Ⅰ 關於人格與生活的體驗：成長
◎接受生命走向我的一切
人們並不知道，如果不接受生命呈現給他們的一切，以及生命向他們提出的質問和任務，將會面臨怎樣的風險。當他們決心讓自己免於痛苦與磨難時，卻歸因是於天性使然。如此一來，即是拒絕為生活付出代價，他們往往因為生命的誤導而走上歧途。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自己的命運，另一種痛苦就會取而代之：精神官能症將隨之而來。而我相信，我們不得不過的這種生活並沒有精神官能症那樣糟糕。如果我必然要受苦，那麼就讓這一切來自我的現實。精神官能症是更大的詛咒！一般來說，精神官能症其實是逃避的替代品，是欺騙生活、逃避某些事情的無意識慾望。
人們所能做的，只能是活出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們都是由對立與衝突的傾向所組成的。經過反覆思慮以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是活出自己的本來面目，並接受你所面臨的困難—因為逃避只會讓事情更加糟糕。
今天，我可以說：我一直忠於自己，已經盡我所知所信，盡力做了所能的一切。至於對錯，我並不知道。
無論如何，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只想為那些真正屬於我的東西受苦。對我來說，選擇這條道路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挑戰做出充分的回應，那麼這些目標和挑戰就會由我的孩子們所繼承，他們除了要承受自己的困難之外，還要承受我未完成的人生重擔。
我深深明白自己從父母那裡承受了多麼沉重的負擔，這樣的包袱不是那麼簡單就能甩掉的。你會發現自己被沉重的遺產壓得喘不過氣來，它如影隨形，你勢必要接受和背負這份遺產，就像蝸牛背負自己的房子一樣。光靠「聰明的頭腦」和「理性的行為」是不足以讓你度過一生的。或許你可以為自己躲掉某一些麻煩，但在這過程中，你和自己的生活也活生生地切斷了。
我見過那些沒有好好活出自己人生的人，他們的命運，每一個毫不例外地全都太可怕了。至於那些活出自己的命運，並盡其所能將自己的命運加以實現的人，都不會有什麼後悔的理由。從這一點來說，伏爾泰是對的，他說：人們只會為「那些我們沒有做的事」後悔。作為一個人，我們必須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債務，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到了晚年，會讓我們感到後悔的，往往不是那些沒有看見、或沒有經歷過的美好事物，而是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卻被忽略的時刻。
◎洞察力，神祕與社群
如果我們不瞭解自己的內心世界，就不可能與他人、這個世界及整個宇宙建立起真實的連結。只有當我能夠理解所有人的共同性質，比如能夠理解無意識及其集體內容，也就是原型的一切，我才可能找到我與他人的連結。年輕的時候，我自以為能夠理解他人，與他人之間也是存在連結的；但在那時候其他人的一切，基本上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然而，想要瞭解靈魂奧祕的渴望一直都沒有離開我；我覺得自己不得不好好去思考這些事情。但這不只是一種強迫，其中也有我自己的意志，我的脾氣！這其實是我自己一直想要的。由於這種想要瞭解靈魂的強烈渴望，當年還是年輕醫師的我，甚至希望自己因此罹患精神分裂症，或者至少愛上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這樣我就能夠瞭解這些人的內心世界。
我變得孤獨，不是因為我渴望洞察力，而是因為洞察力的獲得。一開始，我的身旁沒有人能夠理解我，而且嚴格來說，即使是現在，我與您所談論的東西，也是我以前從未能夠向任何人解釋的事情。倘若您從中有所收穫，那麼您也會變得與其他人不同。知識讓您變成孤獨一個人，也帶來了寂寞。
反之亦然：因為有了這樣的瞭解，才真正瞭解了一個社群的更深層次意義，所以只有從這些人身上，才能夠形成真正的社群；然而，相反的情況也是成立的：要理解社群和伴侶關係的深層含義，就必須瞭解原型力量。真正的社群是來自於知識和洞察力的分享。那些透過平庸事物的分享來尋找社群的一群人，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是那些特殊而獨到、只可以與少數人分享的洞察力。因此，在原始的人類中，社群總是與神祕連結在一起。社群因此只是一種奧祕的密教。
◎真正相遇的人
在第一次跟我談論傳記項目的那一封信，出版商就明確表示，希望榮格能夠談談與他同時代的著名人物的相遇。雖然我立刻回覆說榮格想談論的是內在的體驗，而非外部的生活。然而，出版商繼續堅持，甚至想要用單獨的一章來描述這部分的內容。當我偶爾向榮格提到這個問題時，他的反應從疲憊地不感興趣到完全惱怒不等。在我最近兩度試圖提出這問題時，他明確地解釋了對他有意義的接觸類型。
我很高興可以與他人見面。大多數的人來找我，都是帶著一些我日後不能夠、也不應該向第三人談及的內容。但如果這人因此被某個想法牢牢抓住，無法擺脫開來，或是因而失敗了，那就與我無關了。
與同時代的名人相遇？我曾經與湯恩比兩度坐在一塊兒，告訴了他一點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倒是沒有談論起他自己的。至於我談話內容對他的影響，好像無從談起⋯⋯。我在年輕的時候遇見過著名的天文學家羅威爾，當我在克拉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他是我的贊助者⋯⋯我和包立的關係？ 關於這個，也許我可以談談？
（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思後）
有人說我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的人際關係。這絕不是真的！簡直是捕風捉影！我與我的每一個孩子、兒媳和孫子、孫女之間的關係，都是獨特的。然而，我一生中那些決定性的相遇，都是發生在我與相當普通的人們之間，其中有些人還被扣上相當傷人的所謂「病人」的稱號。從與這些人的相遇中，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其中包括我與山地湖泊或在印度與一位單純的梵學家的相遇。
這些「不重要的人」最重要的地方是，他們都是人，在相遇的過程裡展現了自己的本質。這並非是他們想要這樣做才展現或揭露的；在那裡我自然就與他們真實的自性相遇。只有一個人充分體驗自己的生活和事件時，才能夠成為這樣；和在外部世界是否擁有特殊成就完全不相關，那些成就只是人生舞台的前景。
而我一直想要的是背景。我是我所追求的，對我來說這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也果真找到了可以與之建立這樣關係的一些人。我這裡有很多這樣的關係，許多我認為果真是朋友的關係。
◎我母親的第二種聲音
這一天，榮格談到了自己的母親。從孩提時代開始，到成年後的某些重要階段，榮格都能夠感受到，母親身上存在著兩種人格。平常的時候，母親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傳統女人，和藹可親而平易近人；然而在某些關鍵時刻，她的二號人格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話語之間湧現不可侵犯的威嚴，激起榮格內心深處醞釀已久的內容，例如阿尼瑪問題或是學術研究方面的抱負。 幾個月後，在1958 年1 月，也就是描述母親人格的兩面性後不久，榮格在〈我生命中的早期事件〉中用「一號人格」和「二號人格」描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兩個人格。
年輕的時候，我曾在蘇黎世的任職助理醫師。那段時間，我為了字詞聯想研究 忙得焦頭爛額，整個房間貼滿各式各樣的圖表。這時，母親還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有一天，她來探望我，環視我的房間一圈後，問說：「這些東西是什麼？」「這是我正在研究的東西，一些實驗的圖表。」我為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或多或少有些自豪，儘管我還不清楚研究結果會帶來什麼樣的具體意義，甚至我還不知道它是否有意義。我只是單純地想要弄清楚，在進行實驗時，聯想所帶來的混亂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假設它們與情緒化的情結有著某種聯繫。母親又看了一遍我所有的研究結果，倏地站起身來，像一名法官似的，用她「第二個」聲音對我進行審判：「那麼，你真的覺得這些東西有何意義嗎？」
我母親很少用這種語氣說話，然而一旦她這樣說話的時候，總是會憑著直覺說出一些出人意表的意義。這種時刻，她往往準確地點破我心中仍不承認或仍未意識到的感覺。有時候，她說的話聽起來就像是曖昧難解的神諭。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會認為她的問題意味著我對自己的工作不夠重視，或者我高估了它的價值。確實，我也曾懷疑過，只是內心深處不願承認而已；母親只不過說出了我的心聲。
母親的追問給了我沉重的一擊，以至於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我都提不起筆。她的一字一句讓我質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重要，甚至還懷著罪惡感開始認真地反省：我在研究的這一切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總是很難接受自己的判斷可能會欺騙了自己，而母親卻在當下戳中了我內心深處那股未加以證實的恐懼。她總是用那種異常嚴肅而認真的聲音，和平常截然不同：似乎她想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確實有價值，但同時又讓我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意義。幾乎在這同一時刻，她又立刻補上一句：「當然，我一點也不懂這些！」
母親的言辭類似於德爾斐神諭：「要麼這樣，要麼不這樣。」模稜兩可，又蘊含深意，就像預言一樣：「若跨過哈里斯河，你將摧毀一個帝國！」事實上，她所強調的是，在場的這一切擁有重大意義。
◎移情，追隨與責任
榮格告訴我有關他與佛洛伊德的一些事情不久後，跟我提及了這段評論。榮格對我講述，當年佛洛伊德勸告他—就像一個父親告誡兒子一樣，要榮格堅定地支持他的性理論；然而榮格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經偏離了佛洛伊德的觀點。而在稍早前，他翻閱了托妮．沃爾夫撰寫的論文集，並寄給了出版商丹尼爾．布羅迪；其中包括〈關於女性個體化過程的思考〉，以及〈女性心理的結構形式〉這兩篇文章。在這一時期，他還收到了涉及國籍問題的書信和出版物。基於這幾點，榮格發表了以下評論。
當對男人出現移情的時候，男人和女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男人如果對我有正向移情，就會想要表現得像我一樣，或者採用我的心理態度；而女人則會想要活出所有的感受。然後這個男人可能會表現出無限的、瘋狂的熱情，在他對我存在有理想化移情的時候，他可能將自己擴展到自身存在的極限之外，而產生危險。他會完全喪失他的分寸，一味而盲目地追隨自己的投射，從那時起他將視我為「將軍」，而他自己則是「隨從」或「斥候」。這樣的男人必須知道，這個「將軍」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我經常在日耳曼人的靈魂中感受到這種追隨者的現象，這種現象對他們影響很大。這與他們危險的絕對主義傾向有關。
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有過一次非常有說服力，甚至可以說是滑稽可笑的經歷。我在伯格霍茲里工作的時候，來了一名來自斯圖加特的年輕精神科醫師。很快地他就意識到我有些話語權，他立刻扮演起「追隨者」的角色。我是說真的！順便說一句，這個小伙子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不折不扣的施瓦本人，來自非常好的家庭。
在伯格霍茲里時，我們會講臨床醫師典型的俚語，也就是助手間開玩笑的話，都是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的表達和奇怪的短語。例如，如果我們必須對年長的女病人特別好，我們就會說：「今天我給我的阿姨抹了油！」或者是：「今天我在她身上加了一條神經零件。」這意思是，我與她在情感建立上有了進一步的進展。如果你成功地說服老闆批准你的假，我們就會說：「我已經給老闆上油了，這樣他就可以給我放假了。」而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指給他塗了黃油或塗抹上肥皂，也就是說，讓他有了好心情。當我們想對某個人特別友善時，會說：「我要從他身上裝上一個神經零件。」
我們閒聊時一向都是使用這種短語和表達，當然是開玩笑的。例如有一句感嘆是：「天吶，我想要甩掉腦袋裡的這想法！」或是借用史瑞伯的說話方式時，就會聽到我們說：「該死的，又是這個！」還有類似的廢話。如果我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就會說：「又有什麼侵入進我身體裡了」。在這裡，我們所暗指的是史瑞伯所說的，在皮膚上爬來爬去的小人。
後來我又見到了這位來自施瓦本的年輕醫師，我們仍然用彼此都熟悉的助理行話交談，這樣挺好玩的。再後來沒幾年，他便過世了。
他去世的幾年以後，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來拜訪我。他說從之前那位德國醫師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心理學的知識，並且對那些知識很感興趣。他嚴肅地說，當一個人從精神分裂症那裡「進行神經零件治療」的時候，就可以注意到心理學是多麼重要。我豎起耳朵！然後他談論著「想法的甩掉」！「天吶，您在用些什麼表達？那只是我們當助手時所說的粗話！」「這些說法是X 博士教我的！」他回答道。所以說，以前的那位同事還真以為這些表達是專業相關的！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在無意識移情的影響下，這種「追隨」慾望出現時，會產生怎樣的效果。「他如何清嗓子，如何吐口水⋯⋯」不過，令人擔憂的並不是這種可笑的模仿，而是追隨者的冒險行為超出了自己的極限。因為他不再是自己——這正是危險之處。
◎論生存空間在婚姻中的重要性
對有創造力的人來說，婚姻就是一場賭博。我的命好到難以形容，我尋覓到了一位好妻子。她給了我足夠的空間，讓我可以自由暢快地呼吸。如果沒有如此這般的生活空間，我可能就無法完成我的工作。我所思考的內容超越了所有的邊界；如果是另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情形，很可能是會充滿毀滅力量的。一個被標準思維方式所禁錮的人，在與我這樣的人交往時，可能只會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
所有婚姻的根本問題在於：雙方是否活出自己的本性，都能否實現自我，同時能否允許另外一方，妻子或丈夫，可以自由地走在個體化的道路上。一位比丈夫更成熟、看得更遠的女人，會在丈夫不知情的情況下喚醒他，因為她給了他如此多的空間，他甚至從未注意到。
◎關於托妮．沃爾芙
當榮格談到自己最後一次拜訪衛禮賢的時候，他談到了踰越和原罪，認為這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須償還的債務。他說，有些過失是命運注定的。人們只有謙卑地承認這踰越，才有可能從罪惡之中得到救贖。
生活中的某些點滴也許會預示命運的安排。當托妮．沃爾夫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我立刻就明白了這一點。在與她的心理分析工作結束後，儘管感覺自己在她的心中有一席之地，我還是循規蹈矩地結案了。一年之後，我做了一個夢：我和她一起來到阿爾卑斯山，發現自己身處懸崖峭壁環繞的山谷中。突然之間，我聽到山裡傳來精靈們的歌聲，而托妮即將要消失在山谷中了。我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恐懼，心想：這不可能，這絕不可能！就在那時，我又開始聯繫她，給她寫信了。
那會兒我做過一整個系列的夢，這些夢讓我十分困擾。其中一個噩夢是這樣的：我看到了一位女人的身體從中間以下全都變成了石頭，而上半身仍是可以活動的；而我知道，是我給這個女人的脊髓注射了一針，才會導致她癱瘓的。我對自己做出這樣的事情感到震驚，內疚不已。
再來是一次真實的經歷。我在湖中游泳，腿抽筋了。我於是對天發誓，如果腳不再抽筋，而我能游回來，我就全然屈服。
關於懸崖峭壁的夢，讓我不禁想起了魔王。我聽著精靈寧靜的呼喚，注意到托妮是如何沉入山中——我將她拉了回來。然後我明白：到了如今，這已經不可避免。阿尼瑪需要她做為犧牲品，我不能再逃避了。對我來說，一個生死攸關的決定性時刻也來臨了。
當然，一旦開始和她有了關係以後，我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哪條是向上，哪條是下。但是，我如果躲開了阿尼瑪，那會釋放出多麼強大的力量啊！我可能再也永遠無法超越它。相反地，一個至關重要的關係就這樣誕生了。在我艱難地進行內心探索的時期，她以對心理學和人性的深刻理解，還有與生俱來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持續陪伴著我。在牢牢地抱住我的同時，她以最美好的方式實現了阿尼瑪的功能。對我而言，她是肥沃的土壤。
◎接受生命走向我的一切
人們並不知道，如果不接受生命呈現給他們的一切，以及生命向他們提出的質問和任務，將會面臨怎樣的風險。當他們決心讓自己免於痛苦與磨難時，卻歸因是於天性使然。如此一來，即是拒絕為生活付出代價，他們往往因為生命的誤導而走上歧途。
如果我們拒絕接受自己的命運，另一種痛苦就會取而代之：精神官能症將隨之而來。而我相信，我們不得不過的這種生活並沒有精神官能症那樣糟糕。如果我必然要受苦，那麼就讓這一切來自我的現實。精神官能症是更大的詛咒！一般來說，精神官能症其實是逃避的替代品，是欺騙生活、逃避某些事情的無意識慾望。
人們所能做的，只能是活出自己的本來面目。我們都是由對立與衝突的傾向所組成的。經過反覆思慮以後，我得出的結論是，最好是活出自己的本來面目，並接受你所面臨的困難—因為逃避只會讓事情更加糟糕。
今天，我可以說：我一直忠於自己，已經盡我所知所信，盡力做了所能的一切。至於對錯，我並不知道。
無論如何，受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只想為那些真正屬於我的東西受苦。對我來說，選擇這條道路過程中的決定性因素之一是，我知道，如果我不對自己的人生目標和挑戰做出充分的回應，那麼這些目標和挑戰就會由我的孩子們所繼承，他們除了要承受自己的困難之外，還要承受我未完成的人生重擔。
我深深明白自己從父母那裡承受了多麼沉重的負擔，這樣的包袱不是那麼簡單就能甩掉的。你會發現自己被沉重的遺產壓得喘不過氣來，它如影隨形，你勢必要接受和背負這份遺產，就像蝸牛背負自己的房子一樣。光靠「聰明的頭腦」和「理性的行為」是不足以讓你度過一生的。或許你可以為自己躲掉某一些麻煩，但在這過程中，你和自己的生活也活生生地切斷了。
我見過那些沒有好好活出自己人生的人，他們的命運，每一個毫不例外地全都太可怕了。至於那些活出自己的命運，並盡其所能將自己的命運加以實現的人，都不會有什麼後悔的理由。從這一點來說，伏爾泰是對的，他說：人們只會為「那些我們沒有做的事」後悔。作為一個人，我們必須承擔自己應該承擔的債務，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到了晚年，會讓我們感到後悔的，往往不是那些沒有看見、或沒有經歷過的美好事物，而是從我們身邊擦肩而過、卻被忽略的時刻。
◎洞察力，神祕與社群
如果我們不瞭解自己的內心世界，就不可能與他人、這個世界及整個宇宙建立起真實的連結。只有當我能夠理解所有人的共同性質，比如能夠理解無意識及其集體內容，也就是原型的一切，我才可能找到我與他人的連結。年輕的時候，我自以為能夠理解他人，與他人之間也是存在連結的；但在那時候其他人的一切，基本上對我來說毫無意義！
然而，想要瞭解靈魂奧祕的渴望一直都沒有離開我；我覺得自己不得不好好去思考這些事情。但這不只是一種強迫，其中也有我自己的意志，我的脾氣！這其實是我自己一直想要的。由於這種想要瞭解靈魂的強烈渴望，當年還是年輕醫師的我，甚至希望自己因此罹患精神分裂症，或者至少愛上一位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女人，這樣我就能夠瞭解這些人的內心世界。
我變得孤獨，不是因為我渴望洞察力，而是因為洞察力的獲得。一開始，我的身旁沒有人能夠理解我，而且嚴格來說，即使是現在，我與您所談論的東西，也是我以前從未能夠向任何人解釋的事情。倘若您從中有所收穫，那麼您也會變得與其他人不同。知識讓您變成孤獨一個人，也帶來了寂寞。
反之亦然：因為有了這樣的瞭解，才真正瞭解了一個社群的更深層次意義，所以只有從這些人身上，才能夠形成真正的社群；然而，相反的情況也是成立的：要理解社群和伴侶關係的深層含義，就必須瞭解原型力量。真正的社群是來自於知識和洞察力的分享。那些透過平庸事物的分享來尋找社群的一群人，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將人們聯繫在一起的，是那些特殊而獨到、只可以與少數人分享的洞察力。因此，在原始的人類中，社群總是與神祕連結在一起。社群因此只是一種奧祕的密教。
◎真正相遇的人
在第一次跟我談論傳記項目的那一封信，出版商就明確表示，希望榮格能夠談談與他同時代的著名人物的相遇。雖然我立刻回覆說榮格想談論的是內在的體驗，而非外部的生活。然而，出版商繼續堅持，甚至想要用單獨的一章來描述這部分的內容。當我偶爾向榮格提到這個問題時，他的反應從疲憊地不感興趣到完全惱怒不等。在我最近兩度試圖提出這問題時，他明確地解釋了對他有意義的接觸類型。
我很高興可以與他人見面。大多數的人來找我，都是帶著一些我日後不能夠、也不應該向第三人談及的內容。但如果這人因此被某個想法牢牢抓住，無法擺脫開來，或是因而失敗了，那就與我無關了。
與同時代的名人相遇？我曾經與湯恩比兩度坐在一塊兒，告訴了他一點我自己的想法，但是他倒是沒有談論起他自己的。至於我談話內容對他的影響，好像無從談起⋯⋯。我在年輕的時候遇見過著名的天文學家羅威爾，當我在克拉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時候，他是我的贊助者⋯⋯我和包立的關係？ 關於這個，也許我可以談談？
（很長一段時間的沉思後）
有人說我沒有朋友，也沒有任何的人際關係。這絕不是真的！簡直是捕風捉影！我與我的每一個孩子、兒媳和孫子、孫女之間的關係，都是獨特的。然而，我一生中那些決定性的相遇，都是發生在我與相當普通的人們之間，其中有些人還被扣上相當傷人的所謂「病人」的稱號。從與這些人的相遇中，我學到了一些東西。其中包括我與山地湖泊或在印度與一位單純的梵學家的相遇。
這些「不重要的人」最重要的地方是，他們都是人，在相遇的過程裡展現了自己的本質。這並非是他們想要這樣做才展現或揭露的；在那裡我自然就與他們真實的自性相遇。只有一個人充分體驗自己的生活和事件時，才能夠成為這樣；和在外部世界是否擁有特殊成就完全不相關，那些成就只是人生舞台的前景。
而我一直想要的是背景。我是我所追求的，對我來說這才是決定性的因素。我也果真找到了可以與之建立這樣關係的一些人。我這裡有很多這樣的關係，許多我認為果真是朋友的關係。
◎我母親的第二種聲音
這一天，榮格談到了自己的母親。從孩提時代開始，到成年後的某些重要階段，榮格都能夠感受到，母親身上存在著兩種人格。平常的時候，母親是一個熱情洋溢的傳統女人，和藹可親而平易近人；然而在某些關鍵時刻，她的二號人格會發出強而有力的聲音，話語之間湧現不可侵犯的威嚴，激起榮格內心深處醞釀已久的內容，例如阿尼瑪問題或是學術研究方面的抱負。 幾個月後，在1958 年1 月，也就是描述母親人格的兩面性後不久，榮格在〈我生命中的早期事件〉中用「一號人格」和「二號人格」描述了自己身上存在的兩個人格。
年輕的時候，我曾在蘇黎世的任職助理醫師。那段時間，我為了字詞聯想研究 忙得焦頭爛額，整個房間貼滿各式各樣的圖表。這時，母親還不知道我在做什麼。有一天，她來探望我，環視我的房間一圈後，問說：「這些東西是什麼？」「這是我正在研究的東西，一些實驗的圖表。」我為自己所從事的研究或多或少有些自豪，儘管我還不清楚研究結果會帶來什麼樣的具體意義，甚至我還不知道它是否有意義。我只是單純地想要弄清楚，在進行實驗時，聯想所帶來的混亂究竟意味著什麼？我假設它們與情緒化的情結有著某種聯繫。母親又看了一遍我所有的研究結果，倏地站起身來，像一名法官似的，用她「第二個」聲音對我進行審判：「那麼，你真的覺得這些東西有何意義嗎？」
我母親很少用這種語氣說話，然而一旦她這樣說話的時候，總是會憑著直覺說出一些出人意表的意義。這種時刻，她往往準確地點破我心中仍不承認或仍未意識到的感覺。有時候，她說的話聽起來就像是曖昧難解的神諭。在這種情況下，我可能會認為她的問題意味著我對自己的工作不夠重視，或者我高估了它的價值。確實，我也曾懷疑過，只是內心深處不願承認而已；母親只不過說出了我的心聲。
母親的追問給了我沉重的一擊，以至於在接下來的三個星期裡，我都提不起筆。她的一字一句讓我質疑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否真的重要，甚至還懷著罪惡感開始認真地反省：我在研究的這一切是否真的有意義。我總是很難接受自己的判斷可能會欺騙了自己，而母親卻在當下戳中了我內心深處那股未加以證實的恐懼。她總是用那種異常嚴肅而認真的聲音，和平常截然不同：似乎她想讓我意識到自己的工作確實有價值，但同時又讓我懷疑自己的工作是否真的有意義。幾乎在這同一時刻，她又立刻補上一句：「當然，我一點也不懂這些！」
母親的言辭類似於德爾斐神諭：「要麼這樣，要麼不這樣。」模稜兩可，又蘊含深意，就像預言一樣：「若跨過哈里斯河，你將摧毀一個帝國！」事實上，她所強調的是，在場的這一切擁有重大意義。
◎移情，追隨與責任
榮格告訴我有關他與佛洛伊德的一些事情不久後，跟我提及了這段評論。榮格對我講述，當年佛洛伊德勸告他—就像一個父親告誡兒子一樣，要榮格堅定地支持他的性理論；然而榮格很早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已經偏離了佛洛伊德的觀點。而在稍早前，他翻閱了托妮．沃爾夫撰寫的論文集，並寄給了出版商丹尼爾．布羅迪；其中包括〈關於女性個體化過程的思考〉，以及〈女性心理的結構形式〉這兩篇文章。在這一時期，他還收到了涉及國籍問題的書信和出版物。基於這幾點，榮格發表了以下評論。
當對男人出現移情的時候，男人和女人的態度是截然不同的。我經常遇到這樣的情況：一個男人如果對我有正向移情，就會想要表現得像我一樣，或者採用我的心理態度；而女人則會想要活出所有的感受。然後這個男人可能會表現出無限的、瘋狂的熱情，在他對我存在有理想化移情的時候，他可能將自己擴展到自身存在的極限之外，而產生危險。他會完全喪失他的分寸，一味而盲目地追隨自己的投射，從那時起他將視我為「將軍」，而他自己則是「隨從」或「斥候」。這樣的男人必須知道，這個「將軍」基本上是他自己的一部分。我經常在日耳曼人的靈魂中感受到這種追隨者的現象，這種現象對他們影響很大。這與他們危險的絕對主義傾向有關。
關於這一點，我曾經有過一次非常有說服力，甚至可以說是滑稽可笑的經歷。我在伯格霍茲里工作的時候，來了一名來自斯圖加特的年輕精神科醫師。很快地他就意識到我有些話語權，他立刻扮演起「追隨者」的角色。我是說真的！順便說一句，這個小伙子其實是相當不錯的，不折不扣的施瓦本人，來自非常好的家庭。
在伯格霍茲里時，我們會講臨床醫師典型的俚語，也就是助手間開玩笑的話，都是些精神分裂症患者不可能的表達和奇怪的短語。例如，如果我們必須對年長的女病人特別好，我們就會說：「今天我給我的阿姨抹了油！」或者是：「今天我在她身上加了一條神經零件。」這意思是，我與她在情感建立上有了進一步的進展。如果你成功地說服老闆批准你的假，我們就會說：「我已經給老闆上油了，這樣他就可以給我放假了。」而正常情況下應該是指給他塗了黃油或塗抹上肥皂，也就是說，讓他有了好心情。當我們想對某個人特別友善時，會說：「我要從他身上裝上一個神經零件。」
我們閒聊時一向都是使用這種短語和表達，當然是開玩笑的。例如有一句感嘆是：「天吶，我想要甩掉腦袋裡的這想法！」或是借用史瑞伯的說話方式時，就會聽到我們說：「該死的，又是這個！」還有類似的廢話。如果我們突然有了一個想法，就會說：「又有什麼侵入進我身體裡了」。在這裡，我們所暗指的是史瑞伯所說的，在皮膚上爬來爬去的小人。
後來我又見到了這位來自施瓦本的年輕醫師，我們仍然用彼此都熟悉的助理行話交談，這樣挺好玩的。再後來沒幾年，他便過世了。
他去世的幾年以後，一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來拜訪我。他說從之前那位德國醫師那裡學到了很多關於心理學的知識，並且對那些知識很感興趣。他嚴肅地說，當一個人從精神分裂症那裡「進行神經零件治療」的時候，就可以注意到心理學是多麼重要。我豎起耳朵！然後他談論著「想法的甩掉」！「天吶，您在用些什麼表達？那只是我們當助手時所說的粗話！」「這些說法是X 博士教我的！」他回答道。所以說，以前的那位同事還真以為這些表達是專業相關的！
在這裡，你可以看到在無意識移情的影響下，這種「追隨」慾望出現時，會產生怎樣的效果。「他如何清嗓子，如何吐口水⋯⋯」不過，令人擔憂的並不是這種可笑的模仿，而是追隨者的冒險行為超出了自己的極限。因為他不再是自己——這正是危險之處。
◎論生存空間在婚姻中的重要性
對有創造力的人來說，婚姻就是一場賭博。我的命好到難以形容，我尋覓到了一位好妻子。她給了我足夠的空間，讓我可以自由暢快地呼吸。如果沒有如此這般的生活空間，我可能就無法完成我的工作。我所思考的內容超越了所有的邊界；如果是另一個人有了這樣的情形，很可能是會充滿毀滅力量的。一個被標準思維方式所禁錮的人，在與我這樣的人交往時，可能只會從一個危機走向另一個危機。
所有婚姻的根本問題在於：雙方是否活出自己的本性，都能否實現自我，同時能否允許另外一方，妻子或丈夫，可以自由地走在個體化的道路上。一位比丈夫更成熟、看得更遠的女人，會在丈夫不知情的情況下喚醒他，因為她給了他如此多的空間，他甚至從未注意到。
◎關於托妮．沃爾芙
當榮格談到自己最後一次拜訪衛禮賢的時候，他談到了踰越和原罪，認為這些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須償還的債務。他說，有些過失是命運注定的。人們只有謙卑地承認這踰越，才有可能從罪惡之中得到救贖。
生活中的某些點滴也許會預示命運的安排。當托妮．沃爾夫向我提出這個問題時，我立刻就明白了這一點。在與她的心理分析工作結束後，儘管感覺自己在她的心中有一席之地，我還是循規蹈矩地結案了。一年之後，我做了一個夢：我和她一起來到阿爾卑斯山，發現自己身處懸崖峭壁環繞的山谷中。突然之間，我聽到山裡傳來精靈們的歌聲，而托妮即將要消失在山谷中了。我感受到一股深深的恐懼，心想：這不可能，這絕不可能！就在那時，我又開始聯繫她，給她寫信了。
那會兒我做過一整個系列的夢，這些夢讓我十分困擾。其中一個噩夢是這樣的：我看到了一位女人的身體從中間以下全都變成了石頭，而上半身仍是可以活動的；而我知道，是我給這個女人的脊髓注射了一針，才會導致她癱瘓的。我對自己做出這樣的事情感到震驚，內疚不已。
再來是一次真實的經歷。我在湖中游泳，腿抽筋了。我於是對天發誓，如果腳不再抽筋，而我能游回來，我就全然屈服。
關於懸崖峭壁的夢，讓我不禁想起了魔王。我聽著精靈寧靜的呼喚，注意到托妮是如何沉入山中——我將她拉了回來。然後我明白：到了如今，這已經不可避免。阿尼瑪需要她做為犧牲品，我不能再逃避了。對我來說，一個生死攸關的決定性時刻也來臨了。
當然，一旦開始和她有了關係以後，我陷入了一片混亂之中，失去了方向感，不知道哪條是向上，哪條是下。但是，我如果躲開了阿尼瑪，那會釋放出多麼強大的力量啊！我可能再也永遠無法超越它。相反地，一個至關重要的關係就這樣誕生了。在我艱難地進行內心探索的時期，她以對心理學和人性的深刻理解，還有與生俱來的智慧和敏銳的洞察力，持續陪伴著我。在牢牢地抱住我的同時，她以最美好的方式實現了阿尼瑪的功能。對我而言，她是肥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