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逗人發笑絕非易事。例如，在《貓的搖籃》裡，都是一些非常短的篇章。每一篇都代表了一天的工作，每一篇都是一個笑話。如果寫的是悲劇場景，我就不必那麼費心安排，讓它有模有樣。你不可能點不燃一個悲劇場景。在悲劇中，只要把所有正確的因素統統擺出來，絕對會感動人心的。但講笑話就像是根據老鼠的抓痕來設捕鼠器一樣。你必須做得相當精巧，才能讓它在該夾住的時候突然夾住。
我仍然在聽喜劇，這類喜劇現在已經不太常見了。最接近的是，葛丘．馬克斯（Groucho Marx）的益智節目《以命相賭》（You Bet Your Life）的重播。一些原本非常風趣的作家不再風趣了。他們變得嚴肅起來，自然也就不再講笑話了。我很懷念麥克．弗萊恩（Michael Frayn）1，他是寫《錫人》（The Tin Men）的英國作家。他的腦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讓他變成一個非常嚴肅的人。
幽默是一種遠離殘酷生活，從而保護自己的方法。但到頭來，你終究是太累了，而現實則太過殘酷，於是幽默再也起不了作用。有一些人，像馬克．吐溫一樣，認為生活是殘酷的，只好用笑話來中和調劑。然而當他妻子，他最好的朋友，還有他的兩個女兒去世之後，他再也幽默不起來。只要你活得夠久，你身邊的許多人都會先你而去。
我可能再也無法開玩笑了─因為它不再是一種令人滿意的防禦機制。有些人很風趣，有些人並非如此。我過去確實很風趣，但如今或許不再是了。太多的打擊和失望，讓幽默再也不能發揮防禦作用。我可能已經成了一個非常乖戾的人，因為總是有很多事情觸怒我，讓我無法一笑置之。
這種情形可能已經發生了。我真的不知道從今以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只能一路看著我的這具身體和大腦自行起變化。成為作家這件事，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我的生活，我的創作，我都無法控制。我所認識的其他作家都認為他能夠駕馭自己，但我沒有這種感覺。我沒有那種控制力。我只是讓一切順其自然而已。
我真正想做的，就是給人們歡笑開懷。幽默就像阿斯匹靈一樣，可以減輕痛苦。如果從現在開始的一百年內，人們還能一直歡笑下去，我絕對會非常欣喜、滿足。
我要向所有與我孫子同年齡的人致歉。可能正在讀著本書的諸位，大多與我孫子年齡相仿。這些人，比如說你吧，被我們這些嬰兒潮世代創辦的公司和政府，冠冕堂皇地利用矇騙。
沒錯，這個星球現在一團糟。但它一直以來都是一團糟的。從來就沒有過什麼「過去的好日子」，有的就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正如我對孫子說的：「別看我。我也是剛剛才到這兒的。」
有些沒用的老蠢蛋會說，只有經歷過九死一生，像是他們所經歷的那些著名的災難，比如大蕭條、二次大戰、越戰等等，才能真正長大成人。說故事的人得為這種毀滅性的自殺式神話負責。在故事中，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每當經歷過一場大災難後，主人翁就會說：「今天我終於成了一個女人。今天我終於成了一個男人。結束。」
我從二次大戰的戰場上回家時，丹叔叔拍了拍我的後背說：「你現在是個男子漢了。」於是我殺了他。不是真的殺，但我真的覺得我那樣做了。
丹是個壞叔叔，他說一個男人不上戰場，就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漢。
但我還有個好叔叔，我的小叔叔亞歷克斯。他是我父親的小弟，一個沒有子嗣的哈佛畢業生，印第安那波里斯一名正直的人壽保險推銷員。他涉獵廣泛，富有智慧。他經常掛在嘴上的招牌抱怨是，人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夏天時，我們經常在蘋果樹下喝著檸檬水，懶洋洋地說長道短，發出蜜蜂一樣的嗡嗡聲。每當這個時候，亞歷克斯叔叔便會打斷這種愜意的胡說八道，大聲喊著：「如果這不叫幸福，還有什麼是幸福呢？」
所以現在我也這樣做，我的兒子，我的孫子也這樣做。我奉勸大家，人在福中一定要知福，要大聲宣布或低聲呢喃或沉思片刻：「如果這不叫幸福，還有什麼是幸福呢？」
＊
想像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老師、父母培養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想像力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娛樂的主要來源。1892年時，如果你是一個七歲的小孩，你讀了一個故事，就是很簡單的那種，講一個小女孩的小狗死了。這種故事不會讓你想哭嗎？你會不知道那個小女孩的感受嗎？然後你讀了另一個故事，講一個有錢人被香蕉皮滑了一跤。這個故事不會讓你捧腹大笑嗎？想像力的迴路就是這樣在你的大腦中建立起來。如果你去參觀一座美術館，那裡只掛著一個方形畫框，畫框裡是一幅幾百年都沒有挪動過的胡亂塗鴉。你對它不會有任何感覺。我們腦袋裡的想像力迴路，就算對最細微的暗示也能做出反應。一本書不過就是二十六個字母、十個數字和八種標點符號的排列組合，但人們卻能在將它們收入眼簾之後，想像出維蘇威火山爆發和滑鐵盧戰役。不過現在，我們再也不需要教師和家長去建立這樣的想像迴路了。現在多的是由大明星、逼真場景、聲響和音樂構成的專業製作，多的是資訊高速公路。我們現在不需要這樣的想像迴路，就像我們不需要知道如何騎馬一樣。但是我們這些擁有想像迴路的人，能從別人的臉上看到故事；而在其他人眼中，一張臉就只是一張臉。
我在一開頭就告訴過你們，永遠不要用分號，但剛剛我卻用了。這麼做是為了指出一點。那就是：規則就只能帶我們走這麼遠，再好的規則也一樣。
誰是我一生中碰過最有智慧的人？他曾經是個人，當然，他已經不需要再是個人了。他就是平面藝術家索爾．史坦伯格（Saul Steinberg）。像我認識的其他人一樣，他已經死了。我可以問他任何事情，只要短短六秒，他就會用嘶啞的、幾乎是咆哮的嗓音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他出生在羅馬尼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出生在一棟「鵝可以從窗戶探進腦袋」的屋子裡。
我問：「索爾，我應該怎樣看待畢卡索？」
六秒後，他開口了：「上帝把他送到人世間，是為了讓我們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富有。」
我又問道：「索爾，我是一個小說家，我的許多朋友也是小說家，有一些還是相當不錯的小說家。但是我們交談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們是在做兩件非常不一樣的事。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六秒後，他開口了：「這很簡單。這世上有兩類藝術家，其中一類並不見得比另一類好到哪去。但是有一類藝術家反映的是迄今為止他或她自己的藝術史，而另一類藝術家則是反映生命本身。」
我又發問：「索爾，你是不是很有天賦？」
六秒後，他咆哮道：「絕不！但是你對任何藝術作品的反應，都是藝術家對其自身局限的挑戰。」
逗人發笑絕非易事。例如，在《貓的搖籃》裡，都是一些非常短的篇章。每一篇都代表了一天的工作，每一篇都是一個笑話。如果寫的是悲劇場景，我就不必那麼費心安排，讓它有模有樣。你不可能點不燃一個悲劇場景。在悲劇中，只要把所有正確的因素統統擺出來，絕對會感動人心的。但講笑話就像是根據老鼠的抓痕來設捕鼠器一樣。你必須做得相當精巧，才能讓它在該夾住的時候突然夾住。
我仍然在聽喜劇，這類喜劇現在已經不太常見了。最接近的是，葛丘．馬克斯（Groucho Marx）的益智節目《以命相賭》（You Bet Your Life）的重播。一些原本非常風趣的作家不再風趣了。他們變得嚴肅起來，自然也就不再講笑話了。我很懷念麥克．弗萊恩（Michael Frayn）1，他是寫《錫人》（The Tin Men）的英國作家。他的腦子不知發生了什麼事，讓他變成一個非常嚴肅的人。
幽默是一種遠離殘酷生活，從而保護自己的方法。但到頭來，你終究是太累了，而現實則太過殘酷，於是幽默再也起不了作用。有一些人，像馬克．吐溫一樣，認為生活是殘酷的，只好用笑話來中和調劑。然而當他妻子，他最好的朋友，還有他的兩個女兒去世之後，他再也幽默不起來。只要你活得夠久，你身邊的許多人都會先你而去。
我可能再也無法開玩笑了─因為它不再是一種令人滿意的防禦機制。有些人很風趣，有些人並非如此。我過去確實很風趣，但如今或許不再是了。太多的打擊和失望，讓幽默再也不能發揮防禦作用。我可能已經成了一個非常乖戾的人，因為總是有很多事情觸怒我，讓我無法一笑置之。
這種情形可能已經發生了。我真的不知道從今以後我會變成什麼樣子。我只能一路看著我的這具身體和大腦自行起變化。成為作家這件事，連我自己也嚇了一跳。我的生活，我的創作，我都無法控制。我所認識的其他作家都認為他能夠駕馭自己，但我沒有這種感覺。我沒有那種控制力。我只是讓一切順其自然而已。
我真正想做的，就是給人們歡笑開懷。幽默就像阿斯匹靈一樣，可以減輕痛苦。如果從現在開始的一百年內，人們還能一直歡笑下去，我絕對會非常欣喜、滿足。
我要向所有與我孫子同年齡的人致歉。可能正在讀著本書的諸位，大多與我孫子年齡相仿。這些人，比如說你吧，被我們這些嬰兒潮世代創辦的公司和政府，冠冕堂皇地利用矇騙。
沒錯，這個星球現在一團糟。但它一直以來都是一團糟的。從來就沒有過什麼「過去的好日子」，有的就只是一天又一天的日子。正如我對孫子說的：「別看我。我也是剛剛才到這兒的。」
有些沒用的老蠢蛋會說，只有經歷過九死一生，像是他們所經歷的那些著名的災難，比如大蕭條、二次大戰、越戰等等，才能真正長大成人。說故事的人得為這種毀滅性的自殺式神話負責。在故事中，我們一次又一次看到，每當經歷過一場大災難後，主人翁就會說：「今天我終於成了一個女人。今天我終於成了一個男人。結束。」
我從二次大戰的戰場上回家時，丹叔叔拍了拍我的後背說：「你現在是個男子漢了。」於是我殺了他。不是真的殺，但我真的覺得我那樣做了。
丹是個壞叔叔，他說一個男人不上戰場，就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漢。
但我還有個好叔叔，我的小叔叔亞歷克斯。他是我父親的小弟，一個沒有子嗣的哈佛畢業生，印第安那波里斯一名正直的人壽保險推銷員。他涉獵廣泛，富有智慧。他經常掛在嘴上的招牌抱怨是，人總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夏天時，我們經常在蘋果樹下喝著檸檬水，懶洋洋地說長道短，發出蜜蜂一樣的嗡嗡聲。每當這個時候，亞歷克斯叔叔便會打斷這種愜意的胡說八道，大聲喊著：「如果這不叫幸福，還有什麼是幸福呢？」
所以現在我也這樣做，我的兒子，我的孫子也這樣做。我奉勸大家，人在福中一定要知福，要大聲宣布或低聲呢喃或沉思片刻：「如果這不叫幸福，還有什麼是幸福呢？」
＊
想像力並非與生俱來，而是由老師、父母培養的。曾經有一段時間，想像力非常重要，因為它是娛樂的主要來源。1892年時，如果你是一個七歲的小孩，你讀了一個故事，就是很簡單的那種，講一個小女孩的小狗死了。這種故事不會讓你想哭嗎？你會不知道那個小女孩的感受嗎？然後你讀了另一個故事，講一個有錢人被香蕉皮滑了一跤。這個故事不會讓你捧腹大笑嗎？想像力的迴路就是這樣在你的大腦中建立起來。如果你去參觀一座美術館，那裡只掛著一個方形畫框，畫框裡是一幅幾百年都沒有挪動過的胡亂塗鴉。你對它不會有任何感覺。我們腦袋裡的想像力迴路，就算對最細微的暗示也能做出反應。一本書不過就是二十六個字母、十個數字和八種標點符號的排列組合，但人們卻能在將它們收入眼簾之後，想像出維蘇威火山爆發和滑鐵盧戰役。不過現在，我們再也不需要教師和家長去建立這樣的想像迴路了。現在多的是由大明星、逼真場景、聲響和音樂構成的專業製作，多的是資訊高速公路。我們現在不需要這樣的想像迴路，就像我們不需要知道如何騎馬一樣。但是我們這些擁有想像迴路的人，能從別人的臉上看到故事；而在其他人眼中，一張臉就只是一張臉。
我在一開頭就告訴過你們，永遠不要用分號，但剛剛我卻用了。這麼做是為了指出一點。那就是：規則就只能帶我們走這麼遠，再好的規則也一樣。
誰是我一生中碰過最有智慧的人？他曾經是個人，當然，他已經不需要再是個人了。他就是平面藝術家索爾．史坦伯格（Saul Steinberg）。像我認識的其他人一樣，他已經死了。我可以問他任何事情，只要短短六秒，他就會用嘶啞的、幾乎是咆哮的嗓音給出一個完美的答案。他出生在羅馬尼亞，用他自己的話說，是出生在一棟「鵝可以從窗戶探進腦袋」的屋子裡。
我問：「索爾，我應該怎樣看待畢卡索？」
六秒後，他開口了：「上帝把他送到人世間，是為了讓我們看看什麼是真正的富有。」
我又問道：「索爾，我是一個小說家，我的許多朋友也是小說家，有一些還是相當不錯的小說家。但是我們交談的時候，我總覺得我們是在做兩件非常不一樣的事。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
六秒後，他開口了：「這很簡單。這世上有兩類藝術家，其中一類並不見得比另一類好到哪去。但是有一類藝術家反映的是迄今為止他或她自己的藝術史，而另一類藝術家則是反映生命本身。」
我又發問：「索爾，你是不是很有天賦？」
六秒後，他咆哮道：「絕不！但是你對任何藝術作品的反應，都是藝術家對其自身局限的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