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論 打造未來
在距離商業大街半英里處，一個身障男子上吊輕生。他的社會福利被縮減，讓他無法餵飽家人。他死在英國的伯恩利，而英國是世界上第十富有的國家。他並不是特例：今日有一百萬英國人在使用食物銀行（food bank），因為最窮的人變得更窮了。這種事被稱為「削減赤字」。
銀行變成賭場，然後債權變成呆帳，銀行幾乎倒閉。所以政府就搶劫大眾的荷包，為銀行紓困。但總得有人付帳，他們決定應該由窮人買單，這種事被稱為「緊縮」。
在世界的又另一頭，有位葉門母親為她的小孩哀泣，他們也是被倒下的牆壁壓死，但這一次牆壁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空襲而倒塌。沙國的武器由英國企業提供，他們稱之為「反恐戰爭」。從中亞到中東，約有一百萬人喪生，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但戰爭繼續打下去，軍火商變得更有錢。
在地中海，一艘腐爛的船因為超載而翻覆沉沒，救難船趕到前已經有一百人溺斃。總計每年有上千名難民喪生於渡過地中海的途中，他們是在軍國主義和企業勢力肆虐的世界裡，被迫播遷的數百萬難民的一部分。
那些成功達陣的難民會被送進集中營，關在鐵絲網後方，受到穿制服無賴的霸凌和種族主義政客的取笑。他們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麻瘋病人，不受歡迎且被認為「不潔」。在抵達德國的難民中，有超過四百人企圖自殺，而二十人自殺成功。
氣候變遷、戰爭及貧窮，將我們的世界撕得四分五裂。它們並非毫不相關的議題，而是息息相關，是一個由敵對國家和企業構成之系統的一部分。驅動這個系統的是追逐利潤的競爭。
讓少數人富上加富、許多人變窮，還有摧毀地球，這些要求內建於資本主義系統，唯有利潤攸關重要。人類痛苦及環境都是不費成本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破碎的社會、燒焦的大自然是此系統的廢品。
這個系統現正把我們推入深淵，帶來更嚴重的汙染、更多的戰爭、更深重的貧窮。地球快速增溫，國際秩序邁向崩潰，社會結構被大得荒唐的不平等撕裂。
這個系統無法改革。企業已經把議會變成木偶劇場，家財億萬的政客在舞臺上顧盼自雄而無所作為，議會已淪為企業指令的傳聲筒。
那一％的人絕不會交出自身財富和權力，歷史上從未有精英階級那樣做過。他們不可能拆毀自身財富和權力所仰賴的系統，要麼是由我們終結富人、銀行和企業的統治，要麼是讓危機重重的系統把我們拖入野蠻，把地球帶向毀滅。
世界的財富
過去五千年來，從農業革命第一次讓剩餘財富的實質積累成為可能肇始，人類就不均勻、不確定地邁向對匱乏的消除。這是由三部歷史引擎所驅動：技術進步、統治階級之間的競爭及階級鬥爭。而這種邁向之所以不均勻、不確定，是因為三種機制的運作（特別是加在一起的時候）問題重重。
過去兩百五十年來，從工業革命開始，變遷的步伐急劇加速。一套競爭性資本積累系統，創造出一種不停創新的全球經濟。人類的聰明勤勞將我們帶到人人皆可享受物質富裕的邊緣。
然而，內在於這個經濟的消除匱乏潛力卻始終沒有實現，相反的，只帶來剝削和貧窮、帝國主義和戰爭，以及饑荒和疾病。我們創造出多到空前未有的技術知識與財富（這是五千年人類集體勞動的成果），然而，它們卻被用來助長一小撮不事生產者的貪婪和暴力。
本書目的之一是解釋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另一目的則是顯示情況可以是別的樣子。我們的論證以一個簡單的事實為核心，即人類能夠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不是身處自己選擇的環境，他們的行動是受到其時代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規範，不過，在受到這些限制時（事實上也正因為這些限制使然），人類可以作出一系列的選擇。有時，他們會選擇不去行動，默默承受現實，這樣他們就會繼續是歷史的受害者，受到統治者的決定支配。另一些時候（這些時候大概要少得多），他們會選擇組織起來，進行戰鬥。當夠多的人作出這種選擇，就會形成一場群眾運動與一股歷史力量，然後大地就會為之震動。
我們已經到達必須作出重大抉擇的關口：要麼默默承受緊縮和貧窮，承受巨大的社會不公義，承受極有可能墜入法西斯主義、戰爭和生態滅絕的風險；要麼可以決心讓最新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成為最後一個，決心起而推翻銀行家和軍閥的統治，創造出奠基於民主、平等、可永續性，以及為需要而生產的新社會。
有一點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目前正面臨全面性且存在性的危機，這個危機蘊含經濟、社會、帝國、生態和政治的面向。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看來已經進入一次「大停滯」（Great Stagnation），有可能會是歷史上最難解決的蕭條。在資本主義的大都會心臟地帶，生活水準降低，貧窮不斷升高，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每下愈況。開發中世界所有地區都被轉變為巨大的血汗工廠，在從中亞到西非的大片地域，有千萬人因為戰爭造成的混亂狀態而流離失所。
雖然作出龐大的軍事投資，美國這個衰落中的全球霸主被證明無法在阿富汗、伊拉克我行我素，無法恢復中東的穩定，也無法阻止中國之流新帝國對手的推進。對此，美國的因應之道是加重武裝，更訴諸暴力。
與此同時，有可能摧毀工業文明的全球暖化失控和氣候災難繼續倒數計時。
這時候，就像一九三○年代一樣，法西斯主義的怪獸從資本主義的下水道冒了出來。
人類異化的狀態從未更甚於今日。一方面，集體勞動創造出有著消除匱乏潛力的空前生產力；另一方面，同一批力量又被轉化成對我們的健康、幸福，甚至對我們的生存不利的推手。
我們該怎樣辦？
二十一世紀可能發生革命嗎？
全球精英無法繼續以舊有方式統治。但是想要消除貧窮、戰爭和全球暖化，我們必須拆解他們的財富和權力所依賴的系統，這是他們自己做不到的。統治階級解決危機的唯一方法是墜入野蠻。他們作為資本鉅子的角色，讓他們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為沒有歷史功能的寄生性社會階級。
人類進步現在要仰賴推翻新自由主義統治階級，讓工人掌握國家權力，以及將經濟和社會生活重新置於民主控制之下。
二十世紀的歷史讓我們明白，如果想要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在全球展開行動。過去四十年來的教訓讓我們明白，「一國社會主義」是痴人說夢。但世界革命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發生嗎？
革命總是讓人意想不到，有著高度感染力，能夠引發巨大變遷。一七八九年當巴黎人民武裝起來，走上街頭阻止一場皇室政變時，法國大革命爆發了。然後，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四年之間，他們反覆干預政治過程，推動革命向前，對抗心猿意馬的溫和派、反革命分子和入侵的外國軍隊。
革命運動在一八一五年之後消沉，但後來再次爆發，先是一八三○年在法國爆發，然後在一八四八年席捲巴黎、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羅馬和歐洲其他城市。雖然這些革命後來都失敗了，但帶給改革的推動力卻不可遏止。歐洲的統治者知道必須有所改變，否則就會面臨人民再次造反的危險。因為這個緣故，法國變成共和國，義大利統一起來，德國被打造為現代的民族國家。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沙皇的警察獨裁政權被勞工階級的起義推翻。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布爾什維克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下，俄國勞工階級奪取了政權。工廠由工人的委員會管理，土地被分給農民，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革命被經濟崩潰、內戰和外國入侵摧毀為止，俄國有短短幾年時間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布爾什維克革命引發連鎖反應，從德國到中國都爆發革命。發生在德國及奧匈帝國的革命，終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此起彼落的革命，差點把世界資本主義系統扳倒。
此後這個系統繼續孕育革命。一九三六年發生在西班牙的革命，遏阻了一場法西斯主義者支持的軍事政變。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發革命，作為對蘇聯入侵的回應。一九六八年的法國有上千萬工人加入大罷工，其中數以十萬計工人占領工廠，而學生和年輕工人在巴黎市中心跟鎮暴警察進行激戰。
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將一個邪惡、武裝強大且得到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拉下臺。一九八九年一波席捲東歐的革命，讓各個史達林主義獨裁者紛紛中箭下馬， 任他們有再多的線人、祕密警察和政治監獄都無濟於事。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經過十八日的群眾示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三十年的軍事獨裁在「阿拉伯之春」的勝利中瓦解。
在這些革命之前，反對派都備感絕望，因為他們面對的政權武力強大、警察羅網嚴密，而群眾看似一派冷漠。每一次，在直到群眾起義的一刻為止，統治階級的狂妄都看似不受約束。馬克思所謂歷史的「老飛蛾」喜歡嚇人一跳。
一九二四年，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反省剛剛過去的戰爭與革命的偉大時代時，談到所謂的「革命的現實性」（the actuality of the revolution）。在我們己身所處危機時代的脈絡，值得回顧盧卡奇的所思所想。他指出：
馬克思主義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現實性（universal actuality）為前提。在這層意義上，作為整個時代的客觀基礎，以及認識這個時代鑰匙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構成馬克思主義發揮作用的核心……革命的現實性定下整個時代的基調……革命的現實性就意味著把跟社會歷史整體有具體關聯的每個個別的日常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中的契機來研究。
在盧卡奇看來，國際勞工階級革命可謂一種攸關重大且始終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政治行動皆應以之作為判斷準繩。它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也許永遠不會發生，它有可能遙不可及，不過重點是舊秩序本身包含著革命始終存在的可能性，而這是不斷增加的人類痛苦唯一可想像的出路。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革命浪潮的最終敗北，並未否證盧卡奇這點洞察的基本有效性，反而只為其作出證明，因為敗北帶來的後果是史達林格勒、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野蠻。
在距離商業大街半英里處，一個身障男子上吊輕生。他的社會福利被縮減，讓他無法餵飽家人。他死在英國的伯恩利，而英國是世界上第十富有的國家。他並不是特例：今日有一百萬英國人在使用食物銀行（food bank），因為最窮的人變得更窮了。這種事被稱為「削減赤字」。
銀行變成賭場，然後債權變成呆帳，銀行幾乎倒閉。所以政府就搶劫大眾的荷包，為銀行紓困。但總得有人付帳，他們決定應該由窮人買單，這種事被稱為「緊縮」。
在世界的又另一頭，有位葉門母親為她的小孩哀泣，他們也是被倒下的牆壁壓死，但這一次牆壁是因為沙烏地阿拉伯的空襲而倒塌。沙國的武器由英國企業提供，他們稱之為「反恐戰爭」。從中亞到中東，約有一百萬人喪生，數千萬人無家可歸。但戰爭繼續打下去，軍火商變得更有錢。
在地中海，一艘腐爛的船因為超載而翻覆沉沒，救難船趕到前已經有一百人溺斃。總計每年有上千名難民喪生於渡過地中海的途中，他們是在軍國主義和企業勢力肆虐的世界裡，被迫播遷的數百萬難民的一部分。
那些成功達陣的難民會被送進集中營，關在鐵絲網後方，受到穿制服無賴的霸凌和種族主義政客的取笑。他們是現代資本主義的麻瘋病人，不受歡迎且被認為「不潔」。在抵達德國的難民中，有超過四百人企圖自殺，而二十人自殺成功。
氣候變遷、戰爭及貧窮，將我們的世界撕得四分五裂。它們並非毫不相關的議題，而是息息相關，是一個由敵對國家和企業構成之系統的一部分。驅動這個系統的是追逐利潤的競爭。
讓少數人富上加富、許多人變窮，還有摧毀地球，這些要求內建於資本主義系統，唯有利潤攸關重要。人類痛苦及環境都是不費成本的「外部性」（externalities），破碎的社會、燒焦的大自然是此系統的廢品。
這個系統現正把我們推入深淵，帶來更嚴重的汙染、更多的戰爭、更深重的貧窮。地球快速增溫，國際秩序邁向崩潰，社會結構被大得荒唐的不平等撕裂。
這個系統無法改革。企業已經把議會變成木偶劇場，家財億萬的政客在舞臺上顧盼自雄而無所作為，議會已淪為企業指令的傳聲筒。
那一％的人絕不會交出自身財富和權力，歷史上從未有精英階級那樣做過。他們不可能拆毀自身財富和權力所仰賴的系統，要麼是由我們終結富人、銀行和企業的統治，要麼是讓危機重重的系統把我們拖入野蠻，把地球帶向毀滅。
世界的財富
過去五千年來，從農業革命第一次讓剩餘財富的實質積累成為可能肇始，人類就不均勻、不確定地邁向對匱乏的消除。這是由三部歷史引擎所驅動：技術進步、統治階級之間的競爭及階級鬥爭。而這種邁向之所以不均勻、不確定，是因為三種機制的運作（特別是加在一起的時候）問題重重。
過去兩百五十年來，從工業革命開始，變遷的步伐急劇加速。一套競爭性資本積累系統，創造出一種不停創新的全球經濟。人類的聰明勤勞將我們帶到人人皆可享受物質富裕的邊緣。
然而，內在於這個經濟的消除匱乏潛力卻始終沒有實現，相反的，只帶來剝削和貧窮、帝國主義和戰爭，以及饑荒和疾病。我們創造出多到空前未有的技術知識與財富（這是五千年人類集體勞動的成果），然而，它們卻被用來助長一小撮不事生產者的貪婪和暴力。
本書目的之一是解釋事情為什麼會這樣，另一目的則是顯示情況可以是別的樣子。我們的論證以一個簡單的事實為核心，即人類能夠創造自己的歷史。他們不是身處自己選擇的環境，他們的行動是受到其時代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規範，不過，在受到這些限制時（事實上也正因為這些限制使然），人類可以作出一系列的選擇。有時，他們會選擇不去行動，默默承受現實，這樣他們就會繼續是歷史的受害者，受到統治者的決定支配。另一些時候（這些時候大概要少得多），他們會選擇組織起來，進行戰鬥。當夠多的人作出這種選擇，就會形成一場群眾運動與一股歷史力量，然後大地就會為之震動。
我們已經到達必須作出重大抉擇的關口：要麼默默承受緊縮和貧窮，承受巨大的社會不公義，承受極有可能墜入法西斯主義、戰爭和生態滅絕的風險；要麼可以決心讓最新一個資本主義危機成為最後一個，決心起而推翻銀行家和軍閥的統治，創造出奠基於民主、平等、可永續性，以及為需要而生產的新社會。
有一點十分清楚，資本主義目前正面臨全面性且存在性的危機，這個危機蘊含經濟、社會、帝國、生態和政治的面向。在二○○八年金融危機十多年後的今天，我們看來已經進入一次「大停滯」（Great Stagnation），有可能會是歷史上最難解決的蕭條。在資本主義的大都會心臟地帶，生活水準降低，貧窮不斷升高，基礎建設和公共服務每下愈況。開發中世界所有地區都被轉變為巨大的血汗工廠，在從中亞到西非的大片地域，有千萬人因為戰爭造成的混亂狀態而流離失所。
雖然作出龐大的軍事投資，美國這個衰落中的全球霸主被證明無法在阿富汗、伊拉克我行我素，無法恢復中東的穩定，也無法阻止中國之流新帝國對手的推進。對此，美國的因應之道是加重武裝，更訴諸暴力。
與此同時，有可能摧毀工業文明的全球暖化失控和氣候災難繼續倒數計時。
這時候，就像一九三○年代一樣，法西斯主義的怪獸從資本主義的下水道冒了出來。
人類異化的狀態從未更甚於今日。一方面，集體勞動創造出有著消除匱乏潛力的空前生產力；另一方面，同一批力量又被轉化成對我們的健康、幸福，甚至對我們的生存不利的推手。
我們該怎樣辦？
二十一世紀可能發生革命嗎？
全球精英無法繼續以舊有方式統治。但是想要消除貧窮、戰爭和全球暖化，我們必須拆解他們的財富和權力所依賴的系統，這是他們自己做不到的。統治階級解決危機的唯一方法是墜入野蠻。他們作為資本鉅子的角色，讓他們在二十一世紀初成為沒有歷史功能的寄生性社會階級。
人類進步現在要仰賴推翻新自由主義統治階級，讓工人掌握國家權力，以及將經濟和社會生活重新置於民主控制之下。
二十世紀的歷史讓我們明白，如果想要取得成功，我們必須在全球展開行動。過去四十年來的教訓讓我們明白，「一國社會主義」是痴人說夢。但世界革命在二十一世紀可能發生嗎？
革命總是讓人意想不到，有著高度感染力，能夠引發巨大變遷。一七八九年當巴黎人民武裝起來，走上街頭阻止一場皇室政變時，法國大革命爆發了。然後，在一七八九年和一七九四年之間，他們反覆干預政治過程，推動革命向前，對抗心猿意馬的溫和派、反革命分子和入侵的外國軍隊。
革命運動在一八一五年之後消沉，但後來再次爆發，先是一八三○年在法國爆發，然後在一八四八年席捲巴黎、柏林、維也納、布達佩斯、羅馬和歐洲其他城市。雖然這些革命後來都失敗了，但帶給改革的推動力卻不可遏止。歐洲的統治者知道必須有所改變，否則就會面臨人民再次造反的危險。因為這個緣故，法國變成共和國，義大利統一起來，德國被打造為現代的民族國家。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國沙皇的警察獨裁政權被勞工階級的起義推翻。一九一七年十月，在布爾什維克和彼得格勒蘇維埃的領導下，俄國勞工階級奪取了政權。工廠由工人的委員會管理，土地被分給農民，俄國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戰。直到革命被經濟崩潰、內戰和外國入侵摧毀為止，俄國有短短幾年時間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布爾什維克革命引發連鎖反應，從德國到中國都爆發革命。發生在德國及奧匈帝國的革命，終結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間此起彼落的革命，差點把世界資本主義系統扳倒。
此後這個系統繼續孕育革命。一九三六年發生在西班牙的革命，遏阻了一場法西斯主義者支持的軍事政變。一九五六年匈牙利爆發革命，作為對蘇聯入侵的回應。一九六八年的法國有上千萬工人加入大罷工，其中數以十萬計工人占領工廠，而學生和年輕工人在巴黎市中心跟鎮暴警察進行激戰。
一九七九年的伊朗革命，將一個邪惡、武裝強大且得到美國支持的獨裁政權拉下臺。一九八九年一波席捲東歐的革命，讓各個史達林主義獨裁者紛紛中箭下馬， 任他們有再多的線人、祕密警察和政治監獄都無濟於事。
二○一一年二月十一日，經過十八日的群眾示威，埃及總統穆巴拉克三十年的軍事獨裁在「阿拉伯之春」的勝利中瓦解。
在這些革命之前，反對派都備感絕望，因為他們面對的政權武力強大、警察羅網嚴密，而群眾看似一派冷漠。每一次，在直到群眾起義的一刻為止，統治階級的狂妄都看似不受約束。馬克思所謂歷史的「老飛蛾」喜歡嚇人一跳。
一九二四年，匈牙利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盧卡奇（Georg Lukács）在反省剛剛過去的戰爭與革命的偉大時代時，談到所謂的「革命的現實性」（the actuality of the revolution）。在我們己身所處危機時代的脈絡，值得回顧盧卡奇的所思所想。他指出：
馬克思主義是以無產階級革命的普遍現實性（universal actuality）為前提。在這層意義上，作為整個時代的客觀基礎，以及認識這個時代鑰匙的無產階級革命，就構成馬克思主義發揮作用的核心……革命的現實性定下整個時代的基調……革命的現實性就意味著把跟社會歷史整體有具體關聯的每個個別的日常問題，作為無產階級解放中的契機來研究。
在盧卡奇看來，國際勞工階級革命可謂一種攸關重大且始終存在的可能性，一切政治行動皆應以之作為判斷準繩。它不是不可避免的，它也許永遠不會發生，它有可能遙不可及，不過重點是舊秩序本身包含著革命始終存在的可能性，而這是不斷增加的人類痛苦唯一可想像的出路。
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三年革命浪潮的最終敗北，並未否證盧卡奇這點洞察的基本有效性，反而只為其作出證明，因為敗北帶來的後果是史達林格勒、奧斯維辛和廣島的野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