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花園裡的悲劇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第二十二章 革命
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清朝覆滅。
因為對滿清統治的不滿是普遍存在的，革命很快就成功了。八月十九日，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九月一日到十日，就有七個省相繼起義，其他省分也緊隨其後。每一次勝利都輕而易舉。各省的滿人總督被斬首，漢人總督有的被下級官員逮捕，有的直接投身共和事業。滿人的總督督察制度已經腐朽不堪，有些省分甚至讓一人身兼二職，兩者間的區別也不怎麼嚴格遵守了。朝廷頒佈了措辭謙卑、意在安撫的詔令，但已經無法滿足百姓。於是又匆忙頒佈了人民為之奮鬥了十年、清廷許諾已久卻姍姍來遲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且赦免革命黨人、允許人民剪辮、還下詔罪己。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慈禧太后那老婆子對滿清即將覆滅毫無所覺，這令人難以置信的鎮靜早已透支了皇室特權的信用，如今，這一切都要由那位年幼的小皇帝付出代價。清軍和革命軍在五十四天內便宣布停戰，開始協商皇帝退位事宜。
十一月六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自美國取道歐洲抵達上海。四天後，他獲選為共和國大總統。共和國通過決議，採用西曆，定這一年陰曆的十一月十三日為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並正式宣佈孫中山為總統。四十二天後，滿清皇帝退位，帝國滅亡。
正如世界上所有革命一樣，這場革命席捲了一整代人和一整個階級，原本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夕崩毀。大部份滿人都遭受了苦難，不分貧富。為了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滿族的王公貴族們開始變賣財產，前皇室家族自己就是帶頭的人。一六四四年勢如破竹征服中國的清軍後代，昔日顯赫的旗人妻女開始做起別人家的傭人。窮些的旗人過去便靠每月從宗人府領些米糧津貼，如今則陷入赤貧。這些人習於懶散，不能幹活；出身名門，不屑偷搶；臉皮太薄，羞於乞討。他們只會說最文雅、最有教養的官話。他們是一群真正寄生在社會中的人，在過去的兩百七十年裡一直靠朝廷養活，不知工作為何物。旗人構成了一個真正的閒散階級，突然之間淪落到如此不幸的境地，恰似俗語所說的「樹倒猢猻散」。就個人來說，滿族人並未引發其他種族對他們的攻擊，因為滿人這時早已弱化，個性變得軟弱，總是彬彬有禮，已經完全符合漢人喜好的典型了。他們接受了漢人文化，除了女性服飾之外，在種族上幾乎無法和漢族區分開來。現在滿族女孩都很樂意嫁漢人，年輕男人也拉起了黃包車。然而他們的貧困依然顯而易見。有時一家人會輪流穿同一套衣服；其中一個出去了，其他人就光著身子睡在床上，等他回來再輪到他們穿。
這裡有個故事，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因革命而成為社會棄子的人。有個旗人在茶館裡花掉了最後一個銅子兒，要了一壺茶和一塊芝麻燒餅。燒餅吃完了，但他還沒有飽。他看到茶桌縫隙裡有些掉進去的芝麻。他想挖，又怕別人看見，於是便假裝生氣地自言自語，接著突然咒罵一聲，在桌上狠狠敲了一下。他看見芝麻跳出來，便用手捻起來，看了看，然後漫不經心地放進嘴裡，說：「我才不信這是芝麻呢。」敲桌聲引起了隔壁桌一個人的注意，他看見他的奇怪舉動，便知道這人太窮，買不起第二塊燒餅。那人走過來，捻起一些剩下的芝麻，也用同樣怪異的方式仔細查驗了一番，然後說：「我才不信這不是芝麻呢。」
就在這時，那旗人的女兒出現了，說：「媽媽要出門，沒褲子穿，叫你回家。」
「什麼？沒褲子？」那旗人擺出他最尊貴的樣子，大聲說：「她不能打開那只大紅衣箱找找看嗎？」
「爸，你忘了呀，」那孩子說，「大紅衣箱端午節前當掉了。」
「那就去翻翻那個鑲螺鈿的櫃子，」那個尷尬的父親說。
「爸，你又忘了，櫃子去年過年前就當了。」
這就是所謂的「殺風景」。他滿面羞慚，和女兒一起走出了茶館，其他顧客都在後頭笑他。
但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滿人，北京整個官僚階層都退出了官場。在失去所有社會和政治方面的依靠之後，這批無助的人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一種他們唾罵的鬆散道德準則，以及他們無法理解的年輕一代。比較富裕的人已經攢夠了足以過舒適生活的錢。有些人在其他城市的外國租界買了現代別墅，比較不想引人注目的，就住在租界小巷裡普通的帶露台紅磚排屋裡，隱藏起他們囤積的財富。儘管有些人發現，他們很難抗拒想擁有一部摩登汽車的想法，因為汽車那種自在懶散的舒適感實在太棒了。負擔得起的人，就雇用高大健壯的俄羅斯人當司機或保鏢，務實些的人便把錢投入商業。還有少數人始終在政界求官，就算是短期職務，對有官癮的人也像是一口解癮的鴉片；對這些人來說，當個官，想盡辦法中飽私囊，是一個「讀書人」唯一能想像的自然行為。這些天生追求政治權力的人又漸漸回到官場，從內部腐化了共和政體，也讓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六年間的政府成了笑柄。
木蘭娘家沒有受到影響。要撼動中國的茶葉和藥材業，還需要比革命更糟糕的東西。不管在共和政體還是君主制度下，茶還是茶，藥材還是藥材。木蘭後來才知道，在革命爆發前，她父親曾經給南海的革命黨人送去十萬大洋。這使他的資金一度緊張，但他的生意很快就恢復了。革命發生之後，他是第一批剪辮子的人。
然而，她的夫家卻發生了變化。對於曾先生這樣一位堅信儒家學說的人，革命等同於世界末日。他並不是在意滿人統治被推翻，而是擔心以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和木蘭的父親之間從未建立起友誼，因為姚先生是維新派，而他是所有古老思想和社會習俗的忠心支持者。婚後不久，木蘭就發現他討厭外國書籍、外國機構和外國東西，就算對那隻金錶也是如此，他認為那是下等人——也就是工匠做出來的東西。洋人製造出精巧的裝置，只能說明他們是優秀的工匠，而工匠比農民還低一級，比文人低兩級，只比商人高一級而已。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更高的文化、在精神事物方面有需求。他的遠見只到此為止。如今，革命來了， 共和國成立了。想想看，一個沒有君主的國家！正如「無君無父」這個詞所代表的那種個人無法無天、社會一片混亂的狀態，他相信整個中國文明正遭受威脅，這麼說倒也沒錯。他反對西方世界的立場是無可妥協的，直到多年後，他得了糖尿病。當時愛蓮嫁給了一位在外國受過訓練的醫生，他用一種叫做「胰島素」的外國藥物治好了他。因為這次親身經歷，他對外國的看法才開始改觀。
現在，曾先生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決定退休，因為他已經賺了足夠的錢，可以讓家人過一輩子的舒適生活。他預見混亂的時期即將到來，想置身事外。他已退隱的老朋友袁世凱在革命爆發後四天被召回朝廷平亂，也沒有讓他改變主意。
***
在這段時間裡，蓀亞和木蘭這對生活在大家族陰影下的年輕夫妻必須作許多自我調整。這對小夫妻的首要責任，就是盡力讓父母高興，或者是「做個好兒子、好媳婦兒」。但是為了「盡力讓父母高興」，蓀亞和木蘭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事要照顧。從根本上說，這樣過日子是為了協助維持家庭的秩序和和諧，身為年輕一代，必須學會為父母分憂，並擔起家庭內外的日常責任。
木蘭雖然是最小的兒媳婦，卻很快就贏得了曾夫人的信任。曾夫人對素雲很失望，素雲對自己和丈夫都很照顧，但對自己院落外的責任卻一件也不肯承擔。
曼娘雖是長媳，卻不是能發號施令的類型，不管對老媽子或男僕都一樣，她沒有處理事務的能力，總是害怕得罪別人，連對丫鬟也不敢多說兩句，有些僕人便不聽她的話。桂姐因此漸漸把她負責的事交給木蘭，像是給僕人分派工作，盯住某些常把自己的工作推給別人的老油條，防止賭博誤事，解決爭端，以及檢查僕人上報的家務開支。例行公事很簡單，木蘭早上大部份時間通常都和曾夫人或桂姐一起安排工作、討論和別人家的社交往來和人情事務。這些事她在自己家裡已經做得很習慣了，而當中的不同之處，比如說曾家才有的人際關係，她也很快就學會而且熟記。管理一個有二三十個下人的家庭，就像管理一所學校或一個國家，關鍵是要讓日常生活順利運作、保持公正和對權威的尊重，並且和必須合作的下人保持微妙的權力平衡。木蘭堅決不讓錦羅插手家庭事務，錦羅自己也希望如此，她選擇了雪花和鳳凰當她的助手。
木蘭在娘家時的訓練為她做好了準備，讓她得以勝任管理一個大家庭這樣困難的工作。她確實是個有幽默感的人，這讓她做起事來變得更容易。很多問題她雖知道，卻並不公開挑明。其中一個理由是，她不希望家庭事務比之前桂姐掌管時處理得更好。她的身份也比桂姐高，因為桂姐無論如何也只算是代替曾夫人行事，重要決定都不是她自己下的，而木蘭是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是這大宅子裡的「少奶奶」。男僕中領頭的是個旗人，姓氏不太常見，姓卞，四十歲上下，也開始怕木蘭更甚於桂姐，因為要是帳目有什麼不符之處，木蘭總是微微一笑，表示瞞不過她，卻一個字也不會說。老卞把這事告訴了作帳的老塾師方先生，有一天，他當著木蘭的面對曾夫人說，他最怕的就是三少奶奶。木蘭說：「要是他真怕我，那就好了。要是他一切照章辦事，也不需要怕我。誰不是拼了命在養家活口呢？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裡，有些事總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夫人知道木蘭這樣年輕，頭腦卻如此世故練達，也非常高興，便越來越將權力交給木蘭。最終，曾家的事務還是必須由她掌管。
至於木蘭和蓀亞自己，像他們這樣的婚姻，孩子是必不可少的，這不僅是對家族的義務，也是對彼此關係的體現。孩子提供了一個結合的焦點，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之間所缺乏的。因此，當木蘭和蓀亞顯然幾個月內就要當爹娘的時候，兩個人都很高興。木蘭知道自己這婚結得沒有錯，她對蓀亞越發溫柔，而蓀亞的孩子氣也因為嚴肅地考慮起孩子的事，而逐漸沖淡了。他們在一起的日子，比她想像的要幸福得多。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認為她第一胎就會生男孩。她也曾經渴望自己是個男孩，她身上帶著無畏、聰明和獨立的強烈特質，這些特質似乎必須在兒子身上才能有所展現。木蘭自己也是這麼想的。
但到了瓜熟蒂落之日，生下來的卻是個女孩。這家人很開明，並不因此失望，木蘭也不允許自己有一點失望的感覺。儘管如此，這孩子的出生並沒有像生男孩那樣盛大慶祝也是事實。
孩子取名阿蠻，革命爆發時剛滿周歲。
***
木蘭第一次惹怒公公，源自於她某個幼稚熱情的舉動。她和夫婿兩人難掩對滿清政權垮台的喜悅，十月份剛頒佈了允許自願剪辮的法律，她便衝動地拿起一把剪刀，毫不猶豫地剪掉了蓀亞的辮子。曾先生得知此事之後，斥責她太過魯莽。
「我爹一星期前就剪了。而且我們是朝廷下了令才剪的，」木蘭說。但曾先生還是很不高興，一語不發。襟亞幾星期後也剪了，但曾先生直到隔年袁世凱自己也剪了辮子，這才剪掉。袁世凱成了共和國的大總統，因為孫中山把這位置讓給了他，這行為雖高尚，卻也不免有些愚蠢。但這並非孫中山的錯。革命之後，強者必然要出頭的。
目前的問題是襟亞和蓀亞該做什麼。婚後半年，蓀亞和哥哥在民政部謀得了一個小小的職位。但由於清政府覆滅，兄弟倆目前賦閒在家。北京很平靜。對首都來說，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皇帝和皇室即使在退位之後，也依然得以留在首都中心那金碧輝煌的紫禁城中，保有原來的頭銜、朝廷儀式，以及宮裡的太監宮女，繼續活在帝國大夢最後的一抹痕跡裡，即使連這一點點殘餘也在迅速消失，唯一慶幸的是性命得以保全。而在紫禁城外，滿清皇室痛恨的那個人正統治著中國。袁世凱和他訓練出來的將領們如今掌握著真正的軍事力量，這些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注定要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統治中國。
不管政體的改變多麼流於表面，革命畢竟在社會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社會革命是一種態度上的轉變，這十年標記了與過去的決裂。例如官方採用西曆、西式外交服裝和西方政府體制等行為，無異於公開承認西方優於東方。從此以後，保守派總是處於守勢。在舊酒和新酒之間、社會現實和社會主義理論之間、困惑的老一代和困惑的年輕一代之間，這是充滿了荒謬對比的十年。
這一切，也在無形之中影響了我們故事中這群人的生活。曆法的改變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我們應該記住，在此之後，故事中的日期都是西曆，新年是一月一日，而不是按東方曆法推算落在二月中旬的某一天。
素雲娘家因為革命陷入了家境的最低谷，經濟和政治地位一蹶不振，在社會上也名譽掃地。但袁世凱又重新掌權，反正情況已經沒有辦法再糟，也許他們還能從中得到些好處。
去年十月，也就是革命爆發前一年，一場公憤風暴席捲了牛公館。
事件的起因是同瑜褻瀆尼庵，還企圖綁架一個尼姑。民怨沸騰，牛財神調動了所有政治力量都保不下他。如果這只是這個家裡某個人行為不端的孤立事件，也許還不至於演變成所有人的災難。但事實是，尼庵事件只是許多曾經受過牛家欺壓的受害者發動攻擊的信號，他們現在要反擊了。
牛家這懷瑜同瑜兩兄弟都仗勢到了病態的程度，他們的母親也有一樣的毛病，她非但不阻止，還鼓勵他們這樣做。她不能容忍別人批評她兒子。每一次公然違法，每一次蔑視官署，都被這位母親當成她「北京萬能馬祖婆」的新證明。她相信，也讓她全家人都相信，國家財政操縱在她手裡，她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她正盤算要建立新的財富王朝。她在這世上只怕一樣東西，就是佛陀，或者更確切一點，與其說是愛佛陀，不如說是怕閻羅。所以她信佛信得無比虔誠，給寺廟捐錢給了她安全感和信心，讓她相信，不管在什麼樣的緊急情況下，佛陀的無形之手都會在她身邊護著她，以及她的丈夫和家人。她是虔誠的教徒，這點毫無疑問。
她兒子做的事，有些她知道，有些不知道。她認為她兒子和他們的保鏢違反北京的交通規則是理所當然的，不然她的臉要往那裡擺？要不是因為天命如此，一個人也不會有這麼大的權力，交通規則可不是為她兒子這種天選之人制訂的。但還有更糟的事，而且情況嚴重到年輕女子不敢坐在戲園子的看台座位上，就怕被牛家兄弟看到。至少有一次，有個人的姨太太被牛家大兒子看上了，散戲之後，便被他的保鏢「邀請」到他的一處私人地點過夜。姨太太隔天早上才回家，她丈夫卻對這件不光彩的事不敢說一個字。
這個大兒子娶了一個軟弱、聽話而且愚蠢的女孩，對自己的丈夫去哪裡從來也沒想過要問。小兒子同瑜沒結婚，行動就更自由了。兩人都各有一個朋友，專門幫他物色新女人，事成便有豐厚回報。然而有個富商的女兒，既年輕又漂亮，卻對同瑜的追求極力抗拒，這樣一來，反而讓同瑜決定非把她弄到手不可。他直接去了她家，她父親也不敢趕他。他開始帶她出門，公開向她求愛，聲稱愛上了她，最後還認真地承諾要娶她。這姑娘想到自己會成為牛家的兒媳婦，態度便軟化下來。可是不到一個月，同瑜就膩了，開始追另一個鄉下姑娘。他把她忘得一乾二淨，連想都沒再想過，因為她不值得他這個天選之子為她費心。無論貧富，女子都只是一夜情的玩物，而他是永遠的征服者。
這個被遺棄的姑娘恨透了他，但哭也沒有用。她的父母勸她不要尋短，發誓一定會為她報復。但最後，某天早上只有她一個人在的時候，她拿了一把剪刀把頭髮剪了，決定出家。姑娘父親見女兒的一生就這麼毀了，憤怒至極。告他是沒有用的，而且他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成過親。但他要等待時機，因為他有錢。他不動聲色地設下圈套，準備抓那個年輕的採花賊。
他在北京到處尋找最美的歌女，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漂亮的姑娘，很年輕，不到十八歲，和他女兒一般大，人又聰明。她和所有歌女一樣，從傳統故事裡接收了所有關於才子佳人、英雄主義、友情和感恩的教育。他拿了一筆錢從她乾娘那兒為她贖了身，然後把她留在家裡，像公主一樣對待她。在不可思議的殷勤款待和禮遇之後，這姑娘就像古老的中國故事中會有的情節那樣問那位父親，她受到這樣不尋常的對待，是不是希望她做什麼。這位父親沒有回答。第二天，她又說：「您毫無緣由地對我這麼好，讓我很不安。您又不是要納我當小妾，究竟希望我做什麼呢？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珍貴的。除了一死，您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莊子‧內篇‧齊物論》
第二十二章 革命
一九一一年，革命爆發，清朝覆滅。
因為對滿清統治的不滿是普遍存在的，革命很快就成功了。八月十九日，第一槍在武昌打響。九月一日到十日，就有七個省相繼起義，其他省分也緊隨其後。每一次勝利都輕而易舉。各省的滿人總督被斬首，漢人總督有的被下級官員逮捕，有的直接投身共和事業。滿人的總督督察制度已經腐朽不堪，有些省分甚至讓一人身兼二職，兩者間的區別也不怎麼嚴格遵守了。朝廷頒佈了措辭謙卑、意在安撫的詔令，但已經無法滿足百姓。於是又匆忙頒佈了人民為之奮鬥了十年、清廷許諾已久卻姍姍來遲的《憲法重大信條十九條》；並且赦免革命黨人、允許人民剪辮、還下詔罪己。但這一切都無濟於事。慈禧太后那老婆子對滿清即將覆滅毫無所覺，這令人難以置信的鎮靜早已透支了皇室特權的信用，如今，這一切都要由那位年幼的小皇帝付出代價。清軍和革命軍在五十四天內便宣布停戰，開始協商皇帝退位事宜。
十一月六日，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自美國取道歐洲抵達上海。四天後，他獲選為共和國大總統。共和國通過決議，採用西曆，定這一年陰曆的十一月十三日為民國元年一月一日，並正式宣佈孫中山為總統。四十二天後，滿清皇帝退位，帝國滅亡。
正如世界上所有革命一樣，這場革命席捲了一整代人和一整個階級，原本強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一夕崩毀。大部份滿人都遭受了苦難，不分貧富。為了維持原有的生活水準，滿族的王公貴族們開始變賣財產，前皇室家族自己就是帶頭的人。一六四四年勢如破竹征服中國的清軍後代，昔日顯赫的旗人妻女開始做起別人家的傭人。窮些的旗人過去便靠每月從宗人府領些米糧津貼，如今則陷入赤貧。這些人習於懶散，不能幹活；出身名門，不屑偷搶；臉皮太薄，羞於乞討。他們只會說最文雅、最有教養的官話。他們是一群真正寄生在社會中的人，在過去的兩百七十年裡一直靠朝廷養活，不知工作為何物。旗人構成了一個真正的閒散階級，突然之間淪落到如此不幸的境地，恰似俗語所說的「樹倒猢猻散」。就個人來說，滿族人並未引發其他種族對他們的攻擊，因為滿人這時早已弱化，個性變得軟弱，總是彬彬有禮，已經完全符合漢人喜好的典型了。他們接受了漢人文化，除了女性服飾之外，在種族上幾乎無法和漢族區分開來。現在滿族女孩都很樂意嫁漢人，年輕男人也拉起了黃包車。然而他們的貧困依然顯而易見。有時一家人會輪流穿同一套衣服；其中一個出去了，其他人就光著身子睡在床上，等他回來再輪到他們穿。
這裡有個故事，說的就是這樣一個因革命而成為社會棄子的人。有個旗人在茶館裡花掉了最後一個銅子兒，要了一壺茶和一塊芝麻燒餅。燒餅吃完了，但他還沒有飽。他看到茶桌縫隙裡有些掉進去的芝麻。他想挖，又怕別人看見，於是便假裝生氣地自言自語，接著突然咒罵一聲，在桌上狠狠敲了一下。他看見芝麻跳出來，便用手捻起來，看了看，然後漫不經心地放進嘴裡，說：「我才不信這是芝麻呢。」敲桌聲引起了隔壁桌一個人的注意，他看見他的奇怪舉動，便知道這人太窮，買不起第二塊燒餅。那人走過來，捻起一些剩下的芝麻，也用同樣怪異的方式仔細查驗了一番，然後說：「我才不信這不是芝麻呢。」
就在這時，那旗人的女兒出現了，說：「媽媽要出門，沒褲子穿，叫你回家。」
「什麼？沒褲子？」那旗人擺出他最尊貴的樣子，大聲說：「她不能打開那只大紅衣箱找找看嗎？」
「爸，你忘了呀，」那孩子說，「大紅衣箱端午節前當掉了。」
「那就去翻翻那個鑲螺鈿的櫃子，」那個尷尬的父親說。
「爸，你又忘了，櫃子去年過年前就當了。」
這就是所謂的「殺風景」。他滿面羞慚，和女兒一起走出了茶館，其他顧客都在後頭笑他。
但受影響的不僅僅是滿人，北京整個官僚階層都退出了官場。在失去所有社會和政治方面的依靠之後，這批無助的人發現自己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社會秩序，一種他們唾罵的鬆散道德準則，以及他們無法理解的年輕一代。比較富裕的人已經攢夠了足以過舒適生活的錢。有些人在其他城市的外國租界買了現代別墅，比較不想引人注目的，就住在租界小巷裡普通的帶露台紅磚排屋裡，隱藏起他們囤積的財富。儘管有些人發現，他們很難抗拒想擁有一部摩登汽車的想法，因為汽車那種自在懶散的舒適感實在太棒了。負擔得起的人，就雇用高大健壯的俄羅斯人當司機或保鏢，務實些的人便把錢投入商業。還有少數人始終在政界求官，就算是短期職務，對有官癮的人也像是一口解癮的鴉片；對這些人來說，當個官，想盡辦法中飽私囊，是一個「讀書人」唯一能想像的自然行為。這些天生追求政治權力的人又漸漸回到官場，從內部腐化了共和政體，也讓一九一一年到一九二六年間的政府成了笑柄。
木蘭娘家沒有受到影響。要撼動中國的茶葉和藥材業，還需要比革命更糟糕的東西。不管在共和政體還是君主制度下，茶還是茶，藥材還是藥材。木蘭後來才知道，在革命爆發前，她父親曾經給南海的革命黨人送去十萬大洋。這使他的資金一度緊張，但他的生意很快就恢復了。革命發生之後，他是第一批剪辮子的人。
然而，她的夫家卻發生了變化。對於曾先生這樣一位堅信儒家學說的人，革命等同於世界末日。他並不是在意滿人統治被推翻，而是擔心以後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他和木蘭的父親之間從未建立起友誼，因為姚先生是維新派，而他是所有古老思想和社會習俗的忠心支持者。婚後不久，木蘭就發現他討厭外國書籍、外國機構和外國東西，就算對那隻金錶也是如此，他認為那是下等人——也就是工匠做出來的東西。洋人製造出精巧的裝置，只能說明他們是優秀的工匠，而工匠比農民還低一級，比文人低兩級，只比商人高一級而已。這並不表示他們在更高的文化、在精神事物方面有需求。他的遠見只到此為止。如今，革命來了， 共和國成立了。想想看，一個沒有君主的國家！正如「無君無父」這個詞所代表的那種個人無法無天、社會一片混亂的狀態，他相信整個中國文明正遭受威脅，這麼說倒也沒錯。他反對西方世界的立場是無可妥協的，直到多年後，他得了糖尿病。當時愛蓮嫁給了一位在外國受過訓練的醫生，他用一種叫做「胰島素」的外國藥物治好了他。因為這次親身經歷，他對外國的看法才開始改觀。
現在，曾先生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決定退休，因為他已經賺了足夠的錢，可以讓家人過一輩子的舒適生活。他預見混亂的時期即將到來，想置身事外。他已退隱的老朋友袁世凱在革命爆發後四天被召回朝廷平亂，也沒有讓他改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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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裡，蓀亞和木蘭這對生活在大家族陰影下的年輕夫妻必須作許多自我調整。這對小夫妻的首要責任，就是盡力讓父母高興，或者是「做個好兒子、好媳婦兒」。但是為了「盡力讓父母高興」，蓀亞和木蘭在各方面都有很多事要照顧。從根本上說，這樣過日子是為了協助維持家庭的秩序和和諧，身為年輕一代，必須學會為父母分憂，並擔起家庭內外的日常責任。
木蘭雖然是最小的兒媳婦，卻很快就贏得了曾夫人的信任。曾夫人對素雲很失望，素雲對自己和丈夫都很照顧，但對自己院落外的責任卻一件也不肯承擔。
曼娘雖是長媳，卻不是能發號施令的類型，不管對老媽子或男僕都一樣，她沒有處理事務的能力，總是害怕得罪別人，連對丫鬟也不敢多說兩句，有些僕人便不聽她的話。桂姐因此漸漸把她負責的事交給木蘭，像是給僕人分派工作，盯住某些常把自己的工作推給別人的老油條，防止賭博誤事，解決爭端，以及檢查僕人上報的家務開支。例行公事很簡單，木蘭早上大部份時間通常都和曾夫人或桂姐一起安排工作、討論和別人家的社交往來和人情事務。這些事她在自己家裡已經做得很習慣了，而當中的不同之處，比如說曾家才有的人際關係，她也很快就學會而且熟記。管理一個有二三十個下人的家庭，就像管理一所學校或一個國家，關鍵是要讓日常生活順利運作、保持公正和對權威的尊重，並且和必須合作的下人保持微妙的權力平衡。木蘭堅決不讓錦羅插手家庭事務，錦羅自己也希望如此，她選擇了雪花和鳳凰當她的助手。
木蘭在娘家時的訓練為她做好了準備，讓她得以勝任管理一個大家庭這樣困難的工作。她確實是個有幽默感的人，這讓她做起事來變得更容易。很多問題她雖知道，卻並不公開挑明。其中一個理由是，她不希望家庭事務比之前桂姐掌管時處理得更好。她的身份也比桂姐高，因為桂姐無論如何也只算是代替曾夫人行事，重要決定都不是她自己下的，而木蘭是明媒正娶的兒媳婦，是這大宅子裡的「少奶奶」。男僕中領頭的是個旗人，姓氏不太常見，姓卞，四十歲上下，也開始怕木蘭更甚於桂姐，因為要是帳目有什麼不符之處，木蘭總是微微一笑，表示瞞不過她，卻一個字也不會說。老卞把這事告訴了作帳的老塾師方先生，有一天，他當著木蘭的面對曾夫人說，他最怕的就是三少奶奶。木蘭說：「要是他真怕我，那就好了。要是他一切照章辦事，也不需要怕我。誰不是拼了命在養家活口呢？在這樣的一個大家庭裡，有些事總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曾夫人知道木蘭這樣年輕，頭腦卻如此世故練達，也非常高興，便越來越將權力交給木蘭。最終，曾家的事務還是必須由她掌管。
至於木蘭和蓀亞自己，像他們這樣的婚姻，孩子是必不可少的，這不僅是對家族的義務，也是對彼此關係的體現。孩子提供了一個結合的焦點，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人之間所缺乏的。因此，當木蘭和蓀亞顯然幾個月內就要當爹娘的時候，兩個人都很高興。木蘭知道自己這婚結得沒有錯，她對蓀亞越發溫柔，而蓀亞的孩子氣也因為嚴肅地考慮起孩子的事，而逐漸沖淡了。他們在一起的日子，比她想像的要幸福得多。
不知道為什麼，每個人都認為她第一胎就會生男孩。她也曾經渴望自己是個男孩，她身上帶著無畏、聰明和獨立的強烈特質，這些特質似乎必須在兒子身上才能有所展現。木蘭自己也是這麼想的。
但到了瓜熟蒂落之日，生下來的卻是個女孩。這家人很開明，並不因此失望，木蘭也不允許自己有一點失望的感覺。儘管如此，這孩子的出生並沒有像生男孩那樣盛大慶祝也是事實。
孩子取名阿蠻，革命爆發時剛滿周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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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蘭第一次惹怒公公，源自於她某個幼稚熱情的舉動。她和夫婿兩人難掩對滿清政權垮台的喜悅，十月份剛頒佈了允許自願剪辮的法律，她便衝動地拿起一把剪刀，毫不猶豫地剪掉了蓀亞的辮子。曾先生得知此事之後，斥責她太過魯莽。
「我爹一星期前就剪了。而且我們是朝廷下了令才剪的，」木蘭說。但曾先生還是很不高興，一語不發。襟亞幾星期後也剪了，但曾先生直到隔年袁世凱自己也剪了辮子，這才剪掉。袁世凱成了共和國的大總統，因為孫中山把這位置讓給了他，這行為雖高尚，卻也不免有些愚蠢。但這並非孫中山的錯。革命之後，強者必然要出頭的。
目前的問題是襟亞和蓀亞該做什麼。婚後半年，蓀亞和哥哥在民政部謀得了一個小小的職位。但由於清政府覆滅，兄弟倆目前賦閒在家。北京很平靜。對首都來說，這是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皇帝和皇室即使在退位之後，也依然得以留在首都中心那金碧輝煌的紫禁城中，保有原來的頭銜、朝廷儀式，以及宮裡的太監宮女，繼續活在帝國大夢最後的一抹痕跡裡，即使連這一點點殘餘也在迅速消失，唯一慶幸的是性命得以保全。而在紫禁城外，滿清皇室痛恨的那個人正統治著中國。袁世凱和他訓練出來的將領們如今掌握著真正的軍事力量，這些北洋軍閥的殘餘勢力，注定要在接下來的十年間統治中國。
不管政體的改變多麼流於表面，革命畢竟在社會上開創了一個全新的時代。社會革命是一種態度上的轉變，這十年標記了與過去的決裂。例如官方採用西曆、西式外交服裝和西方政府體制等行為，無異於公開承認西方優於東方。從此以後，保守派總是處於守勢。在舊酒和新酒之間、社會現實和社會主義理論之間、困惑的老一代和困惑的年輕一代之間，這是充滿了荒謬對比的十年。
這一切，也在無形之中影響了我們故事中這群人的生活。曆法的改變是具有象徵意義的。我們應該記住，在此之後，故事中的日期都是西曆，新年是一月一日，而不是按東方曆法推算落在二月中旬的某一天。
素雲娘家因為革命陷入了家境的最低谷，經濟和政治地位一蹶不振，在社會上也名譽掃地。但袁世凱又重新掌權，反正情況已經沒有辦法再糟，也許他們還能從中得到些好處。
去年十月，也就是革命爆發前一年，一場公憤風暴席捲了牛公館。
事件的起因是同瑜褻瀆尼庵，還企圖綁架一個尼姑。民怨沸騰，牛財神調動了所有政治力量都保不下他。如果這只是這個家裡某個人行為不端的孤立事件，也許還不至於演變成所有人的災難。但事實是，尼庵事件只是許多曾經受過牛家欺壓的受害者發動攻擊的信號，他們現在要反擊了。
牛家這懷瑜同瑜兩兄弟都仗勢到了病態的程度，他們的母親也有一樣的毛病，她非但不阻止，還鼓勵他們這樣做。她不能容忍別人批評她兒子。每一次公然違法，每一次蔑視官署，都被這位母親當成她「北京萬能馬祖婆」的新證明。她相信，也讓她全家人都相信，國家財政操縱在她手裡，她的地位是不可撼動的。她正盤算要建立新的財富王朝。她在這世上只怕一樣東西，就是佛陀，或者更確切一點，與其說是愛佛陀，不如說是怕閻羅。所以她信佛信得無比虔誠，給寺廟捐錢給了她安全感和信心，讓她相信，不管在什麼樣的緊急情況下，佛陀的無形之手都會在她身邊護著她，以及她的丈夫和家人。她是虔誠的教徒，這點毫無疑問。
她兒子做的事，有些她知道，有些不知道。她認為她兒子和他們的保鏢違反北京的交通規則是理所當然的，不然她的臉要往那裡擺？要不是因為天命如此，一個人也不會有這麼大的權力，交通規則可不是為她兒子這種天選之人制訂的。但還有更糟的事，而且情況嚴重到年輕女子不敢坐在戲園子的看台座位上，就怕被牛家兄弟看到。至少有一次，有個人的姨太太被牛家大兒子看上了，散戲之後，便被他的保鏢「邀請」到他的一處私人地點過夜。姨太太隔天早上才回家，她丈夫卻對這件不光彩的事不敢說一個字。
這個大兒子娶了一個軟弱、聽話而且愚蠢的女孩，對自己的丈夫去哪裡從來也沒想過要問。小兒子同瑜沒結婚，行動就更自由了。兩人都各有一個朋友，專門幫他物色新女人，事成便有豐厚回報。然而有個富商的女兒，既年輕又漂亮，卻對同瑜的追求極力抗拒，這樣一來，反而讓同瑜決定非把她弄到手不可。他直接去了她家，她父親也不敢趕他。他開始帶她出門，公開向她求愛，聲稱愛上了她，最後還認真地承諾要娶她。這姑娘想到自己會成為牛家的兒媳婦，態度便軟化下來。可是不到一個月，同瑜就膩了，開始追另一個鄉下姑娘。他把她忘得一乾二淨，連想都沒再想過，因為她不值得他這個天選之子為她費心。無論貧富，女子都只是一夜情的玩物，而他是永遠的征服者。
這個被遺棄的姑娘恨透了他，但哭也沒有用。她的父母勸她不要尋短，發誓一定會為她報復。但最後，某天早上只有她一個人在的時候，她拿了一把剪刀把頭髮剪了，決定出家。姑娘父親見女兒的一生就這麼毀了，憤怒至極。告他是沒有用的，而且他也沒有證據證明他們成過親。但他要等待時機，因為他有錢。他不動聲色地設下圈套，準備抓那個年輕的採花賊。
他在北京到處尋找最美的歌女，最後終於找到了一個漂亮的姑娘，很年輕，不到十八歲，和他女兒一般大，人又聰明。她和所有歌女一樣，從傳統故事裡接收了所有關於才子佳人、英雄主義、友情和感恩的教育。他拿了一筆錢從她乾娘那兒為她贖了身，然後把她留在家裡，像公主一樣對待她。在不可思議的殷勤款待和禮遇之後，這姑娘就像古老的中國故事中會有的情節那樣問那位父親，她受到這樣不尋常的對待，是不是希望她做什麼。這位父親沒有回答。第二天，她又說：「您毫無緣由地對我這麼好，讓我很不安。您又不是要納我當小妾，究竟希望我做什麼呢？生命對每個人來說都是珍貴的。除了一死，您要我做什麼我都願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