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政治革命的戰略：希特勒和史達林
／撰稿者：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在劍橋大學擔任歐洲國際關係史的教授，同時也是地緣政治學論壇（Forum on Geopolitics）的負責人。其著作包括《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Day》、《Britain's Europe: A Thousand Year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大戰略通常（但並非僅僅如此）是根據各自的世界觀。兩者略有不同，但相似之處也不少，值得一起探討。他們的願景深受各自對一戰及其毀滅性後果的體悟所影響，而對史達林來說，外部干預和內戰爆發影響特別深。二位獨裁者在其生涯中的多數時間裡，無論是在客觀感受和主觀認知上，都面對相關的問題和共同的敵人。因此，他們的戰略雖然在某些層面差異甚大，其相似度卻令人吃驚。兩者相較之下，希特勒更具原創性，但比較不成功。
史達林和希特勒的侵略性政策最終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他們之所以採取這些策略，主因是礙於恐懼，而非出自信心。兩人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歷史的受害者。希特勒認為，德國在現代化初期走錯了方向，未能建立帝國，故淪為其他帝國刀俎上的魚肉。同理，史達林將俄羅斯視為外部勢力的長期玩物。如果德國和俄羅斯過去確實遭受列強欺凌，在這兩人的認知中，德蘇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便毫無疑問，那就是大英帝國和愈來愈有威脅的美國。這兩國不僅領土廣袤，而且更為重要的，他們還透過國際資本主義架構來主宰世界。
Ⅰ
希特勒和史達林均非完全根據第一原則來發展戰略願景。希特勒很少提到影響因素，但只要仔細閱讀他的文章，就會發現他取材於不同的來源，包括美國種族主義者麥迪遜．格蘭特（Madison Grant），或許也包括地緣政治家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至於史達林，他明確追隨列寧的傳統，終其一生尊奉他的思想。然而，最重要的是，這兩人都從各自的經驗和對各自國家歷史的認知汲取靈感。希特勒和史達林的核心經驗就是一戰和隨後的局勢，他們就在那種嚴苛的考驗中形塑戰略願景。
希特勒在整個一戰期間服役於德意志帝國陸軍，從衝突和爾後數年的動盪中獲得重要的教訓。史達林亦是如此，在此期間先是鼓吹革命，隨後在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後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中擔任要職。希特勒長久以來不斷探究德國戰敗的原因，最後歸咎於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結合。他認為自宗教改革之後，德國的統一不斷遭受各種人士破壞，包括社會主義分子、天主教徒，以及巴伐利亞分離主義分子。
希特勒認為，德國有這項弱點，所以無力抵抗英美集團、國際資本主義和「世界猶太人」（world Jewry）。在他的心中，這些強大勢力時而各行其道，時而一體共生。此外，德國礙於宗教對立、區域分歧和階級衝突，過去三百年來無法在建立帝國一事上和英美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無法餵養持續增長的人口，人民只得離鄉背井，移民新大陸，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就是「養肥了」大英帝國和美國，甚至在一戰中擔任美軍來對抗祖國。希特勒對此人口結構弱點甚感痛苦，便據此構思隨後大部分的戰略。
在史達林的眼中，蘇聯如同歷史上的俄羅斯，由於國家「落後」而屢遭「欺凌」。他提出警告，說「落後的人只會遭人欺凌。」接著又指出，俄羅斯先前受到「蒙古可汗」（Mongol Khan）、「顎圖曼地方長官」（Turkish bey）、「波蘭立陶宛泛民族主義者」（Polish-Lithuanian pan）、「盎格魯―法蘭西資本家」（Anglo-French capitalist），以及「日本領主」（Japanese Lord）的「欺凌」和「奴役」。
史達林也認為，蘇聯將會同時被國內外敵人威脅，而且這兩條陣線的關係十分密切。
史達林在國內眼見蘇聯這個剛成立的國家遭受沙皇同情者、分離主義分子、不合作農民和黨內異議分子的破壞而無法團結一致，其中有些是實情，有些則是虛構。蘇聯的外部威脅則是林林總總，來自許多層面。史達林身為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將這些勢力統稱為「資本主義世界」，蘇聯和他們不可能長期共存。在他生命的不同階段，德國、日本和波蘭所造成的危險此消彼長。然而，就長期而言，史達林認為最具威脅性的敵人就是希特勒所面對的外敵：大英帝國、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巧合的是，希特勒視布爾什維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工具，史達林則將納粹主義視為它的傀儡。
恐懼和剝奪感，尤其是饑餓，都是這二種世界觀的核心。英國的封鎖切斷了德國的糧食進口，導致德國在一戰期間飽受缺糧之苦，戰後的情況仍然岌岌可危。德國物資的匱乏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富足形成強烈的對比。希特勒將自己描述為帶領全球「缺乏物資國家」（have-not）對抗富足「擁有物資國家」（have）的領袖。俄國在內戰時也是糧食不足。因此，希特勒和史達林都追求在他們認為更「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分配世界的權力和資源。
／撰稿者：布倫丹．西姆斯（Brendan Simms），在劍橋大學擔任歐洲國際關係史的教授，同時也是地緣政治學論壇（Forum on Geopolitics）的負責人。其著作包括《Europe, the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453 to the Present Day》、《Britain's Europe: A Thousand Years of Conflict and Cooperation》、《Hitler: Only the World was Enough》。／
希特勒和史達林的大戰略通常（但並非僅僅如此）是根據各自的世界觀。兩者略有不同，但相似之處也不少，值得一起探討。他們的願景深受各自對一戰及其毀滅性後果的體悟所影響，而對史達林來說，外部干預和內戰爆發影響特別深。二位獨裁者在其生涯中的多數時間裡，無論是在客觀感受和主觀認知上，都面對相關的問題和共同的敵人。因此，他們的戰略雖然在某些層面差異甚大，其相似度卻令人吃驚。兩者相較之下，希特勒更具原創性，但比較不成功。
史達林和希特勒的侵略性政策最終導致數千萬人死亡，他們之所以採取這些策略，主因是礙於恐懼，而非出自信心。兩人都認為自己的國家是歷史的受害者。希特勒認為，德國在現代化初期走錯了方向，未能建立帝國，故淪為其他帝國刀俎上的魚肉。同理，史達林將俄羅斯視為外部勢力的長期玩物。如果德國和俄羅斯過去確實遭受列強欺凌，在這兩人的認知中，德蘇面臨的最大威脅是什麼便毫無疑問，那就是大英帝國和愈來愈有威脅的美國。這兩國不僅領土廣袤，而且更為重要的，他們還透過國際資本主義架構來主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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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和史達林均非完全根據第一原則來發展戰略願景。希特勒很少提到影響因素，但只要仔細閱讀他的文章，就會發現他取材於不同的來源，包括美國種族主義者麥迪遜．格蘭特（Madison Grant），或許也包括地緣政治家卡爾．豪斯霍弗爾（Karl Haushofer）。至於史達林，他明確追隨列寧的傳統，終其一生尊奉他的思想。然而，最重要的是，這兩人都從各自的經驗和對各自國家歷史的認知汲取靈感。希特勒和史達林的核心經驗就是一戰和隨後的局勢，他們就在那種嚴苛的考驗中形塑戰略願景。
希特勒在整個一戰期間服役於德意志帝國陸軍，從衝突和爾後數年的動盪中獲得重要的教訓。史達林亦是如此，在此期間先是鼓吹革命，隨後在十月革命（October Revolution）後新成立的布爾什維克政府中擔任要職。希特勒長久以來不斷探究德國戰敗的原因，最後歸咎於內部和外部因素的結合。他認為自宗教改革之後，德國的統一不斷遭受各種人士破壞，包括社會主義分子、天主教徒，以及巴伐利亞分離主義分子。
希特勒認為，德國有這項弱點，所以無力抵抗英美集團、國際資本主義和「世界猶太人」（world Jewry）。在他的心中，這些強大勢力時而各行其道，時而一體共生。此外，德國礙於宗教對立、區域分歧和階級衝突，過去三百年來無法在建立帝國一事上和英美競爭。在這種情況下，德國無法餵養持續增長的人口，人民只得離鄉背井，移民新大陸，用希特勒的話來說，就是「養肥了」大英帝國和美國，甚至在一戰中擔任美軍來對抗祖國。希特勒對此人口結構弱點甚感痛苦，便據此構思隨後大部分的戰略。
在史達林的眼中，蘇聯如同歷史上的俄羅斯，由於國家「落後」而屢遭「欺凌」。他提出警告，說「落後的人只會遭人欺凌。」接著又指出，俄羅斯先前受到「蒙古可汗」（Mongol Khan）、「顎圖曼地方長官」（Turkish bey）、「波蘭立陶宛泛民族主義者」（Polish-Lithuanian pan）、「盎格魯―法蘭西資本家」（Anglo-French capitalist），以及「日本領主」（Japanese Lord）的「欺凌」和「奴役」。
史達林也認為，蘇聯將會同時被國內外敵人威脅，而且這兩條陣線的關係十分密切。
史達林在國內眼見蘇聯這個剛成立的國家遭受沙皇同情者、分離主義分子、不合作農民和黨內異議分子的破壞而無法團結一致，其中有些是實情，有些則是虛構。蘇聯的外部威脅則是林林總總，來自許多層面。史達林身為共產主義的忠實信徒，將這些勢力統稱為「資本主義世界」，蘇聯和他們不可能長期共存。在他生命的不同階段，德國、日本和波蘭所造成的危險此消彼長。然而，就長期而言，史達林認為最具威脅性的敵人就是希特勒所面對的外敵：大英帝國、美國和全球資本主義。巧合的是，希特勒視布爾什維克為國際資本主義的工具，史達林則將納粹主義視為它的傀儡。
恐懼和剝奪感，尤其是饑餓，都是這二種世界觀的核心。英國的封鎖切斷了德國的糧食進口，導致德國在一戰期間飽受缺糧之苦，戰後的情況仍然岌岌可危。德國物資的匱乏和盎格魯―撒克遜世界的富足形成強烈的對比。希特勒將自己描述為帶領全球「缺乏物資國家」（have-not）對抗富足「擁有物資國家」（have）的領袖。俄國在內戰時也是糧食不足。因此，希特勒和史達林都追求在他們認為更「平等」的基礎上重新分配世界的權力和資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