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前言
至今為止，「哲學史」多以西方為核心，涵蓋範圍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起，持續至現代的歐洲與北美，而其他地區與傳統則往往被排除在討論之外。換言之，「哲學」（philosophy）一詞常被默認為西方哲學的專有領域，而印度、中國、伊斯蘭等強大的哲學傳統則多被歸為「思想」來區分。除了上述地區之外，拉丁美洲、俄羅斯、非洲、東南亞以及日本等地的哲學幾乎未曾進入主流哲學史的視野。
然而，當今的世界早已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框架，邁向多元價值與各種傳統交織融合的新時代。在這個背景下，當前的環境問題、宇宙問題等，皆需我們從全球視角進行重新思考。回顧哲學的歷史，探索古代文明中誕生的諸多哲學傳統，思考各大帝國的發展進程與文化傳統的形塑，並探討近代社會與科學的興起，世界的全球化進程及其伴隨的紛爭等，或許還能為未來的發展預見某些可能性。我們身處的正是這樣一個宏大的「世界」。
「世界哲學」（World Philosophy）並不僅僅是將各地區的哲學成果拼湊起來，而是試圖以「世界」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哲學。從人類與地球這樣廣闊的維度，並結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流動，我們得以再次檢討自身的傳統，探索人類智慧的可能性。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且融合了西方文明的日本，若能以此為起點，思索並發聲於「世界哲學史」中，必將對全球哲學史產生重要影響。
「世界哲學史」系列共計九冊，從古至今，俯瞰哲學的發展歷程，透過呈現不同時代的特徵主題，橫向比較同一時代中各種傳統的互動與影響。當中不僅考量哲學各領域之間的重疊與相互影響，也納入科學、宗教、經濟等要素，嘗試以一種動態的知識視角來重構哲學史。我們透過檢視全球範圍內哲學傳統的演變，或許能更清楚地理解自身的文化位置，並從中獲得應對未來挑戰的啟示。
承繼第一冊《哲學的起源：從智慧到愛智》，探討了西元前八至二世紀間人類如何創立並發展出「哲學」這一思想體系，以及第二冊《世界哲學的誕生：建立與發展》。本冊《中世紀哲學的革命：超越與普遍》聚焦於西元七至十二世紀的哲學發展。以新的視野重新建構人類知性的發展，這便是《世界哲學史》叢書的嘗試。
摘文
第五章 博雅教育與文法學
這一章的重點放在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傳統，探討其在西方中世紀的哲學與學術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後半段，將聚焦於圍繞查理大帝（查理曼）身邊的學者，尤其是以阿爾琴（Alcuin of York）為首的學者，並概觀在他們之前與之後的文法學發展。
一、複數的博雅教育
書籍的產生
十九世紀後半的法國詩人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一直夢想編纂一冊「書籍」。這本在他生前未能見天日的「書籍」，在他去世半世紀後的一九五七年，終於在整理相關草稿後得以出版，並廣為人知。這本書的大致內容如下所述（清水徹《馬拉美的「書籍」》水聲社）：
「書籍」的最小構成單位，是用兩張對折紙構成一頁、兼具檔案夾功能的封面，以及夾在中間的三頁。後者沒有裝訂起來，因此可以將其他的檔案紙夾進去代替。包含封面在內的各紙片上，都印刷有文字列（詩），就算把其他紙片放進去替代也可以成文，設計相當精妙。馬拉美構思的「朗讀會」，是將這些紙片從收納的特殊家具中取出，按照情況加以變換組合，於是每次閱讀，都會產生出相異的詩文……
馬拉美的這本「書籍」構想，伴隨編者傑克．謝雷爾的長篇解說出版後，對同時代的藝術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比方說，後來以指揮者聞名的作曲家皮耶．布萊茲（Pierre Boulez, 1925-2016），就相當熱中閱讀謝雷爾的校訂本。他在創作中的第三鋼琴奏鳴曲，就是依據馬拉美構想的理論與美學，採用每次演奏可以交換順序的區塊所構成。據他本人所述，這一影響程度讓他「深感震撼」（參考笠羽映子譯，《布萊茲／凱吉往返書簡》，Misuzu書房，末尾收錄的原編者解說）。
以《多瑪斯．阿奎那的審美觀念》，開啟西方中世紀美學研究的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在觀察了當時的前衛藝術活動後，提出了「開放的作品」的概念。他認為馬拉美的構想，呼應了中世紀以來由拉蒙．柳利（Raimundus Lullus, ca. 1232-1315）提出，透過有限符號的組合產生無限知識的構想。艾可的《開放的作品》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喚起現代對中世紀符號學的關注，並與這一啟蒙活動緊密相連。值得一提的是，之後會觸及的「模態論」（modalism）是由艾可的弟子、義大利當代重要學者康士坦提．馬爾摩（Costantino Marmo）所提出的概念。
在博雅教育與Liberal Arts之間
為什麼我們要從十九世紀詩人馬拉美的這部作品開啟本章？這部作品以交錯的文字與紙片構成，使千變萬化的形式，不禁讓人聯想到「全球資訊網路」這一超文本書籍的構想，網路的連結方式同樣使內容得以自由變化。馬拉美的書籍意象，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世紀博雅教育的概念，還揭示了當時媒體形式如何促成這一概念的實踐（關於當時媒體形態與知識實踐的交織如何影響大學的歷史，以及與未來發展的聯結，參考吉見俊哉的《大學是什麼》（岩波書店）以及本書第一章）。因此，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博雅教育」一詞的當代用法。
本章所謂的「博雅教育」，在日語中稱為「自由學藝」，在拉丁語中則被稱為「artes liberales」，在歷史上又被稱為studia liberalia或liberales littera。一般來說，「博雅教育」可以分為語言方面的三個知識學門：文法學、邏輯學（辯證學）與修辭學，以及數學方面的四個知識學門：算術、幾何學、音樂（學）與天文學。將算術處理的離散量應用於現實，就成為音樂；將幾何學處理的連續量加以應用，則成為天文學。這七個學門共同構成了博雅教育，因此又稱為「自由七藝」。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學門的數量可能較少，但在西方中世紀，正如後述，博雅教育實際涵蓋了多元的領域。
這種博雅教育的傳統，在英語中稱為Liberal arts。若從日語的脈絡來看，則延伸出「教養」這個詞彙，但今天直接使用英語的「Liberal arts」或許更為適當。事實上，日本學術會議在二○一○年推出的「二十一世紀的教養與教養教育」，在分科會報告的開頭就寫著，這是以「創造二十一世紀的liberal arts」為目標。即使在教育界之外也是如此，比方說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連）在二○一八年陸續提出的「關於今後我國大學改革方向的建言」、「關於今後的錄取與大學教育之提案」中，就在跨越「文科」、「理科」框架的教育（教養）必要性這一文脈下，強調了「liberal arts」的重要性。再者，將科學、技術、工學、數學進行實踐性統合的「STEM」教育擴張成「STEAM」教育的議論中，所謂的「A」也不只是指藝術（arts），而是「liberal arts」之意。（參考胸組虎胤，〈STEM教育與STEAM教育〉，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第三四卷，二○一九年）
混亂中的博雅教育
那麼，今日追求的「liberal arts」與教養教育究竟是什麼呢？大部分提及的重點集中在跨越專門範疇、以倫理為基礎的古典教養形象；另一方面，還有許多人將焦點放在大學畢業後的活動，強調跨領域能力（generic skill）的培養與回歸。針對後者，則有許多課題需要思考：我們是否有可能擺脫各個專門範疇的學術型態，開發出更高層次的知性能力？如果是如此，那麼大學的意義又是什麼？更進一步地說，一個執著開發這種能力的社會，所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最終的目標又是什麼？［參考松下佳代編著，《「新能力」能改變教育嗎？》（米涅瓦書房）、本田由紀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NTT出版）、中村高康的《暴走的能力主義》（筑摩新書）等作品。］
這種混亂的背景，實際上與日本高等教育在歷史脈絡中經歷過的教養教育有密切關聯。在戰前，舊制高校的教養主義以培養「人格」為目標，戰後則銜接了「通識教育」的概念。通識教育起源於美國，以博雅教育為基礎，旨在批判菁英主義的教育模式，並致力整合來自不同背景的公民。相對於各學科的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的負責單位，主要以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負責，並將其制度化，既吸納了人數急劇增加的大學新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調節作用。然而，日本自一九九一年起廢止了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區分，導致負責這類教育的專責機構失去了制度上的基礎。（吉田文，《大學與教養教育》，岩波書店）（未完）
前言
至今為止，「哲學史」多以西方為核心，涵蓋範圍自古希臘、羅馬時代起，持續至現代的歐洲與北美，而其他地區與傳統則往往被排除在討論之外。換言之，「哲學」（philosophy）一詞常被默認為西方哲學的專有領域，而印度、中國、伊斯蘭等強大的哲學傳統則多被歸為「思想」來區分。除了上述地區之外，拉丁美洲、俄羅斯、非洲、東南亞以及日本等地的哲學幾乎未曾進入主流哲學史的視野。
然而，當今的世界早已超越了西方文明的框架，邁向多元價值與各種傳統交織融合的新時代。在這個背景下，當前的環境問題、宇宙問題等，皆需我們從全球視角進行重新思考。回顧哲學的歷史，探索古代文明中誕生的諸多哲學傳統，思考各大帝國的發展進程與文化傳統的形塑，並探討近代社會與科學的興起，世界的全球化進程及其伴隨的紛爭等，或許還能為未來的發展預見某些可能性。我們身處的正是這樣一個宏大的「世界」。
「世界哲學」（World Philosophy）並不僅僅是將各地區的哲學成果拼湊起來，而是試圖以「世界」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哲學。從人類與地球這樣廣闊的維度，並結合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時間流動，我們得以再次檢討自身的傳統，探索人類智慧的可能性。作為亞洲的一部分且融合了西方文明的日本，若能以此為起點，思索並發聲於「世界哲學史」中，必將對全球哲學史產生重要影響。
「世界哲學史」系列共計九冊，從古至今，俯瞰哲學的發展歷程，透過呈現不同時代的特徵主題，橫向比較同一時代中各種傳統的互動與影響。當中不僅考量哲學各領域之間的重疊與相互影響，也納入科學、宗教、經濟等要素，嘗試以一種動態的知識視角來重構哲學史。我們透過檢視全球範圍內哲學傳統的演變，或許能更清楚地理解自身的文化位置，並從中獲得應對未來挑戰的啟示。
承繼第一冊《哲學的起源：從智慧到愛智》，探討了西元前八至二世紀間人類如何創立並發展出「哲學」這一思想體系，以及第二冊《世界哲學的誕生：建立與發展》。本冊《中世紀哲學的革命：超越與普遍》聚焦於西元七至十二世紀的哲學發展。以新的視野重新建構人類知性的發展，這便是《世界哲學史》叢書的嘗試。
摘文
第五章 博雅教育與文法學
這一章的重點放在博雅教育（Liberal arts）的傳統，探討其在西方中世紀的哲學與學術中所扮演的角色。特別是在後半段，將聚焦於圍繞查理大帝（查理曼）身邊的學者，尤其是以阿爾琴（Alcuin of York）為首的學者，並概觀在他們之前與之後的文法學發展。
一、複數的博雅教育
書籍的產生
十九世紀後半的法國詩人馬拉美（Stéphane Mallarmé, 1842-1898）一直夢想編纂一冊「書籍」。這本在他生前未能見天日的「書籍」，在他去世半世紀後的一九五七年，終於在整理相關草稿後得以出版，並廣為人知。這本書的大致內容如下所述（清水徹《馬拉美的「書籍」》水聲社）：
「書籍」的最小構成單位，是用兩張對折紙構成一頁、兼具檔案夾功能的封面，以及夾在中間的三頁。後者沒有裝訂起來，因此可以將其他的檔案紙夾進去代替。包含封面在內的各紙片上，都印刷有文字列（詩），就算把其他紙片放進去替代也可以成文，設計相當精妙。馬拉美構思的「朗讀會」，是將這些紙片從收納的特殊家具中取出，按照情況加以變換組合，於是每次閱讀，都會產生出相異的詩文……
馬拉美的這本「書籍」構想，伴隨編者傑克．謝雷爾的長篇解說出版後，對同時代的藝術家產生了重大影響。比方說，後來以指揮者聞名的作曲家皮耶．布萊茲（Pierre Boulez, 1925-2016），就相當熱中閱讀謝雷爾的校訂本。他在創作中的第三鋼琴奏鳴曲，就是依據馬拉美構想的理論與美學，採用每次演奏可以交換順序的區塊所構成。據他本人所述，這一影響程度讓他「深感震撼」（參考笠羽映子譯，《布萊茲／凱吉往返書簡》，Misuzu書房，末尾收錄的原編者解說）。
以《多瑪斯．阿奎那的審美觀念》，開啟西方中世紀美學研究的安伯托．艾可（Umberto Eco），在觀察了當時的前衛藝術活動後，提出了「開放的作品」的概念。他認為馬拉美的構想，呼應了中世紀以來由拉蒙．柳利（Raimundus Lullus, ca. 1232-1315）提出，透過有限符號的組合產生無限知識的構想。艾可的《開放的作品》出版後引起了廣泛的迴響，喚起現代對中世紀符號學的關注，並與這一啟蒙活動緊密相連。值得一提的是，之後會觸及的「模態論」（modalism）是由艾可的弟子、義大利當代重要學者康士坦提．馬爾摩（Costantino Marmo）所提出的概念。
在博雅教育與Liberal Arts之間
為什麼我們要從十九世紀詩人馬拉美的這部作品開啟本章？這部作品以交錯的文字與紙片構成，使千變萬化的形式，不禁讓人聯想到「全球資訊網路」這一超文本書籍的構想，網路的連結方式同樣使內容得以自由變化。馬拉美的書籍意象，不僅有助於我們理解中世紀博雅教育的概念，還揭示了當時媒體形式如何促成這一概念的實踐（關於當時媒體形態與知識實踐的交織如何影響大學的歷史，以及與未來發展的聯結，參考吉見俊哉的《大學是什麼》（岩波書店）以及本書第一章）。因此，我們首先必須釐清「博雅教育」一詞的當代用法。
本章所謂的「博雅教育」，在日語中稱為「自由學藝」，在拉丁語中則被稱為「artes liberales」，在歷史上又被稱為studia liberalia或liberales littera。一般來說，「博雅教育」可以分為語言方面的三個知識學門：文法學、邏輯學（辯證學）與修辭學，以及數學方面的四個知識學門：算術、幾何學、音樂（學）與天文學。將算術處理的離散量應用於現實，就成為音樂；將幾何學處理的連續量加以應用，則成為天文學。這七個學門共同構成了博雅教育，因此又稱為「自由七藝」。雖然在某些情況下學門的數量可能較少，但在西方中世紀，正如後述，博雅教育實際涵蓋了多元的領域。
這種博雅教育的傳統，在英語中稱為Liberal arts。若從日語的脈絡來看，則延伸出「教養」這個詞彙，但今天直接使用英語的「Liberal arts」或許更為適當。事實上，日本學術會議在二○一○年推出的「二十一世紀的教養與教養教育」，在分科會報告的開頭就寫著，這是以「創造二十一世紀的liberal arts」為目標。即使在教育界之外也是如此，比方說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連）在二○一八年陸續提出的「關於今後我國大學改革方向的建言」、「關於今後的錄取與大學教育之提案」中，就在跨越「文科」、「理科」框架的教育（教養）必要性這一文脈下，強調了「liberal arts」的重要性。再者，將科學、技術、工學、數學進行實踐性統合的「STEM」教育擴張成「STEAM」教育的議論中，所謂的「A」也不只是指藝術（arts），而是「liberal arts」之意。（參考胸組虎胤，〈STEM教育與STEAM教育〉，鳴門教育大學研究紀要，第三四卷，二○一九年）
混亂中的博雅教育
那麼，今日追求的「liberal arts」與教養教育究竟是什麼呢？大部分提及的重點集中在跨越專門範疇、以倫理為基礎的古典教養形象；另一方面，還有許多人將焦點放在大學畢業後的活動，強調跨領域能力（generic skill）的培養與回歸。針對後者，則有許多課題需要思考：我們是否有可能擺脫各個專門範疇的學術型態，開發出更高層次的知性能力？如果是如此，那麼大學的意義又是什麼？更進一步地說，一個執著開發這種能力的社會，所要追求的究竟是什麼，最終的目標又是什麼？［參考松下佳代編著，《「新能力」能改變教育嗎？》（米涅瓦書房）、本田由紀的《多元化「能力」與日本社會》（NTT出版）、中村高康的《暴走的能力主義》（筑摩新書）等作品。］
這種混亂的背景，實際上與日本高等教育在歷史脈絡中經歷過的教養教育有密切關聯。在戰前，舊制高校的教養主義以培養「人格」為目標，戰後則銜接了「通識教育」的概念。通識教育起源於美國，以博雅教育為基礎，旨在批判菁英主義的教育模式，並致力整合來自不同背景的公民。相對於各學科的專業教育，通識教育的負責單位，主要以國立大學的教養學部負責，並將其制度化，既吸納了人數急劇增加的大學新生，也在一定程度上發揮了調節作用。然而，日本自一九九一年起廢止了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的區分，導致負責這類教育的專責機構失去了制度上的基礎。（吉田文，《大學與教養教育》，岩波書店）（未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