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遠方為家_保加利亞索菲亞，2023_7_6_THU_16：08〉—吳俞萱

雅立，


那天傍晚在柏林的湖邊你說，為了離家而離開台灣，久了，就覺得自己不是台灣人而是世界人。你說這些話的時候，後邊的葉子掛在樹上摩擦出聲，為你篤定的語氣墊了厚實的底，像是你曾有的心意刮擦，久了就成為行動的足跡。我為你的這一段話深深觸動，我為我們相仿的摸索路徑和體會而感到激越和安慰。

因受苦受擠壓而離家，那「離」含藏了不捨，以及不得不。我們對生命的期待超乎家對我們的綑縛，出走於是成為必然。不捨，在於恩情難報。不得不，是由於我們珍視生命的自由表達。我們需要脫掉這一層殼，赤身孤獨地重新尋找安身立命的歸屬。

這不僅是私密的自我覺察，也是一個政治性的生命行動。

我們在用我們的人生重新定義「家」的意涵。不再依循儒家傳統下的家庭倫理而順從父權的宰制，不再受到「父母在，不遠遊」的責任約束，我們開始練習承擔「成為自己」的思索和嘗試。從台灣的母體出發，帶著母體給我們的文化養分，慢慢長出一個世界人的視野。我覺得，能擁有「以遠方為家」的安全感，不怕自己不一樣，這也是台灣在我們身上種下的自由和民主種子。

我們相仿的生命傾向讓我想起法國作家安妮．艾諾曾說她投身寫作是因為她和她的父母「再也沒話說」。她的意思是：她需要另外一種語言，帶她從流俗卑下的階級跨出去；她要在一種高尚的藝術建構中，改寫她的出生。她要，在精神上殺了她的父母。

她確實這麼做了。然而，她也不可能做到。作為一名真摯的作家，她無法將事物和情感神聖化。即使她的寫作出於對自身階級的背叛，但她的審美自覺要求她重拾原生階級的語言：素樸直白，在精神上殺掉任何一點變造和美化的書寫意圖。於是，她用無調、乾癟、通透的語言，以及凌亂的事件接縫，來收納自我的強烈對峙，拒絕情緒和意義扭曲了回憶中的原樣。

審視現實，而不去創造現實。安妮．艾諾寫作的動機始於決裂，而最終的寫作是為了回返親密，辨識出她和父母相連的命運。也許，我們的離家也會讓我們慢慢認得回家的路，捧起我們原本拋下的東西。而我始終沒有拋下的，是去探索創作形式在衡量和選擇上展示的美學政治性，理解一個創作者的獨特之處。

前陣子，我從柏林來到保加利亞。今年布克國際獎剛好頒發給保加利亞的作家戈斯波迪諾夫，他的小說《時光庇護所》虛構了一個未來世界，每個人為了擺脫當下的困頓而排隊走進一間名為「過去」的診所，消除記憶，回到生命中的美好年代。然而，消除記憶，是記起個人和國家如何被創造出來的契機。

這部小說展露了一種審視現實且去創造現實的美學政治，質疑教育和記憶如何建構一個人的身分和自我認同，保加利亞的國家命運如何受到西方和共產主義世界的牽制。小說結尾的二〇二九年，軍隊守在邊境，意外射出的一顆子彈引發了殘酷的一場戰爭。小說想像的未來，仍在面臨過去的入侵。

我時常在想，文學的行動力是什麼？首先，意識到語言指導了我們的生活並構成我們對於生活與文化的想像。在這層認知下，作家不僅在參與語言的改革，也是透過語言的改革去進行思想的改革，那也等於是在參與和改造文化。重演歷史的《時光庇護所》因此是一個政治行動，戈斯波迪諾夫揭露了當代國際關係的不堪一擊。

記者問他如何看待他的科幻小說正在現實發生，他對於俄羅斯攻打烏克蘭有什麼看法？他說：「獨裁者的癡迷，就是恢復帝國。普丁以不復存在的過去的名義發動這場戰爭，事實上，偉大的過去無法提供庇護，只有俄羅斯境內絕望且沒有明確身分的人投降了。投入侵略戰爭，找出敵人，就是他們對生命投降的方式。」

俄烏戰爭和新冠肺炎疫情是這兩年的重大國際事件。如今，再也沒有單純的地緣政治和兩國戰爭，全球化的經濟網絡造成了多邊體系和國際秩序的相互依存，沒有國家能夠置身事外。俄烏戰爭，就是全球戰爭，如同面對疫情危機，各國需要整合資源來獲取共同體的庇護──跨國研發疫苗、支援醫療器材、建立公共衛生機制、改善落後國家的基礎建設等等，再也沒有國家能獨善其身。

仰賴全球治理，就是不分你我，把協作與共好視為自己的責任。這是政治的意識，也是當代生活的基本人權觀念。俄烏戰爭，讓四分五裂的歐盟採取了一致的立場，個人和政府組織透過不同的形式援助烏克蘭難民。保加利亞最近宣布將供應烏克蘭軍事彈藥和燃料。消息一出，他們的軍火庫立刻遭到爆炸襲擊。

兄弟生氣了，他們知道。一不聽話，他們就會遭殃。也許正因為這樣不平等的權力關係，所以保加利亞與俄羅斯仍然稱兄道弟。

位於巴爾幹半島上的保加利亞因為種族、語言、宗教、歷史、政治、貿易而親近俄羅斯。當我走在首都索菲亞的街道上，可以輕易遇見史達林式建築、金色圓頂的俄羅斯教堂、蘇聯軍隊紀念碑──蘇維埃軍人被保加利亞的男女環擁──擁抱俄羅斯，實在是一種驚悚的意象。

直到一九八九年，保加利亞和蘇聯的歷史教科書都告訴年輕的孩子：「勝利的紅軍將保加利亞從法西斯主義手中解放了出來。」蘇聯解體，保加利亞仍舊繼承了俄羅斯的黨國體制、中央計劃經濟、財產國有化、農業集體化、大規模鎮壓手段。保加利亞人說，填飽肚子比追求民主還重要。他們默認，腐敗是俄羅斯在保加利亞最好的外交工具。

與其說是俄羅斯的兄弟，不如說是奴隸，於是幾天前，一群抗俄派的保加利亞人走上街頭吶喊：「我們不要成為白俄羅斯！」抗爭，是自由與希望的形式。對抗暴行，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俄羅斯入侵之後，始終沒有為了保全個人的生命而逃離自己的國家，他說，從不覺得自己有任何其他的選擇。

自由，不是擁有選擇，而是只做唯一的選擇，承擔一種「無選擇的選擇」。我想起一生守護猶太孤兒的柯札克醫師，他說：「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憂傷，雖然只是遺失一顆小石頭。孩子有權要求別人重視他的願望，即使是在冷天出門不穿外套。」一九四二年，柯札克與他照顧的孤兒們一起被送到納粹死亡集中營。沿途，柯札克多次獲得庇護，但他一再拒絕單獨獲救的機會，他說：「不能放棄自己的孩子。」最後，他與孩子們在毒氣室一起喪生。

個人的選擇，就是政治的選擇：活在信念之中，用生命的行動來對抗暴力和死亡的進逼。柯札克將自己的命運連上孩子的命運，澤連斯基將自己的命運連上烏克蘭的命運，於是他們有了一種承擔共同體的責任和勇氣，自由做出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

柯札克醫師死了，但他的理念還在大口呼吸。他主張「沒有孩子，只有人」的教育方針，肯定孩子的自主能力，鼓勵成人「用解放取代威嚇，用塑造取代擠壓，用引導取代命令，用提問取代要求，就能跟孩子一同經歷許多充滿啟發性的時刻。」他提倡自由與寬容的教育理念催生了世界各地的民主學校。

國家陷入親俄和抗俄兩股勢力拉扯的保加利亞也有一間民主學校。我在這裡教他們用中文說請、謝謝、對不起。我相信他們在人本的寬容環境下成長，必然不會對暴力的威權說請、謝謝、對不起。

政治的啟蒙，不是讓個體拋掉自我去承接集體的意志，而是個體充分發展自我之後，自然而然地對這一個支撐和包容他的母體生出情感的認同，自發地守護這個政治共同體的每一口呼吸。

我相信這一群從小擁抱自由與民主的孩子，一定能為保加利亞塑造新的意象。發聲，不再為了反抗，而是捍衛自己，也捍衛自己的對立面。創造一個可以容納彼此的現實，是唯一的選擇。


俞萱


〈語言也是一種土壤_德國魯爾，2023_7_21_FRI_12：30〉—彤雅立

俞萱，


又到了寫信給你的時刻，不知道你們一家是否安好？

這些日子，由於翻譯工作頗為順利，我決定給自己休息一下。幾次來到一起靈修的大姐家，她家的花園與葡萄藤被悉心照料，長出美麗的植物，蔬菜、水果、馬鈴薯……不一而足。大姐有些年紀，而且有椎間盤突出的毛病，但是她總是將微笑掛在臉上，真心感恩朋友的陪伴。在身體的痛楚之下，她持續照料農園，土壤的氣味、植物的芳香，空氣中瀰漫的平和，使我在此地寧靜的生活，又往大自然的世界裡昇華了一些。還記得去年我翻譯了赫曼‧赫塞的詩文集《園圃之樂》，那是在忙碌的教學與研究之餘，我運用僅存的夜晚的時間，一點一滴翻譯而成。赫塞筆下的自然與園藝生活，如今我在大姐家中獲得了真實的體會。她的老宅，代代相傳直到現在，葡萄藤也有一百多年了。我問起她是否需要天天澆花，她說葡萄藤完全不需要澆水，它會自己生長、熟成。她的園圃旁，立著一個快要跟我一樣高的直式垃圾桶，裡面裝了所有的廚餘以及有機垃圾──在她的家裡，廚餘是不用回收到外面去的，大姐說：「一年之後，這桶廚餘就會變成肥料，可以直接給花園堆肥！」那樣的內在有機性與循環，讓我感到非常地吃驚，我想這就是大地的力量，讓萬物生生不息。

我常想，語言也是一種土壤。我帶著華語的身世，進入德語的世界，兩種語言所呈現的思維、風景與歷史截然不同。儘管我試圖跨越兩種語言文化的鴻溝，最後往往必須承認，這兩塊園地各有千秋，能做到彼此理解與尊重便足矣。

大學時期的我特別駑鈍，對於社會知識的理解非常有限，困頓的靈魂來自生命經歷，卻沒能找到問題的答案與出口。帶著懵懂與昏昧，我在大三交換學生那年，第一次從瑞士室友那邊聽到「女性主義」這個詞，我才恍然大悟，從她的眼睛裡看見了自身與家庭的困境。在求學之中漸漸習得各種主義，看見各種政治光譜帶來的變革，很長一段時間，我是忿怒的。那種由內而外的忿怒，是屬於青年的必經之路。幸運的是，我可以透過工作來轉化這些能量，在女書店與《破周報》，我默默實踐生命的理念，也被社會豢養著。如你所說，我想對抗的，或許是儒教文化。很長一段時間，我渴望女性主義能幫助儒家思想的現代化──兩種思想之間的鴻溝與扞格，應當需要某個中介來和解。或許是從小聽多了父親宣講四書五經，他跟隨愛新覺羅的後代「毓老」學習了十多年，文化大革命的時期，中國在「破四舊」，毓老先生則在某個密不透風的地下室，於特務的監控之下，戮力講授各種古代經典。那時台灣處在戒嚴時期，人民受到各種限制，壓抑與噤聲，成為一種集體信號。女性意識的開展，隨著各種媒介與西方文化的影響，在台灣漸漸生根。站在父系的舊世界與母系的新女性之間，我感到自己就是那邊界，我隔開了它們，同時也聯繫著它們。

我在博士論文的研究裡，終於找到了自己的界域。我的研究主題是「威瑪共和與民國時期電影中的新女性」。這個題目帶領我找到自身生命的答案，我想知道，一九二零與三零年代「新女性」的誕生，是如何顯映在中德兩國的第一個民主政體與電影作品裡。為了找尋新女性的蹤跡，我在各地的電影檔案館中流連，在圖書館的紙本與數位檔案裡翻尋，我吞噬大量的影像與文字，像是在深海裡尋找珊瑚。那時候，我寫了一段不知該收納在何處的文字，名為〈無題〉──

　　書寫論文就像是帶著種種疑問墜入一個時代，一個一個的結被解開，你發現了一些荒謬且　真實存在的過往，於是頭開始疼。有時候你上岸，呼吸一下水面的空氣，卻望見了那些荒謬存在過的事情，正真實地在現世重複著。有時候你失卻了向前游的力氣，有時候你處於各種海流交會的地帶，尚未弄清此時代的海流與彼時代的海流究竟有甚麼異同。青年總需要跟隨那波，形成浪潮，有時小的浪潮竟被大的海流襲捲了去，遠遠地成了此時代至大的波，無可避免地讓它繼續，成為那大。

那是二〇一二年的最後一天，我在柏林沒去跨年，卻入戲地陷在研究的世界。我還記得活在另一個時代的感覺。東西方的思想交會、誤解與落差，帶來了各種主義的對抗，以及價值觀的對立與變遷。舊時代與新時代，東方與西方，傳統與前衛，它們有各自的優點與缺點，我看著兩種文化的辯詰與交互的影響，對於新女性在帝制結束、民主共和的時代，有了更深的理解。威瑪共和多麼短暫，存在僅有十四年，它晚於中華民國成立，卻在一九三三年因為希特勒上台而終結。這段夾在德皇時期與獨裁政權之間的光陰，成了一段輝煌的黃金時代。民主多麼短暫，它得來不易。新女性的形象在納粹時代消失了，沒有自由解放，取而代之是傳統、健康的女性。政治影響著人民的生活，它也操控了藝術，體現在產製過程與作品內容裡。我們能否自外於政治生活？我想答案是否定的。因而納粹上台之後發生的移民潮，也發生在電影產業裡，許多猶太電影人、政治異議者，他們流亡到美國好萊塢，成為美國電影的新血。第二次世界大戰，摧毀了世界的美好，阻斷了國與國之間的往來。如今，烏俄戰爭就在眼前，戰爭離我們並不遠。科技的發達使得戰爭有了更多的面貌，它甚至在資訊的洪流裡發生著。

昨天我又去了一趟大姐家，靈修之後，她帶我去看儲藏小屋，裡面有許多舊物，包括馬鞍、大車輪與古代的大牛奶罐，那是她祖父時代的物件。全村第一台電話機，則顯示了時代的更迭與科技的發展。我望著外面的葡萄藤，想著一百年了，它經歷過多少世界的風浪？在陽光下，它結實累累，餵養著一代又一代的人。大姐帶我走進偏遠的農園，前往森林的小徑，在這裡，萬物兀自生長，由於地處偏僻，並未被戰火波及，而有了自給自足的風景。那種安定的愉悅，有點像老子所說「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那樣的感覺。如何讓人免於受到威脅、壓迫、從而回歸自我，過著自己想過的生活，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呼吸著森林小徑的空氣，知道那分自由並非理所當然，因而格外珍惜。


雅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