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序章
在今天，「世界哲學」正在成為一股極具影響力的學術潮流。長期以來，哲學研究一直是以西方世界——即歐洲和北美——為中心，然而這一模式如今正經歷根本性的轉變。一場旨在創造更普遍且多元的哲學研究運動正在興起，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哲學」。這種哲學以我們活動的現實世界為對象，立基於多元文化、傳統與語言，並從自然環境、生命和宇宙來省思人類存在方式，進而在「世界哲學」的名義下得以實踐。這是一種冠上「世界」之名的努力，試圖重新喚醒那本應由生活於這個世界的我們共同分享的「哲學」。
世界哲學首先著重於地球上各地區的哲學活動，不僅限於歐洲和北美，也包含中近東、俄羅斯、印度、中國、韓國、日本，甚至東南亞、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原住民美洲等，皆為世界哲學關注的對象；其目標是具備真正的「世界」的視野。然而，所謂的「世界」，並不僅止於停留在地理領域的擴大。哲學將我們的生活場域稱為「世界」，涵蓋了從地球到宇宙萬物、從現在到過去和未來的廣大範圍，皆在哲學的思索之中。因此，世界哲學是一種在哲學中探索世界，並從世界的視野重新審視哲學的嘗試。我們可從人類、地球的宏觀視野以及時間的長河中，來審視我們的傳統與知識的可能性。
對日本學界而言，世界哲學也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自明治時代以來，「哲學」這門學問被納入大學學科，並分成幾個專門領域，各自獨立發展；每個領域都有其專業的學會組織，彼此之間向來缺乏交流或共同研究。然而，我們期待將這些專業領域集結在一起，探討「世界哲學」及現代哲學的可能性，或許能促使日本學術發生重大的變化。
然而，新哲學並非突然從空無一物的荒野中誕生。對我們而言，在悠久歷史中孕育的各種哲學傳統都是珍貴的遺產。當我們努力綜覽這些傳統，並使其成為嶄新的知識泉源時，應該能讓人類的智慧得以集結；這正是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也是開拓未來哲學的新契機。（未完）
摘文
第七章 蘇格拉底與希臘文化
一、從世界到靈魂
起源思想的共時性
西元前六到五世紀左右，世界各地都展開了活躍的知性活動。這些活動產生的思想，我們今日稱之為「起源思想」。這些思想與其說是在技術上應對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與世界變化，不如說是遠離實用，從原理上探究世界的根本樣貌。隨後，它們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分歧，為現代思想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泉源。在起源思想中，提問者不僅追問世界的「始源」（arche），更關注提問主體本身的知識形態。比方說，古代中國的思想家孔子就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篇，岩波文庫，金谷治譯註）這句話的意思是，無關於對對象的知或不知，應該要清楚辨別自己的知與否，也就是將關於自己的知加以主題化。在古印度，佛陀則指出我們對世界真理（緣起之法）的無知（無明），正是令人感到苦惱的原因；因此，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正確了解緣起之法，就能夠達到悟的境地，也就是教誨眾人要重視自己的問題，以此作為克服對世界無知的契機。
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一方面認為世界（to Pan）是保持著美的秩序與和諧的宇宙，另一方面也探索作為微觀宇宙的「自我」（片段集DK101）。接著，他用「靈魂」重新定位自我。他說，「就算你沿著各種道路展開旅程，你也沒辦法探究靈魂的最深處。靈魂就是如此深刻的道理。」（片段集45DK）他在這裡暗示的是，對於自我和靈魂的樣貌，我們不能用對世界的扁平方式去掌握，而是該用一種具備深度層次、立體的知識形態去看待。
古代先賢幾乎在同一時期，將關注焦點從世界投向自我與靈魂；這是「世界哲學史」的一大不可思議，要理解這種起源思想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首先就必須在承認作為各自思想背景的風俗與社會體制差異的基礎上，去追問為什麼在相異的環境世界中，會產生出類似的動向？我們必須一一蒐集個別事例，仔細分析各事例獨特的淵源及本質。在不斷累積這種作業的同時，我們或許就能透過對複數事例的同質性、異質性、類似性的相互比較，來發現某種思考的共通「模式／pattern」。這就是「世界哲學史」這項挑戰的醍醐味之所在。
本章將考察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生活在西元前五世紀，正值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時期。他親眼目睹了這一重要時代的興盛，並在與民主政治的衝突過程中，徹底實踐了哲學家的生存之道。本章將作為「在知識活動源流中，思考人類如何面對世界、靈魂與自我」的經典案例，來探討與雅典民主政治對峙的蘇格拉底哲學。
民主城邦雅典的理念與現實
雖然從希臘哲學的譜系來看，在探究自我的意義上蘇格拉底是赫拉克利特真正的繼承人，他並沒有從「萬物的根源」或「萬物流轉」等自然哲學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相反地，正如同一般對他的歸類所示，「從自然到人類」這句話表明他關注的是人與人結合而成的城邦共同體。對蘇格拉底而言，世界並不是位於彼岸、作為知識的客觀對象被觀察和分析的自然，而是與他者共存、實現自我幸福的生活共同體。在這層意義上，蘇格拉底堪稱是遠離了自然世界，轉而與城邦這一人類世界一起深入探究自我的靈魂。
那麼，蘇格拉底所處的人類世界──雅典，又是怎樣的社會呢？雅典在西元前六世紀經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改革後，樹立了民主制度，並在歷經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邁向獨特且成熟的民主政治。支持民主政治的原理是自由和平等，成年男性公民不論身分高低，都有平等參與政治的自由。既相異於波斯由國王主導的專制體制，也與同屬希臘的斯巴達集體統治大不相同，雅典最大的特徵，就是開創了人類史上首次嘗試直接民主政治的時代。
可是就現實面而言，雅典的自由平等理念其實在其內部深埋著極大的裂痕。先不論女性、孩童、異邦人、奴隸等非城邦公民無法獲得參政權的制度問題；地位上平等的公民們，在參政能力上卻有著顯著差異，這都造成嚴峻的現實問題。對於這點，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政治內部進行確認。
當時的雅典社會，就像被形容為「男人的世界與女人的世界」那樣，公共場域與私人場域可說是涇渭分明。執掌政治的公共場域，其中心是公民大會（Ekklesia）、劇場與法庭這三個空間，最重視的是依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透過言語來說服大多數的人。在決定城邦政策的最高機構──公民大會上，只要有意願，任何人都可以登臺表達意見，但若不說服公民們，就無法做出軍事和外交上的決定。因此，透過演說讓人們認同自己的意見、從而推進政策的雄辯家，就被視為是「政治家」。另一方面，不用說說服的言論在裁定是否正當的法庭上很重要，但在雅典，劇場也是一個言論競賽的場合。特別是在酒神祭中，每次都會有三位悲劇詩人透過上演作品，對觀眾訴諸具說服力的話語，為優勝而競爭。
然而，說服是讓他人接受你的意見，讓他人認為你對某個議題是有見解的。即使實際上你並不真正瞭解，如何評判知識才是關鍵。在希臘語中，有一個用來表示「意見、聲譽、評判」的便利詞彙，就是「doxa」，而這個詞彙也是英語「orthodox」與「paradox」的語源之一。簡言之，在以自由平等為宗旨的雅典政治中心，能不能用具說服力的語言來獲得公眾的認同，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公民：第一種是在公共場域中透過巧妙的言語操作，讓城邦公民認可自己的意見、從而贏取高度評價的政治家（雄辯家）、詩人；第二種是自己無法產生具說服力的話語、只能聽取政治家和詩人意見再進行評判的大多數人，也就是大眾。蘇格拉底生活的公共場域，實際上是個建立在公民在政治上有著差異的、具有雙重結構的社會。
智慧的教師與「派地亞」
當然，在公民大會、法庭、劇場等公共場域中不斷發表的說服話語與意見（doxa），也反映了包含習俗、道德、宗教在內的整個城邦文化。在公民大會中，圍繞對城邦好的（善）與不好的進行議論，法庭則是依照法律與習慣，做出正義的裁決。至於詩人，則是透過英雄與合唱隊（khoros）的話語，來展現人類的行為與生存方式的美醜。眾神也會登場的悲劇祭典是國家的宗教活動。在公領域活躍的政治家與詩人作為「城邦文化的推手」，理應明白對人類而言，攸關重要的善、美與正義為何。在公眾的評判中，這些人正是在重要事務上擁有相關智慧的人物，與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專家」不同，更直截了當地說，他們就是「智者」。雅典的公共場域，就是一個智者作為文化推手，用各種智慧話語教育大眾的場域。
在城邦中心做為文化推手而享有盛名，是上層富裕公民子弟嚮往的成就。當時，教育孩童與年輕人的第一線場所，是以「家」（oikos）為中心的私人場域。對於正當不正當、美醜、虔誠不虔誠，雅典公民的孩子從年幼時期開始就受到雙親與乳母接受直觀式教育，知道「這樣很好」、「這樣不行」。一旦不服從，就會遭到斥責或體罰，並被矯正。上學之後，也會被通曉讀寫的教師強迫背誦優秀詩人的作品，為了要他們仿效故事中登場的英雄。實施音樂和體育教育，也是為了要求他們具備節制和勇氣的德行（參考柏拉圖，《普羅塔哥拉》三二五C－三二六C）。
雖然公民所需要的德行是這樣教育的，但在富裕人家的子弟中，也有人為了將來從政，用重金聘請家庭教師，以求能獲得成為文化推手的智慧。家庭教師是從希臘各地雲集到強國雅典的詭辯之士（sophist，參考本書第六章與第八章）。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等作為「智慧教師」的詭辯家，雖然承諾在「家」這個私人場域中，從善、美、正義的教育開始，讓年輕人具備能展現最高道德的政治技術，但實際上他們教授的都是辯論術，也就是說服性言論的使用方法。受詭辯者教育的年輕人成為具備「智慧」的政治領導者，然後登上城邦的公共舞臺，開始對大眾進行說服與教育。
希臘語中的「派地亞」（paideia），除了教育和教養，還有文化的意思。可以說，在蘇格拉底生活的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文化推手與大眾、孩童、年輕人橫跨公私領域，在攸關善、美、正義與道德方面，透過派地亞牢固地團結在一起。派地亞就像是普通到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但沒有它就無法存活的空氣一樣，在每天的生活當中，養育、教育著人們的靈魂，並培養出對城邦有用的公民。從世界和靈魂的關係來說，這是城邦這個人類世界透過「派地亞」，在公私兩面形塑公民靈魂的時代。（未完）
序章
在今天，「世界哲學」正在成為一股極具影響力的學術潮流。長期以來，哲學研究一直是以西方世界——即歐洲和北美——為中心，然而這一模式如今正經歷根本性的轉變。一場旨在創造更普遍且多元的哲學研究運動正在興起，這就是所謂的「世界哲學」。這種哲學以我們活動的現實世界為對象，立基於多元文化、傳統與語言，並從自然環境、生命和宇宙來省思人類存在方式，進而在「世界哲學」的名義下得以實踐。這是一種冠上「世界」之名的努力，試圖重新喚醒那本應由生活於這個世界的我們共同分享的「哲學」。
世界哲學首先著重於地球上各地區的哲學活動，不僅限於歐洲和北美，也包含中近東、俄羅斯、印度、中國、韓國、日本，甚至東南亞、非洲、大洋洲、拉丁美洲和原住民美洲等，皆為世界哲學關注的對象；其目標是具備真正的「世界」的視野。然而，所謂的「世界」，並不僅止於停留在地理領域的擴大。哲學將我們的生活場域稱為「世界」，涵蓋了從地球到宇宙萬物、從現在到過去和未來的廣大範圍，皆在哲學的思索之中。因此，世界哲學是一種在哲學中探索世界，並從世界的視野重新審視哲學的嘗試。我們可從人類、地球的宏觀視野以及時間的長河中，來審視我們的傳統與知識的可能性。
對日本學界而言，世界哲學也具有相當重大的意義。自明治時代以來，「哲學」這門學問被納入大學學科，並分成幾個專門領域，各自獨立發展；每個領域都有其專業的學會組織，彼此之間向來缺乏交流或共同研究。然而，我們期待將這些專業領域集結在一起，探討「世界哲學」及現代哲學的可能性，或許能促使日本學術發生重大的變化。
然而，新哲學並非突然從空無一物的荒野中誕生。對我們而言，在悠久歷史中孕育的各種哲學傳統都是珍貴的遺產。當我們努力綜覽這些傳統，並使其成為嶄新的知識泉源時，應該能讓人類的智慧得以集結；這正是世界哲學史的可能性，也是開拓未來哲學的新契機。（未完）
摘文
第七章 蘇格拉底與希臘文化
一、從世界到靈魂
起源思想的共時性
西元前六到五世紀左右，世界各地都展開了活躍的知性活動。這些活動產生的思想，我們今日稱之為「起源思想」。這些思想與其說是在技術上應對威脅人類生存的環境與世界變化，不如說是遠離實用，從原理上探究世界的根本樣貌。隨後，它們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分歧，為現代思想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泉源。在起源思想中，提問者不僅追問世界的「始源」（arche），更關注提問主體本身的知識形態。比方說，古代中國的思想家孔子就說，「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篇，岩波文庫，金谷治譯註）這句話的意思是，無關於對對象的知或不知，應該要清楚辨別自己的知與否，也就是將關於自己的知加以主題化。在古印度，佛陀則指出我們對世界真理（緣起之法）的無知（無明），正是令人感到苦惱的原因；因此，察覺到自己的無知，正確了解緣起之法，就能夠達到悟的境地，也就是教誨眾人要重視自己的問題，以此作為克服對世界無知的契機。
在古希臘，赫拉克利特一方面認為世界（to Pan）是保持著美的秩序與和諧的宇宙，另一方面也探索作為微觀宇宙的「自我」（片段集DK101）。接著，他用「靈魂」重新定位自我。他說，「就算你沿著各種道路展開旅程，你也沒辦法探究靈魂的最深處。靈魂就是如此深刻的道理。」（片段集45DK）他在這裡暗示的是，對於自我和靈魂的樣貌，我們不能用對世界的扁平方式去掌握，而是該用一種具備深度層次、立體的知識形態去看待。
古代先賢幾乎在同一時期，將關注焦點從世界投向自我與靈魂；這是「世界哲學史」的一大不可思議，要理解這種起源思想的共時性（synchronicity），首先就必須在承認作為各自思想背景的風俗與社會體制差異的基礎上，去追問為什麼在相異的環境世界中，會產生出類似的動向？我們必須一一蒐集個別事例，仔細分析各事例獨特的淵源及本質。在不斷累積這種作業的同時，我們或許就能透過對複數事例的同質性、異質性、類似性的相互比較，來發現某種思考的共通「模式／pattern」。這就是「世界哲學史」這項挑戰的醍醐味之所在。
本章將考察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蘇格拉底生活在西元前五世紀，正值雅典城邦的民主政體時期。他親眼目睹了這一重要時代的興盛，並在與民主政治的衝突過程中，徹底實踐了哲學家的生存之道。本章將作為「在知識活動源流中，思考人類如何面對世界、靈魂與自我」的經典案例，來探討與雅典民主政治對峙的蘇格拉底哲學。
民主城邦雅典的理念與現實
雖然從希臘哲學的譜系來看，在探究自我的意義上蘇格拉底是赫拉克利特真正的繼承人，他並沒有從「萬物的根源」或「萬物流轉」等自然哲學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相反地，正如同一般對他的歸類所示，「從自然到人類」這句話表明他關注的是人與人結合而成的城邦共同體。對蘇格拉底而言，世界並不是位於彼岸、作為知識的客觀對象被觀察和分析的自然，而是與他者共存、實現自我幸福的生活共同體。在這層意義上，蘇格拉底堪稱是遠離了自然世界，轉而與城邦這一人類世界一起深入探究自我的靈魂。
那麼，蘇格拉底所處的人類世界──雅典，又是怎樣的社會呢？雅典在西元前六世紀經過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的改革後，樹立了民主制度，並在歷經前五世紀的波希戰爭與伯羅奔尼撒戰爭後，邁向獨特且成熟的民主政治。支持民主政治的原理是自由和平等，成年男性公民不論身分高低，都有平等參與政治的自由。既相異於波斯由國王主導的專制體制，也與同屬希臘的斯巴達集體統治大不相同，雅典最大的特徵，就是開創了人類史上首次嘗試直接民主政治的時代。
可是就現實面而言，雅典的自由平等理念其實在其內部深埋著極大的裂痕。先不論女性、孩童、異邦人、奴隸等非城邦公民無法獲得參政權的制度問題；地位上平等的公民們，在參政能力上卻有著顯著差異，這都造成嚴峻的現實問題。對於這點，我們必須將目光投向政治內部進行確認。
當時的雅典社會，就像被形容為「男人的世界與女人的世界」那樣，公共場域與私人場域可說是涇渭分明。執掌政治的公共場域，其中心是公民大會（Ekklesia）、劇場與法庭這三個空間，最重視的是依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透過言語來說服大多數的人。在決定城邦政策的最高機構──公民大會上，只要有意願，任何人都可以登臺表達意見，但若不說服公民們，就無法做出軍事和外交上的決定。因此，透過演說讓人們認同自己的意見、從而推進政策的雄辯家，就被視為是「政治家」。另一方面，不用說說服的言論在裁定是否正當的法庭上很重要，但在雅典，劇場也是一個言論競賽的場合。特別是在酒神祭中，每次都會有三位悲劇詩人透過上演作品，對觀眾訴諸具說服力的話語，為優勝而競爭。
然而，說服是讓他人接受你的意見，讓他人認為你對某個議題是有見解的。即使實際上你並不真正瞭解，如何評判知識才是關鍵。在希臘語中，有一個用來表示「意見、聲譽、評判」的便利詞彙，就是「doxa」，而這個詞彙也是英語「orthodox」與「paradox」的語源之一。簡言之，在以自由平等為宗旨的雅典政治中心，能不能用具說服力的語言來獲得公眾的認同，區分了兩種類型的公民：第一種是在公共場域中透過巧妙的言語操作，讓城邦公民認可自己的意見、從而贏取高度評價的政治家（雄辯家）、詩人；第二種是自己無法產生具說服力的話語、只能聽取政治家和詩人意見再進行評判的大多數人，也就是大眾。蘇格拉底生活的公共場域，實際上是個建立在公民在政治上有著差異的、具有雙重結構的社會。
智慧的教師與「派地亞」
當然，在公民大會、法庭、劇場等公共場域中不斷發表的說服話語與意見（doxa），也反映了包含習俗、道德、宗教在內的整個城邦文化。在公民大會中，圍繞對城邦好的（善）與不好的進行議論，法庭則是依照法律與習慣，做出正義的裁決。至於詩人，則是透過英雄與合唱隊（khoros）的話語，來展現人類的行為與生存方式的美醜。眾神也會登場的悲劇祭典是國家的宗教活動。在公領域活躍的政治家與詩人作為「城邦文化的推手」，理應明白對人類而言，攸關重要的善、美與正義為何。在公眾的評判中，這些人正是在重要事務上擁有相關智慧的人物，與具有專門知識和技術的「專家」不同，更直截了當地說，他們就是「智者」。雅典的公共場域，就是一個智者作為文化推手，用各種智慧話語教育大眾的場域。
在城邦中心做為文化推手而享有盛名，是上層富裕公民子弟嚮往的成就。當時，教育孩童與年輕人的第一線場所，是以「家」（oikos）為中心的私人場域。對於正當不正當、美醜、虔誠不虔誠，雅典公民的孩子從年幼時期開始就受到雙親與乳母接受直觀式教育，知道「這樣很好」、「這樣不行」。一旦不服從，就會遭到斥責或體罰，並被矯正。上學之後，也會被通曉讀寫的教師強迫背誦優秀詩人的作品，為了要他們仿效故事中登場的英雄。實施音樂和體育教育，也是為了要求他們具備節制和勇氣的德行（參考柏拉圖，《普羅塔哥拉》三二五C－三二六C）。
雖然公民所需要的德行是這樣教育的，但在富裕人家的子弟中，也有人為了將來從政，用重金聘請家庭教師，以求能獲得成為文化推手的智慧。家庭教師是從希臘各地雲集到強國雅典的詭辯之士（sophist，參考本書第六章與第八章）。普羅塔哥拉和高爾吉亞等作為「智慧教師」的詭辯家，雖然承諾在「家」這個私人場域中，從善、美、正義的教育開始，讓年輕人具備能展現最高道德的政治技術，但實際上他們教授的都是辯論術，也就是說服性言論的使用方法。受詭辯者教育的年輕人成為具備「智慧」的政治領導者，然後登上城邦的公共舞臺，開始對大眾進行說服與教育。
希臘語中的「派地亞」（paideia），除了教育和教養，還有文化的意思。可以說，在蘇格拉底生活的西元前五世紀的雅典，文化推手與大眾、孩童、年輕人橫跨公私領域，在攸關善、美、正義與道德方面，透過派地亞牢固地團結在一起。派地亞就像是普通到不會意識到它的存在、但沒有它就無法存活的空氣一樣，在每天的生活當中，養育、教育著人們的靈魂，並培養出對城邦有用的公民。從世界和靈魂的關係來說，這是城邦這個人類世界透過「派地亞」，在公私兩面形塑公民靈魂的時代。（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