如何此情所示確是人類的極限已至，而其況既是注定之事也是末世最佳之法，更有啟示真理之效。由此可見，文明在功用上雖不是全能，但這卻是促進人求知求道的必要設計，而精神較物質可貴，知道比實行更為重要，故文明的缺陷竟是一種好處，原罪原來是善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