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
一九七五年三月，已經有我爸爸的親戚搭船跑去Nha Trang（芽莊）或是Phan Thiết（藩切）那邊去躲了。我記得爸爸跟我說，如果我們家有錢的話，我們也可以去，但是因為沒錢，所以我們就留在村莊裡了。
一九七六年，我突然聽到我的一位朋友不見了。我想：他不見了？他去哪裡？原來他逃難去了。幾天後又聽說另一個人不見了，是教堂裡、學校裡的朋友，因為他們家有船，所以他們先逃。那時候開始就聽到vượt biển（渡海）這個詞，那是非常普遍的，國際媒體也常常報導。我也曾親眼看到，有人抓到很大隻的「鯊人」，就是把鯊魚拉到岸上的時候，鯊魚才從肚子裡吐出人的手和腿。那時候我很害怕，媽媽也跟我們說過：不要逃難，不然會死在海上。其實我當時也已經有逃難的想法。在南部，他們不只是用思想控制我們，外部的約束也慢慢開始形成。
共產黨來了以後，教區的Seminarium（大修院）被解散了。大修院教育的標準很高，只有考試過了，才可以進去當學生。一九七五年以前很多南部優秀的軍官，都是離開修院、還俗成家了以後進到軍隊，才開始他們的事業。大修院被解散、土地被沒收的時候，我還不是大修院的學生。有些同學在小修院讀書，那裡是中學到高中畢業去讀的。我之所以能入修會，是因為那個修會在我的省。那裡是本篤修會（Ordo Sancti Benedicti）的Châu Thủy（洲水）修院，他們自給自足、以勞動為主，但共產黨來了以後，就不能收新的修士。我們不能到別省去讀書，因為政府不允許遷戶口。修院為什麼會收我跟我的同學，我不曉得，那個院長說，「你們就來，我這邊會收你們。」後來我被地方政府趕出修院，也沒辦法上大學，因為爸爸媽媽是從北部逃難到南部，而且爸爸曾經在美國公司工作，我們又是天主教家庭，共產黨審得很細，要讀書的話，你學習的程度不重要，你的背景比較重要。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要逃難的是戰爭因素。一九七九年，越南發生跟柬埔寨的戰爭，我們聽到的消息是：柬埔寨的總理Long Boret（隆波烈）把柬埔寨那邊的越南人殺了。不過，我們兩邊的戰爭並不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發生。在一九七三年，柬埔寨還是Sihanouk（西哈努克）執政的時候，就已經發生對越南移民的歧視。越南話有個詞叫Cáp Guồng，意思就是「去抓越南人來砍頭」。當時，南越政府派飛機去柬埔寨接了不少人回來越南。
所以當一九七九年再發生這場戰爭，我個人也沒有那麼驚訝。越南共產黨為了打仗，就徵召我們學生去柬埔寨。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越南共產黨之前幫過柬埔寨共產黨，對抗之前的國王西哈努克，現在兩邊卻又要打仗？在學校發現了這個事實以後，我找了七、八個對這個政府不滿意的同學組成小圈圈。那時候召集小圈圈非常困難，我們非常謹慎，都是在休息、在玩排球的時候聚在一起。那時候沒有球，我們是用想像來玩球。我們玩了之後，就坐在一起分享一些事情。我們討論到：打仗的時候我們被共產黨徵兵，如果之後不需要我們了，我們就變成他們的羔羊。再來，共產黨犧牲越南人民的生命，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還有，越南共產黨是靠蘇聯、柬埔寨共產黨是靠中國，兩邊才能打仗；越南共產黨中途又跟中國共產黨打仗……
跟柬埔寨打仗的時候，我們村莊裡有人在當兵時死掉了，很多年輕人就很慌。那時候我的年紀是二十一歲出頭，我哥哥二十三歲，我弟弟十八歲，所以我們家就有三個孩子符合徵兵的標準。但幸運的是，當時我們家被列為反動份子，所以沒有很快點到我們的名字。後來是因為地方政府辦公室終於找上我們，我才開始認真想逃難的事情。他們來的時候沒有問什麼，只是說，「你們可以加入共產黨的軍隊，去為了越南人民打仗。」
他們用同樣的方式在北越宣傳，影響了很多年輕人，讓他們高興地離開自己的家到南方。這些年輕人都被洗腦了，以為南方是一個很剝削、被壓迫的地方。無論如何，我認為，在這樣子的地方沒有自由，沒辦法發揮我們的潛能。如果被徵兵去柬埔寨，不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而打的仗，我覺得很浪費、不值得。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我想逃難。
還有，那時候我就想要當神父了。我是很早熟的人，小時候有個印象滿深刻的，在炎熱的越南夏天裡，太陽很大，在路上走路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挑扁擔的阿嬤，我問自己：生活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們出生長大，生病然後死亡，如果只是這樣子，我不願意，我想要選擇不同的生活，那時候我大概十二、三歲而已，腦子裡就有這樣的觀點跟思考。一直以來我也是很主動，又很有「創意」的人。
時間越來越緊迫，又快要被拉去當兵。我的朋友陳清龍的經濟狀況很好，他就說，「我們逃難吧，到國外去，就可以自由地入修會。」我答應之後，他就跟他的姊姊講，他姊姊也同意讓我跟他一起逃難。
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我逃了七、八次，但都不成功。我記不清楚第一次逃難的經驗了，那是陳清龍的家庭組織的，我就配合而已，後來幾次也都是跟他一起逃，最後一次我們也在同一條船上。我記得通常的狀況是這樣的：陳清龍會突然跟我說：今天晚上去他家。在我家裡，這件事只有我媽媽知道，我把一些衣服放進一個小包，就跟她說，「我要逃難」。我媽媽問，「你沒有錢要怎麼逃？」我說朋友會幫忙我，她就哭著說，「好吧，那你去吧。」我朋友叫我到森林裡的一個地方去等他，他來了又帶我去他親戚指定的地方，結果我們只是在那邊等了整個晚上，什麼都沒有發生，船沒有來，也沒有人來接我們，白天我們就回去了。很多次逃難的經驗都是晚上哭著跟媽媽道別，隔天早上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地回到家，但是每一次離開跟道別，還是會非常傷心。
現在想想好像也有一點殘忍，因為可能晚上出去，隔天早上就不會回來了，而且那個不會回來也不知道是生是死，該高興還是該傷心，所以等到之後我們真的安全到達日本，第一時間就是想辦法用電報跟母親報平安。
離開修會之後，我沒機會上什麼課，我就回家到媽媽住的土地去耕田；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去當漁工。這樣的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工作一段時間後，我跟我的船主講，「我很想逃難。」他知道我之前在修會待了差不多七、八個月，在越南如果你有這樣的背景，別人會比較信任你。船主說他也想走，但他雖然有船，卻沒有地方可以把人藏起來；我是沒有船，卻有地方，所以我們就合作來逃難。我逃難的時候之所以不用付一毛錢，就是跟這個船老闆有關係。
我找了我的舅舅。他住在海邊，之前是南越的一位警察，他有一些組織的概念，也知道怎麼運人，所以負責幫我們買油、買水跟買食物。我負責跟船老闆聯繫，我們就一起合作。當時，我的哥哥、弟弟都不曉得這件事，因為共產黨造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懷疑，所以我沒辦法把我的思想、我的計畫跟他們分享，我也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到了最後一個禮拜，我才告訴他們，邀請他們跟我一起逃難。又比如說，這艘船有兩個船主，哥哥與弟弟，跟我合作的是弟弟，另外一個是哥哥，我是跟弟弟合作，哥哥就不曉得。當時的保密是必須做到這個程度的。我信任這個弟弟主要是因為他的個性很善良，也是信天主教，他自己也想逃，不是想要透過這些事情賺錢，他的目的就是讓他和他的孩子、太太，以及哥哥全家一起逃難就可以了。
基於我跟這位船主的信任，我介紹舅舅進來。我把我的地方當成藏人用的。西貢的人再加上船主的親戚十五個人，從我家這邊被運到舅舅那邊藏起來。在這時候，舅舅買的油卻被人偷走了，這代表秘密已經被洩露了，很危險，但那一次我們沒有告訴船主，我們想要賭一把。
當天要出發的時候，我的親戚本來不要去，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去了。我還負責抱我大概四、五歲的表妹。她爸爸已經餵她吃了一些藥，讓她睡覺，但我把她抱起來的時候，她突然醒來哭了。等她不哭了以後我才跑出來，卻發現整群人已經往前走了。當下真不曉得怎麼辦，我就靠著我的直覺（靈性）跑，最後才看到一群人在那裡。走到一半，我們又發現對面有一群軍隊，我們只好躲起來，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就只是走過去。我想如果不是天主的安排，我們真的沒辦法度過這關。
我們去到之前有人逃難被殺死的Đồi Dương（楊坡）海灘。為什麼選那個地方？因為我們想：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當天晚上，另一個年輕的舅舅帶著他的女朋友過來，他躲在田裡，狗一直對著他叫。因為怕公安來抓，我們全家都躲在河邊的灌木叢裡。
我們是約在晚上集合，凌晨兩點，船就會來接我們。但是因為這些狀況，我們聯絡的方式開始亂了，一直等到早上五點，船才進來。到了船上，我點名點到十幾個本來不在名單上的人，是一些每天早上就在海邊等著跟著別人逃難的人。有人問，「那他們現在怎麼辦？ 把他們丟下嗎？」我說，「他們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就救了他們吧。」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號。
整件事，如果把前面失敗的經驗也算進來，我後來發現能夠逃難成功，除了那些沒辦法控制的因素之外，準備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談判的能力，要怎麼樣跟船主交涉，看自己有什麼條件可以交換，還有最重要就是找對人。七、八次沒有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沒有找到對的船主，能夠找到目標相同的人，應該是最後能成功逃走的關鍵。在越南，我們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你用你的頭腦，用毅力而活，不是感覺而活。」
我自己解決事情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做，然後慢慢觀察整件事的進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方法解決，就算是有挫折，我也把它當作必經的過程。所以挫折是給我力量，讓我能夠往前走，挫折不是停下來找個地方難過，然後就不要做。我很少用「挫折」這個詞彙，我用的是「挑戰」。
一九七五年三月，已經有我爸爸的親戚搭船跑去Nha Trang（芽莊）或是Phan Thiết（藩切）那邊去躲了。我記得爸爸跟我說，如果我們家有錢的話，我們也可以去，但是因為沒錢，所以我們就留在村莊裡了。
一九七六年，我突然聽到我的一位朋友不見了。我想：他不見了？他去哪裡？原來他逃難去了。幾天後又聽說另一個人不見了，是教堂裡、學校裡的朋友，因為他們家有船，所以他們先逃。那時候開始就聽到vượt biển（渡海）這個詞，那是非常普遍的，國際媒體也常常報導。我也曾親眼看到，有人抓到很大隻的「鯊人」，就是把鯊魚拉到岸上的時候，鯊魚才從肚子裡吐出人的手和腿。那時候我很害怕，媽媽也跟我們說過：不要逃難，不然會死在海上。其實我當時也已經有逃難的想法。在南部，他們不只是用思想控制我們，外部的約束也慢慢開始形成。
共產黨來了以後，教區的Seminarium（大修院）被解散了。大修院教育的標準很高，只有考試過了，才可以進去當學生。一九七五年以前很多南部優秀的軍官，都是離開修院、還俗成家了以後進到軍隊，才開始他們的事業。大修院被解散、土地被沒收的時候，我還不是大修院的學生。有些同學在小修院讀書，那裡是中學到高中畢業去讀的。我之所以能入修會，是因為那個修會在我的省。那裡是本篤修會（Ordo Sancti Benedicti）的Châu Thủy（洲水）修院，他們自給自足、以勞動為主，但共產黨來了以後，就不能收新的修士。我們不能到別省去讀書，因為政府不允許遷戶口。修院為什麼會收我跟我的同學，我不曉得，那個院長說，「你們就來，我這邊會收你們。」後來我被地方政府趕出修院，也沒辦法上大學，因為爸爸媽媽是從北部逃難到南部，而且爸爸曾經在美國公司工作，我們又是天主教家庭，共產黨審得很細，要讀書的話，你學習的程度不重要，你的背景比較重要。
真正讓我下定決心要逃難的是戰爭因素。一九七九年，越南發生跟柬埔寨的戰爭，我們聽到的消息是：柬埔寨的總理Long Boret（隆波烈）把柬埔寨那邊的越南人殺了。不過，我們兩邊的戰爭並不是從那時候才開始發生。在一九七三年，柬埔寨還是Sihanouk（西哈努克）執政的時候，就已經發生對越南移民的歧視。越南話有個詞叫Cáp Guồng，意思就是「去抓越南人來砍頭」。當時，南越政府派飛機去柬埔寨接了不少人回來越南。
所以當一九七九年再發生這場戰爭，我個人也沒有那麼驚訝。越南共產黨為了打仗，就徵召我們學生去柬埔寨。我很好奇的是：為什麼越南共產黨之前幫過柬埔寨共產黨，對抗之前的國王西哈努克，現在兩邊卻又要打仗？在學校發現了這個事實以後，我找了七、八個對這個政府不滿意的同學組成小圈圈。那時候召集小圈圈非常困難，我們非常謹慎，都是在休息、在玩排球的時候聚在一起。那時候沒有球，我們是用想像來玩球。我們玩了之後，就坐在一起分享一些事情。我們討論到：打仗的時候我們被共產黨徵兵，如果之後不需要我們了，我們就變成他們的羔羊。再來，共產黨犧牲越南人民的生命，不是為了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還有，越南共產黨是靠蘇聯、柬埔寨共產黨是靠中國，兩邊才能打仗；越南共產黨中途又跟中國共產黨打仗……
跟柬埔寨打仗的時候，我們村莊裡有人在當兵時死掉了，很多年輕人就很慌。那時候我的年紀是二十一歲出頭，我哥哥二十三歲，我弟弟十八歲，所以我們家就有三個孩子符合徵兵的標準。但幸運的是，當時我們家被列為反動份子，所以沒有很快點到我們的名字。後來是因為地方政府辦公室終於找上我們，我才開始認真想逃難的事情。他們來的時候沒有問什麼，只是說，「你們可以加入共產黨的軍隊，去為了越南人民打仗。」
他們用同樣的方式在北越宣傳，影響了很多年輕人，讓他們高興地離開自己的家到南方。這些年輕人都被洗腦了，以為南方是一個很剝削、被壓迫的地方。無論如何，我認為，在這樣子的地方沒有自由，沒辦法發揮我們的潛能。如果被徵兵去柬埔寨，不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國家，而是為了共產黨而打的仗，我覺得很浪費、不值得。所以我就跟我媽媽說：我想逃難。
還有，那時候我就想要當神父了。我是很早熟的人，小時候有個印象滿深刻的，在炎熱的越南夏天裡，太陽很大，在路上走路的時候，我看到那些挑扁擔的阿嬤，我問自己：生活的意義在哪裡？ 如果我們出生長大，生病然後死亡，如果只是這樣子，我不願意，我想要選擇不同的生活，那時候我大概十二、三歲而已，腦子裡就有這樣的觀點跟思考。一直以來我也是很主動，又很有「創意」的人。
時間越來越緊迫，又快要被拉去當兵。我的朋友陳清龍的經濟狀況很好，他就說，「我們逃難吧，到國外去，就可以自由地入修會。」我答應之後，他就跟他的姊姊講，他姊姊也同意讓我跟他一起逃難。
一九七八到一九七九年間，我逃了七、八次，但都不成功。我記不清楚第一次逃難的經驗了，那是陳清龍的家庭組織的，我就配合而已，後來幾次也都是跟他一起逃，最後一次我們也在同一條船上。我記得通常的狀況是這樣的：陳清龍會突然跟我說：今天晚上去他家。在我家裡，這件事只有我媽媽知道，我把一些衣服放進一個小包，就跟她說，「我要逃難」。我媽媽問，「你沒有錢要怎麼逃？」我說朋友會幫忙我，她就哭著說，「好吧，那你去吧。」我朋友叫我到森林裡的一個地方去等他，他來了又帶我去他親戚指定的地方，結果我們只是在那邊等了整個晚上，什麼都沒有發生，船沒有來，也沒有人來接我們，白天我們就回去了。很多次逃難的經驗都是晚上哭著跟媽媽道別，隔天早上又好像什麼事都沒發生一樣地回到家，但是每一次離開跟道別，還是會非常傷心。
現在想想好像也有一點殘忍，因為可能晚上出去，隔天早上就不會回來了，而且那個不會回來也不知道是生是死，該高興還是該傷心，所以等到之後我們真的安全到達日本，第一時間就是想辦法用電報跟母親報平安。
離開修會之後，我沒機會上什麼課，我就回家到媽媽住的土地去耕田；天氣好的時候，我會去當漁工。這樣的工作大概一直到一九七九年。工作一段時間後，我跟我的船主講，「我很想逃難。」他知道我之前在修會待了差不多七、八個月，在越南如果你有這樣的背景，別人會比較信任你。船主說他也想走，但他雖然有船，卻沒有地方可以把人藏起來；我是沒有船，卻有地方，所以我們就合作來逃難。我逃難的時候之所以不用付一毛錢，就是跟這個船老闆有關係。
我找了我的舅舅。他住在海邊，之前是南越的一位警察，他有一些組織的概念，也知道怎麼運人，所以負責幫我們買油、買水跟買食物。我負責跟船老闆聯繫，我們就一起合作。當時，我的哥哥、弟弟都不曉得這件事，因為共產黨造成一種人與人之間的懷疑，所以我沒辦法把我的思想、我的計畫跟他們分享，我也不曉得他們在想什麼。到了最後一個禮拜，我才告訴他們，邀請他們跟我一起逃難。又比如說，這艘船有兩個船主，哥哥與弟弟，跟我合作的是弟弟，另外一個是哥哥，我是跟弟弟合作，哥哥就不曉得。當時的保密是必須做到這個程度的。我信任這個弟弟主要是因為他的個性很善良，也是信天主教，他自己也想逃，不是想要透過這些事情賺錢，他的目的就是讓他和他的孩子、太太，以及哥哥全家一起逃難就可以了。
基於我跟這位船主的信任，我介紹舅舅進來。我把我的地方當成藏人用的。西貢的人再加上船主的親戚十五個人，從我家這邊被運到舅舅那邊藏起來。在這時候，舅舅買的油卻被人偷走了，這代表秘密已經被洩露了，很危險，但那一次我們沒有告訴船主，我們想要賭一把。
當天要出發的時候，我的親戚本來不要去，但他最後還是決定去了。我還負責抱我大概四、五歲的表妹。她爸爸已經餵她吃了一些藥，讓她睡覺，但我把她抱起來的時候，她突然醒來哭了。等她不哭了以後我才跑出來，卻發現整群人已經往前走了。當下真不曉得怎麼辦，我就靠著我的直覺（靈性）跑，最後才看到一群人在那裡。走到一半，我們又發現對面有一群軍隊，我們只好躲起來，他們沒有發現我們，就只是走過去。我想如果不是天主的安排，我們真的沒辦法度過這關。
我們去到之前有人逃難被殺死的Đồi Dương（楊坡）海灘。為什麼選那個地方？因為我們想：最危險的地方是最安全的。當天晚上，另一個年輕的舅舅帶著他的女朋友過來，他躲在田裡，狗一直對著他叫。因為怕公安來抓，我們全家都躲在河邊的灌木叢裡。
我們是約在晚上集合，凌晨兩點，船就會來接我們。但是因為這些狀況，我們聯絡的方式開始亂了，一直等到早上五點，船才進來。到了船上，我點名點到十幾個本來不在名單上的人，是一些每天早上就在海邊等著跟著別人逃難的人。有人問，「那他們現在怎麼辦？ 把他們丟下嗎？」我說，「他們已經跟我們在一起了，就救了他們吧。」記得那是一九七九年七月二十七號。
整件事，如果把前面失敗的經驗也算進來，我後來發現能夠逃難成功，除了那些沒辦法控制的因素之外，準備階段最重要的就是談判的能力，要怎麼樣跟船主交涉，看自己有什麼條件可以交換，還有最重要就是找對人。七、八次沒有成功，很大的原因就是沒有找到對的船主，能夠找到目標相同的人，應該是最後能成功逃走的關鍵。在越南，我們有一句話是這樣說的：「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你用你的頭腦，用毅力而活，不是感覺而活。」
我自己解決事情的方式是，一步一步做，然後慢慢觀察整件事的進步。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我想，每一件事情都可以有方法解決，就算是有挫折，我也把它當作必經的過程。所以挫折是給我力量，讓我能夠往前走，挫折不是停下來找個地方難過，然後就不要做。我很少用「挫折」這個詞彙，我用的是「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