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智囊團：蔣介石的個人幕僚機構
蔣介石屬於「剛毅型」的領袖，具有「英雄造時勢」的氣概。意志堅強，遇有強敵，可以退讓，但決不投降。其缺點即為盛氣淩人，寬厚不足，以至於雖想選賢任能，但每多無法如意。早在1919年，蔣介石對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點，即曾有過以下的反省：
人才難得，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易為人欺，而不易為我用者半。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易為人所輕視，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總之，蠻橫輕浮者，易為人所棄。恕和寬厚者，必為人所親，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淩人之勢，而又不能藏垢納污，虛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所用也，以後應事接物之間，以渾厚寬恕四字，三注意也。
蔣介石早期權位不穩時，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輩。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1920到30年代均與蔣過往甚密，而對自己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葉楚傖、戴季陶、閻錫山、馮玉祥，蔣都以謙卑自居。廖早死，葉、戴漸形「老朽」，與汪、胡、閻、馮、李、白諸人，有分有合，有些人雖可共事一時，後來多半分道揚鑣。蔣早期掌握者，多為軍事機關，所用的人主要憑藉保定系、士官系，又培養出龐大的黃埔系。文人的親信中，邵元沖、陳果夫、陳立夫後來在政治、黨務方面有重大影響力。抗戰前他重用黃郛和楊永泰，戰時張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擔方面任務。蔣常自歎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記：
為政在人，餘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傳賢）、陳景翰（韓）、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先（家驊）、蔣雨岩（作賓）、張岳軍（羣）、俞樵峰（飛鵬）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培德）、朱逸民（紹良）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耀組）、陳立夫、葛湛侯（敬恩）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家倫）、段錫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
兩天之後，他又思考同一問題：
近思舊識幹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騮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
黨內幹部既然不能為用，蔣於是開始嘗試向學界求才。
中國自古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一直即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近代科舉制度廢除後，年輕人的心態開始產生了變化。知識分子有鑒於政局的動盪，加上受到「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總以為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不過到了1920年代，知識分子又發現政治的不上軌道使得實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學者也因為生活的不安定無法安心的研究學問，逐漸覺得過去觀念是錯誤的，以為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的一個基本條件。於是過去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了。
此時正值蔣介石開始向黨外求才，自然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如北大教授陳衡哲即觀察到，「這個當局對於一班人才的意向，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卻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為友誼的，虛心的，甚至於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於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這位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和他的丈夫任鴻雋，均為胡適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觀察，頗能代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看法。
近年已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抗戰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延攬大批學者專家，進入各種政策規劃設計機構。事實上，早在戰前十年，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所直接掌控具有智庫性質的智囊機構，即有國防設計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侍從室與參事室。本章擬依序討論以下各機構，並對其得失與影響進行評估。
蔣介石屬於「剛毅型」的領袖，具有「英雄造時勢」的氣概。意志堅強，遇有強敵，可以退讓，但決不投降。其缺點即為盛氣淩人，寬厚不足，以至於雖想選賢任能，但每多無法如意。早在1919年，蔣介石對他自己性格上的缺點，即曾有過以下的反省：
人才難得，蓋由於自身精明不足，易為人欺，而不易為我用者半。又由於自身學業不足，易為人所輕視，而不願為我樂助者亦半也。總之，蠻橫輕浮者，易為人所棄。恕和寬厚者，必為人所親，吾自常有驕矜暴戾之色，盛氣淩人之勢，而又不能藏垢納污，虛心包容，此其人所以不樂為我所用也，以後應事接物之間，以渾厚寬恕四字，三注意也。
蔣介石早期權位不穩時，多方尊崇革命元老及前輩。吳稚暉、張靜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人，在1920到30年代均與蔣過往甚密，而對自己同輩的革命黨人和政治人物，如汪精衛、胡漢民、廖仲愷、葉楚傖、戴季陶、閻錫山、馮玉祥，蔣都以謙卑自居。廖早死，葉、戴漸形「老朽」，與汪、胡、閻、馮、李、白諸人，有分有合，有些人雖可共事一時，後來多半分道揚鑣。蔣早期掌握者，多為軍事機關，所用的人主要憑藉保定系、士官系，又培養出龐大的黃埔系。文人的親信中，邵元沖、陳果夫、陳立夫後來在政治、黨務方面有重大影響力。抗戰前他重用黃郛和楊永泰，戰時張群、宋子文、孔祥熙多承擔方面任務。蔣常自歎人才不足，例如1932年6月22日的日記：
為政在人，餘一人未得，何能為政？嘗欲將左右之人試量之，多非政治上人。戴季陶（傳賢）、陳景翰（韓）、余日章三友可為敬友，而不能為我畏友；其他如朱騮先（家驊）、蔣雨岩（作賓）、張岳軍（羣）、俞樵峰（飛鵬）皆較有經驗，而不能自動者也；其次朱益之（培德）、朱逸民（紹良）皆消極守成而已，無勇氣，不能革命矣。其他如賀貴嚴（耀組）、陳立夫、葛湛侯（敬恩）皆器小量狹，不足當事也。茲再將新進者分析之，黨務：陳立夫、張厲生、張道藩、劉健群、羅志希（家倫）、段錫朋、方覺慧、齊世英、方治、魯滌平、羅貢華選之。其他如內政、外交、經濟、法律、教育諸部，從長考選，不易多得也。
兩天之後，他又思考同一問題：
近思舊識幹部人才，幾無一得，而本黨原有之幹部，更難多得。季陶、益之較有幹才，而其消極、懶慢，不能為用，是為最大之不幸。其次則張岳軍、蔣雨岩、朱騮先，亦只能盡一部之責而已。
黨內幹部既然不能為用，蔣於是開始嘗試向學界求才。
中國自古受到科舉制度的影響，一直即有「學而優則仕」的傳統。近代科舉制度廢除後，年輕人的心態開始產生了變化。知識分子有鑒於政局的動盪，加上受到「實業救國」宣傳的影響，總以為救國的根本，不在政治而在科學與教育，實業與學問。「政治乃是一件極無聊賴的事，他們是不屑去做的」。
不過到了1920年代，知識分子又發現政治的不上軌道使得實業不能發達，教育日益腐敗，學者也因為生活的不安定無法安心的研究學問，逐漸覺得過去觀念是錯誤的，以為政治的改進，原來也是建設事業的一個基本條件。於是過去立誓不入政界的人，也開始談起政治了。
此時正值蔣介石開始向黨外求才，自然吸引了不少知識分子的注意力，如北大教授陳衡哲即觀察到，「這個當局對於一班人才的意向，以前的不去說他。自從國難以來，卻不能不說是漸漸的改為友誼的，虛心的，甚至於誠意的了。雖然他們對於黨外人才的徵求與引用，仍不過是一個微之又微的開始。」這位中國第一位女教授和他的丈夫任鴻雋，均為胡適多年的好友，因此她的觀察，頗能代表當時許多知識分子的看法。
近年已有學者開始注意到抗戰時期與戰後國民政府延攬大批學者專家，進入各種政策規劃設計機構。事實上，早在戰前十年，國民政府時期，蔣介石所直接掌控具有智庫性質的智囊機構，即有國防設計委員會，南昌行營調查設計委員會、侍從室與參事室。本章擬依序討論以下各機構，並對其得失與影響進行評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