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英雄 ／〈覺醒〉（一九六二）
谷灣．打鹿勒（Kowan Talall），一九四一年生，臺東縣大武鄉太平洋海濱的加津林部落（Gazelin）排灣族。一生服務警界，曾任憲兵士官、外事警員等，後以警佐兼主管職退休。
一九六二年四月，陳英雄首篇散文〈山村〉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之後陸續在《軍中文藝》月刊、《青年戰士報》副刊發表散文與新詩，並於《中央日報》發表排灣族婚俗、信仰相關文章。一九七一年他將早期著作集結為《域外夢痕》（後改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重新出版），是臺灣第一本原住民小說。從他發表在《新文藝月刊》的短篇小說〈戰神〉來看，軍警生涯在其文學創作中有極深的影響。著有《旋風酋長》、《太陽神的子民》、《排灣祭師：谷娃娜》等書。
〈覺醒〉
五十年年底，我由花蓮市區調到這裡――永豐派出所。
永豐是個山地小村落，人口並不複雜，住民多半是阿美族以及部分客家人，山裡還住著一些開墾生活的退除役軍人。我的管區靠近富里，都是客家人。
農曆年前一天，依照戶口查進度，我訪問了管區內全部住戶，我深深覺得鄉村中農人的樸實與坦率，遠非城市中的人可比，儘管我是新來的，他們對我卻都很親切。只有潘傑是唯一的例外，他對我的訪問似乎不太歡迎。
那天，我到他家裡時已近晌午。那是一間用紅磚與士敏土砌成的平房，孤單地築建在水田中央；四周種植著密密的瓊麻當作籬笆，屋前有棵很茂盛的龍眼樹，屋後是一列列頎長的檳榔樹，大門洞開，卻不見人影，我很禮貌地在門框上輕輕敲了幾下。
「潘先生在家嗎？」我朗聲地朝裡問了一聲。
不久，一個莊稼打扮的中年人，從裡面出來。他的臉色有點憔悴頹喪，略帶蒼白，顯得有點不安。
「對不起，我是來調查戶口的。」
他默默地，側過身子；意思是讓我進去。
堂屋不大，放著一張深紅檜木方桌和幾把太師椅，靠壁中間供著佛像。雖然打掃乾淨，不過，也許由於光線不足，我總覺得有點陰森森的。
「謝謝您，請把戶口名簿和身分證拿出來好嗎？」我很客氣地說。
他一聲不響，返身走入臥室。
他家裡的人口很簡單，就只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太太和十四歲的兒子。
我在戶口名簿上簽了字，坐下來跟他聊了一陣。他的家境不錯，有兩甲水田和三頭牛，還餵了豬和其他家禽。不過，從他侷促不安的舉止和談話時不能暢所欲言這一點上觀察，我發現他神經上可能有點不正常，要不，他一定有嚴重的憂悒症。
坐了不久，他太太跟孩子從田裡回來了，使我覺得奇怪的，他們一家人都有一種陰沉沉的神色。以他的家境來說，孩子讀中學了，但沉默木訥，像個老年人似地。我想一定是潘傑一個人影響了他的全家，這是不對的，即使潘傑本身健康有問題，也沒有理由連累下一代！
到門外，我做了一次深呼吸，走出那間像墳墓似的屋子，心裡寬敞了不少。
從鄰居口中，我才曉得他是個「怪人」，他們都以為他有「神經病」。據說，他從來不到人家家裡去，也從沒誰到他家裡來，這證實了我對潘傑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話，我倒是很樂意幫助他，找一位心理治療專家，替他治療一下。
第三天是農曆新年，我因公去富里分駐所。平時冷清清的街道，變得非常熱鬧，鞭炮聲、談笑聲、恭喜聲，匯成一支歡樂的新年合奏曲。熙熙攘攘的人們，臉上都綻開了愉快的笑容。正當我辦完公事走出分駐所，忽然對街跑來一個男孩子，正好將要碰到從臺東方面疾駛而來的小轎車。我本能地立即扔下公文，飛快地衝過來，一把抱住那孩子，用柔道倒法就地一滾；那小轎車「吱」的一下，在那孩子身邊煞住。
所幸並未發生什麼意外，我擦破了表皮，而孩子扭傷了右腳。等我扶起他時，才發現原來是潘傑的兒子潘英達。我把他送到衛生所，經過醫生敷藥包紮，說是傷勢不重，休養幾天就會好的。於是我付了醫藥費，順路扶他回家。
這以後，我常常帶著水果以及兒童讀物之類的東西，去探視潘英達，慢慢的，我發現這孩子天資聰明，只是缺乏兒童應有那種天真活潑的生氣；他像一棵正在發芽的嫩苗，被一塊無情的石頭壓住了，我們的友誼發展地很快，我想他一定很少，甚至沒有朋友！每當我去探望他時，他總是眼巴巴地坐在門口小木凳上，用殷切的眼光，凝視著通往他家去的小路。當他遠遠看到我，就扶住門框站起來，揮著手，大聲叫著：
「陳叔叔，陳叔叔！」
他這種親切的態度，很使我感動，也增加了我對他的關切。
「假使我的傷好了，陳叔叔，你是不是還常常來我家？」有一次，他突然問我。
「當然要來，我們不是好朋友嗎？」我溫和地說。
他好像想到什麼事情似地，皺著眉頭說：「怕我爸爸不高興？」
「那又為什麼？」我有點奇怪。
「爸爸說，現在好人很少，要我少跟別人搭訕。」他低下頭說：「我幾次想去考中學，他都不讓我去。」
「沒有關係，英達，」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說：「我一定找機會跟你爸爸去說。」
經過這次意外事件，他們一家對我的觀感也在漸漸好轉。我記得那天把英達扶回家時，潘傑還是將信將疑地用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後來，我去的次數多了，他們看到我對孩子的細心照顧，很受感動，就開始用信任的態度來接待我。我也常常找機會跟潘傑談話，我總希望他能振作起來；不要唉聲嘆氣，疑神疑鬼。更希望能使他生活得開開朗朗。
我們時常接觸，彼此之間的情感亦隨之增加。我了解他並不是如鄰居所說的怪人，他很老實，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老實人，不過性格過於內向了一點。但是使我失望的是潘傑常常酗酒，有好幾次，我發現他爛醉如泥地躺在床上，後來我才曉得他酒量並不大，也無所謂癮，只是一空下來就想喝幾杯。我相信他一定在借酒澆愁，可能他的心靈上曾經受過一種很大的刺激，或者有難言的隱痛。
三月中旬，潘傑家裡祭祖拜拜，要英達來請我去吃拜拜。
那天的菜餚非常豐富。我們喝了兩瓶紅露酒，大家有點醉意，這時，他太太跟英達早已呼呼大睡。
「陳先生，酒逢知己千杯少；來！再乾一杯。」他的聲音也有點含糊不清，一口喝盡了杯裡的酒，用顫抖的手拿起酒瓶又倒了一杯，「我有很多話要跟您說。我們是好朋友，是不是？」他打了一個酒噎，「我⋯⋯唉，心病⋯⋯」
「要找醫生來看一看？」我關心地問。
「唉！」他搖搖頭，緊抿嘴脣想了一下，似乎準備要向我講什麼，但當他看到我用一種期待的眼光等候他開口時，突然皺皺眉，以戒備的神色看了我一眼，舉起杯，囁嚅地說：「今天真對不起，沒有好菜。來！乾一杯！」
我曉得他在下逐客令，很識趣地告退了。
我深信他一定有難言之隱，可能是關於他婚姻或在年輕時代戀愛方面的事情。我相信只有女人在男人心中所留下的創痛，是終生難忘的。我並不急於探索潘傑心中的隱密，我認為時間與情感一定會解開這個死結。
近來正忙著辦理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工作，沒有時間去看潘傑。有一次，我走過他門口，他遠遠地就在招呼我。
「好幾天沒來玩啦！英達天天念著你呢！」
「忙著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哪有空？」
「什麼運動？」
「反共自覺運動。」我簡略地告訴他這個運動的意義和政府廣大的政策。
他聽了之後，沒說什麼，只是怔怔地凝視著前面，好像想著什麼事情。我因忙，沒進去坐。
那天夜裡，正下著雨，氣溫很低，我懶得出門，在房間裡點著煤油燈看書，一直到深夜才就寢，剛剛入睡，就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我覺得奇怪，這樣冷的天氣，又是半夜三更，一定是派出所裡有事。我連忙披上衣服，出來開門。
「陳叔叔⋯⋯」原來是英達，他戴著斗笠，披著一塊油布，可憐巴巴地在雨中哆嗦著。
「英達，快到裡面坐！有事嗎？」
「是爸爸⋯⋯他喝醉酒了⋯⋯」他的話被哭聲哽住了，「他⋯⋯在哭，要您去一趟。」
抵達潘家，推開門，我看到潘傑伏在桌子上。潘太太流著淚站在他身邊，溫柔地在勸慰他。他哭得很傷心，好像是積困了很久的委屈，在盡情地發洩！
「有什麼事，慢慢說，不要這樣難過。」我走過去，輕輕地拍著他的肩膀。
「啊！陳先生，」他抬起頭，激動地拉住我的手說：「我害了我的太太和英達，過了好多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啊！我真是個懦夫！我對不起他們母子。」
「冷靜點，過於傷心，會影響健康的。」我勸慰他說。
「像我這種人，還說什麼健康！陳先生，我巴不得立刻死去了⋯⋯」
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十五年前，他因交友不慎，誤入歧途，加入中共屬下的「臺灣民主自治聯盟」。並參加了「二二八事變」。他雖然僥倖地避過治安人員的耳目，但當時風聲很緊，於是他離開了家庭，離開了親友，離開了一切凡是認識的人，開始過著流浪的生活。後來就在這兒定居下來。十多年來，經過兢兢業業的經營，總算有一個家了。照理，應該感到快樂，但事實上，並不盡然，他不敢讓家人出去，也不敢叫人家進來，心裡總蒙著一層陰影，深怕有一天會露出破綻而被捕。
他曾經幾次想出來自首，但又怕政府把他當匪諜來辦。這種內心的恐懼，愈來愈使他痛苦整夜難眠，有點風吹草動，就疑心有人抓他。看到陌生人，總以為是便衣的治安人員來調查他。於是，他不得不借酒去麻醉他自己，但酒醒了，又復墮入痛苦的深淵。他說，自從我與他親近之後，他才慢慢地了解現在的警察人員，已非日據時代那樣專橫野蠻了。我對英達的照顧，使他深深受到感動。今晨聽我談起反共自覺運動的事情後，下了最大的決心，要向政府自首，卸下他那副痛苦的重擔。
我待他說完，就很詳細地告訴他表白登記的方法，並祝賀他重新獲得了光明。回到宿舍，雞已啼了兩遍，天也快亮了。
當我早晨到派出所上班時，潘傑早已在那裡了。主管很客氣地招待了他，並且幫助他辦了手續。
這以後，潘傑像另外換了一個人。我好幾次在富里看到他陪著太太買東西。村子裡也常可發現他的蹤跡。
谷灣．打鹿勒（Kowan Talall），一九四一年生，臺東縣大武鄉太平洋海濱的加津林部落（Gazelin）排灣族。一生服務警界，曾任憲兵士官、外事警員等，後以警佐兼主管職退休。
一九六二年四月，陳英雄首篇散文〈山村〉在《聯合報》副刊發表；之後陸續在《軍中文藝》月刊、《青年戰士報》副刊發表散文與新詩，並於《中央日報》發表排灣族婚俗、信仰相關文章。一九七一年他將早期著作集結為《域外夢痕》（後改為《旋風酋長─原住民的故事》重新出版），是臺灣第一本原住民小說。從他發表在《新文藝月刊》的短篇小說〈戰神〉來看，軍警生涯在其文學創作中有極深的影響。著有《旋風酋長》、《太陽神的子民》、《排灣祭師：谷娃娜》等書。
〈覺醒〉
五十年年底，我由花蓮市區調到這裡――永豐派出所。
永豐是個山地小村落，人口並不複雜，住民多半是阿美族以及部分客家人，山裡還住著一些開墾生活的退除役軍人。我的管區靠近富里，都是客家人。
農曆年前一天，依照戶口查進度，我訪問了管區內全部住戶，我深深覺得鄉村中農人的樸實與坦率，遠非城市中的人可比，儘管我是新來的，他們對我卻都很親切。只有潘傑是唯一的例外，他對我的訪問似乎不太歡迎。
那天，我到他家裡時已近晌午。那是一間用紅磚與士敏土砌成的平房，孤單地築建在水田中央；四周種植著密密的瓊麻當作籬笆，屋前有棵很茂盛的龍眼樹，屋後是一列列頎長的檳榔樹，大門洞開，卻不見人影，我很禮貌地在門框上輕輕敲了幾下。
「潘先生在家嗎？」我朗聲地朝裡問了一聲。
不久，一個莊稼打扮的中年人，從裡面出來。他的臉色有點憔悴頹喪，略帶蒼白，顯得有點不安。
「對不起，我是來調查戶口的。」
他默默地，側過身子；意思是讓我進去。
堂屋不大，放著一張深紅檜木方桌和幾把太師椅，靠壁中間供著佛像。雖然打掃乾淨，不過，也許由於光線不足，我總覺得有點陰森森的。
「謝謝您，請把戶口名簿和身分證拿出來好嗎？」我很客氣地說。
他一聲不響，返身走入臥室。
他家裡的人口很簡單，就只有一位三十多歲的太太和十四歲的兒子。
我在戶口名簿上簽了字，坐下來跟他聊了一陣。他的家境不錯，有兩甲水田和三頭牛，還餵了豬和其他家禽。不過，從他侷促不安的舉止和談話時不能暢所欲言這一點上觀察，我發現他神經上可能有點不正常，要不，他一定有嚴重的憂悒症。
坐了不久，他太太跟孩子從田裡回來了，使我覺得奇怪的，他們一家人都有一種陰沉沉的神色。以他的家境來說，孩子讀中學了，但沉默木訥，像個老年人似地。我想一定是潘傑一個人影響了他的全家，這是不對的，即使潘傑本身健康有問題，也沒有理由連累下一代！
到門外，我做了一次深呼吸，走出那間像墳墓似的屋子，心裡寬敞了不少。
從鄰居口中，我才曉得他是個「怪人」，他們都以為他有「神經病」。據說，他從來不到人家家裡去，也從沒誰到他家裡來，這證實了我對潘傑的想法，如果可能的話，我倒是很樂意幫助他，找一位心理治療專家，替他治療一下。
第三天是農曆新年，我因公去富里分駐所。平時冷清清的街道，變得非常熱鬧，鞭炮聲、談笑聲、恭喜聲，匯成一支歡樂的新年合奏曲。熙熙攘攘的人們，臉上都綻開了愉快的笑容。正當我辦完公事走出分駐所，忽然對街跑來一個男孩子，正好將要碰到從臺東方面疾駛而來的小轎車。我本能地立即扔下公文，飛快地衝過來，一把抱住那孩子，用柔道倒法就地一滾；那小轎車「吱」的一下，在那孩子身邊煞住。
所幸並未發生什麼意外，我擦破了表皮，而孩子扭傷了右腳。等我扶起他時，才發現原來是潘傑的兒子潘英達。我把他送到衛生所，經過醫生敷藥包紮，說是傷勢不重，休養幾天就會好的。於是我付了醫藥費，順路扶他回家。
這以後，我常常帶著水果以及兒童讀物之類的東西，去探視潘英達，慢慢的，我發現這孩子天資聰明，只是缺乏兒童應有那種天真活潑的生氣；他像一棵正在發芽的嫩苗，被一塊無情的石頭壓住了，我們的友誼發展地很快，我想他一定很少，甚至沒有朋友！每當我去探望他時，他總是眼巴巴地坐在門口小木凳上，用殷切的眼光，凝視著通往他家去的小路。當他遠遠看到我，就扶住門框站起來，揮著手，大聲叫著：
「陳叔叔，陳叔叔！」
他這種親切的態度，很使我感動，也增加了我對他的關切。
「假使我的傷好了，陳叔叔，你是不是還常常來我家？」有一次，他突然問我。
「當然要來，我們不是好朋友嗎？」我溫和地說。
他好像想到什麼事情似地，皺著眉頭說：「怕我爸爸不高興？」
「那又為什麼？」我有點奇怪。
「爸爸說，現在好人很少，要我少跟別人搭訕。」他低下頭說：「我幾次想去考中學，他都不讓我去。」
「沒有關係，英達，」我拍拍他的肩膀，安慰他說：「我一定找機會跟你爸爸去說。」
經過這次意外事件，他們一家對我的觀感也在漸漸好轉。我記得那天把英達扶回家時，潘傑還是將信將疑地用驚訝的眼光看著我。後來，我去的次數多了，他們看到我對孩子的細心照顧，很受感動，就開始用信任的態度來接待我。我也常常找機會跟潘傑談話，我總希望他能振作起來；不要唉聲嘆氣，疑神疑鬼。更希望能使他生活得開開朗朗。
我們時常接觸，彼此之間的情感亦隨之增加。我了解他並不是如鄰居所說的怪人，他很老實，是一個實事求是的老實人，不過性格過於內向了一點。但是使我失望的是潘傑常常酗酒，有好幾次，我發現他爛醉如泥地躺在床上，後來我才曉得他酒量並不大，也無所謂癮，只是一空下來就想喝幾杯。我相信他一定在借酒澆愁，可能他的心靈上曾經受過一種很大的刺激，或者有難言的隱痛。
三月中旬，潘傑家裡祭祖拜拜，要英達來請我去吃拜拜。
那天的菜餚非常豐富。我們喝了兩瓶紅露酒，大家有點醉意，這時，他太太跟英達早已呼呼大睡。
「陳先生，酒逢知己千杯少；來！再乾一杯。」他的聲音也有點含糊不清，一口喝盡了杯裡的酒，用顫抖的手拿起酒瓶又倒了一杯，「我有很多話要跟您說。我們是好朋友，是不是？」他打了一個酒噎，「我⋯⋯唉，心病⋯⋯」
「要找醫生來看一看？」我關心地問。
「唉！」他搖搖頭，緊抿嘴脣想了一下，似乎準備要向我講什麼，但當他看到我用一種期待的眼光等候他開口時，突然皺皺眉，以戒備的神色看了我一眼，舉起杯，囁嚅地說：「今天真對不起，沒有好菜。來！乾一杯！」
我曉得他在下逐客令，很識趣地告退了。
我深信他一定有難言之隱，可能是關於他婚姻或在年輕時代戀愛方面的事情。我相信只有女人在男人心中所留下的創痛，是終生難忘的。我並不急於探索潘傑心中的隱密，我認為時間與情感一定會解開這個死結。
近來正忙著辦理反共自覺運動的宣傳工作，沒有時間去看潘傑。有一次，我走過他門口，他遠遠地就在招呼我。
「好幾天沒來玩啦！英達天天念著你呢！」
「忙著辦理反共自覺運動宣傳，哪有空？」
「什麼運動？」
「反共自覺運動。」我簡略地告訴他這個運動的意義和政府廣大的政策。
他聽了之後，沒說什麼，只是怔怔地凝視著前面，好像想著什麼事情。我因忙，沒進去坐。
那天夜裡，正下著雨，氣溫很低，我懶得出門，在房間裡點著煤油燈看書，一直到深夜才就寢，剛剛入睡，就被一陣敲門聲驚醒。我覺得奇怪，這樣冷的天氣，又是半夜三更，一定是派出所裡有事。我連忙披上衣服，出來開門。
「陳叔叔⋯⋯」原來是英達，他戴著斗笠，披著一塊油布，可憐巴巴地在雨中哆嗦著。
「英達，快到裡面坐！有事嗎？」
「是爸爸⋯⋯他喝醉酒了⋯⋯」他的話被哭聲哽住了，「他⋯⋯在哭，要您去一趟。」
抵達潘家，推開門，我看到潘傑伏在桌子上。潘太太流著淚站在他身邊，溫柔地在勸慰他。他哭得很傷心，好像是積困了很久的委屈，在盡情地發洩！
「有什麼事，慢慢說，不要這樣難過。」我走過去，輕輕地拍著他的肩膀。
「啊！陳先生，」他抬起頭，激動地拉住我的手說：「我害了我的太太和英達，過了好多年暗無天日的生活啊！我真是個懦夫！我對不起他們母子。」
「冷靜點，過於傷心，會影響健康的。」我勸慰他說。
「像我這種人，還說什麼健康！陳先生，我巴不得立刻死去了⋯⋯」
他斷斷續續地告訴我，十五年前，他因交友不慎，誤入歧途，加入中共屬下的「臺灣民主自治聯盟」。並參加了「二二八事變」。他雖然僥倖地避過治安人員的耳目，但當時風聲很緊，於是他離開了家庭，離開了親友，離開了一切凡是認識的人，開始過著流浪的生活。後來就在這兒定居下來。十多年來，經過兢兢業業的經營，總算有一個家了。照理，應該感到快樂，但事實上，並不盡然，他不敢讓家人出去，也不敢叫人家進來，心裡總蒙著一層陰影，深怕有一天會露出破綻而被捕。
他曾經幾次想出來自首，但又怕政府把他當匪諜來辦。這種內心的恐懼，愈來愈使他痛苦整夜難眠，有點風吹草動，就疑心有人抓他。看到陌生人，總以為是便衣的治安人員來調查他。於是，他不得不借酒去麻醉他自己，但酒醒了，又復墮入痛苦的深淵。他說，自從我與他親近之後，他才慢慢地了解現在的警察人員，已非日據時代那樣專橫野蠻了。我對英達的照顧，使他深深受到感動。今晨聽我談起反共自覺運動的事情後，下了最大的決心，要向政府自首，卸下他那副痛苦的重擔。
我待他說完，就很詳細地告訴他表白登記的方法，並祝賀他重新獲得了光明。回到宿舍，雞已啼了兩遍，天也快亮了。
當我早晨到派出所上班時，潘傑早已在那裡了。主管很客氣地招待了他，並且幫助他辦了手續。
這以後，潘傑像另外換了一個人。我好幾次在富里看到他陪著太太買東西。村子裡也常可發現他的蹤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