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不管探索的出發點是什麼，探索的過程多麼曲折，我們最終都必須將心理疾病的源頭追溯至一種人格障礙。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幾乎所有的心理探索。那是一種真正的再發現！歷代詩人和哲學家早已懂得，性情寧靜平和之人從來不會陷入心理障礙，相反地，飽受內心衝突的人容易遭此厄運。借用現代術語便是：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管其症狀如何，都是性格精神官能症。因此，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臨床治療方面，我們都必須力求更好地探索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偉大的開創性工作就是向這一思想的逐步聚攏，儘管他採用的發生學方法未能使他對這一思想做出明確的表述。但佛洛伊德工作的後繼者們—特別是弗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奧托．蘭克(Otto Rosenfeld）、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已經對這個觀點做了更清晰的界定。但關於性格結構的確切性質和動力學，他們當中尚未有人做出定論。
我個人的研究起點不同於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就女性心理學所做的假設對我啟發甚大，它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有關何為男性特質、何為女性特質的觀念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我而言同樣明顯的是，佛洛伊德正是因為沒有考慮這些文化因素才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對這一課題的興趣持續了整整十五年。在一定程度上，與埃里希．佛洛姆的交往進一步強化了我的興趣。他在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的淵博學識令我更加意識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絕不局限於它在女性心理學領域的運用。當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時，我的這些設想得到了證實。我發現，在美國，患者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很多方面與我在歐洲國家所觀察到的不一樣，而唯一能解釋這種區別的就是文化差異。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The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中，我最終闡明了這一思想。而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精神官能症的誘因是文化因素，更確切地說，精神官能症因人際關係障礙而產生。
在我寫作《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之前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思路與一個更早的假設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這一假設圍繞的核心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內部驅力是什麼？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佛洛伊德。他的答案是強迫性驅力。在他看來，這些驅力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本能，它們尋求滿足，不甘受挫。但遺憾的是，他最終把這些驅力從精神官能症本身推廣到整個人類，認為驅力在每個人身上運作著。假如精神官能症是人際關係障礙的產物，佛洛伊德的這個假設就不太可能有效。就這個問題，我的觀點可以簡述如下：強迫性驅力確切而言就是精神官能症；它們誕生於孤立、失望、恐懼和敵意這樣的情緒之中，並表徵著人們在這些情緒的控制下應對世界的方式；它們的目的主要不是尋求滿足，而是尋求安全；它們的強迫性特徵必須歸因於隱藏其背後的焦慮。強迫性驅力的兩種最為鮮明的外顯形式，就是對愛和對權力的病態需求，《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對它們做了詳細描述。
儘管保留了我所認為的佛洛伊德理論的基本原理，我當時還是意識到，為了更為深入地瞭解精神官能症，我的研究已經使我背離了佛洛伊德。如果被佛洛伊德視為本能的那些因素是由文化決定的，如果被佛洛伊德稱為「原慾」(libito）的那些慾望是一種對愛的病態需求，它源自焦慮，其目的是尋求與他人共處時的安全感，那麼原慾理論就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歷固然重要，但它們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會以新的方式顯露出來。其他與之理論的差異也會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因此，重新思考我與佛洛伊德的關聯，對我而言就是必需的了。
與此同時，我繼續進行著精神官能症驅力的研究。我把強迫性驅力稱為精神官能症傾向，並在隨後的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精神官能症傾向。至那時，我已經確定，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在那本書裡，我把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看作一個宏觀世界，它由許多相互作用的微觀世界構成，每個微觀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這種精神官能症理論具有實踐意義上的應用價值。如果精神分析方法不再局限於將我們當下的障礙與我們的過往相聯繫，而是轉向分析我們現有人格內部力量間的相互作用，那麼就算較少依賴甚至不依賴專家的幫助，我們也可以認知並改變我們自己。
心理治療的需求廣泛，但可提供的幫助又極為稀少，面對這一現狀，自我分析似乎可以滿足大量需求。因此，我那本《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討論自我分析的方法、局限和可能性。但就我對具體精神官能症傾向所做的表述而言，我並不完全滿意。雖然每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都得到了精確的描述，但我還是覺得這種列舉方式使它們相互分離，喪失了內在聯繫。我當時已發現，對愛的病態需求、強迫性謙卑和對「同伴」的渴望應該歸為一類。但我未能發現，它們三者共同構成並代表了一種對待他人和自我的基本態度與獨特的生活哲學。這三種傾向構成了我現在提煉出的「服從」型性格結構的核心。我也發現，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求和病態的野心有著相同之處，它們大體上是我現在所提出的「攻擊」型性格結構的構成因素。但渴望被人崇拜和追求完美主義，儘管有著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並影響到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卻似乎主要涉及與自我的關係。同樣，與情感需求和權力追求相比，剝削他人的欲望似乎並非根本性的，也不那麼普遍，它似乎本該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而不應該單獨列為一種傾向。
事實證明我的疑慮是有道理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的研究興趣轉移到了精神官能症的內在衝突上。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中，我已提出精神官能症產生於不同精神官能症傾向的相互抵觸。在《自我分析》一書中，我也提出精神官能症傾向不僅相互強化，而且還滋生衝突。但不管如何，衝突仍然屬於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年也越來越意識到內部衝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內部衝突看作是壓抑和被壓抑之間的一場鬥爭。我著手討論的衝突屬於另一種類型。它們發生在相互對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從本源上來講，這些衝突與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有關，但它們遲早會與對待自我的矛盾態度、矛盾的性格、矛盾的價值觀有關。
臨床觀察越多，我就越清晰地看出這些衝突的重要性。但我最為震驚的是，患者對自身顯而易見的矛盾茫然無知。當我向患者挑明這些矛盾時，他們開始迴避，似乎對其毫無興趣。這種經歷重複多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逃避表明患者對處理這些矛盾深感厭惡。對衝突的突發性認識會讓患者充滿恐慌，這終於讓我明白，我所研究的對象就像一個極度危險的易爆品，患者完全有理由迴避它們：他們懼怕這些衝突的威力會將他們炸得粉碎。因而我開始意識到，為了「消除」1這些衝突，或確切地說，為了否認這些衝突的存在，從而營造了一種虛假的和諧，多少精力和智慧被耗費在這種令人絕望的努力之上啊。
我按書中的順序依次討論四種主要的消除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掩蓋衝突，並將其對立面抬升至優先地位。
第二種方式是迴避他人，它為病態疏離(detachment）的功能提供了新的闡釋角度。疏離是基本焦慮的一部分—即初始性的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之一；但它同時又是一種消除衝突的方式，透過在自身和他人之間保持一種情感距離，使得衝突不起作用。
第三種方式與前兩種大相徑庭。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迴避他人，而是自我逃避。他的整個真實自我對他而言都是虛假的。他構建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取代了他的真實自我。在這個理想自我中，原本相互衝突的部分被改頭換面，它們不再顯現為衝突，而是表現為豐富性格的不同面向。這一觀點有助於澄清許多精神官能症難題，它們至今尚未得到解釋，因而臨床上也無從處理。這一觀點也將原先無法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渴望被人崇拜和完美主義—納入了相應的模式。對完美的追求表現為努力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對崇拜的渴望則可理解為患者需要從自身之外獲得一種確認，即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這種理想化形象脫離現實越遠，對崇拜的渴望從邏輯上來講就越無止境。在所有消除衝突的方式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構成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但它又轉而導致一種新的內在分裂，從而需要進一步的修補。
第四種方式，即外化，就是試圖修補這種分裂，儘管它在無意間也有助於消除其他衝突。透過所謂的外化，內在的心理過程被體驗為發生在其自身之外。如果說理想化形象意味著脫離真實自我，那麼外化代表著與真實自我更為徹底的分離。同樣，它也滋生新的衝突，或大大加劇最初的衝突—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把上述四種方式看作精神官能症患者用以消除衝突的四種主要嘗試，其原因在於：一方面，儘管程度不一，它們都規律性地存在於所有精神官能症中；另一方面，它們都會導致人格的深刻變化。但它們絕非僅有的四種方式。其他相對次要的方式還包括：剛愎自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平息所有的內心疑慮；嚴格的自我控制，即以純粹的自制力將分裂的自我整合在一起；玩世不恭，以藐視一切價值的方式消除理想方面的衝突。但是，這些未被解決的衝突所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這些衝突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道德操守的喪失，陷入衝突的患者因無法自拔而產生嚴重的絕望感。直到我理解了病態的絕望，我才開始思考「施虐傾向」究竟意味著什麼。我開始明白，施虐傾向是對真實自我感到絕望的人採用的一種嘗試，即借助代償性生活獲得補償。我們經常能在追求施虐快感的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全心投入的激情，它產生於施虐者對復仇快感的無止境需求。
因此，破壞性的剝削欲望，事實上並非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它屬於一個更廣泛的行為模式，而且是它永不消失的表現形式，但對這個行為模式，我們缺少更好的術語，所以只能稱之為施虐。如此，精神官能症理論向前發展了，它的動力中心是三種對待他人的態度—順從他人、攻擊他人、迴避他人—之間的基本衝突。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擔心發生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須產出一致的自我行動，於是不顧一切地嘗試各種消除衝突的方式。但這些方式只能讓他保持一種虛假的平衡，新的衝突不斷產生，他需要源源不絕地找到新的方法來遮蓋衝突。為了維護一致的自我而採用的每一步驟，都會讓精神官能症患者變得更有敵意、更無助、更疏離自身和他人，其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障礙變得更加尖銳，而解決衝突的方法卻越來越難獲得。最終，他可能變得絕望，並試圖在施虐行為中獲得補償，但這種做法反而加深了他的絕望，滋生新的衝突。
這就是精神官能症的演化樣貌及最終的性格結構，相當悲哀。既然如此，我為何又稱自己的思想是建構性的？首先，這一種思想要清除那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即認為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可笑的簡便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它也不會陷入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主義。我稱它為建構的，首先是因為它第一次允許我們處理並解決病態的絕望。其次，我稱它為建構的原因在於，儘管認識到精神障礙的嚴重性，它仍然為調和乃至解決內心衝突提供了實際方案，從而讓我們得以為人格的真正整合而努力。
理性決策是無法解決精神官能症衝突的。精神官能症的方式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但是，透過改變人格內部導致衝突的心理條件，這些衝突是可以被解決的。每一份成功完成的分析工作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從而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充滿敵意，也不再與自身和他人疏離。佛洛伊德對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充滿悲觀，因為他對人性的善良和人的成長持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他認為人命中註定是要遭受苦難或毀滅的，人的內在本能要麼被控制，要麼被「昇華」。這是佛洛伊德的假設。我的信仰則是，人既有能力也有願望發展自身的潛能，以便成為一個得體的人。如果人與他人，隨之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而且這種干擾持續不斷，那麼他的這種潛能和願望就會被侵蝕。我相信，人是變化的，而且只要活著，這種變化就不會終止。我越深入理解這一點，我的信仰就越堅定。
不管探索的出發點是什麼，探索的過程多麼曲折，我們最終都必須將心理疾病的源頭追溯至一種人格障礙。同樣的道理適用於幾乎所有的心理探索。那是一種真正的再發現！歷代詩人和哲學家早已懂得，性情寧靜平和之人從來不會陷入心理障礙，相反地，飽受內心衝突的人容易遭此厄運。借用現代術語便是：每一種精神官能症，不管其症狀如何，都是性格精神官能症。因此，無論是在理論研究還是臨床治療方面，我們都必須力求更好地探索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
事實上，佛洛伊德偉大的開創性工作就是向這一思想的逐步聚攏，儘管他採用的發生學方法未能使他對這一思想做出明確的表述。但佛洛伊德工作的後繼者們—特別是弗朗茲．亞歷山大(Franz Alexander）、奧托．蘭克(Otto Rosenfeld）、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和哈拉爾德．舒爾茨—亨克(Harald Schultz-Hencke），已經對這個觀點做了更清晰的界定。但關於性格結構的確切性質和動力學，他們當中尚未有人做出定論。
我個人的研究起點不同於佛洛伊德。佛洛伊德就女性心理學所做的假設對我啟發甚大，它促使我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在有關何為男性特質、何為女性特質的觀念中，文化因素的影響力是顯而易見的。
對我而言同樣明顯的是，佛洛伊德正是因為沒有考慮這些文化因素才得出了錯誤的結論。我對這一課題的興趣持續了整整十五年。在一定程度上，與埃里希．佛洛姆的交往進一步強化了我的興趣。他在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的淵博學識令我更加意識到，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絕不局限於它在女性心理學領域的運用。當我於一九三二年來到美國時，我的這些設想得到了證實。我發現，在美國，患者的態度和精神官能症，在很多方面與我在歐洲國家所觀察到的不一樣，而唯一能解釋這種區別的就是文化差異。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TheNeurotic Personality of Our Time）一書中，我最終闡明了這一思想。而在這本書裡，我要表達的主要觀點是，精神官能症的誘因是文化因素，更確切地說，精神官能症因人際關係障礙而產生。
在我寫作《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之前的幾年間，我的研究思路與一個更早的假設有著內在的邏輯關聯，這一假設圍繞的核心問題是，精神官能症的內部驅力是什麼？第一個回答這個問題的人是佛洛伊德。他的答案是強迫性驅力。在他看來，這些驅力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本能，它們尋求滿足，不甘受挫。但遺憾的是，他最終把這些驅力從精神官能症本身推廣到整個人類，認為驅力在每個人身上運作著。假如精神官能症是人際關係障礙的產物，佛洛伊德的這個假設就不太可能有效。就這個問題，我的觀點可以簡述如下：強迫性驅力確切而言就是精神官能症；它們誕生於孤立、失望、恐懼和敵意這樣的情緒之中，並表徵著人們在這些情緒的控制下應對世界的方式；它們的目的主要不是尋求滿足，而是尋求安全；它們的強迫性特徵必須歸因於隱藏其背後的焦慮。強迫性驅力的兩種最為鮮明的外顯形式，就是對愛和對權力的病態需求，《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對它們做了詳細描述。
儘管保留了我所認為的佛洛伊德理論的基本原理，我當時還是意識到，為了更為深入地瞭解精神官能症，我的研究已經使我背離了佛洛伊德。如果被佛洛伊德視為本能的那些因素是由文化決定的，如果被佛洛伊德稱為「原慾」(libito）的那些慾望是一種對愛的病態需求，它源自焦慮，其目的是尋求與他人共處時的安全感，那麼原慾理論就站不住腳了。童年經歷固然重要，但它們對我們生活的影響會以新的方式顯露出來。其他與之理論的差異也會不可避免地隨之而來。因此，重新思考我與佛洛伊德的關聯，對我而言就是必需的了。
與此同時，我繼續進行著精神官能症驅力的研究。我把強迫性驅力稱為精神官能症傾向，並在隨後的一本書中描述了十種精神官能症傾向。至那時，我已經確定，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是至關重要的。在那本書裡，我把精神官能症的性格結構看作一個宏觀世界，它由許多相互作用的微觀世界構成，每個微觀世界的核心就是一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這種精神官能症理論具有實踐意義上的應用價值。如果精神分析方法不再局限於將我們當下的障礙與我們的過往相聯繫，而是轉向分析我們現有人格內部力量間的相互作用，那麼就算較少依賴甚至不依賴專家的幫助，我們也可以認知並改變我們自己。
心理治療的需求廣泛，但可提供的幫助又極為稀少，面對這一現狀，自我分析似乎可以滿足大量需求。因此，我那本《自我分析》(Self-Analysis）的大部分內容都在討論自我分析的方法、局限和可能性。但就我對具體精神官能症傾向所做的表述而言，我並不完全滿意。雖然每種精神官能症傾向都得到了精確的描述，但我還是覺得這種列舉方式使它們相互分離，喪失了內在聯繫。我當時已發現，對愛的病態需求、強迫性謙卑和對「同伴」的渴望應該歸為一類。但我未能發現，它們三者共同構成並代表了一種對待他人和自我的基本態度與獨特的生活哲學。這三種傾向構成了我現在提煉出的「服從」型性格結構的核心。我也發現，對權力和聲望的強迫性渴求和病態的野心有著相同之處，它們大體上是我現在所提出的「攻擊」型性格結構的構成因素。但渴望被人崇拜和追求完美主義，儘管有著精神官能症傾向的所有特徵，並影響到精神官能症患者與他人的關係，卻似乎主要涉及與自我的關係。同樣，與情感需求和權力追求相比，剝削他人的欲望似乎並非根本性的，也不那麼普遍，它似乎本該屬於一個更大的整體，而不應該單獨列為一種傾向。
事實證明我的疑慮是有道理的。在接下來的幾年中，我的研究興趣轉移到了精神官能症的內在衝突上。在《我們時代的病態人格》一書中，我已提出精神官能症產生於不同精神官能症傾向的相互抵觸。在《自我分析》一書中，我也提出精神官能症傾向不僅相互強化，而且還滋生衝突。但不管如何，衝突仍然屬於次要問題。佛洛伊德當年也越來越意識到內部衝突的重要性，但他把內部衝突看作是壓抑和被壓抑之間的一場鬥爭。我著手討論的衝突屬於另一種類型。它們發生在相互對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之間。儘管從本源上來講，這些衝突與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有關，但它們遲早會與對待自我的矛盾態度、矛盾的性格、矛盾的價值觀有關。
臨床觀察越多，我就越清晰地看出這些衝突的重要性。但我最為震驚的是，患者對自身顯而易見的矛盾茫然無知。當我向患者挑明這些矛盾時，他們開始迴避，似乎對其毫無興趣。這種經歷重複多次之後，我意識到，這種逃避表明患者對處理這些矛盾深感厭惡。對衝突的突發性認識會讓患者充滿恐慌，這終於讓我明白，我所研究的對象就像一個極度危險的易爆品，患者完全有理由迴避它們：他們懼怕這些衝突的威力會將他們炸得粉碎。因而我開始意識到，為了「消除」1這些衝突，或確切地說，為了否認這些衝突的存在，從而營造了一種虛假的和諧，多少精力和智慧被耗費在這種令人絕望的努力之上啊。
我按書中的順序依次討論四種主要的消除方式。
第一種方式是掩蓋衝突，並將其對立面抬升至優先地位。
第二種方式是迴避他人，它為病態疏離(detachment）的功能提供了新的闡釋角度。疏離是基本焦慮的一部分—即初始性的對待他人的矛盾態度之一；但它同時又是一種消除衝突的方式，透過在自身和他人之間保持一種情感距離，使得衝突不起作用。
第三種方式與前兩種大相徑庭。精神官能症患者不是迴避他人，而是自我逃避。他的整個真實自我對他而言都是虛假的。他構建出的理想化自我形象取代了他的真實自我。在這個理想自我中，原本相互衝突的部分被改頭換面，它們不再顯現為衝突，而是表現為豐富性格的不同面向。這一觀點有助於澄清許多精神官能症難題，它們至今尚未得到解釋，因而臨床上也無從處理。這一觀點也將原先無法歸類的兩種精神官能症傾向—渴望被人崇拜和完美主義—納入了相應的模式。對完美的追求表現為努力符合其理想化形象；對崇拜的渴望則可理解為患者需要從自身之外獲得一種確認，即他就是自己的理想化形象。這種理想化形象脫離現實越遠，對崇拜的渴望從邏輯上來講就越無止境。在所有消除衝突的方式中，理想化形象可能是最為重要的，因為它對整個人格構成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但它又轉而導致一種新的內在分裂，從而需要進一步的修補。
第四種方式，即外化，就是試圖修補這種分裂，儘管它在無意間也有助於消除其他衝突。透過所謂的外化，內在的心理過程被體驗為發生在其自身之外。如果說理想化形象意味著脫離真實自我，那麼外化代表著與真實自我更為徹底的分離。同樣，它也滋生新的衝突，或大大加劇最初的衝突—自我和外部世界之間的衝突。
我把上述四種方式看作精神官能症患者用以消除衝突的四種主要嘗試，其原因在於：一方面，儘管程度不一，它們都規律性地存在於所有精神官能症中；另一方面，它們都會導致人格的深刻變化。但它們絕非僅有的四種方式。其他相對次要的方式還包括：剛愎自用，其主要功能就是平息所有的內心疑慮；嚴格的自我控制，即以純粹的自制力將分裂的自我整合在一起；玩世不恭，以藐視一切價值的方式消除理想方面的衝突。但是，這些未被解決的衝突所帶來的後果，越來越清晰地呈現出來。
這些衝突產生了各式各樣的恐懼、精力的浪費，也不可避免地導致了道德操守的喪失，陷入衝突的患者因無法自拔而產生嚴重的絕望感。直到我理解了病態的絕望，我才開始思考「施虐傾向」究竟意味著什麼。我開始明白，施虐傾向是對真實自我感到絕望的人採用的一種嘗試，即借助代償性生活獲得補償。我們經常能在追求施虐快感的人身上觀察到一種全心投入的激情，它產生於施虐者對復仇快感的無止境需求。
因此，破壞性的剝削欲望，事實上並非獨立的精神官能症傾向，它屬於一個更廣泛的行為模式，而且是它永不消失的表現形式，但對這個行為模式，我們缺少更好的術語，所以只能稱之為施虐。如此，精神官能症理論向前發展了，它的動力中心是三種對待他人的態度—順從他人、攻擊他人、迴避他人—之間的基本衝突。精神官能症患者一方面擔心發生分裂，另一方面又必須產出一致的自我行動，於是不顧一切地嘗試各種消除衝突的方式。但這些方式只能讓他保持一種虛假的平衡，新的衝突不斷產生，他需要源源不絕地找到新的方法來遮蓋衝突。為了維護一致的自我而採用的每一步驟，都會讓精神官能症患者變得更有敵意、更無助、更疏離自身和他人，其結果就是，導致衝突的障礙變得更加尖銳，而解決衝突的方法卻越來越難獲得。最終，他可能變得絕望，並試圖在施虐行為中獲得補償，但這種做法反而加深了他的絕望，滋生新的衝突。
這就是精神官能症的演化樣貌及最終的性格結構，相當悲哀。既然如此，我為何又稱自己的思想是建構性的？首先，這一種思想要清除那種不切實際的樂觀主義，即認為我們可以透過一些可笑的簡便方法「治癒」精神官能症。但它也不會陷入同樣不切實際的悲觀主義。我稱它為建構的，首先是因為它第一次允許我們處理並解決病態的絕望。其次，我稱它為建構的原因在於，儘管認識到精神障礙的嚴重性，它仍然為調和乃至解決內心衝突提供了實際方案，從而讓我們得以為人格的真正整合而努力。
理性決策是無法解決精神官能症衝突的。精神官能症的方式不僅無效而且有害。但是，透過改變人格內部導致衝突的心理條件，這些衝突是可以被解決的。每一份成功完成的分析工作都可以改變這些條件，從而使一個人不再那麼無助、那麼恐懼、那麼充滿敵意，也不再與自身和他人疏離。佛洛伊德對精神官能症及其治療充滿悲觀，因為他對人性的善良和人的成長持根深蒂固的懷疑態度。他認為人命中註定是要遭受苦難或毀滅的，人的內在本能要麼被控制，要麼被「昇華」。這是佛洛伊德的假設。我的信仰則是，人既有能力也有願望發展自身的潛能，以便成為一個得體的人。如果人與他人，隨之與自身的關係受到干擾，而且這種干擾持續不斷，那麼他的這種潛能和願望就會被侵蝕。我相信，人是變化的，而且只要活著，這種變化就不會終止。我越深入理解這一點，我的信仰就越堅定。
