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前言
服從是個稀鬆平常的東西，因此沒有人想得到服從可以做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主題。然而，如果不能正視服從在形塑人類行動上扮演的角色，那麼許多重大的行為將無從理解。一個遵照命令執行的行為，從心理上來說，與自發的行動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
一個由衷厭惡偷竊、殺戮與攻擊的人，如果是奉命從事這些行為，他的內心也許會相對輕鬆。要一個人自動自發做出某些行為確實無法想像，然而，如果有人下令他這麼做，他或許會毫不猶豫地執行。
服從權威本身蘊含著兩難的性質，其歷史相當久遠，最古老可上溯到亞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當前的研究要做的，是給予這種兩難的性質一種當代的形式，把它當做實驗探索的主題。我們的目標在於理解，而非從道德角度加以判斷。
以心理學研究服從的角度來看，我們的重點是能夠取得權威的概念，然後將這種概念轉譯成個人的經驗。用抽象的方式談論個人的權利與權威的權利是一回事；檢視真實處境下的道德選擇又是另一回事。我們都知道自由與權威的哲學問題。但有些問題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牽涉到真實的人必須服從或不服從權威的問題，那是發生在具體情境下的反抗行為。在實際發生這些事之前所做的沉思，不過是一種玄想。不服從行為的特質，其實是在發生決定性行動的當下所決定的。本實驗就是在此觀念下成形的。
當我們進到實驗室時，這個問題便縮小了：如果實驗者告訴受試者要更嚴厲地對待另一個人，在什麼情況下受試者會服從，而在什麼情況下，受試者會不服從？實驗室的問題是生動、緊湊而真實的。它不是那種與生活脫節的事物，相反地，社會世界日常行動中隱含的某種傾向，都會在這裡得出極端且符合邏輯的結論。 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在實驗室裡研究的結果，與納粹時期產生的一連串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服從形式，兩者之間是否有任何關連。兩者的情境差異當然十分巨大，但只要能抓住某些最本質的特徵，那麼規模、數目與政治環境的差異相對來說其實就不那麼重要了。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執行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旦一個人的觀點發生如此關鍵的變化，那麼服從的一切本質特徵，隨後都將在他的身上浮現。這個人在思想上的調整，讓他毫無顧忌地從事殘忍行為，以及想出各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不管他待的地方是心理實驗室還是洲際飛彈的控制室，行為的本質都是類似的。因此，概括性的問題無法藉由列舉心理實驗室與其他處境之間明顯的不同來解決，而是要建立一個能捕捉服從本質的處境──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情境，讓一個人完全聽命於權威，而且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受試者是自願參與，而實驗者也盡可能不使用強制力，那麼服從將帶有更濃厚的合作色彩；如果實驗者以強制或懲罰的方式威脅受試者，那麼服從將成為恐懼威脅下的產物。在這裡，我們研究的服從是未受到任何威脅的自願服從，服從的產生只是因為權威提出的簡單主張，也就是權威宣稱它有控制受試者的權利。權威在研究時所行使的力量，完全是以權力為基礎（某種程度來說，受試者認為實驗者有此權力），而不是仰賴任何客觀的威脅或可能的有形手段來控制受試者。
對受試者來說，主要的問題在於，一旦他把支配自己的權力交給了實驗目的，那麼之後他是否能夠拿回權力，重新支配自己的一舉一動？這種狀況的困難顯示出我們研究的情境帶有一種痛苦與某種程度來說是悲劇的元素，因為天底下最淒慘的事，莫過於看著一個人在一個對他將造成影響的情境中努力想控制自己的行為，卻功敗垂成。
服從是個稀鬆平常的東西，因此沒有人想得到服從可以做為社會心理學的研究主題。然而，如果不能正視服從在形塑人類行動上扮演的角色，那麼許多重大的行為將無從理解。一個遵照命令執行的行為，從心理上來說，與自發的行動有著截然不同的性格。
一個由衷厭惡偷竊、殺戮與攻擊的人，如果是奉命從事這些行為，他的內心也許會相對輕鬆。要一個人自動自發做出某些行為確實無法想像，然而，如果有人下令他這麼做，他或許會毫不猶豫地執行。
服從權威本身蘊含著兩難的性質，其歷史相當久遠，最古老可上溯到亞伯拉罕（Abraham）的故事。當前的研究要做的，是給予這種兩難的性質一種當代的形式，把它當做實驗探索的主題。我們的目標在於理解，而非從道德角度加以判斷。
以心理學研究服從的角度來看，我們的重點是能夠取得權威的概念，然後將這種概念轉譯成個人的經驗。用抽象的方式談論個人的權利與權威的權利是一回事；檢視真實處境下的道德選擇又是另一回事。我們都知道自由與權威的哲學問題。但有些問題不是學術問題，而是牽涉到真實的人必須服從或不服從權威的問題，那是發生在具體情境下的反抗行為。在實際發生這些事之前所做的沉思，不過是一種玄想。不服從行為的特質，其實是在發生決定性行動的當下所決定的。本實驗就是在此觀念下成形的。
當我們進到實驗室時，這個問題便縮小了：如果實驗者告訴受試者要更嚴厲地對待另一個人，在什麼情況下受試者會服從，而在什麼情況下，受試者會不服從？實驗室的問題是生動、緊湊而真實的。它不是那種與生活脫節的事物，相反地，社會世界日常行動中隱含的某種傾向，都會在這裡得出極端且符合邏輯的結論。 令我們感到好奇的是，在實驗室裡研究的結果，與納粹時期產生的一連串令我們感到遺憾的服從形式，兩者之間是否有任何關連。兩者的情境差異當然十分巨大，但只要能抓住某些最本質的特徵，那麼規模、數目與政治環境的差異相對來說其實就不那麼重要了。服從的本質，在於一個人把自己視為執行他人期望的工具，因此不再認為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一旦一個人的觀點發生如此關鍵的變化，那麼服從的一切本質特徵，隨後都將在他的身上浮現。這個人在思想上的調整，讓他毫無顧忌地從事殘忍行為，以及想出各種理由為自己的行為開脫，不管他待的地方是心理實驗室還是洲際飛彈的控制室，行為的本質都是類似的。因此，概括性的問題無法藉由列舉心理實驗室與其他處境之間明顯的不同來解決，而是要建立一個能捕捉服從本質的處境──也就是說，要建立一個情境，讓一個人完全聽命於權威，而且不再認為自己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如果受試者是自願參與，而實驗者也盡可能不使用強制力，那麼服從將帶有更濃厚的合作色彩；如果實驗者以強制或懲罰的方式威脅受試者，那麼服從將成為恐懼威脅下的產物。在這裡，我們研究的服從是未受到任何威脅的自願服從，服從的產生只是因為權威提出的簡單主張，也就是權威宣稱它有控制受試者的權利。權威在研究時所行使的力量，完全是以權力為基礎（某種程度來說，受試者認為實驗者有此權力），而不是仰賴任何客觀的威脅或可能的有形手段來控制受試者。
對受試者來說，主要的問題在於，一旦他把支配自己的權力交給了實驗目的，那麼之後他是否能夠拿回權力，重新支配自己的一舉一動？這種狀況的困難顯示出我們研究的情境帶有一種痛苦與某種程度來說是悲劇的元素，因為天底下最淒慘的事，莫過於看著一個人在一個對他將造成影響的情境中努力想控制自己的行為，卻功敗垂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