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疆界的消失，德勒斯登大轟炸，老布拉格的幽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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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柏林那天，下著小雨，天空陰沉得像一塊陳舊的大理石。風驅趕著路人的雨傘，像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擺弄街邊的花瓣。但很多人根本不用雨傘，他們在雨中渾然不覺，彷彿早已習慣了柏林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濕了開往查理檢查站的旅遊巴士，淋濕了賓士公司的戶外廣告牌，也淋濕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馬路上的汽車很少，經過地鐵口時，可以聽到列車尖銳的刹車聲，然後又轟隆隆地開走。
那天上午，我還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創辦的《圖片報》的大廈裡，凝望窗外。我的工作很簡單，把一篇臺灣網站上的文章翻譯成英文，那篇文章講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給iPhone充電。我談不上喜歡這份差事，所幸它將在中午結束。下午三點，我將搭乘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經住了三個星期。第一個星期住在東柏林的一所公寓裡，第二個星期搬到了西柏林選帝侯大道附近的一家老式旅館。這家旅館曾是柏林一位時尚攝影師的私宅，二戰前是柏林文化人的聚會之所。旅館夾在寶格麗和卡地亞的店鋪之間，可房價卻和它的裝潢一樣還儘量維持著多年前的樣子：走廊兩側和二樓寬敞的客廳裡，懸掛著當年文人們留下的攝影和繪畫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電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鏡，踏上去吱吱作響的木地板，當然還有那套持續至今、連經理本人都為之感動的待客之道──每週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費提供的豐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著領結的服務員會把裝在小壺裡的咖啡放到你的桌上，然後你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觀看餐廳牆上的照片或窗臺上的雕塑。
那樣的時刻總是很美好──柏林夏天的早晨，沒有什麼會讓你感到沮喪。當我即將離開時，我發現我最懷念的正是這樣閒散的時光。我不再喜歡在旅行指南上劃勾，像積攢郵票一樣積攢必去的景點。我希望可以在一個城市裡隨意漫步、坐下，像一個舊地重遊的幽靈。我知道，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地方比歐洲大陸更適合幽靈遊蕩了。
我把翻譯好的文章發給同事，然後提著行李下樓，迎著清新的風穿越被雨水沖洗過的廣場，對面一個土耳其人站在雜貨鋪門口，望著雨中空蕩蕩的街道。我還有足夠的時間，所以拐進街角的一家義大利餐廳。木質桌子上擺著亮閃閃的餐具，窗玻璃在雨中顯得霧氣濛濛，一個漂亮的義大利女人獨自坐在桌邊喝著開胃酒。我在靠窗的長椅上坐下來，面對著義大利女人，侍者走過來問我要喝點什麼，我說要一大杯「柏林客」鮮啤。
啤酒十分冷冽，很好喝，杯身上是一層細密的水珠。我就著餐前麵包，慢慢地喝著。在柏林，幾乎每人都可以喝上幾升啤酒。在東柏林居住的那個星期，我幾乎在任何時間都能看到一個個拎著酒瓶的年輕人。他們在地鐵上喝，在餐桌上喝，在路邊長椅上喝，從早喝到晚。有軌電車轟鳴著駛過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築。那些高大空曠的蘇式住宅，像一隻只眼睛，凝望著東柏林的滾滾紅塵。
街邊是便宜的小餐廳，從土耳其烤肉到越南河粉應有盡有，牆上是隨處可見的塗鴉。二手衣服店、二手唱片店、二手書店，彷彿一切都開放在陳舊的花叢裡，而正是這些陳舊之物滋養著東柏林，她像一個毫不在乎自己容顏的女人，自由隨性。
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叫「A－Trane」的酒吧聽爵士現場。這裡是爵士音樂家的樂園。老闆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鋼琴手，酒水的價格更是讓北京任何一家酒吧汗顏。我喜歡這家酒吧的名字。每當音樂在午夜響起，我都感到自己坐在一節火車的車廂裡，紛飛的音符就是窗外飛馳而逝的風景。
此刻，窗外下著雨。我一邊喝啤酒一邊吃海鮮義大利麵。爵士樂的最偉大之處在於即興，聽聽約翰·柯川，聽聽歐涅·柯曼，聽聽瑟隆尼斯·孟克，他們最精彩的唱片無一例外錄自現場。那些即興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靈魂，而這也應該是偉大的旅行所具備的特質。我不喜歡把每一段行程都安排得嚴絲合縫的旅行，沒有即興，沒有隨心所欲，沒有突發奇想，旅行更像是一種苦行。
注意到我的行李箱，正待得無聊的侍者突然問：「出去玩？」
「去捷克，」我說，「然後去波蘭、斯洛伐克。」
「一路向東？」
「可能。」
「好運！」
是的，好運，我坐在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上這樣想著。如今，唯一確定下來的只有這趟大巴，我將前往布拉格，再從布拉格北上波蘭，之後我希望能跨越高聳的塔特拉山，進入斯洛伐克。我不確定這之後要去那裡，也不確定將在每個地方逗留多久，更不清楚我能選用何種交通方式。在現實面前，任何精心的策劃總會顯得脆弱不堪，而最好的應對之策就是隨波逐流。我甚至感到一種隱隱的興奮，因為不確定性正是即興的旅行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禮物。
我想起一年前，在印度的大吉嶺，我走在街上，突然發現自己丟了錢包。那天陽光明媚，人流洶湧的街道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我回到旅館，上網用Skype打電話掛失信用卡。窗外的喧囂有一種催眠的力量，陽光照耀著室內飛揚的塵土。我在心裡玩味著自己的處境並安慰自己：旅行者丟錢包就像浪漫主義作家得肺病一樣光榮。
我還能清楚地想起自己當時的心境。它彷彿一隻沉睡的小動物，被記憶的魔法召喚甦醒。只是因為時間的緣故，一切曾經的困苦，都染上了一絲脈脈溫情。就像這雨中的柏林，我幾乎是戀戀不捨地看著她離我越來越遠。
剛來柏林那天，正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戀大遊行。街上到處是盛裝的同性戀和異裝癖者，他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聚集到市中心：穿著蕾絲裙的男人，塗著黑眼影的男人，穿著丁字褲和高跟鞋的男人……和他們相比，那些只在鼻子和下巴上穿環的龐克青年，簡直只能算是普通青年。
地鐵上，我看到一個穿著藍色連衣裙的男孩坐在我對面描唇。他有蒼白的皮膚和淡黃色的頭髮，睫毛細長。他身上的那種中性氣質，讓我感到心慌。但為了一睹遊行的盛況，我還是跟隨他來到波茲坦廣場。廣場一片狼藉，彷彿剛經歷過一場戰爭。警車停靠在路邊，閃著燈，清潔車正從四面八方把廣場上的酒瓶、垃圾聚集到一起。天空陰沉蒼白，風捲來這天下午的第一批雨點。路邊，賣圖林根烤腸的臨時帳篷生意正旺，從遊行隊伍裡退下來的人，正等著烤腸熱狗和大塑料杯裝的冰鎮啤酒。至少在波茲坦廣場，交通已經徹底癱瘓。我沿著混亂的街道走向布蘭登堡門。沿路的露天咖啡館裡，坐滿了表情如木乃伊的中產階級遊客，他們靜靜地喝著白葡萄酒，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遊行的人群。或許，他們正在人群中尋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吧。
遊行的氣氛在布蘭登堡門到達了頂峰。重型花車上的音響讓所有人都停住腳步，隨之起舞。有人放起了煙火。冉冉而起的濃煙，模糊了布蘭登堡門上的雕塑，彷彿這些古代諸神剛經歷完神話裡的腥風血雨，終於殺回到了這個同性戀和異裝癖領導的世界。
一個國家的危機是一個機會，是給旅行者的一份大禮。──保羅·索魯，《開往東方之星的鬼魂列車》
但是待在這裡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沿著菩提樹大街，走向亞歷山大廣場。平靜的林蔭大道有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夜幕開始降臨，當我回望布蘭登堡門時，那些煙霧仍然像中國皮影一樣映在天際線上。
2
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車上配有無線網絡，舒適度也遠超我的想像。我一邊看著窗外的風景，一邊喝著啤酒，很快就睡意朦朧。等我再次醒來時，大巴正穿行在德勒斯登空曠的街道上。街上無人，有軌電車被夕陽拉出長長的影子，可車上幾乎沒有乘客。這是我第二次來德勒斯登，第一次是來聽路·瑞德的演唱會。我還記得他站在易北河畔的露天舞臺上，唱著那首《我在等我的男人》（I'm Waiting For My Man）。我的周圍都是上了年紀、乳房下垂、挺著肚子的中年人。
當他們是年經小姐女子和青年的時候，德勒斯登還屬於東德，而路·瑞德代表著對資本主義生活的想像。他們一定費了不少心思，才能聽到路·瑞德的唱片，因為德勒斯登地處易北河谷地，很難接收到西德的無線電信號，被戲稱為「無能的山谷」。
大巴穿過連接新城和古城的易北河大橋，這是德勒斯登最美的地方。站在橋上，視野無比開闊，易北河緩緩流淌，老城的巴洛克建築群在夕陽下慘烈壯美，有一種讓人心碎的力量。曾經，這裡是撒克遜王國的首都，也是整個歐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透過車窗，我看到聖母教堂的尖頂，看到歌劇院外牆上繁複的雕刻。毫無疑問，它們代表著人類最美好的想像和祝福。然而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幾乎都是新的、重建的──二戰末期的盟軍大轟炸，將整座城市和它擁有的文明夷為平地。
我試圖想像上百架飛機壓過德勒斯登天際線的景象。它們扔下數千噸炸彈，在短短的一瞬間，將這座代表著德國巴洛克建築之最、曾經美得讓人驚嘆的城市，化為人間地獄。
德勒斯登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一切有機物，一切能燃燒的東西都被大火吞沒；德勒斯登這時彷彿是一個月亮，除了礦物質外空空如也。──寇特·馮內果，《第五號屠宰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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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離開柏林那天，下著小雨，天空陰沉得像一塊陳舊的大理石。風驅趕著路人的雨傘，像有只看不見的手在擺弄街邊的花瓣。但很多人根本不用雨傘，他們在雨中渾然不覺，彷彿早已習慣了柏林不期而至的雨水。雨水淋濕了開往查理檢查站的旅遊巴士，淋濕了賓士公司的戶外廣告牌，也淋濕了施普林格先生的雕像。馬路上的汽車很少，經過地鐵口時，可以聽到列車尖銳的刹車聲，然後又轟隆隆地開走。
那天上午，我還坐在施普林格先生創辦的《圖片報》的大廈裡，凝望窗外。我的工作很簡單，把一篇臺灣網站上的文章翻譯成英文，那篇文章講的是如何用一盆水給iPhone充電。我談不上喜歡這份差事，所幸它將在中午結束。下午三點，我將搭乘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前往布拉格。
我在柏林已經住了三個星期。第一個星期住在東柏林的一所公寓裡，第二個星期搬到了西柏林選帝侯大道附近的一家老式旅館。這家旅館曾是柏林一位時尚攝影師的私宅，二戰前是柏林文化人的聚會之所。旅館夾在寶格麗和卡地亞的店鋪之間，可房價卻和它的裝潢一樣還儘量維持著多年前的樣子：走廊兩側和二樓寬敞的客廳裡，懸掛著當年文人們留下的攝影和繪畫作品，高高的天花板，老式電梯，走廊拐角的穿衣鏡，踏上去吱吱作響的木地板，當然還有那套持續至今、連經理本人都為之感動的待客之道──每週二晚的爵士四重奏和免費提供的豐盛早餐。
每天早上，打著領結的服務員會把裝在小壺裡的咖啡放到你的桌上，然後你可以一邊喝咖啡一邊觀看餐廳牆上的照片或窗臺上的雕塑。
那樣的時刻總是很美好──柏林夏天的早晨，沒有什麼會讓你感到沮喪。當我即將離開時，我發現我最懷念的正是這樣閒散的時光。我不再喜歡在旅行指南上劃勾，像積攢郵票一樣積攢必去的景點。我希望可以在一個城市裡隨意漫步、坐下，像一個舊地重遊的幽靈。我知道，世界上再沒有什麼地方比歐洲大陸更適合幽靈遊蕩了。
我把翻譯好的文章發給同事，然後提著行李下樓，迎著清新的風穿越被雨水沖洗過的廣場，對面一個土耳其人站在雜貨鋪門口，望著雨中空蕩蕩的街道。我還有足夠的時間，所以拐進街角的一家義大利餐廳。木質桌子上擺著亮閃閃的餐具，窗玻璃在雨中顯得霧氣濛濛，一個漂亮的義大利女人獨自坐在桌邊喝著開胃酒。我在靠窗的長椅上坐下來，面對著義大利女人，侍者走過來問我要喝點什麼，我說要一大杯「柏林客」鮮啤。
啤酒十分冷冽，很好喝，杯身上是一層細密的水珠。我就著餐前麵包，慢慢地喝著。在柏林，幾乎每人都可以喝上幾升啤酒。在東柏林居住的那個星期，我幾乎在任何時間都能看到一個個拎著酒瓶的年輕人。他們在地鐵上喝，在餐桌上喝，在路邊長椅上喝，從早喝到晚。有軌電車轟鳴著駛過社會主義時期的建築。那些高大空曠的蘇式住宅，像一隻只眼睛，凝望著東柏林的滾滾紅塵。
街邊是便宜的小餐廳，從土耳其烤肉到越南河粉應有盡有，牆上是隨處可見的塗鴉。二手衣服店、二手唱片店、二手書店，彷彿一切都開放在陳舊的花叢裡，而正是這些陳舊之物滋養著東柏林，她像一個毫不在乎自己容顏的女人，自由隨性。
每天晚上，我都去一家叫「A－Trane」的酒吧聽爵士現場。這裡是爵士音樂家的樂園。老闆本人是一位出色的鋼琴手，酒水的價格更是讓北京任何一家酒吧汗顏。我喜歡這家酒吧的名字。每當音樂在午夜響起，我都感到自己坐在一節火車的車廂裡，紛飛的音符就是窗外飛馳而逝的風景。
此刻，窗外下著雨。我一邊喝啤酒一邊吃海鮮義大利麵。爵士樂的最偉大之處在於即興，聽聽約翰·柯川，聽聽歐涅·柯曼，聽聽瑟隆尼斯·孟克，他們最精彩的唱片無一例外錄自現場。那些即興的片段才是爵士自由的靈魂，而這也應該是偉大的旅行所具備的特質。我不喜歡把每一段行程都安排得嚴絲合縫的旅行，沒有即興，沒有隨心所欲，沒有突發奇想，旅行更像是一種苦行。
注意到我的行李箱，正待得無聊的侍者突然問：「出去玩？」
「去捷克，」我說，「然後去波蘭、斯洛伐克。」
「一路向東？」
「可能。」
「好運！」
是的，好運，我坐在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上這樣想著。如今，唯一確定下來的只有這趟大巴，我將前往布拉格，再從布拉格北上波蘭，之後我希望能跨越高聳的塔特拉山，進入斯洛伐克。我不確定這之後要去那裡，也不確定將在每個地方逗留多久，更不清楚我能選用何種交通方式。在現實面前，任何精心的策劃總會顯得脆弱不堪，而最好的應對之策就是隨波逐流。我甚至感到一種隱隱的興奮，因為不確定性正是即興的旅行者所能得到的最好禮物。
我想起一年前，在印度的大吉嶺，我走在街上，突然發現自己丟了錢包。那天陽光明媚，人流洶湧的街道給人一種不真實感。我回到旅館，上網用Skype打電話掛失信用卡。窗外的喧囂有一種催眠的力量，陽光照耀著室內飛揚的塵土。我在心裡玩味著自己的處境並安慰自己：旅行者丟錢包就像浪漫主義作家得肺病一樣光榮。
我還能清楚地想起自己當時的心境。它彷彿一隻沉睡的小動物，被記憶的魔法召喚甦醒。只是因為時間的緣故，一切曾經的困苦，都染上了一絲脈脈溫情。就像這雨中的柏林，我幾乎是戀戀不捨地看著她離我越來越遠。
剛來柏林那天，正是柏林一年一度的同性戀大遊行。街上到處是盛裝的同性戀和異裝癖者，他們從城市的各個角落聚集到市中心：穿著蕾絲裙的男人，塗著黑眼影的男人，穿著丁字褲和高跟鞋的男人……和他們相比，那些只在鼻子和下巴上穿環的龐克青年，簡直只能算是普通青年。
地鐵上，我看到一個穿著藍色連衣裙的男孩坐在我對面描唇。他有蒼白的皮膚和淡黃色的頭髮，睫毛細長。他身上的那種中性氣質，讓我感到心慌。但為了一睹遊行的盛況，我還是跟隨他來到波茲坦廣場。廣場一片狼藉，彷彿剛經歷過一場戰爭。警車停靠在路邊，閃著燈，清潔車正從四面八方把廣場上的酒瓶、垃圾聚集到一起。天空陰沉蒼白，風捲來這天下午的第一批雨點。路邊，賣圖林根烤腸的臨時帳篷生意正旺，從遊行隊伍裡退下來的人，正等著烤腸熱狗和大塑料杯裝的冰鎮啤酒。至少在波茲坦廣場，交通已經徹底癱瘓。我沿著混亂的街道走向布蘭登堡門。沿路的露天咖啡館裡，坐滿了表情如木乃伊的中產階級遊客，他們靜靜地喝著白葡萄酒，目不轉睛地注視著遊行的人群。或許，他們正在人群中尋找自己昔日的影子吧。
遊行的氣氛在布蘭登堡門到達了頂峰。重型花車上的音響讓所有人都停住腳步，隨之起舞。有人放起了煙火。冉冉而起的濃煙，模糊了布蘭登堡門上的雕塑，彷彿這些古代諸神剛經歷完神話裡的腥風血雨，終於殺回到了這個同性戀和異裝癖領導的世界。
一個國家的危機是一個機會，是給旅行者的一份大禮。──保羅·索魯，《開往東方之星的鬼魂列車》
但是待在這裡的時間越長，我就越感到自己的格格不入。我沿著菩提樹大街，走向亞歷山大廣場。平靜的林蔭大道有一種撫慰人心的力量。夜幕開始降臨，當我回望布蘭登堡門時，那些煙霧仍然像中國皮影一樣映在天際線上。
2
這是我第一次乘坐歐洲巴士公司的大巴，車上配有無線網絡，舒適度也遠超我的想像。我一邊看著窗外的風景，一邊喝著啤酒，很快就睡意朦朧。等我再次醒來時，大巴正穿行在德勒斯登空曠的街道上。街上無人，有軌電車被夕陽拉出長長的影子，可車上幾乎沒有乘客。這是我第二次來德勒斯登，第一次是來聽路·瑞德的演唱會。我還記得他站在易北河畔的露天舞臺上，唱著那首《我在等我的男人》（I'm Waiting For My Man）。我的周圍都是上了年紀、乳房下垂、挺著肚子的中年人。
當他們是年經小姐女子和青年的時候，德勒斯登還屬於東德，而路·瑞德代表著對資本主義生活的想像。他們一定費了不少心思，才能聽到路·瑞德的唱片，因為德勒斯登地處易北河谷地，很難接收到西德的無線電信號，被戲稱為「無能的山谷」。
大巴穿過連接新城和古城的易北河大橋，這是德勒斯登最美的地方。站在橋上，視野無比開闊，易北河緩緩流淌，老城的巴洛克建築群在夕陽下慘烈壯美，有一種讓人心碎的力量。曾經，這裡是撒克遜王國的首都，也是整個歐洲的文化中心之一。
透過車窗，我看到聖母教堂的尖頂，看到歌劇院外牆上繁複的雕刻。毫無疑問，它們代表著人類最美好的想像和祝福。然而我知道眼前的一切幾乎都是新的、重建的──二戰末期的盟軍大轟炸，將整座城市和它擁有的文明夷為平地。
我試圖想像上百架飛機壓過德勒斯登天際線的景象。它們扔下數千噸炸彈，在短短的一瞬間，將這座代表著德國巴洛克建築之最、曾經美得讓人驚嘆的城市，化為人間地獄。
德勒斯登成了一朵巨大的火花，一切有機物，一切能燃燒的東西都被大火吞沒；德勒斯登這時彷彿是一個月亮，除了礦物質外空空如也。──寇特·馮內果，《第五號屠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