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奧罕的分身 從很小的時候開始，我便相信我的世界存在一些我看不見的東西：在伊斯坦堡街頭的某個地方，在一棟跟我們家相似的房子裡，住著另一個奧罕，幾乎像我的孿生兄弟，甚至我的分身。我記不得這想法是從哪兒來或怎麼來的。肯定是來自錯綜複雜的謠傳、誤解、幻想和恐懼當中。然而從我能記憶以來，我對自己的幽靈分身所懷有的感覺已很明確。 我五歲的時候被送去另一棟房子住一小段時間。時值我父母幾番波折的分居結束、兩人安排在巴黎見面之際，大家決定讓哥哥和我待在伊斯坦堡，分住不同地區。我哥哥和祖母住在家族聚居、位於尼尚坦石（Nisntas）的帕慕克公寓。我則被送往奇哈格（Cihangir）的姑媽家。在這戶善待我的人家中，牆上掛有一幅兒童圖片。姑媽或姑丈有時會指著他，笑著對我說：「看！那是你呢。」 鑲在白色小框裡的那個可愛的大眼男孩看起來確有幾分像我。他甚至戴著我偶而戴的軟帽。我知道我不是圖片中的男孩（那是某人從歐洲帶回來的一張廉價的「可愛孩童」相片）。然而我不斷問自己──這是不是住在另一棟房子裡的奧罕？ 當然，那時的我也住在另一棟房子裡。彷彿我必須搬來這裡才能見到我的孿生兄弟，但因為我一心一意只想回我真正的家，因此沒興趣結識他。每回被姑媽和姑丈逗著說是相片裡的男孩時，我就更加明瞭一件事：我對自己、家、相片以及跟我相像的相片、看起來像我的男孩、以及另一棟房子的種種想法都交織在一起，使我越發渴望返家，有家人圍繞身邊。 過不久，我的願望成真。但住在伊斯坦堡某個地方，另一棟房子的另一個奧罕的幽魂從未離我而去。在整個童年以及大半的青春期，他始終纏繞在我心深處。冬夜走過城裡的街道時，我總會透過淺橙色的燈火凝望別戶人家，幻想和樂的家庭過著和樂的生活。而後我想到另一個奧罕可能住在其中一戶人家，便不寒而慄。隨著我逐漸長大，幽魂成為幻想，而幻想成為反覆出現的惡夢。在某些夢裡，我問候這位奧罕──總是在另一棟房子裡──的方式總是驚恐的尖叫；在別的夢裡，我倆在可怕無情的沉寂中逼視彼此。之後，在睡夢間飄進飄出的同時，我越發猛烈地抓牢我的枕頭、我的家、我的街道、我在世界上的位置。每當我不快樂，便想像去到另一棟房子、另一個生活、另一個奧罕的居處，而終究我總會半說服自己或許我就是他，樂趣無窮地想像他是多麼幸福，其樂趣一度使我覺得無須到另一個想像中的城區尋找另一棟房子。 這裡，我們談到問題的核心：我沒離開過伊斯坦堡──沒離開過童年時代的房屋、街道和鄰里。雖然我住過別的城區，但五十年後，我發現自己回到帕慕克公寓，我最早的相片在這兒拍攝，也是母親最早抱著我看世界的地方。我知道這樣的堅持得歸功於我那假想中的朋友，以及我從我們之間的聯繫所獲得的慰藉。但是我們活在一個由大規模遷移和具備生產力的移民所定義的時代中，因此我有時很難說明我不但待在同一個地方，而且待在同一座樓房的原因。母親的悲歎又回到耳際：「你怎不出去待一陣子，你怎不試試換個環境，去旅行……？」 康拉德 (Joseph Conrad)、納博科夫 (Vladimir Nabokov)、奈波爾 (V. S. Naipaul)──這些作家都曾設法在語言、文化、國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間遷移而為人所知。離鄉背井助長了他們的想像力，養分的吸取並非通過根部，而是透過無根性；我的想像力卻要求我待在相同的城市，相同的街道，相同的房子，注視相同的景色。伊斯坦堡的命運就是我的命運：我依附於這個城市，只因她造就了今天的我。 福樓拜 (Gustave Flaubert) 在我出生前一百零二年造訪伊斯坦堡，對熙熙攘攘的街頭上演的人生百態感觸良多；他在一封信中預言她在一個世紀內將成為世界之都。事實卻相反：鄂圖曼（Ottoman）帝國瓦解後，世界幾乎遺忘伊斯坦堡的存在。我的出生城市在她兩千年的歷史中從不曾如此貧窮、破敗、孤立。她對我而言一直是個廢墟之城，充滿帝國斜陽的憂傷。我一生不是對抗這種憂傷，就是（跟每個伊斯坦堡人一樣）讓她成為自己的憂傷。 我們一生當中至少都有一次反思，帶領我們檢視自己出生的環境。我們何以在特定的這一天出生在特定的世界這一角？我們出生的家庭，人生籤牌分派給我們的國家和城市──都期待我們的愛，最終，我們的確打從心底愛她們──但或許我們應當得到更好的人生？我有時認為自己不幸生在一個衰老貧困的城市，湮沒在帝國遺跡的餘燼中。但我內心的某個聲音總堅信這其實是件幸運的事。財富若是關鍵，那我的確可算是有幸生在富裕人家；當時這城市正處於最衰落期（雖然某些人有法子證明事實相反）。基本上，我不願抱怨：我接受我的出生城市猶如我接受我的身體（雖然我寧可更英俊，體格更健美）和性別（即使我依然天真地問自己，假使我生為女人，情況會不會更好）。這是我的命運，爭論毫無意義。這本書的內容是關於命運…… 我誕生於一九五二年六月七日深夜，在莫韃（Moda）的一家私人小醫院。聽說那晚醫院的走廊安祥平和，世界亦然。除了斯衝包力（Stromboli）火山在兩天前突然噴發岩漿和灰燼之外，地球上似乎沒發生什麼事。報紙上刊載的盡是小新聞──土耳其軍隊在韓國作戰的幾則相關報導，美國人散佈的若干謠言，引發對北韓可能使用生化武器的恐懼。在我出生前幾天，母親正熱切地閱讀一則本地報導：兩天前，孔亞（Konya）學生中心的管理員和「英勇的」住宿生們看見一個戴恐怖面罩的男人企圖由浴室窗戶潛入蘭加（Langa）的一戶人家；他們追他過街，來到一個堆木場時，頑強的罪犯在咒罵警察後自殺身亡；某乾貨商認出死者是前一年在光天化日下，闖入他店裡持槍搶劫的歹徒。當母親閱讀這則戲劇性事件的最新進展時，房間裡只有她一人，多年後她悔恨交加地回憶道。父親帶她入院後變得心神不定，而當母親的分娩沒有進展時，他便出去見朋友了。在產房陪她的人只有姨媽，姨媽半夜三更設法翻過醫院籬牆而入。母親第一眼見到我時，發現我比哥哥出生時瘦弱。 我很想加上「我聽說」。土耳其語當中有個特殊時態，讓我們得以把傳言和親眼看見的東西區分開來。我們在講述夢境、神話、或我們無法目睹的往事時使用這個時態。此種區分方便我們「憶起」我們最早的人生經驗、我們的搖籃、我們的嬰兒車、我們的第一次學步，通過父母陳述的故事，我們就像聽他人的奇聞軼事般聽得津津有味。這種甜美的感覺猶如在夢中看見自己，但我們卻為此付出沉重的代價。一旦深印腦海，他人對我們的往事所做的陳述到頭來竟比我們本身的回憶重要。而正如從他人口中得知自己的生活，我們也讓他人決定我們對所居城市的了解。 有時我把他人對我和我的城市所做的陳述當作自己的故事，那些時候我總忍不住要說：「很久很久以前我畫畫。聽說我生在伊斯坦堡，是個頗有好奇心的孩子。後來二十二歲的時候，我似乎莫名奇妙地寫起小說。」我本想這麼寫我的一生──彷彿我的人生發生在他人身上，彷彿人生即夢，夢中的我感覺自己聲音消逝，意志恍惚無法自持。雖然優美，我卻認為敘事語言並不可靠，因為我沒法相信第一個人生的神奇故事，有助於我們面對更明朗、更真實的第二個人生，那個在我們醒來時注定展開的第二個人生。因為──至少對我這樣的人來說──這第二個人生就是你手上的書。因此親愛的讀者，請您凝神以待。容我對您坦承，但也請您包涵。
02　幽暗博物館內的照片
我的母親、父親、長兄、祖母、叔伯姑嫂們──我們一大家子全住在同一棟五層樓房的不同樓層。在我出生前一年，家族各支系（如同許許多多的鄂圖曼家族）同住一棟石造大宅；一九五一年，他們將石宅出租給一家私立小學，在隔壁空地蓋了將被我視為家的現代建築；依當時的習慣，他們在門面上張貼一塊飾板，上面寫著：「帕慕克公寓」。我們住四樓，但打從脫離母親懷抱，我便在整棟樓房裡趴趴走，也記得每層樓至少有一架鋼琴。在最後一位單身伯伯終於擱下報紙去結婚後，他的新婚太太搬進她將看著窗外度過半世紀餘生的一樓公寓，帶了她的鋼琴過來。沒有人彈過這架或其他幾架琴，或許這正是我覺得如此哀傷的原因。 但不只是沒人彈的鋼琴而已；每一間公寓裡還有一個上鎖的玻璃櫃，櫃子裡陳列著沒人碰過的中國瓷器、茶杯、銀器、糖罐、鼻煙盒、水晶杯、玫瑰香味的水壺、餐具和香爐，雖然我偶爾在這些東西當中找地方藏小汽車。屋內有珍珠鑲嵌的廢棄書桌，不見頭巾的頭巾架，後面未藏任何東西的日式屏風和新藝術簾幕。書房裡的玻璃櫃內，放著我那醫生伯父積塵的醫學用書：打從他移民美國之後二十年來，誰也沒碰過這些書。在我童稚的想法裡，這些房間的布置不是為活人，而是為死人。（每隔一段時間，某間客廳裡的咖啡桌或雕花斗櫃消失不見，結果出現在另一層樓的另一間客廳。） 祖母若是覺得我們在她的銀絲椅上坐沒坐相，便會提醒我們注意：「坐直了！」客廳不是讓你坐得舒服的地方，它是為某位假想中的訪客展現這是一戶西化家庭而布置的小型博物館。齋月（Ramazan）期間不齋戒的人，身處這些玻璃櫃和毫無生氣的鋼琴當中，或許比盤腿坐在擺滿座墊和長椅的房間裡來得心安理得。雖然大家都知道西化可脫離伊斯蘭的律法，卻沒人知道西化還有什麼別的好處。因此你不僅在伊斯坦堡的富裕人家才看得見客廳博物館，之後的五十年，土耳其全國各地的客廳都看得到這些雜亂沉悶的西方擺設；隨著一九七○年代電視的到來，這些擺設才不再流行。一旦發現原來坐在一起觀看晚間新聞如此愉快，大夥的客廳於是從小型博物館變成小型劇院──雖然你仍聽說古老的家族把電視擺在中央過道上，博物館客廳則上了鎖，在假日或貴賓來訪時才打開。 由於樓層間往來頻繁，我們這棟現代公寓樓房裡的門通常不關。哥哥開始上學後，母親讓我獨自上樓，或者我們一塊兒走上樓去探望臥病在床的祖母。她客廳裡的薄紗窗簾總是拉上，反正影響不大，因為隔壁的建築距離很近，使房間昏暗得很，早晨時分尤然，於是我會坐在大張的厚地毯上，發明遊戲自己玩。我把某人從歐洲帶給我的小汽車排成整齊的一行，一輛輛進入車庫。隨後，我以地毯為海洋，桌椅當小島，讓自己在小島間彈來彈去，腳不踩到海水（幾乎就像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男爵一輩子在樹和樹之間跳來跳去，腳不著地）。若玩膩這種空降冒險或把沙發椅臂當馬騎的遊戲（其靈感可能來自黑貝里亞達〔Heybeliada〕的馬車回憶），我還有另一個在成年後每逢無聊仍會玩的遊戲：我想像我坐的地方（這間臥室，這間客廳，這間教室，這個兵營，這間病房，這個政府機關）實際上是別處；白日夢做累了的時候，我便躲入擺在每張桌上、每面牆上的照片中。 由於不曾見過鋼琴用作其他用途，我還以為家中擺鋼琴是為了展示照片。在祖母的客廳裡，沒有哪個平面不是佈滿大大小小的相框。最顯眼的兩幅大肖像照，掛在未曾使用過的壁爐上方：一幅是祖母的盛裝照，另一幅則是一九三四年過世的祖父。從照片掛在牆上的位置以及祖父母擺的姿勢（稍微側身朝向對方，這仍是歐洲王室伉儷郵票流行的風格）來看，任何人走進這間博物館客廳跟他們高傲的目光相遇，都會立刻看出故事得從他們開始講起。 他們兩人都來自馬尼薩（Manisa）附近的戈耳德斯（Gördes）；他們的家族被稱為帕慕克（棉花），因為他們皮膚白，頭髮也白。祖母是索卡西亞人（Circassian）──以高挑貌美著稱的索卡西亞女子在鄂圖曼後宮極受歡迎。祖母的父親在俄土戰爭（一八七七～七八）期間移居安那托利亞（Anatolia），先在伊士麥（Izmir）定居（傳說那邊有一處空屋），而後遷居伊斯坦堡，我祖父在那兒念土木工程。他在一九三○年代初期發了大財，當時的土耳其共和國對鐵路建設投入鉅資，而後他蓋了一家大工廠，製造的東西包括繩子、麻線、乾菸草等各種產品；工廠坐落在注入博斯普魯斯（Bogazi）海峽的郭克蘇（Göksu）河兩岸。他在一九三四年過世，時年五十二歲，留下大筆財產，讓父親和伯父怎麼用也用不完，儘管他們有一長串失敗的商業冒險經驗。 接著來到書房，我們看見新生代的大幅肖像照極其對稱地沿牆排列；我們可從照片的柔和色彩看出它們出自同一位攝影師之手。靠牆邊是我那肥壯的大伯歐茲罕（özhan），他未先服兵役便去美國學醫，因此永遠回不了土耳其，導致祖母終其一生面露抑鬱寡歡的神色。還有他戴眼鏡的弟弟艾登（Aydin），他住在底樓。他跟父親一樣學土木工程，一生積極參與各種始終停留在紙上談兵階段的工程計畫。第四堵牆上掛了姑媽的相片，她曾待過巴黎學鋼琴。她先生是法學院助教，他們住多年後我將搬入的頂樓公寓；此刻我就在這兒撰寫此書。 離開書房，回到博物館的主廳，在更添幽暗的水晶燈旁駐足片刻，我們看見許多原封未動的黑白照片，告訴我們生命的欣欣向榮。在這裡，我們看見每個孩子在他們的訂婚儀式、婚宴、每個重大的人生時刻中擺姿勢拍照。在大伯寄自美國的第一批彩色照片旁，放著大家庭成員們在城裡各個公園、塔克辛（Taksim）廣場、博斯普魯斯海岸闔家歡宴的照片。在一張爸媽帶我跟哥哥參加一場婚禮的照片旁邊，放著一張祖父和他的新車在舊家花園內的合影，另一張則是伯父跟他的新車在帕慕克公寓大門外面的合影。除非是異乎尋常的事情，像是祖母取下美國伯父前妻的相片，換上第二任妻子的相片之外，老規矩依然不變：照片的位置一旦排定，便永不挪動；雖然每張照片我都已觀看過上百次，每回我走進這間雜亂的房間時，仍要全部再審視一次。 長時間審視這些照片，使我懂得將某些時刻保存下來留給子孫後代的重要性，而隨著時光的流逝，我亦逐漸認識到，在過著日常生活的同時，這些加框場景對我們有多大的影響。看著伯父給哥哥出一道數學題，同時看他三十二年前的照片；看著父親翻閱報紙，微露笑容，嘗試領會在擁擠的房廳內蕩漾的笑話結局，而在同個時刻觀看他五歲──我的年紀──時候跟女生一樣留長髮的照片，在我看來再清楚不過，祖母為這些時刻加框定格，以便讓我們把這些時刻與眼前的時刻交織在一起。當祖母以通常在討論建國議題時才用的口吻提起我那英年早逝的祖父，指著桌上和牆上的相框時，她似乎跟我一樣兩相為難，既想繼續生活下去，又想捕捉完美的時刻，品嚐日常事物的同時，依然以理想為榮耀。但即使我反覆思考這些矛盾──抓取生命中的某個特殊時刻並加上框，究竟是抗拒或屈服於死亡、衰落和時間？──於我卻是漸感厭倦。 日子一長，那些漫長的午宴、沒完沒了的晚會、飯後全家人留下來玩樂透的年夜飯使我畏懼；每年我都發誓最後一次參加，卻總是改不掉習慣。儘管我小時候很愛這些聚餐。當我看著坐滿人的餐桌上掠過的笑話使伯伯舅舅們呵呵大笑（在伏特加或拉克茴香酒的作用下），使祖母綻放微笑（在她讓自己喝的一小杯啤酒作用下），我發現相框外的生活有趣多了。我心裡踏實無慮，慶幸身為一個幸福大家庭的一份子，陶醉於活在世上是為了喜樂的幻覺中，儘管我始終知道這些在節慶歡宴上有說有笑的親戚們，在對金錢和財產問題起爭執的時候同樣冷酷無情。在我們自己公寓內沒有旁人的情況下，母親老愛跟我和哥哥訴苦，埋怨「你們的伯母」、「你們的伯伯」、「你們的祖母」苛刻狠毒。一旦在所有權歸誰、繩索工廠的股份、或公寓哪一層樓給誰住等問題上出現意見紛歧，唯一能肯定的是，永遠得不到任何解決。這些裂痕或因闔家歡宴而消除，但從小我就知道，歡樂背後是堆積如山的舊帳和波濤洶湧的責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