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apter 9 亞歷山大．漢彌爾頓與戰略的財政資源
I
從有組織的戰爭出現以來，重要的支柱一直都是「源源不盡的金錢」。能夠調動龐大的資本，一直都是發動成功戰爭的最重要因素。從馬拉松戰役（Battle of Marathon）算起的兩千五百年以來，統治者不斷在尋找新的資本來源，以及獲得資本的更佳辦法，而這些資本經常用於發動戰爭。但只有在現代，政府才開始瞭解並運用債務融資的力量，為軍事抱負提供資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證明了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觀察到的「戰爭創造了國家，而國家創造了戰爭」在基本上是正確的。由於發動現代戰爭需要可觀的金錢，需要統治者建立有效的中央行政機構，才能順利募集資金，然後有效率地管理使用方式。因此，戰爭一直都是每個現代國家很關心的問題。戰爭就像提高國家行政能力的催化劑，然後利用這些能力來籌集前所未有的可觀收入。
幾個世紀以來，各國籌集戰爭資金的能力提升了，甚至超越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可觀財富。當世界陷入二十世紀的兩場災難性大戰時，金錢幾乎不是主要交戰國的關切問題，因為早在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支付之前，生產力和人力就已經耗盡。只有在國家耗盡生產基地，而且不得不從其他的國家購買彈藥時，財務才是軍事戰略的重要決定因素。實施大規模資金轉移的制度，對國家的大戰略和軍事戰略而言都很重要，最早可追溯到荷蘭和英國的金融革命，首次於美國實施則要歸功於漢彌爾頓的遠見和決心，其留給國家的是建立金融、工業和軍事力量的基礎。
漢彌爾頓是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孤兒和新移民。他很早就被視為擁有聰明才智，並吸引到當地許多商人願意支付他前往紐約的費用，以便他繼續求學，同時象徵著他們的貿易利益。漢彌爾頓曾就讀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時，為了組建炮台而中途放棄學業。不久，他的炮台應用於大陸軍的陣地。在紐約市附近的戰鬥中，他的表現很出色，尤其是在華盛頓的聖誕節期間，於特倫頓（Trenton）和普林斯頓發動攻勢。漢彌爾頓擔任華盛頓的助手四年後，在約克鎮獲得了指揮軍隊的職位。戰爭期間，他娶了富有且人脈廣闊的伊莉莎白．斯凱勒（Elizabeth Schuyler）。這場婚姻很快就讓他晉升為社會上流階層。戰爭結束後，他從事法律工作，也藉由對《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貢獻，以及運用廣闊的政治人脈，協助確保美國憲法得以正式批准。
就像漢彌爾頓對《聯邦黨人文集》的貢獻所表明的，他也對邦聯（Confederation）政府持續的無政府狀態感到沮喪，以及對聯邦（federal）政府無法整頓財政的事實感到震驚。他在著作中透露了貧困為革命時期帶來的心靈創傷，並主張塑造強大的中央權力來整頓美國的財政體系。關於如何完成這項大任務，漢彌爾頓在戰爭爆發的同時就已經有所規劃，在約克鎮事件之前的幾個月，他在三封信中提出了關於各政府如何有效籌集資金的想法。
第一封沒有標明日期的信件，可能是他在一七七九年底或一七八○年初寄給莫里斯。漢彌爾頓意識到資助革命的最有效方法是透過外國貸款。他寫道：「在任何戰爭期間，歐洲的富裕政府通常不得不依賴外國貸款或補助金。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在沒有貸款的情況中撐下去呢？」接著，他提出關於國家銀行的初步構想（由外國貸款提供部分的資金），考驗是要提供穩定的貨幣，以取代迅速貶值的大陸幣，同時提供能支付戰爭費用的貸款。實際上，他勾勒出了現代國家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
第二封信則是他寫給大陸會議的紐約代表詹姆斯．杜安（James Duane）。漢彌爾頓發現，實現政府財政和公共信用體系的關鍵是：掌握資金的權力。
◤ 邦聯把財政權力交給了州議會。邦聯應該提供由國會支配的長期基金──透過土地稅、人頭稅等。所有針對商業的稅款都應該由國會制定，並適用於其用途。一旦沒有明確的收入，政府就毫無權力。這種掌握資金的權力能發揮統治的效力，這似乎是一種手段，不讓國會完全獨立，卻賦予實際的權威。 ◢
在同一封信中，漢彌爾頓進一步討論對外國貸款的需求，以及國會必須有權力徵稅，才能支撐公共信用的國家體系。
最後一封信是漢彌爾頓在一七八一年四月寫給莫里斯。我們可以瞭解到他的明智想法。關鍵的起始點是，美國的獨立仰賴於恢復公共信用，而不是靠著打勝仗來建立財政秩序。漢彌爾頓闡述了如何為持續的鬥爭籌措資金後，開始討論未來，並且為建立國家銀行提出建議。儘管他提到國家銀行的風險是可能遭到濫用，但他認為這種機構的好處遠遠超越了風險：
◤ 國家銀行傾向於增加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前者賦予國家保護權益的力量，而後者能促進和擴大個人之間的商業運作。工業增加商品倍增，農業和製造業蓬勃發展，這些要素能構成國家真正的財富和繁榮。
大多數商業國家都發現有必要設立銀行。事實證明，銀行是為了促進貿易而發明的幸福工具。 ◢
漢彌爾頓在信中總結了他最常引用的評論：
◤ 適量的公債將成為我們國家的福祉、鞏固聯邦的有力要素，也能創造出沒有壓迫性的稅收，對產業具有激勵作用。 ◢
他向贊同觀點的人宣揚時，莫里斯與商業夥伴湯瑪斯．威靈（Thomas Willing）很快就獲得第一張國會的銀行執照。北美銀行於一七八二年成立。後來，該銀行由賓夕法尼亞州特許為合法銀行，因此不再符合憲法中的國家銀行條件。同時，該銀行提供大約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貸款，在英國人於一七八三年十一月離開紐約前，為約克鎮的戰爭提供了大部分資金。
漢彌爾頓為了說服大眾接受他的觀點，於是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在《歐陸主義者》（The Continentalist）的一系列六篇文章中提出觀點，並且在一七八一至一七八二年發表於《紐約郵報》（New York Packet）。
其中，許多論點後來又出現於流傳更廣的《聯邦黨人文集》。在這些早期的文章中，尤其是最後三篇，漢彌爾頓闡述了他對金融和經濟成長如何支撐國家實力的看法，並提到金融體系的大部分要素，而這些要素仍然是現代的國家財政核心。
憲法通過後，漢彌爾頓被華盛頓選為國家的第一位財政部長，並且有機會將理念付諸實行。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一日，他就職後，立即投入工作，並取得能支付政府開銷的兩筆銀行貸款，直到稅收開始入庫。就在這個月底，國會要求他準備公債狀況以及償還方式的完整報告。一七九○年一月初，漢彌爾頓提交《支持公共信用的準備金報告》（Report Relative to a Provisio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這是兩份報告中的第一份，他的論點支持了美國的金融與商業革命。
I
從有組織的戰爭出現以來，重要的支柱一直都是「源源不盡的金錢」。能夠調動龐大的資本，一直都是發動成功戰爭的最重要因素。從馬拉松戰役（Battle of Marathon）算起的兩千五百年以來，統治者不斷在尋找新的資本來源，以及獲得資本的更佳辦法，而這些資本經常用於發動戰爭。但只有在現代，政府才開始瞭解並運用債務融資的力量，為軍事抱負提供資金。在這個過程中，他們證明了查爾斯．蒂利（Charles Tilly）觀察到的「戰爭創造了國家，而國家創造了戰爭」在基本上是正確的。由於發動現代戰爭需要可觀的金錢，需要統治者建立有效的中央行政機構，才能順利募集資金，然後有效率地管理使用方式。因此，戰爭一直都是每個現代國家很關心的問題。戰爭就像提高國家行政能力的催化劑，然後利用這些能力來籌集前所未有的可觀收入。
幾個世紀以來，各國籌集戰爭資金的能力提升了，甚至超越工業革命所帶來的可觀財富。當世界陷入二十世紀的兩場災難性大戰時，金錢幾乎不是主要交戰國的關切問題，因為早在沒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支付之前，生產力和人力就已經耗盡。只有在國家耗盡生產基地，而且不得不從其他的國家購買彈藥時，財務才是軍事戰略的重要決定因素。實施大規模資金轉移的制度，對國家的大戰略和軍事戰略而言都很重要，最早可追溯到荷蘭和英國的金融革命，首次於美國實施則要歸功於漢彌爾頓的遠見和決心，其留給國家的是建立金融、工業和軍事力量的基礎。
漢彌爾頓是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的孤兒和新移民。他很早就被視為擁有聰明才智，並吸引到當地許多商人願意支付他前往紐約的費用，以便他繼續求學，同時象徵著他們的貿易利益。漢彌爾頓曾就讀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時，為了組建炮台而中途放棄學業。不久，他的炮台應用於大陸軍的陣地。在紐約市附近的戰鬥中，他的表現很出色，尤其是在華盛頓的聖誕節期間，於特倫頓（Trenton）和普林斯頓發動攻勢。漢彌爾頓擔任華盛頓的助手四年後，在約克鎮獲得了指揮軍隊的職位。戰爭期間，他娶了富有且人脈廣闊的伊莉莎白．斯凱勒（Elizabeth Schuyler）。這場婚姻很快就讓他晉升為社會上流階層。戰爭結束後，他從事法律工作，也藉由對《聯邦黨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s）的貢獻，以及運用廣闊的政治人脈，協助確保美國憲法得以正式批准。
就像漢彌爾頓對《聯邦黨人文集》的貢獻所表明的，他也對邦聯（Confederation）政府持續的無政府狀態感到沮喪，以及對聯邦（federal）政府無法整頓財政的事實感到震驚。他在著作中透露了貧困為革命時期帶來的心靈創傷，並主張塑造強大的中央權力來整頓美國的財政體系。關於如何完成這項大任務，漢彌爾頓在戰爭爆發的同時就已經有所規劃，在約克鎮事件之前的幾個月，他在三封信中提出了關於各政府如何有效籌集資金的想法。
第一封沒有標明日期的信件，可能是他在一七七九年底或一七八○年初寄給莫里斯。漢彌爾頓意識到資助革命的最有效方法是透過外國貸款。他寫道：「在任何戰爭期間，歐洲的富裕政府通常不得不依賴外國貸款或補助金。那麼，我們又怎麼能在沒有貸款的情況中撐下去呢？」接著，他提出關於國家銀行的初步構想（由外國貸款提供部分的資金），考驗是要提供穩定的貨幣，以取代迅速貶值的大陸幣，同時提供能支付戰爭費用的貸款。實際上，他勾勒出了現代國家金融體系的基本結構。
第二封信則是他寫給大陸會議的紐約代表詹姆斯．杜安（James Duane）。漢彌爾頓發現，實現政府財政和公共信用體系的關鍵是：掌握資金的權力。
◤ 邦聯把財政權力交給了州議會。邦聯應該提供由國會支配的長期基金──透過土地稅、人頭稅等。所有針對商業的稅款都應該由國會制定，並適用於其用途。一旦沒有明確的收入，政府就毫無權力。這種掌握資金的權力能發揮統治的效力，這似乎是一種手段，不讓國會完全獨立，卻賦予實際的權威。 ◢
在同一封信中，漢彌爾頓進一步討論對外國貸款的需求，以及國會必須有權力徵稅，才能支撐公共信用的國家體系。
最後一封信是漢彌爾頓在一七八一年四月寫給莫里斯。我們可以瞭解到他的明智想法。關鍵的起始點是，美國的獨立仰賴於恢復公共信用，而不是靠著打勝仗來建立財政秩序。漢彌爾頓闡述了如何為持續的鬥爭籌措資金後，開始討論未來，並且為建立國家銀行提出建議。儘管他提到國家銀行的風險是可能遭到濫用，但他認為這種機構的好處遠遠超越了風險：
◤ 國家銀行傾向於增加公共信用和私人信用。前者賦予國家保護權益的力量，而後者能促進和擴大個人之間的商業運作。工業增加商品倍增，農業和製造業蓬勃發展，這些要素能構成國家真正的財富和繁榮。
大多數商業國家都發現有必要設立銀行。事實證明，銀行是為了促進貿易而發明的幸福工具。 ◢
漢彌爾頓在信中總結了他最常引用的評論：
◤ 適量的公債將成為我們國家的福祉、鞏固聯邦的有力要素，也能創造出沒有壓迫性的稅收，對產業具有激勵作用。 ◢
他向贊同觀點的人宣揚時，莫里斯與商業夥伴湯瑪斯．威靈（Thomas Willing）很快就獲得第一張國會的銀行執照。北美銀行於一七八二年成立。後來，該銀行由賓夕法尼亞州特許為合法銀行，因此不再符合憲法中的國家銀行條件。同時，該銀行提供大約一百二十五萬美元的貸款，在英國人於一七八三年十一月離開紐約前，為約克鎮的戰爭提供了大部分資金。
漢彌爾頓為了說服大眾接受他的觀點，於是以更容易理解的方式在《歐陸主義者》（The Continentalist）的一系列六篇文章中提出觀點，並且在一七八一至一七八二年發表於《紐約郵報》（New York Packet）。
其中，許多論點後來又出現於流傳更廣的《聯邦黨人文集》。在這些早期的文章中，尤其是最後三篇，漢彌爾頓闡述了他對金融和經濟成長如何支撐國家實力的看法，並提到金融體系的大部分要素，而這些要素仍然是現代的國家財政核心。
憲法通過後，漢彌爾頓被華盛頓選為國家的第一位財政部長，並且有機會將理念付諸實行。一七八九年九月十一日，他就職後，立即投入工作，並取得能支付政府開銷的兩筆銀行貸款，直到稅收開始入庫。就在這個月底，國會要求他準備公債狀況以及償還方式的完整報告。一七九○年一月初，漢彌爾頓提交《支持公共信用的準備金報告》（Report Relative to a Provision for the Support of Public Credit）。這是兩份報告中的第一份，他的論點支持了美國的金融與商業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